之一。宋朝脱胎于五代乱世，赵匡胤君臣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充分汲取了历史教训，在重建统治秩序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举措。其中针对因兵权失控引发的武夫跋扈、兵变频仍、地方割据以及兵燹不绝的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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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两宋时期尤其如此。我们这一套“知宋”丛书，旨在为有一定文史基础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两宋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学习的门径。

新意迭出的博戏／263注释／271插图来源／299参考文献／305伍前

계통」（從祖先代代傳承下來的系統），相當於日語的「先祖から代々伝わる系統」。至於「系圖、系譜」的概念，韓語中則由「系譜」、「譜系」等詞更清晰地表達：계보（系譜）[계ː-∕게ː-]「명사」「1」조상

史式《〈磷血丛钞〉考伪》，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又见祁龙威《〈磷血丛钞〉辨伪》，祁龙威著《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年，第146页。[36]

帅克：《〈靖康稗史〉之〈青宫译语〉〈呻吟语〉献疑——从书中所载宋徽宗渡河路线谈起》，《史志学刊》2022年02期，第24页。[9]

，特此致谢。原载《史学集刊》2024年第1期。苏序救荒考：北宋前期一个蜀中乡村富民的行善与处世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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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鑰：《嘉泰吳興志》卷一八《事物雜志》，第4845頁。關於湖州地區歷代方志內容和現狀，參見沈慧：《湖州方志提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4]

dynasties.PUBLISHED

坛》2023年第6期，全文注释从略。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中华文化论坛”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陈峰：当代中国兵学史研究之集大成陈峰：宋朝的治军特点及其效应陈峰：《南山杂谭》出版（附自序）陈峰论“宋代的酒场与政治”

以下文章转自考古研史，特此致谢。家猫是地球上发展最成功的兽类之一，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考古遗址中出土猫的研究不仅可以梳理猫的发展演变，也可以加深对人与猫的关系及古代人类生活方式的认识。本文主要着眼于唐宋时期(包括辽金)墓葬中出土的猫骨、猫瓷塑及砖雕与壁画中的猫形象，结合文献资料，分析猫在唐宋时期的功能作用与文化内涵，并进一步探讨唐宋时期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生活。一、唐宋墓葬中的猫唐宋时期，猫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猫在墓葬中主要以三种方式出现。(一)殉葬宠物河南濮阳建业世和府唐墓M3、M6、M7

以下文章转自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特此致谢。作者信息：胡坤，西北大學宋遼金史研究院暨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注：本文刊於《宋代文化研究》第三十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學宋文化研究中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摘

以下文章转自三才法史，特此致谢。摘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陈峰：当代中国兵学史研究之集大成陈峰：宋朝的治军特点及其效应陈峰：《南山杂谭》出版（附自序）陈峰论“宋代的酒场与政治”

以下文章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特此致谢。宋交熙宁战争前夕邕州溪峒首领的态度与立场黄粲茗北宋与交趾间爆发的熙宁战争是宋神宗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神宗即位之后曾对广西的治边策略作出调整，宋英宗时期广西边臣所建立的管阅左、右江峒丁条例遭到修改，引起了诸多溪峒首领的不满，未能发挥“巩固边防”的作用。邕州主官因政见与广西帅臣不合而被排斥出边事决策之外，致使宋廷对交趾情报的搜集陷入停滞，进而影响到决策的合理性，导致钦、廉、邕三州的沦陷。作者黄粲茗，1995年生，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地址：南宁市大学东路188号，邮编530006。学界对宋交熙宁战争已有不少研究。黄纯艳等透过这一历史事件对宋神宗统一交趾计划的缘起以及宋朝、交趾、占城三方之间的关系变化进行了讨论。陈朝阳以安南行营为切入点，尝试对此次战争的性质、战略目的、成败做出新的解释。郑维宽指出溪峒首领在这起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还停留于对战争过程的分析层面，而关于战争之前溪峒首领的态度变化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从邕州溪峒首领的角度出发，以检视该时期宋朝经略广西之得失。不当之处，还望指正。一、仁宗、英宗时期广西边臣与邕州溪峒首领的关系在广西诸位州级长官之中，邕州知州的地位仅次于桂州知州。宋人有诗曰：“邕为五管雄，地控西南域。专阃难其人，弄印无以易。”邕州西面可直达大理及西南边地部落，南面接壤交趾，处在关键的地理位置。联系左、右两江地区的溪峒首领，监控其动向，维持其对朝廷的效忠是邕州知州的一项重要职责。在侬智高事变之后，宋廷加强了对溪峒首领的控制。由于溪峒首领是维护边疆安全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其下峒丁构成地方武装力量，但不受朝廷的直接号令。“羁縻州之民，谓之峒丁，强武可用。溪峒之酋，以为兵卫，谓之田子甲。官欲用其一民，不可得也。”因此，广西边臣如何联系溪峒首领，使其发挥巩固边防之效，便成为要务。萧注于宋仁宗时期担任邕州知州长达8年，对溪峒事务及交趾动向颇为了解。自宋仁宗嘉祐年间至宋英宗治平年间，交趾与宋廷的关系愈加紧张，边境纠纷不断。对于交趾，萧注有着清醒的认识：“交阯〔趾〕虽奉朝贡，实包祸心，常以蚕食王土为事。往天圣中，郑天益为转运使，尝责其擅赋云河洞〔峒〕。今云河乃落蛮数百里，盖年侵岁吞，驯致于是。臣已尽得其要领，周知其要害。今不取，异日必为中国忧。愿驰至京师，面陈方略。”然而萧注还未来得及入觐报告，边境已受到交趾侵扰，广西提点刑狱公事李师中遂对萧注发起弹劾。此次弹劾造成萧注“竟坐此责为泰州团练副使安置”。但交趾的侵扰仍有增无减。至宋英宗即位，才引起广泛关注。刚亲政后的英宗对交趾问题并不了解，在收到广西边臣的情报后，甚至于朝堂上询问辅臣：“交趾于何年割据？”所以在治平元年（1064），广西帅臣陆诜为应对交趾的侵扰，决定亲赴边境，联络溪峒首领：“邕去桂十八驿，异时经略使未尝行饬武备，臣愿得一往，使群蛮知省大将号令，因以声震南交。”《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是冬，陆诜始按边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峒将领诣麾下，阅土丁得精兵五万，补置将校，请更铸印给之，奏免两江积欠税物数万……其后诜又奏请每岁一教土丁，从之，仍自今三岁一造籍以闻。”陆诜点阅峒丁、补将校、重新铸印、免去左右两江的积欠赋税等一系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溪峒首领的控制与联系。所以，一些边境土官在构建其祖源记忆时没有选择“狄青奏授”这种模式化的传统作为其世袭罔替的法理宣称，而是采用了“陆诜奏授”这一说法，显得较为独特。如“太平土州。其始祖李茂，山东益都人，宋仁宗时为邕州牙将，守两江地，屡立边功。英宗治平间，桂州守陆诜至邕，召两江峒首，简阅壮丁，为饬边计，值太平、安平二州峒首废阙，诜遂举茂补治二州，请印给之”。笔者认为，陆诜亲历邕州虽然不能与狄青征讨相提并论，但也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要之，陆诜的措置有效地缓解了交趾对边境的威胁，遂得到英宗的赞赏，在其受重用返京后，英宗还特意告诫继任广西帅臣的张田不得擅自更改陆诜的做法：“召（陆诜——引者注，下同）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命张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诜法。”对于此次溪峒首领向宋廷的效忠，交趾方面显得尤为惊恐：“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贡，辞礼加恭。”这也从侧面说明，其实令交趾感到担忧的是溪峒首领与宋廷的密切联系，亦可看出陆诜的管阅峒丁之法是有效的。张田谨奉英宗之命，坚决执行陆诜所制定的条例。在张田任上，交趾阵营的边境首领不敢肆意妄为。“土豪刘纪、卢豹素为边患，讫（张）田去，不敢肆。”刘纪和卢豹是活跃在宋交边境的首领，宋代官方史书称其为交趾伪观察使，在宋交熙宁战争中作为交趾军队的前锋入侵广西，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见，陆诜、张田在担任广西帅臣期间，完善了征召峒丁的条例，积极与溪峒首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交趾寇边的企图。二、熙宁中期邕州溪峒的治理动向英宗死后，继位者宋神宗欲图恢复“汉唐旧疆”，交趾亦属收复失地计划中的一部分。受神宗的征召，曾经与邕州溪峒关系密切的萧注得以出任广西帅臣，昔日的溪峒首领纷纷前来拜谒，“（萧注）既至桂，种酋皆来谒。注延访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欢心，故李乾德动息必知之”。溪峒首领将交趾的动态源源不断地透露给萧注。时有消息称交趾兵力不足万人，神宗向萧注询问真伪，萧注断言此为谣言，不可轻信。而此时萧注由昔日的主战转向主和，是基于对事实的判断：臣昔者意尝在此。方是时，溪洞之兵一可当十，器甲犀利，其亲信之人，皆可指手役使。今兵甲无当时之备，腹心之人死亡大半，而交人生聚教训之又十五年矣。谓其众不满万，恐传者之妄也。可见溪峒“兵甲无当时之备，腹心之人死亡大半”是萧注反对用兵的主要原因。但萧注的回答没有使神宗改变想法，恰逢沈起言“南交小丑，无不可取之理”《宋史》卷334《沈起传》。以迎合上意，宋廷遂任命其为广西帅臣，以谋求收复交趾。沈起就任之后，开始对邕州溪峒实施保甲法，“新知桂州沈起乞以邕州五十一溪峒峒丁排成保甲，遣官教阅，从之”。《宋史》记载：“邕州五十一郡峒丁,凡四万五千二百。请行保甲,给戎械,教阵队。艺出众者,依府界推恩补授。”从这些记载来看，在广西实行的保甲法和内地一致。而这一举措被普遍认为是对溪峒首领加强控制，将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交趾。但是解读史料不应仅从字面上进行理解，更应从实际效果来考察这个政策是否达到了目的。陆诜对溪峒实施的一系列拉拢之法加强了与溪峒首领的联系，英宗下令不可更改，但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施行新法，而广南西路正是保甲法施行的试点区域之一。保甲法“在实际执行中，北方宋辽、宋夏边境处的西北三路，南方与交趾相邻的广南地区，以及驻扎禁军最多的开封府界成为改革重点地区”。保甲法的核心内容是训练民兵增加军事实力，以节省驻防军队的开支。但是如果落实到边疆地区，未必合适，尤其是在广大的羁縻州，王朝的势力未能深入，直接实施保甲管理，会给溪峒地区带来不小的动荡。果然，沈起奉行的一系列政策使广西境内社会矛盾逐渐尖锐。此时与西夏战事再起，宋朝无力南顾，暂缓对交趾的用兵计划，并且罢免沈起。“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于南方干赏妄作，引惹蛮事，若不早为平治，则必滋长为中国巨患，实不可忽。宜速议罢起，治其擅招纳之罪，以安中外。”虔州知州刘彝因赴任路程较为便捷，同时又受到王安石与陈升之的推荐，故前往广西任职。刘彝在上任之后，发现保甲法在广西的实行中存在一个问题，即保甲法是按照户等进行教阅，但是广西地处边疆，特别是在羁縻州县地区，其户等远达不到保甲法的征召标准：知桂州刘彝言：“旧制，宜、融、桂、邕、钦五郡土丁，成丁以上者皆籍之。既接蛮徼，自惧寇掠，守御应援，不待驱策。而近制主户自第四等以上，三丁取一，以为土丁。而傍塞多非四等以上者，若三丁籍一，则减旧丁十之七，余三分以为保丁，保丁多处内地，又俟其益习武事，则当多蠲土丁之籍。恐边备有阙，请如旧制便。”奏可。刘彝说的“旧制”与“近制”相对，所指并非陆诜所行之法，而是“旧制”中所征用的土丁人数。所以，冈田宏二在解释这段文字时也是审慎地表示刘彝此举是要从成丁以上者中选土丁。这仅涉及了人数，而不涉及其机制，表明刘彝并非从保甲法改回原先的管阅峒丁之法。刘彝的观点是将旧制管阅的人数与保甲法进行结合。如果说沈起在邕州溪峒区域实施的保甲法只是覆盖了第四等以上的主户，刘彝则是将五郡（宜州、融州、桂州、邕州、钦州）溪峒之民（成丁以上）都覆盖于保甲法之下。而旧制管阅峒丁的方式是每年点阅一次，每三年造册登记，这与保甲法的上番教阅机制不同。保甲法的上番教阅是由流官直接负责，与往时通过溪峒首领这一媒介的方式又有差异。沈起、刘彝在事后被追责，罪名是“始遣官入溪峒，点集土丁为保伍”。可见，刘彝此番所恢复的“旧制”仍属保甲法的范畴，宋廷不会凭空造出这一罪名强行安插给他。而这里所称沈、刘二人“始”遣官入溪峒，表明二人此举与先前陆诜进入邕州溪峒的行动有区别。况且，邕州知州苏缄还曾请求刘彝停止立保甲、绝互市、舟师演习等三项措置：“是交趾益贰，大集兵丁谋入寇，知邕州苏缄伺知其实，以书抵彝，请罢所行三事如故，无使交人兴师有名。彝不听，反移文劾缄沮议。”这段引文的末尾还有编纂者李焘的“考异”：“墨本苏缄传以移文劾缄事皆属之沈起。朱本改之，今从朱本，盖墨本误也。”这里说的“墨本”“朱本”是指《宋神宗实录》（今已佚），墨本是元祐年间所编成，编纂者多为旧党，所用材料对王安石变法颇有攻讦；朱本则是绍圣时期由蔡卞、曾布等新党编成，因直接在墨本以朱笔修改，故称朱本。朱本对神宗时期的史实进行了修正，但又不可避免地美化了王安石变法。李焘认为朱本较墨本更合理，这与其以往多采墨本的经验相比，又显得比较反常。笔者猜测，这可能是苏缄因邕州城破后遇难，旧党在编纂墨本时将刘彝对苏缄发起的移文弹劾改为沈起发起的，在时间序列上更为提前，如此可将苏氏所罢“三事”转变为一种“先见之明”，进而暗示王安石应对广西沿边诸州的陷落负有间接责任。但如上文所言，沈起虽贯彻了保甲法，但是因户等问题未能推广，而刘彝修改为成丁皆籍之，才真正让这一制度深入溪峒地区。故应如朱本所载，与苏缄起争执的应该是刘彝，而非沈起。其次，刘彝积极改进保甲法可能还与政治投机存在关系。宋廷担心刘彝成为第二个沈起，因此提出让邕州人石鉴出任广西钤辖，深入溪峒地区进行教阅保甲，并对刘彝形成牵制。而刘彝担心石鉴分享其在广西的权力，遂上言阻挠石鉴出任广西钤辖，“上初欲委（石）鉴团结教阅诸洞保甲，以为朝廷差出，刘彝必忌之，就令彝委鉴，既而彝固不欲鉴来，乃言：‘鉴，邕人，今钤辖本路非便，大抵溪洞〔峒〕人喜生事，以动朝廷取赏’”。被他这样一说，宋神宗又重新考虑，改将石鉴调任他处。可见，如何把保甲法深入推广至溪峒地区，仍然是宋廷经略广西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在熙宁六年（1073），沈起、刘彝二人还未就任广西帅臣之前，保甲法就已经开始在广西的流属政区实施，“已牒广南两路委诸县令、佐排定保甲，其旧置枪手、土丁名役乞解放，止立保甲一法”。沈、刘二人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延伸，逐步将范围扩展到羁縻州地区。虽然邕州知州苏缄已声称保甲法在溪峒地区的推行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可惜未能引起重视。王曾瑜指出：“保甲的上番和教阅，既然是以尖锐的阶级矛盾为基础，并使这种矛盾更加激化，这就决定了保甲不可能具备坚强的战斗能力。”雷家圣进一步指出，保甲法不仅在军事上缺乏实际作用，同时对民生造成了甚为负面的影响。况且，广西西部的广大地区由溪峒首领进行管理，朝廷的统治较为薄弱，其管下峒丁是溪峒首领的私人武装，往时流官并不与峒丁直接接触。当流官进入溪峒进行教阅，从溪峒首领的角度来看，宋廷似乎意图借保甲法之名来接管其私人武装，这不免使其产生疑心，“团结峒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峒骚然”。罢驻禁军亦属于保甲法的组成部分，保甲法的核心之一即是如何节省募兵制所带来的巨额军费。王安石曾这样说：“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与邕州不同的是，桂州并无瘴气，士兵于此地驻防与中州其实无异，且可从荆湖地区运输军粮，亦无后勤补给上的困难，不存在无故撤防的理由。除非刘彝还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进行补充，那替代禁兵的便只能是保甲法教阅下的峒丁、保丁。黄纯艳指出：“神宗和王安石认为编练峒丁是解决广西军事问题的理想办法。”此说甚是。但事与愿违的是，保甲法并未增强峒丁的战斗力，反而是一种削弱，故导致刘彝“所招之人未堪使”。这似乎不仅限于南部边境，在北部边境上，保甲法的实行反而使得往昔训练较为精锐的民兵战斗力下降，并加剧契丹的疑心：“河朔义勇、民兵，置之岁久，耳目已熟，将校甚整，教习亦精，而忽然团保甲，一道纷然。义勇旧人，十去其七，或拨入保甲，或放而归农，得增数之虚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无论是先前陆诜的管阅峒丁，还是沈、刘二人的教阅保甲法，本质上都是组织民兵协助防御，而民兵与正兵（禁军）所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即征兵制与募兵制。保甲法的最终目的是以民兵代替正兵，从而节省军费开支。但民兵的过度征召会带来疲民、病民的负面效果，进而影响原有的社会生产秩序。这表明民兵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手段，并不能代替正兵的职能。所以南宋时的帅臣李曾伯在谈到征召峒丁一事这样说：“前帅蔡范侍郎（指广西帅臣蔡范）尝申陈民兵利害，亦虑边民邻境，易致疑愕，论述甚详。今官司团结其间，散在猺峒，号召之既难，使之自备器粮资费之岂易？必尽得其首领之心，然后可赖其丁壮之力。此姑用之以壮声势，则亦未可全恃之为吾用也。”此外，熙宁时期的广西虽然号称有二十指挥禁军的驻扎，但其编制人数似乎未能达到额定标准。自熙宁三年（1070）起，常驻岭南三管的精锐骑兵“有马雄略军”在出缺时已不再补额，其余广西禁军的状况便可想而知了。可见刘彝裁减禁军可能是沿袭了先前的措置，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熙宁中期以后的广西地方政治结构亦有变化。苏缄对广西帅臣的数次警告皆未受到重视，而这些闭目塞听的行为阻断了对边境事务的了解。按照程序，邕州知州才是负责邕州溪峒事务的长官，对沿边溪峒实行任何措置应先与邕州知州共议。“诸蛮有疆场之事，必由邕以达，而经略安抚使之咨询边事，亦惟邕是赖。”但是，此时的邕州知州在边事上似乎已成虚职，作为接壤交趾的军事重镇，其主官竟无法参与边务的决策，“责令（苏缄）不得辄言边事”，“不许与苏缄相见商量边事”。又因广西帅臣常驻于桂州，存在地理上的限制，涉及联络溪峒首领的事务往往又需要通过邕州方面。然邕州知州又被排斥在决策之外，这其实也阻碍了溪峒首领向宋廷效忠的途径。除邕州方面，作为地方高层行政组织之一的转运司对边事亦不能预闻，直至熙宁战争爆发之后，广西转运使才重获议边之权：“诏广南西路转运司听复与闻边事。先是，知桂州沈起奏罢之，以交贼入寇，令复旧制。”漕司参与边事决策，原本应是北宋地方高层行政组织“分离制”下的一项优势，对事态发展研判中可吸收不同意见，有助于提升重大决策的准确性。但在熙宁六年（1073）至熙宁九年（1076）间，担任广西帅臣的沈起、刘彝如同专阃，导致宋廷在战争前夕，对边境态势的消息渠道单一，有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的。如熙宁八年（1075），刘纪与归化州首领侬智会因买马通道被阻隔而交战，刘彝持不干涉态度：“智会亦不可保，使其两相对，互有胜负，皆朝廷之利。”神宗表示反对，认为应该对侬智会大加赏赐，对他履行藩篱的义务表示支持，此时王安石说的一番话又可窥见当时宋廷对刘纪的认知：“诚如圣谕，纵智会向化未纯，尤宜因此结纳，以坚其内附。且乾德幼弱，若刘纪既破智会，乘胜并交趾，必为中国之患。”这是一个典型的情报失实案例，王安石担忧刘纪在势力强大后还会兼并交趾，他并未认识到刘纪实则为交趾服役久矣，反而是后来刘纪率先举兵入侵广西。在交趾入寇前夕，苏缄已发出警告，“伺知其实，以书抵彝”，但是并未引起广西帅司的重视，最后“交人果大举”。三、熙宁战争前夕邕州溪峒首领的立场交趾在独立之后，仍然与广西一些溪峒首领保持一定的联系，甚至还有姻亲关系。张方平在《请监防交阯〔趾〕人事》称：近闻交阯遣人入贡，见已在道。顷来朝廷以其外藩小国，诸事忽易之，缘路至京，并无防闲，恣其出处与州县交通。交阯近岁并占城邑，其势稍张，又与广南邕、仪〔宜〕诸溪洞〔峒〕蛮婚姻连结。交趾在其边境地区实行的也是羁縻政策。一些服役于交趾的首领管控区域恰好是宋交两国边境的模糊地带，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是广源州刘纪。在侬智高事变之后，广源州的归属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而刘纪正是侬智高之后一位新兴的广源州首领，其收纳了侬智高的余部，长期游弋在宋交边境，并且频繁入寇广西。“及智高败走，卢豹等收其余众，归刘纪，下广河。至熙宁二年（1069），豹等归顺。未几，复叛从纪。”刘纪此人来路不明，史书对其身世记载语焉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刘纪与邕州溪峒势力存在某种密切联系，在熙宁战争初期凭借这个优势得以顺利入侵。“纪辈旧与省地溪峒缔交，倚为乡导，乃敢入寇。”刘纪虽服役交趾，但是并不意味着其对交趾李氏政权百依百顺，李氏政权对其管控松散。随着熙宁战争局势的明朗，宋廷对交趾政权内部情况逐渐洞晓：“交贼怵于李尚吉、李继元之谋，故叛。乾德及其母，今皆怨此两人，而以国听阮洙，洙每有怀服之意，刘纪据广源州，申景福据甲峒，皆拥强兵顾望。”在此不但勾勒出交趾李氏政权的政治局势，还着重强调刘纪、申景福这两位边境首领的势力十分强大，而且与宋朝战火皆由此二人而起。申景福，也被称作甲景福，其部又被称作甲峒蛮。根据《梦溪笔谈》记载，甲氏酋长最为广西边患，并与李氏政权酋长存在世代姻亲关系：甲峒者，交趾大聚落，主者甲承贵，娶李公蕴之女，改姓甲氏。承贵之子绍泰，又娶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为婚姻，最为边患。自天圣五年，承贵破太平寨，杀寨主李绪。嘉祐元年，绍泰又杀永平寨主李德用，屡侵边境。可见，李氏政权通过姻亲关系刻意加强其与边境首领的联系。相对于宋朝而言，这无疑占据着优势，而交趾的边境首领又与广西的溪峒首领存在姻亲，前者甚至与交趾的统治者存在联姻，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这一点不容忽视。单纯地讨论交趾与宋廷的军事实力，或不够全面。这场战争中主要战场是在双方统治薄弱的羁縻地区，无论是宋廷还是交趾的正规军，在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作战时，得到当地势力的支持至关重要。至于邕州溪峒首领在熙宁战争初期的立场，可通过当时的诏令内容，梳理先前的大概情形：“如左江州峒先已顺贼，即多召唤，不从，即相度讨荡。若贼界州峒，可密结约及乘虚攻讨，亦从便施行。仍速选兵募强壮，总及五六千人，令两江团结兵力相济。”从诏令得知“左江州峒先已顺贼”，这意味着在交趾入侵期间部分溪峒首领已被策反，故宋廷派出曾经担任邕州知州的陶弼前往招抚。此外，宋廷还派遣归顺的溪峒首领协助征召峒丁：“已差桂州都监侬宗旦等同点集右江丁壮，讨捕刘纪，又差左第二副将曲珍都大提辖团结训练。诏：‘侬宗旦虽乞自效，颇见忠勇，然有诸子见归刘纪，恐或怀去就，可更选有谋略使臣一员与宗旦等同将领，仍令曲珍提辖。’”侬宗旦，是邕州火峒蛮首领，早在嘉祐二年（1057）已被宋廷招抚，与其子侬日新受封宋朝官职。从引文可见，侬宗旦本人是效忠宋廷的，但是“有诸子见归刘纪”，即便是同族也存在效忠于不同阵营的复杂情况。故宋廷在派遣侬宗旦前往招抚峒丁之时，仍然对其抱有怀疑，担心其一去不返，曲珍在明面上说是负责训练峒丁，其实更多是监视侬宗旦。从神宗与王安石的对话又能窥见当时邕州溪峒社会存在的困境：安石曰：“温杲事初便要去团结两江，深入攻交趾。”上曰：“何不去？”安石曰：“后来邕州破，去未得。杲初去时，自云若邕州已破，即去未得。”上曰：“杲何故云团结不得？”安石曰：“杲云人方耕作，又无食，所以难团结。后来朝廷令厚给强壮，又赈赡老弱，如此而温杲尚有言以为不可，乃有罪。初不如此，而言难团结，杲又何罪？”温杲，时任广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在引文之中，温杲给出难以“团结”溪峒的两个理由：农忙时节、粮食短缺。温杲与溪峒“十亲九眷”，对溪峒内部情况很清楚。在宋廷“令厚给强壮，又赈赡老弱”之后，情况才逐渐好转，但这已经是发生在邕州城破之后的善后措置。可以反推出在战争前夕，这个情况仍然未引起宋廷的重视。神宗在赵卨即将出征之时，又这样对他说：用峒丁之法，先须得实利，然后可以使人，不可以甘言虚辞责其暛命……苟无实利，则欲责其暛命也难矣。今卿可选募精劲土人一二千，择枭将领之，以胁峒丁，谕以大兵将至，从我者赏，不从者杀。若果不从，即诛三两族。兵威既立，先胁右江，然后胁左江。此等既归顺，则攻刘纪巢穴不难也。这里可以理解成神宗对过去沈、刘二人管阅峒丁的方法进行了检讨，认为如果没有“实利”的话，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弹压或者是给予口头上的承诺去指挥峒丁很困难，并且引文之中又称“先胁右江，然后胁左江”，可以看出当时两江的溪峒首领及其管下峒丁的态度尚有暧昧之处，故而先使其“既归顺”才能攻“刘纪巢穴”。此外，又有溪峒首领在战争爆发之后仍然瞻前顾后：“访闻邕、钦二州溪峒及外界山獠，以所居之地宝产至厚，素所擅有，深虑一旦交贼荡灭，朝廷列其土为郡县，美利悉归公上。以势异患同之故，及交相党与，或阴持两端，或未决效顺。”可见，一些溪峒首领为了避免朝廷征讨之时将其统治区域列为郡县直辖，出于保留自身利益，从而导致“势异患同”与“阴持两端”，此时大军即将出征，部分溪峒首领才前来归顺。“贼将黄金满、岑庆宾皆来潜输诚款。”这些溪峒首领在战争初期扮演了“贼将”这一角色。当然，这只是少部分溪峒首领的选择。反之，也有一些忠于宋廷的溪峒首领，例如“邕州下雷峒侬盛德常领丁壮固守隘路，交贼遣人招诱，不肯附贼”。但是从全局来看，大部分还是持中立的观望态度：“熙宁中，交贼长驱围邕州城凡四十余日，而两江州峒之酋偃然坐视，无一人出力率众以为之援助者。”邕州溪峒首领由宋英宗时期的效忠转变为大部分持中立的态度，恐怕还是与熙宁中期以来广西的治边策略存在关系。主要是两个原因：其一，沈起、刘彝等人遣官进入溪峒教阅保甲以及强置营寨的行为引起了诸多溪峒首领的不安。其实，不仅是交趾的入寇，同时期的宜州溪峒首领早已叛服无常，只是因为交趾入寇这件事的影响过于恶劣，而宋廷又无力在广西同时维持两场战事，故宜州溪峒的“叛乱”被暂时搁置。从宋神宗给中书省的手诏可窥见当时的严重情形：“今交贼犯顺，宜獠内侵，使一道生灵横遭屠戮。”其二，因地区主官邕州知州受到广西当局决策层的排挤，原本溪峒首领—邕州知州—广西帅臣这一信息渠道被冻结，邕州地方实情恐难及时得到反映，给宋廷的决策带来了盲区，许多重要的情报不能预闻，导致了边境防务处于整体松懈的状态。钦、廉二州则是在不设防的情况下直接失守。邕州因与交趾仍存在战略缓冲，且苏缄早已侦知交趾要北侵，故还能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进行防御，尽管最终沦陷，但是给其他州郡提供了反应的时间，防止交趾军队进一步将战火蔓延至整个广西。所以，宋神宗在召见苏缄的长子苏子元时这样说：“邕州若非卿父守御，如钦、廉二州贼至而城破，乘胜奔突，则宾、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张巡、许远以睢阳蔽捍江淮，较之卿父，未为远过也。”结语宋英宗时期，在陆诜、张田诸人的努力下，交趾北侵的企图得到了遏制。而宋神宗志在恢复“汉唐旧疆”，故持激进的攻取之心——“熙宁中，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但又操之过急。这段时期对广西的经略更近乎于一种探索，所用边臣又不堪大任，促使一系列军事灾难的发生。当然，边疆地区对于官员的治理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在内地任官政绩突出者，未必就能够在边疆地区继续保持高水平的治理。宋人魏泰举出两个典型案例：“仲简知处州，治为东南第一，朝廷累擢为天章阁待制，知广州。会侬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数郡，遂围广州，而简应敌之备，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门县，有治绩，朝廷擢为御史，后拜待制、知桂州。会宜州蛮猺侵王口寨，起备御甚乖；又欲将兵征交趾，愈益束缪，以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仲、沈二人在内地郡县的政绩表现突出，但是在调任边疆之后却葬送了自己的仕途。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才能其实没有改变，变的只是环境。当然，在边吏的选择上亦是受庙谟的影响，沈起、刘彝等人在广西得以乾纲独断，其余边臣皆不能对其置喙，宋神宗也难逃脱干系。韩琦在《论外忧始于内患奏》言：“四夷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这场战争。交趾以藩属国的弱势地位对宋朝发起挑战，如果没有足够的准备以及情报，必不会贸然大举进攻，这与往时在边境上侵扰的性质完全不同，已经到了“空国入寇”的处境，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也是一个权衡利弊后的选择。又鉴于广西帅臣的措置失当，失去大部分溪峒首领的拥护，给交趾的袭击提供了机会，以至于交趾能够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但就军事组织层面进行反思，若是陆诜所制定的管阅峒丁条例能够一直贯彻下来，这场战争是否能够避免？尽管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宋史》对陆诜的评价似乎又回答了这个疑问：“诜能镇抚西夏，又能靖交趾之难，诚有御边之才。”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敬请关注本刊

已有衆多研究者利用《中書備對》的數據展開研究，内容涉及户口、二税、商税、專賣、鑄錢等多個方面。參見（宋）畢仲衍撰，馬玉臣輯校《〈中書備對〉輯佚校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頁。[8]

周卫荣交子的光荣有三，一是吾土吾民至为珍贵的金融首创精神，二是货币信用体系的法理性和技术性完善，三是致力于经济演进和民生改善的思想。金融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思想史与宋史专家

以下文章转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特此致谢。《辽西夏金政治思想史》（全三卷）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丛书史卫民

以下文章转自史学月刊，特此致谢。作者简介张明，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副教授。陈峰，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摘要：宋神宗即位后，意在制服西夏，辗转求索于横山、河湟二策间。熙宁三年末，神宗采纳种谔之谋，开展横山进筑活动。次年二月，正当宋夏军事拉锯的艰难时刻，前线庆州爆发兵变。神宗君臣在果断镇压反叛的同时，开始重新审视现行对夏策略。促成这一反思的缘由，正是其戒惕动乱，坚决维护内部秩序稳定的需要使然。兵变不仅引发陕西军政系统核心层的大调整，还直接导致中央中枢机构人员的变动——韩绛罢相，更成为神宗搁置横山策略的决定性因素。之后，宋朝表面上停止了西北用兵，与夏通和，实则充实边备，于异论纷纷中全面启用王韶收复河湟的策略。制夏策略在熙宁四年的重大转向，使得河湟地区成为此后熙宁时期宋廷推进的唯一对夏战略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庆州兵变的影响可谓深远。关键词：宋神宗;庆州兵变;宋夏战争;横山;河湟;在宋夏战争中，庆州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曾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夏竦就指出：“今之关塞，延安险阻，秦州地远，易为控扼。所最忧者泾原，次则环庆。泾原莫急于镇戎，环庆莫急于庆州。”爆发于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的庆州兵变，规模虽有限，却深刻影响了当时从地方到中央的军政格局，乃至对夏策略。以往学者对这次兵变问题已有关注，但受主旨所限，仅论及部分原因和后果,而对神宗朝拓边西北政策的讨论，多聚焦于熙河之役的相关议题,较少留意前期求索路径的辗转过程，故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本文拟从考察庆州兵变起因和善后入手，探究其与时局的内在联系，以期厘清是年宋朝对夏策略演变的轨迹。一韩绛赴陕与庆州兵变熙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庆州二千广锐军士在都虞候吴逵的带领下发生变乱，“焚北城，大噪纵掠，斩关而出”。揆诸史书记载，此次兵变的起因与韩绛在陕措置失当有着直接的关系。治平四年(1067年)十月，知青涧城种谔攻取绥州，拉开了神宗朝宋夏战事的序幕。为了夺回绥州，西夏于熙宁三年(1070年)八月以三十万大军进攻庆州，“陕右大震”。宋廷朝堂之上，参知政事韩绛、王安石均请求出使陕西应对边事，九月神宗选定韩绛为陕西路宣抚使。韩绛到达陕西后，“用种谔谋，欲取横山”。位于今陕西北部的横山，“乃山之极高处”,是宋夏之间的天然界线，其北“尽为西夏所有”。宋人认为得到横山“可据高以临彼”,断西夏右臂。种谔的策略就是进筑啰兀等城寨，从而打通绥州和麟府地区的通道，以经略横山防线。神宗肯定了这一战略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十一月复命韩绛为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允许其“不须亲至河东，止移文往来”;十二月拜在外的韩绛为首相，居内的王安石为次相，希冀二人“内外相成”。在陕期间，韩绛被赋予指挥陕西、河东前线对夏战事的全权，“凡兵事惟绛指挥，经略司节制不得行于所部”。熙宁三年十二月，权鄜延钤辖种谔率两万宋军进发，次年正月便兵取抚宁堡、啰兀城。随后韩绛又命种谔进筑永乐川、赏逋岭，命河东路修筑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四寨，以实现“通接道路”的目标。然而，诸城寨的进筑很快引发异议，史称“调发仓猝，关陕骚然”。神宗先是派出御史范育前往河东调查，二月范育上奏反映情况，称“宣抚司妄举重兵，军须暴并”,修寨“纵或成之，于边防有小利，于国计有大害”。与此同时，权发遣庆州赵卨、太原走马承受李宪也多次上言，称抚宁城、啰兀城“不可守”。神宗只得又派户部副使张景宪、枢密都承旨李评实地考察。正当宋廷踌躇二城守弃之际，西夏开始发动反击。张、李“行未半道”,抚宁已失陷,韩绛命令诸路出兵牵制急攻啰兀城的夏军。王称《东都事略》指出，“庆州兵再出，遂作乱”;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也称，庆州兵“亟出，人不堪命”而为乱。由此观之，韩绛进筑抚宁、啰兀等地，造成西北前沿宋夏军事冲突升级，是引发庆州兵变的外因。庆州兵变的内因，则在于韩绛厚待番部和重用番将王文谅。依照宋朝规定：大将每次出征，“置随军赏给库，或付空名宣符，有立功者听大将便宜爵赏，不待中覆”。韩绛宣抚两路，即持有宋廷颁授的空名告身、宣敕及锦袍、银带，可以“除补所部官”,“抚纳降附”。北宋西北沿边分布着大量的番部，其态度向背会对宋夏战局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优抚番部成为北宋御夏的惯常做法。韩绛在开展进筑的行动中也尽力招纳番部，“厚赏犒之”,但是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前线驻军的不满，致使“军士皆怨恨”。王称就记述了这样一则极端事例：“(韩绛)又夺骑兵马，曰：‘此辈不能战!’以与蕃部，有抱马首号泣者。”而神宗、王安石听说的韩绛区别对待官军与番户的事例还不止这些，如“一降羌除供奉官，即差禁军十人当直，与之控马。军人以此尤不平”;“募兵与属户同出战，其劳费等。至遇贼取功赏，则惟属户专之，募兵皆不预，至令贫窘无以自活”。庆州兵变数月后，在神宗与中书、枢密院(合称二府)商议如何应对番部内属问题时，枢密使文彦博就曾引韩绛事为鉴：“如韩绛厚蕃兵，便致汉兵作过。”自西夏归附的番将王文谅，深受韩绛信任。熙宁四年初，王文谅统兵出界期间，“凡官军斩级，多夺与蕃兵，至掘冢戮尸为级”,并在夺取吴逵所获战功后，诬告其临阵违犯军法。韩绛听信王文谅之言，先是将吴逵羁押在庆州狱长达四十余日，后来又打算动用便宜之权斩杀吴逵。此举使得业已紧张的兵将关系彻底激化，“部卒喧呼，欲剚刃于绛”。知庆州王广渊及时阻止了韩绛，才暂时缓和了事态。然而数日后，趁夏军进攻啰兀城之际，庆州广锐军士还是“拥逵为乱”。据此可知，吴逵反叛确如李焘所论，“由文谅激之也”。由上可见，韩绛宣抚陕西期间，采用种谔的谋取横山计划，进筑啰兀等城寨，由此加剧的宋夏陕北战场形势，成为仓促被调发的庆州军人兵变的外在诱因；而韩绛未能妥善处理番汉军士关系及用人不当，使庆州军队内部交织的矛盾激化，是庆州爆发兵变的内因。不可否认，诸多史籍将导致兵变的责任全部归之于韩绛，或存在一定程度的历史书写问题。首先，韩绛与王安石政治关系密切，时人视其为王安石的“死党”。随着变法引发反对派的激烈批评，王安石的形象受到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南宋以后逐渐呈现污名化倾向。主流史家对与其有关的人事载录，怀揣着或多或少的否定态度，包括《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撰者李焘亦难免受其影响。韩绛因之遭到指摘，当有此可能。其次，韩绛是神宗决策的执行者，宋人加大其罪责，无疑可以起到回护皇帝的作用。即便如此，韩绛作为神宗派往陕西的最高军政长官，举措失当引起兵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直接影响到他个人的政治命运及其主持的横山制夏策略。至于庆州兵变的其他隐性因素，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主旨。二宋廷对庆州兵变的处置庆州兵变发生后，王广渊紧急召集军队抵御。柔远寨北路都巡检林广迅速平定庆州北城乱军，“擒戮皆尽”;又追击三百余名残兵至朝天驿，“一夕皆斩之”。当地官司的果断处置，使得这场二千人的兵变波及范围不大。宋廷曾任命泾原副都总管张玉、入内副都知张若水为正、副陕西招捉贼盗，然在张若水抵达陕西时，庆州“叛兵已溃散”,张玉遂返回泾原。吕大防在上神宗的奏疏中提到过叛兵的后续情况：“散亡之党才数百人，并逃匿山林，未尝干犯城邑。”庆州兵变的规模及范围虽有限，却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陕西上报庆州军乱的奏疏送达宋廷时，正值三月三上巳节假日，神宗仍将二府官员召至资政殿，商讨兵变的善后事宜。如何惩处参与兵变的军士，是统治集团需要应对的关键问题。得知兵变消息后的次日，神宗便遣内臣前往环庆路经略司传旨：“两营军士必非尽同谋，宜止推究造首谋者家属处置，其余父子兄弟毋得监守，其务安存慰谕之。应被诱胁从如能归首，皆免其罪，如能执杀元结构之人，当议厚赏。其已擒获，即具得贼之人，驰驿以闻。”这是宋廷最初步也是最核心的处置措施，为之后一系列的政策确立了基调，即区别对待兵变军士及其家属：首犯家属株连，从犯自首免罪，能捕杀叛军者厚赏。十四日，针对在逃的兵变军士发布诏令，许诺除首犯和杀害命官者不予宽赦外，其余自首免罪。十六日，正式出台对叛军家属的惩治办法：“庆州叛兵亲属缘坐者，令环庆路经略司检勘服纪、年甲。应元谋反手杀都监、县尉，捕杀获者，其亲属当绞者论如法；没官为奴婢者，其老、疾、幼及妇女配京东、西，许人请为奴婢，余配江南、两浙、福建为奴；流者决配荆湖路牢城。非元谋而尝与官军斗敌，捕杀获者，父子并刺配京东、西牢城；老、疾者配本路为奴。诸为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余亲属皆释之。”可见，宋廷根据兵变军士是否为首、是否斗杀官军，裁量其家属缘坐刑罚的轻重。不久，环庆路经略使王广渊对这条诏旨提出异议，称其在权宜措置兵变时已宣布“应缘坐家属皆特免罪”,宋廷遂再次下诏：“庆州叛军已就戮，其同居骨肉配充奴婢及年二十以上刺配京西牢城者，令永兴军路安抚司勘会，内有服纪于法不该缘坐者即放令逐便，内充军者仍给与公据，所有元系军人配往湖北牢城者即令依旧收管，更不改配。”该诏仅严格了叛军家属的缘坐范围，并未触动此前诏令的实质性内容。也就是说，宋廷坚持了处置兵变的基本原则，即叛军家属须承受缘坐刑罚，或杀、或配、或没官为奴。通过上述系列诏书，可知宋廷对兵变的善后宗旨是严惩叛军及其家属，从而以严刑峻法遏制兵变。虽然最初宋廷对兵变从犯自首者予以宽免，但是后来政策出现了反复。根据记载，神宗曾密谕陕西路转运使张诜“便除所招庆卒”。这次君臣会面的时间已不可确知，但张诜出任陕漕在熙宁四年十月,距兵变已经过去近八个月。该密谕因意外泄露或未实施，但无疑反映出即便在事态平息后，宋廷仍坚决铲除叛军余党的立场。兵变中的失职官员，也被宋廷深究。如前所述，王文谅的冒赏、诬告等行为是激起吴逵反叛的重要因素，故神宗诏令陕西官员鞫讯，至熙宁四年八月结案，王文谅伏诛。此外，邠宁环庆副都总管窦舜卿因对兵变“失觉察”,被降一官；权庆州北路都巡检崔昭用、柔远寨主孙宗信和都监木信之，因不能制止所部番落响应叛军，各被降两官;环庆路兵马钤辖郭忠嗣在兵变发生时送家人外逃避祸，且“虚散首功贴子”,被降徙；兵变一年余，孙坦、李师锡、韩铎仍以“前任陕西转运日，庆州兵叛，不能招安”,各夺一官。自宋初以来形成的治军传统，对后嗣君臣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兵乱不息的教训，为了实现长治久安，对军队的定位有了新的思考，即“军队以维护统治秩序为主，开疆拓土为辅，而军队内部的稳定又是前提”。他本人就曾亲自制定“阶级法”,所谓“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目的便是在军中确立森严的等级制度，保证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以绝其犯上之心”。经历两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在内政与边防的关系上作出重大调整，从此秉持“守内虚外”的原则，以维护域内稳定和追求“文治”功业为朝政重心，边防则退居其次。求稳惧乱、绝对管控军队，成为宋朝突出的施政原则和治军特点。对于军事叛乱行为，历来从严惩处。如太祖开宝元年(968年),彭州士兵谋乱，“凡百余人，悉擒斩于市”。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利州戍兵谋叛，皆被诛。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保州云翼卒据城哗变，官方诱降后将四百多名叛卒“悉坑杀之”。故此，无论是庆州兵变期间当地官司的果断杀伐，还是兵变后宋廷绵密的罚罪政策以及数月之后神宗诛杀降卒的密诏，都属于宋朝惯例的体现。然而，庆州兵变的不同之处，在于爆发的时间点正值宋廷对外战争的艰难时刻，发生地又处在西北前线的敏感位置，一时之间使宋廷陷入内外交困的窘迫局面。长期坚守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惯性思维，不仅将神宗的眼光由对外拓边拉回到内部维稳，更促使他重新布局下一阶段的对夏策略。三庆州兵变后陕西军政格局的变动与宋夏“通和”在陕宣抚期间，韩绛主持和推进的横山制夏策略遭到多位陕西边臣的反对。郭逵力言不可出兵，指出“此举不惟无功，恐别生他变，为朝廷忧”。赵卨极言不当进筑啰兀城，认为“孤远终难保。河东经略司、转运司亦称，“应付宣抚使科率，民力已不堪”。中央核心层的态度也不一致，文彦博本就担忧韩绛此行——“恐绛无功，并任其责”,所以当初才奏请赋予韩绛指挥全权,而王安石也未做到神宗所期许的与韩绛“内外相成”,从而使得神宗成为横山策略的主要支持者。为了保障该策略的顺利实施，神宗一度将“沮军事”的郭逵召回京师。但是熙宁四年二月前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抚宁堡被夏军攻陷，啰兀城岌岌可危，加之庆州爆发兵变，宋朝西北防线遂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于是，宋廷一方面断然平定兵变，另一方面则着手调整用兵部署。三月初，神宗下诏停修河东荒堆三泉寨。随后鉴于抚宁堡失陷后宋军“士气沮怯”,为防范夏军继续进攻，神宗没等前往按视的使臣的奏报至京，便下诏放弃啰兀城。宋廷对夏军事防线的收缩，是因为已有了暂时与西夏谋和的考虑。是月，王安石在与神宗讨论西夏请和事时提出，“当明示欲和，以怠其志，徐与之议以坚其约，此攻敌人心之道也”。这一构想成为此后短期内对夏关系的权宜之策。与之相应，陕西军政系统要员出现了重大变动。横山制夏策略的反对者被神宗委以重任：郭逵出判永兴军，赵卨调任权鄜延路经略使。随后，宋廷集中问责韩绛及其身边官员：韩绛被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宣抚判官吕大防落职、夺两官，知临江军；种谔责授汝州团练副使，潭州安置。宣抚陕西、河东，边事未成却致兵变，或是韩绛政治生涯的最大败笔。韩绛身后，执笔墓志碑文的范纯仁、李清臣，语及庆州兵变，颇用文辞为之回护：“其攻讨防守，既有成策，而庆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抚司，以谓‘数出师，烦劳致怨’,遂罢相，知邓州。时庆州卒才两出塞，怨自他起，然公以身任咎，未尝自明”;“而庆将失抚御，兵有叛亡者。时内外多与公异意，争归咎宣抚司，边事摇矣。公一不辨，以身任其责”。就此不难发现，这些文字恰好印证了庆州兵变是致使韩绛罢相的直接原因。尔后，虑及“环庆新经兵变，且西夏未庭”,神宗遂调遣环庆路都钤辖亓赟、秦凤路钤辖刘舜卿、永兴军路钤辖刘斌分驻要郡邠州、泾州、河中府，专门负责训练一万五千名驻泊士兵。神宗高度重视此次军事训练，责成三将严格教习，以练就“精锐破贼之军”。五月，又令判永兴军曾公亮专提举三将训练，并预备用其军马支援对夏作战，即“遇有边事须增兵策应，即审度事势，遣兵将往，事定抽回”。在曾肇撰写的《曾太师公亮行状》中，就点明了宋廷训练这支军马的用意，所谓“训练三将以备边”。随着西北边备的加强，宋朝开始按照“明示欲和，以怠其志”的策略与西夏接触。五月初，环庆路经略使王广渊、鄜延路经略使赵卨皆奏称夏人有意通和。其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引范育所撰种诊墓志，可知在西夏尚未请和时，宋廷就已密谕边臣停止军事行动。在之后的议和过程中，神宗始终保持慎重的态度。他戒饬边臣，勿私自与夏人接触。知环州种诊，便因“擅回韦州牒许夏国通和”被降一官。九月，西夏国主秉常遣使入贡，在表示“愿依旧约”的同时，索要绥州城，遭到宋廷的拒绝。神宗还多次发布诏令，禁止陕西、河东诸路民间与夏人互市，并令王广渊“谨敕边备”。是年年末，宋夏通和。然而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宋廷未向西夏下达誓诏,这种做法或进一步表明了议和仅为权宜之计。接着，宋廷要求诸路放归“去秋以后所获夏国人口”,似有落实议和成效之意。次年正月，却又命令边臣如遇夏人入境抄掠，不必碍于通和而“不敢追袭”,可以“杀逐出界”。由是观之，熙宁四年三月之后宋夏关系表面上朝着“通和”的趋势发展，但细察此间宋廷颁布的涉夏事务诏令，可知其仍在积极御夏，并未懈怠。概言之，当横山军事行动遭遇挫折与庆州兵变爆发后，暂时缓和对夏关系以稳定西北局势，是宋朝的必然选择。除妥善处置兵变外，宋廷主动收缩防线、调整陕西军政系统。韩绛因此罢相，其助手亦受责离开，反对者被委以要职。这虽然都标志着横山制夏策略的搁置，然而神宗进取西夏的目标并未动摇，而是在对夏通和的遮掩下，积极寻觅新的突破口。王韶经略河湟制夏的策略即由此得以启动。四庆州兵变与制夏策略从横山到河湟的转向宋神宗即位之初，王韶便上《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的策略，即用武力开拓河湟地区，切断该地区吐蕃与西夏的联系，从右翼方向实现制服西夏的战略目标。史称神宗“览而奇之”,遂召见王韶，授其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王安石执政后力主王韶之策，熙宁三年二月以其提举秦州西路缘边番部，兼管营田、市易事。正如前辈学者所论，此举“实际上是要把制服河、湟地区吐蕃诸部落的任务，由王韶负其全责了”。然而内部意见不一，使得宋廷并未在河湟地区开展大规模的经略活动。到了八月，王安石不得不敦请神宗尽快采用王韶策略：“朝廷措置事诚要审，然亦要敏速，乃不失事机。如王韶所擘画，本路早从之，则无托硕、董裕之变。”可是次月，在王安石与韩绛争赴陕西时，神宗不但因朝中变法“方赖安石”而没有选择王安石,也没有将河湟策略交付韩绛实施，这或许说明神宗当时对该策略的迟疑及信心不足。较之王韶的河湟策略，谋取横山之策自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刘平首发,经过了长期的酝酿与讨论，有着更为深厚的认识基础。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薛向等人都是该策略的倡导者，但均未获得君主的支持。直到治平四年十月，种谔在神宗的暗中许可下，出兵招降横山番部嵬名山、夺取绥州,是宋朝从左翼横山方向军事压制西夏的开始。基于这些因素，神宗肯定并支持了韩绛、种谔以绥州为根据地进筑横山的计划。他不仅打破常规，授宣抚使韩绛为正相,还接连赐其两封手札予以嘱托：“比遣卿西路者，朕意实有望于卿，必可成就疆事”,“卿其益励忠诚，以副朕素望”。由此足见神宗对韩绛及其实施的横山策略充满信心，寄予了厚望。及至抚宁堡失守、庆州兵变的消息接连传到宋廷，神宗才意识到此次军事行动可能过于急促，不禁发出“边城举动，后宜深戒也”的感慨，于是“深以用兵为忧”,重新审视横山策略。从熙宁三年九月到次年三月，韩绛所主持的横山军事行动不仅使宋廷西北用兵受挫，而且导致庆州兵变。在宋代士大夫的笔下，庆州兵变造成的影响不只是边地，还波及关中。范祖禹《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载：“庆州兵作乱，关中骚然，诸郡皆警。”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称：“卒叛庆州，声摇关辅。”王岩叟道：“致庆州兵叛，几至关中之危。”这些文字虽因撰述者立场不同而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夸大，但兵变引发的局部恐慌无疑触动了宋统治集团最敏感的神经。果断处置兵变以及为缓和兵变地区社会矛盾而做出的罢春宴、曲赦陕西与河东两路等系列动作,都反映出统治集团急迫的恢复内部秩序的心态。在这种执政心理的支配下，神宗下罪己诏，对横山决策进行了深刻反省：“朕德不明，职任失当，外勤师旅，内耗黎元。秦、晋之郊，并罹困扰。使人至此，咎在朕躬。”最终宋廷停止用兵，谋取横山计划也随之告一段落。在此过程中，庆州兵变无疑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数年以后，范祖禹在针对李清臣的奏疏中论及韩绛宣抚陕西事，明确指出神宗因兵变而罢兵：“熙宁中，韩绛宣抚陕西，奏辟清臣管勾机密文字。绛发兵讨伐西夏，及庆州兵叛，朝廷下诏罪己罢兵。”是后宋廷虽与西夏通和，实则渐启王韶河湟策略。此间居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自是王安石。韩绛在陕期间，王安石并未从中央层面予以必要的支持。如韩绛先后请求任用范纯仁为陕西、河东宣抚判官，韩铎为权河东转运使，皆遭到王安石的反对。韩绛曾赋予外出执行公务的吕大防便宜权，王安石便在神宗面前责怪其行事失当：“朝廷便宜只付韩绛，岂可转付大防?”韩绛与知太原府吕公弼不和，相互上书抨击对方，王安石显然支持了吕氏，认为“今边事皆如公弼言”。然而，当神宗与二府议定韩绛等人罪责时，王安石直指种谔应为军事失利承担首要责任，所谓“谔前后诡妄，致误韩绛，其败坏两路，皆谔之由，谔实罪首，恐不可但言使之者过也”,言语中不乏为韩绛开脱之意。如前所述，韩绛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支持者。就此后二人的关系来看，王安石视之为政治盟友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那么为何王安石在韩绛主持西北军事时有如此态度呢?其实，透过他深究种谔的做法，即可窥知个中原因。种谔安置潭州后，在王安石的坚持下，继而被责为贺州别驾。种谔从荆湖南路的潭州又被责贬至广南东路的贺州，神宗一语道破王安石的用意——“须谔离陕西”。将种谔贬至远离陕西之处，不仅能否定其提出的横山策略，更能防止该策略复生转机。由此综观王安石的上述作为，可以得出如下判断：其一，他针对韩绛的不合作，是对事不对人。熙宁三年秋冬之际，神宗、韩绛君臣决意实施种谔的横山策略。而力主王韶河湟策略的王安石，不免对之后西北前线的军事举措有所抵触，所以才会居内龃龉韩绛。其二，王安石打压的是种谔及其策略，而非韩绛。庆州兵变后，宋廷停止横山用兵，无疑为王韶策略的被采纳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当神宗问责韩绛等人时，王安石以坐实种谔“罪首”的方式，为王韶策略的施用扫清了道路。熙宁四年上半年，王韶尚处于受责状态。究其原因，在于他的开边策略多不为人认可。熙宁三年六月，前知秦州李师中向宋廷举告王韶，事关营田用地和市易司的设置：“今韶乃欲指占极边见招置弓箭手地，有违诏旨；又欲移市易司于古渭寨，臣恐自此秦州益多事，所得不补所失。”朝堂上，神宗也抱怨王韶“奏报一日两说”,“乃如此不审”,文彦博批评王韶“不知边事”。王安石则极力为之解释，并请求罢免与王韶同职却“沮坏”其招抚行动的向宝，专用王韶。七月，新任知秦州窦舜卿，又奏称王韶招诱番部不当。同应对向宝事一样，王安石提请黜责窦氏，以保障王韶行事不受掣肘。八月，便有了前述王安石敦促神宗早用王韶策略的对话。然而在韩绛赴陕之后，神宗渐将精力放到谋取横山上，王韶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十月，宋廷以“妄指闲田”为由，责降著作佐郎王韶为保平军节度推官。从此直至次年六月，宋廷才查实营田用地确是荒田。即是说，王韶无辜受责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王安石遂就此展开朝堂论辩。他质问神宗：“王韶为陛下尽力，臣不知陛下尚夺其官何意。”面对文彦博、冯京等对王韶的攻讦，他坚执其无罪。最终，王韶得以平反，复为著作佐郎；两个月后，受命主持秦凤路缘边安抚司，正式开启宋朝恢复河湟的行动。其策略能够被付诸实践，全赖王安石的大力推动。神宗就曾称赞王安石：“洮河之举，小大并疑，惟卿启迪，迄有成功。”要之，虽然收复河湟策略一经提出便引起神宗的兴趣，但是臣僚的反对以及神宗本人的犹疑，使得王韶的经略行动动辄获咎，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当韩绛主张种谔之谋时，神宗的视线再度被吸引至横山；直至庆州兵变发生，宋朝制夏策略经历了从横山到河湟的重大转向，河湟地区成为此后熙宁时期宋廷推进的唯一对夏战略方向。在随后的熙河拓边过程中，神宗总是不自觉地将其成果与韩绛陕西败军一事做对比。如熙宁五年(1072年)二月，他与二府讨论如何处置木征问题时说道：“如前日用兵，乃坐韩绛措置乖方，非兵不可用也。”是年八月，宋军收复武胜军时，他又说道：“昨韩绛费六百万贯都无所成，令[今]武胜虽更有所费，且非妄费。”神宗话语的主旨自然是对自己调整制夏用兵方向的肯定，而这种反复的自我肯定或也透露出他于二策取舍间曾经有过的内心较量。五余论清人顾祖禹曾言：“宋关中戍守不越秦、凤，熙宁以后始务远略。”这一说法得到当代学者的认同。太祖因力有不逮，无暇拓疆西北。太宗虽曾对夏州党项势力有过收服的举动，但随着第二次北伐辽朝失败后“守内虚外”国策的确立，在消极防御战略的背景下，最终还是予以放弃。从真宗到仁宗前期，对夏持续奉行姑息羁縻政策，其后果就是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的称帝建国。为了应对与西夏的战争，朝臣先后提出了各种方案，其中谋取横山之策也应运而生。但是受宋廷长期保守的边防观念的影响，该策略一直未被采纳。诚如顾氏之言，宋神宗时代不同于以往，意在制服西夏，即位不久就一改前代以防御为主的战略，主动出击，占领了横山之东的绥州，为横山策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面对横山、河湟策略做何选择，毫无先例可循的神宗一度徘徊其间。二策除前文所述的认知基础上的差异外，路径、性质、难易程度和战略意义等也有不同。宋人李心传总结北宋对夏用兵是“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即横山为正面战场和主要方向，河湟处于侧翼战场和辅助地位。进取横山将会面临与西夏的正面决战，而经略河湟则不易引起西夏的激烈反应。不过，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前者的战略意义大于后者，因为横山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宋朝边防安危和对夏战争的成败。神宗在摸索制夏首选途径的过程中，在决意全面推动河湟策略之前，曾将精力倾注于横山方面，期待韩绛、种谔能够继绥州之后实现突破。熙宁四年的庆州兵变，虽然规模有限，却因爆发于宋夏军事拉锯的艰危时刻，直接影响到横山行动的执行，并对治军传统造成挑战，遂产生了连锁效应。兵变不仅引发陕西军政系统的大调整，还直接导致韩绛罢相，更促使神宗开始反思和修正现行对夏策略。是后，宋廷暂时搁置横山策略，在与西夏通和的表象下，启用王韶提出的河湟计划。就此言之，庆州兵变可谓促成了神宗朝制夏策略的转向，从而有了其后开拓熙河的系列军事胜利。此外，进一步观察宋廷制夏策略转向中的君臣立场，不难发现：王安石与神宗在横山策略上的分歧，并未能阻碍一度的横山军事行动；王安石对河湟策略的坚持，也须通过说服神宗的方式才能最终付诸实践。可见，神宗始终主导着王朝对夏策略的走向。尔后宋朝西北经营的重心全在河湟，神宗虽然没有完全放弃横山策略，但也只能等待时机。及至元丰四年(1081年)、五年，神宗再度进兵横山，尽管仍遭失败，但是其在横山、河湟二策间的辗转探索以及积累的实战经验与教训，却为哲宗绍圣以后继续从两翼出击西夏奠定了方向。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注释从略。END

契丹名号之初见，大体有三说：一为始于元魏说；二为契丹国名必自汉以来即有者；三为契丹之名当先于元魏建号。参见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第14-20页。[3]

摘要唐末五代以来，在战乱频仍的背景下，世风衰微，礼制沦为虚文。宋初两朝统治者惩五代之弊，在恢复统治秩序的过程中也注意到礼制建设，修订朝廷礼仪典章制度并付诸实践，意在发挥礼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作用。同时，将礼制下沉到基层社会，制定了一套适用士庶的礼仪准则，在民间予以提倡，以正世风。宋太祖、太宗两朝在礼制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五代以来朝纲败坏与伦理道德沦丧局面的终结。在正统礼法观念重新回归并逐渐加强的形势下，统治秩序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为宋朝的长治久安及文教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氛围。陈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晨鹭，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剧烈动荡时期，礼乐制度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的冲击。政权衰微、更迭与连年的用兵作战，使得帝王无心制礼，尤其是五代以武夫悍将为主的统治集团更是“专上武力”，往往只顾兵甲、帑藏之需，而无视“文章礼乐”。北宋继五代丧乱之后，统治者充分汲取了历史教训，力图通过拨乱反正恢复秩序，以重建中央集权统治。为此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以开展各方面的建设，而复兴礼制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学界已有关注和讨论，然而目前的论述尚缺乏全面的考察，特别是对宋太祖、太宗两朝在重振礼制方面的具体措施、动因及成效，缺乏细致和深入的探究。本文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探讨，冀望通过对北宋前期礼制重建过程的剖析，有助于加深对宋朝政治史的认识。一北宋建国前礼制秩序败坏的背景唐末五代时期，因长期动乱致使统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不仅藩镇割据加剧、兵燹迭起以及君弱臣强的现象日益突出，也出现了兵变夺权频仍、文武关系失衡等各种顽疾。在此局面下，礼制或沦为摆设，或施行颇为草率。当时，仅有后唐庄宗与后周世宗稍重礼仪，前者常以唐朝故事为治礼样板，但诸事皆草创，且本身出于沙陀，又将诸多胡族传统杂糅其中。周世宗曾下诏编修《大周通礼》、定雅乐，但在位时间过短，亦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礼制的粗疏。至于其他帝王，则大都无暇顾及。因此，欧阳修对五代时期礼乐废弛之弊有如下评述：梁之友珪反，唐戕克宁而杀存乂、从璨，则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太妃薨而辍朝，立刘氏、冯氏为皇后，则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寒食野祭而焚纸钱，居丧改元而用乐，杀马延及任圜，则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至于赛雷山、传箭而扑马，则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可谓乱世也欤！纵观五代时期礼制状况，其疏失包含国家制度与社会道德两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如下。（一）礼制结构残缺就五代礼制而言，吉、宾、军、嘉、凶等五礼中废弛之处甚多，造成了这一时期礼制整体结构上的明显缺失。与此同时，由于五代长期处于战乱与割据的形势之下，统治集团又皆由藩镇而来，不通礼文，故在礼制的具体施行中常有不规范的现象。首先，以吉礼为例，五代帝王在宗庙制度方面建设较多，各帝皆立庙，在禘袷、配享、时饗等方面亦有一定创置。不过关于庙制、祧迁问题仍然出现许多争论或违礼之处。郊祀作为吉礼之首，虽受到重视，然也常因各种原因延迟或停罢。如：后梁太祖曾定于开平二年（908）四月行郊天之礼，后因工期缓慢，一直拖延至次年方举行；后唐庄宗于同光元年（923）十一月降敕于十二月行郊祀，然而随之又改为翌年二月；后周太祖重视郊天大礼，于显德元年（954）参照唐制定郊祀仪制，不过，其在这次郊祀完毕后便过世，周世宗一朝则不复举行。郊祀本是表明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方式，但在五代频繁的政权交替中，实际上已经不再得到重视。其余仪节，或因战乱废止，或多不合规。有时雨雪不止，后梁太祖便令群臣分拜各祠庙或灵迹；后唐长兴元年（930），田敏请修司寒之祭，因冰室未备只在后园水井祭祀，“大为士子所笑”。由于战乱中经典流散严重，许多礼仪不知其意，只能苟取一时之制，故又常有礼仪与胡礼或流俗并行的现象。如：同光二年所行的雷山赛天神仪式，实为“夷狄之事”；唐明宗、晋少帝在位期间亦多次祭拜突厥神祗；后唐、后汉、后周皆行的寒食望祭，前典无载，被宋人称为“俚俗之祭”。再如，后唐时出现禳荧惑星现象，庄宗却令人置水于城门，难明其义。这些胡礼、民俗与国家礼仪的杂糅，无疑对传统的儒家礼制与精神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对其神圣性与纯正性也难免造成影响。其次，其他四礼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如五代宾礼与嘉礼缺失较为严重，较之《大唐开元礼》，许多礼仪皆未实行，亦有礼俗杂糅之事。之处同样甚多，如天成四年（929），后唐行献俘礼，朝中竟无人知晓露布之文，只得临时草拟，“颇为识者所嗤”。唐代献俘之时按礼必先告祭宗庙与社稷，而五代军礼则将此步骤省略，只将战俘押解至阙下直接斩首。凶礼情况亦然，五代帝王往往不得其死，故丧葬礼仪十分简略，辍朝、丁忧一类的制度虽有施行，但均无定制。此外，五代乱世之中，统治者无暇编纂礼典。周世宗曾令窦俨编修《大周通礼》，可惜其书未能完成，故终五代之世并未有完整的成文礼典流传下来。由上可见，五礼结构上的残缺、礼仪实施过程中的不规范以及官修礼文的缺位，使得整个五代时期的礼制呈现出极不完备的特点。（二）礼制发展缺乏连续性由于政权更迭迅速、国祚较短，五代礼制的发展往往缺乏连续性。梁太祖一朝在礼制方面有所举措，祀天地、立宗庙，文宣王庙、武成王庙以及各类祈禳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创置，亦有意改善民风。而梁末帝继位后十年间建设寥寥，仅于贞明三年（917）行郊天之礼，还因晋军压境而被迫停止。后唐自视为唐室正统，于制礼作乐多有措意，五礼之中皆有一定程度的创立。然而，随着后唐政权的覆灭，其诸多所为又化为泡影。其后，晋、汉两朝礼制则均无明显建树。后周礼乐建制相比前代较为完备，周太祖在位期间祀天地、立宗庙，且极重孔庙，多次下令修葺。周世宗又作《大周通礼》，定雅乐。可是，后周两代皇帝在位时间都过短，其成效自然较为有限。正因为如此，五代礼制缺少代际有序传承，也就无法实现长远的建设目标。（三）礼仪与道德观念缺失五代国家相关制度的缺失，势必导致统治集团礼制观念的淡薄。典型的例证如：唐代举行讲武、田猎礼时，一般需设围场、置牙旗，礼毕后又有明赏赉、分赐物的程序。五代统治者虽然尚武，却甚少关注这些军礼的礼仪功能，行礼时常带有娱乐意味，并且随时随地为之。前代射礼多于射宫、射殿举行，既要设宫悬之乐，又要立元会之仪，而五代行射显然只是帝王游兴的项目之一，常在野外随意而为。同样，五代时文臣对于礼制的态度也相当淡漠。如后梁末帝欲行郊祀，宰臣敬翔劝道：“郊祀之礼，颁行赏赉，所谓取虚名而受实弊也。”后晋大臣杨邠也曾说：“为国家者，但得币藏丰盈，甲兵强盛，至于文章礼乐，并是虚事，何足介意也。”敬翔曾于唐末参加科举，“好读书”，然而其对礼乐尚且如此轻视，更不必提武夫悍将了。还有研究者注意到五代礼制行事身份出现品官化的现象，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礼制在国家政治中地位的降低。在长期战乱下，不仅朝堂上礼制意识淡薄，社会上的礼仪观念也渐衰，不少家庭“子孙于岁时展祀盖不能及”，甚至公卿之家祭祀也“因循便俗”。由此，本已脆弱的传统道德进一步遭到腐蚀，最终导致君臣大义缺失、伦理纲常败坏，以至于“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如：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所杀，后唐庄宗李存勖同样死于其同宗李嗣源之手，后唐闵帝即位后不久便又被其弟李从珂所弒。而官僚则大都朝秦暮楚，无视忠义气节。如安叔千本为后唐大臣，后随石敬瑭击契丹，却又私下暗通耶律德光。最典型者如冯道，历经四朝十帝，被评为“无廉耻者”。诸如此类，可谓不胜枚举。至于人伦也日趋败坏，如后梁太祖诸子为争夺储位，竞相献妻于其父；南汉主刘玢在父丧时不但饮酒啖肉，更“召伶人作乐，裸男女以为乐”。类似的行为，也已是司空见惯。由上可见，国家礼仪制度的缺失是君臣意识淡化、道德秩序涣散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背景之下，政权难以稳固，长则十数年，短则四五年，便走向崩溃，五代的统治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二宋初两朝礼制的重建及其重要举措北宋建国后，面对五代以来统治秩序混乱的局面，统治者充分总结和汲取了前代教训，予以拨乱反正。而五代礼仪失序与世风败坏的问题，即其中积弊之一。宋初两朝将重建礼制、重塑道德作为恢复秩序的重要环节，为此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一）重建礼制及其典章针对“五代以来，丧乱相继，典章制度，多所散逸”的问题，宋初两朝围绕制度与礼典两方面展开建设。其一，修复五礼并完善制度。重建并完善以五礼为纲的礼仪结构，是恢复礼制的首要任务，故宋初以《大唐开元礼》为本，围绕吉、宾、军、嘉、凶五礼展开建设。其中在吉礼方面，力图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祭祀制度。建隆元年（960），宋太祖君臣首先详定了宗庙制度，确立每岁五享、时享、荐新、禘袷之礼，定宗庙七祀内容。又立后庙。其次，逐步完善郊天之礼，明确配享制度、厘定牲牢等级。太祖、太宗虽未亲祀明堂，但已修定季秋享明堂之文。再次，恢复其余各项重要礼仪制度，如封禅、五方帝、岳镇海渎、释奠、籍田、先代帝王、马祖、司寒、各类祈禳及天下诸神祠之礼，都在宋初两朝陆续得到恢复。在重建吉礼的过程中，统治者对前代的疏漏进行了修复，如淳化三年（992），李昉等人共修正了二十七项不合典礼的祠祭。又对礼仪实施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予以完善，如宋太祖听闻祭祀时供帐不备，遂诏令陈设幄幕，并要求保证洁净；乾德六年（968）郊祀时，朝臣和岘因望燎之位距离祭坛过远，无法“光明远照”“知宸心博达”，提议加以调整，随即获得采纳；淳化四年，吏部侍郎陈恕在祭祀后见祭器脏乱，便亲自检查礼料、洗涤祭器，并告知有司督促并监视礼官的日常工作。经过以上不断的完善，宋初两朝初步制定了较为齐备的祭祀礼仪。在宾礼方面，宋初两朝主要继承了唐制。据学者考证，宋初《开宝通礼》中的宾礼，包括蕃主来朝与蕃使来朝两部分，基本与《开元礼》相合。《宋史·礼志》中记载了宋初蕃使来朝时所行宾宴制度，太祖、太宗已据此先后接待了吴越、后蜀、南汉使臣，契丹国信使、高丽使及诸国蕃客等。另外，实行“二王三恪”之礼，先于建隆元年封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后于周太祖、周世宗墓旁修塑像。柴宗训死后，太祖葬其于顺陵，差官祭飨后周陵庙。与此同时，还定群臣朝使宴饯之礼，规范了节度使来朝、群臣出使及回朝、群臣表贺等相关礼节。基本建立起宋廷的外交礼仪秩序。针对军礼，宋初两朝综合前制，积极进行建设。建隆元年，太祖亲征潞州，出宫日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城门外軷祭用羝羊，对于所过州府河桥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庙，亦遵前制以香、酒、脯祭告，基本还原了《开元礼》中除祃祭之外的所有亲征仪式。此后，太宗又参考前代兵书对此进行调整，使其更具军事意义。至于军礼中的其他内容，如献俘、田猎、讲武及大射等礼，也逐步得到恢复。与五代相比，宋初两朝的军礼已具有相当的标准和规模，其所涉时间、场所、参与人员、内容，皆具一定的礼仪规范。在嘉礼方面，宋初两朝在继承前代朝会、册封、巡幸等礼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需要而进行了创置。太祖、太宗即位，按礼行登极之典，之后相继改元、大赦，同时恢复了前代久未实行的上皇帝尊号之仪。又在百官班序、入閤、上表、集议等环节上，陆续完善了相应的礼仪。宋初两朝还规范了宴饗制度，通常于南郊之后、春秋二季、外使来朝时举行大宴。又不定期设小型曲宴，以待特殊对象。此外，雍熙中，复兴了中唐的赐酺制度，以待天下父老宴饮；淳化中，依据明州所存唐乡饮酒礼，恢复了废止近百年的乡饮酒礼。对于凶礼，宋初两朝在前代的基础上，重修大行皇帝丧礼、山陵及园陵之制，重订皇室丧仪。同时健全官员丧葬礼仪，逐一恢复皇帝问疾、辍朝、举哀挂服、辍乐、赙赠、诏葬、追封册命、定谥等制。针对百官私忌、官员丁忧、五服制度等也都做了新的规定。其二，重视礼书的修纂。宋初两朝恢复礼制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启动礼书的系统编纂，为礼制的实施提供典章依据。开宝四年（971），太祖命刘温叟、李昉等人以唐朝旧典为基础，编修《开宝通礼》。该书于开宝六年编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官方礼书。《开宝通礼》目前已佚，故无法直接了解其详细内容，学界对此已有讨论。关于《开宝通礼》撰写的情况，宋代文献中一直存有疑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刘温叟、李昉等人“重定《开元礼》，以国朝沿革制度附属之”。而据宋初两朝《实录》及《本纪》所载，该礼则为李昉等人依国朝沿革制度，损益《开元礼》而来。无论是哪种说法，皆说明其与《开元礼》有密切关系。不过，《开元礼》虽为编纂《开宝通礼》的重要参考，但后者对前者沿袭的程度却相对有限。就其“通礼”体例来看，后周的《大周通礼》才是《开宝通礼》参照的主要对象。自唐末以来，随着开元盛世的疏远，《开元礼》的效力已逐渐疲弱。故宋太祖朝在修纂《开宝通礼》时，自然以此前的《大周通礼》为体例上的参考，而以《开元礼》为其精神上的样板。宋廷在重振礼制的政治目标下，意欲修一部万世不刊之典，所以《开宝通礼》便立足本朝制度，希望以此为基础，通过代代增补，最终完成一部可与《开元礼》比肩的盛世礼典。正如欧阳修在《太常因革礼·序》中所称：“太祖皇帝始命大臣，约唐之旧，为《开宝通礼》，事为之制，以待将来。”“事为之制”反映了其主要记录一朝之事，而“以待将来”则是其远大的目标。该序还表示：“虽不足以称先帝改礼修业、传示无极之意，犹庶几于守职不废，以待能者。”亦印证了太祖此意。因此，《开宝通礼》以历代之典为起点，以厘清建隆至开宝年间的礼仪沿革为主，从而为后世修盛典提供国朝故事。就此而言，在宋朝开国时期，太祖便已有编纂盛世礼书的目标，由此反映了其欲重振盛世礼制秩序的政治追求。与此同时，宋初两朝多次对一些礼文进行修订。如太平兴国八年（983）增订的《周公谥法》、淳化二年增订的祭祀《正辞录》等。太宗还尤其重视制定礼图，先后制《入閤图》、《南郊图》、《淳化大射图》等。除此之外，宋初两朝也十分重视礼仪官的选任与培养。太祖对礼官的出身颇为看重，选任时须“以诸道前资宾幕、州县京官、黄衣、诸司守选人充”，同时核查其出身、履历。为保证祭祀的肃穆、庄严，太宗令郊庙行事官在祭祀前必须沐浴、着净服，凡违反者都要受到御史的纠察；要求祭官在斋戒及祭祀时，“不吊丧问疾，不判刑杀文书，不行刑罚，不预秽恶”，并督促其研习相关礼文。若礼官称病不赴任，则遣医官验视，若有虚假，即予以降黜。由此，礼官的职能获得肯定与加强，礼制的纯粹性与神圣性遂得到有效保障。通过宋初两朝对礼仪典章制度的建设，五礼中的大部分内容均得到恢复，“礼容不备”的状况亦得到改善。就此基本建立起一整套礼制体系，终结了五代以来礼制废弛的局面。（二）提高礼制意识伴随着重建礼仪、典章的过程，宋初两朝统治者的礼制意识逐渐提高。由此，既使得国家各方面政务有序展开，又进一步从礼法上巩固了政权的统治。赵匡胤称帝后，对礼制的理解其实有一个过程。据记载，太祖初即位时，曾见太庙中陈列笾豆簠簋之类礼器，曰：“我之祖宗宁曾识此？”命人换日常食物祭上。之后又醒悟过来，“令设向来礼器”，恢复原样。可见武夫出身的宋太祖与汉高祖刘邦相似，对礼制的认识有一番提升过程。此后，赵匡胤格外留心礼仪规则。如：乾德二年合祭天地时，礼官依规铺黄褥以迎太祖，其为表虔诚，命人撤去。礼毕，他欲乘金辂返回，但问是否符合礼典，确认无碍后才安心离开。宋太祖因尊重礼制，遂不断提出要求，如他认为“祠祀大事，居处必庄”，故对祭祀名物、场所严格要求；为保证祭祀的庄严，规定皇帝致斋及郊祀日，京城内不得有凶秽之事，也不能出现哭声。诸如此类，不可胜举。与此同时，宋太祖重用了窦俨、和岘等一批通晓礼乐的官员，以便尽快恢复礼仪秩序。窦俨曾于周世宗朝考正雅乐，撰《周正乐》《大周通礼》等，入宋后任礼部侍郎，《宋史》载：“当是时，祠祀乐章、宗庙谥号多俨撰定。”足见其在宋初制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岘也曾辅助宋太祖厘清祭天大礼、宗庙之礼的诸多细节，又在窦俨去后制定雅乐，对宋初礼制重建颇多贡献。这些礼官的所作所为，势必亦促进了宋太祖对于礼制意义的认识。宋太宗即位后，统治秩序已日趋稳定，同时随着“崇文”导向的确立，其对礼制的理解亦进一步提高。如至道二年（996），举行郊祀典礼，礼仪使宋白建议减少升坛次数，以方便晚年的太宗，但太宗却说：“如合遵旧典，虽百次登降，亦不以为劳。”太宗曾于祝版上亲自署名，官员认为皇帝不必如此，太宗则说：“国朝典礼素定，岂可废也。朕为万民祈福，桑林之祷，犹无所惮，至于亲署，又何损焉。”太宗还命人在国子监墙壁上绘聂崇义《三礼图》，以便诸生熟悉。由此可见宋太宗对礼制的重视程度，故史称“太宗尚儒雅，勤于治政，修明典章，大抵旷废举矣”。伴随着礼仪制度的不断完备与实践，统治者对礼制的理解不仅体现于日常礼仪运行中，也认识到其在维护政权合法性上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太平兴国九年，宋太宗举行了荒废已久的封禅大礼，以彰显自己受命于天的神圣性，所谓“国家承百王之大统，抚万国之烝民”，“治定功成，可以继三五之迹；升中肆觐，可以副亿兆之心”。淳化二年，赵光义命在五郊迎气日，祭各方岳镇海渎，并为其立庙刻碑，以表明祭神之权在握。“自唐乱离之后，有不在封域者，遂阙其祭。国家克复四方，间虽奉诏特祭，未著常祀。望遵旧礼，就迎气日各祭于所隶之州，长吏以次为献官。”这种遍祭群神之举，大有重振山河之意。与此同时，下诏对历代帝王陵墓进行保护，还依其功德划分等级，以此展示一统江山与长治久安的追求。宋初两朝固然重视礼制形式，其实更在意其维系朝纲的功能，试图以此消解五代传统道德败坏带来的祸害，如司马光指出：“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这里所说的“无礼”，不单是指散乱的制度，更是针对社会失序的难题。因此，宋太祖曾在阅览进呈的《五代史》后对臣僚说：“昨观新史，见梁太祖暴乱丑秽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贼虐也。”对五代以来朝秦暮楚的行为，两代帝王更难容忍。如陶榖虽“强记嗜学，博史通经”，但太祖因其曾拟有后周恭帝禅位诏书之事，认为其丧失气节，故“甚薄之”，始终不予大用。而对韩通、卫融等守节的反抗者则给予表彰。太祖晚年曾对宰相说：“为臣者，或不终其名节，而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太宗也充分意识到忠义观的重要性，因此要求官员以忠义为本，“深惩五代之乱，以刷涤污俗，劝人忠义为本”。淳化三年，太宗诏刻《礼记·儒行》赐予官员，要求谨遵为臣之道。并且将节操作为用人的重要准则，如赵普罢相为西京留守，通判刘昌言因知遇之恩为其精心处理后事。太宗认为刘昌言重义，予以奖励并重用。武将田重进亦因曾忠于太祖，赵光义“知其忠朴，故终始委遇焉”。太宗还对宗室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如其对教导王府子弟的官员说：“使日闻忠孝之道。”宋初统治者对礼仪制度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即从重视礼仪形式到礼仪形式与宗旨两个层面并重，以发挥其维系朝纲秩序、政权合法性的作用。（三）加强世风建设宋初两代统治者在制礼、重礼的过程中，也在社会上推广礼仪准则，并借此推动道德伦理建设，以达到改良世风的目的。北宋建国后，首先在前代基础上逐步确立庶民礼仪。开宝三年，宋廷对士庶丧葬、服饰、居室及出行等方面，都作出细致规定。同时，根据现实状况不断进行调整。在宋太宗朝，有关这方面的规制进一步细化。如太平兴国七年重订士庶丧葬、车舆、服饰制度，其中新定丧葬制度颁行后，要求百日内施行。同年，因士庶之家车服多有逾僭，太宗下令对“冠服、居室、器用、车马之式”作出规定。端拱二年（989），又厘定鞍髻、服带、头巾等制。针对以往“丧葬之家，送终之礼不得过度”的规定，太宗朝制礼的官员认为过于严苛，不能彰显孝道，遂获准提高标准。宋太宗还下令各地在要道设《仪制令》木牌，用“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的告示，宣传礼让精神。其次，宋初两朝重视民风建设，以礼法改造民间陋俗。乾德年间，针对唐邓、西川等地“父母骨肉疾病，多不省视医药”的旧俗，宋太祖曾多次下诏严刑禁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获悉岭南有“饮食、男女之仪，婚姻、丧葬之制，不循教义，有亏礼法”的风俗，甚感不满，便下诏诸州长吏严加训诫，革除杀人祭鬼、病不求医及僧侣置妻等陋俗。对于巫风流行地区，同样进行整改，禁止巫者以巫术伤人，不许乡里与之通婚，若发现有杀人祭鬼、用巫术治病等行为，一律以死罪论。与此同时，宋初也大力表彰孝行事迹。太宗亲自书写《孝经》碑刻，以示重视孝悌之道。对于父子异居、不视父母疾、火葬、灵前举乐游戏等有伤人伦的行为，则多次下诏禁止，甚至以刑罚手段打击。对于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有孝行的个人则加以旌表，还在民间访查孝悌彰闻、德业纯茂之人，推举入官。太宗为了强化孝道，更严明了官员三年之期的丁忧制度，若有官员父母殁亡未经百日便赴任者，责令御史台纠察。宋初两朝重修典章制度、深化礼制观念、加强世风建设等方面的举措，可谓有的放矢，从而对五代以来礼制衰败及其带来的诸多危害进行了纠正。三宋初两朝重建礼制的意义及影响宋初两朝在礼仪制度、社会道德两方面的建设，作为恢复统治秩序的必要环节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不但对当时的朝野大有意义，也对宋朝其后两百几十年的发展深具影响。（一）助力中央集权秩序的稳固宋太祖朝确立了有宋一代礼制大纲，宋太宗朝继之而渐趋完备，这既终结了五代礼制不振的颓败局面，也奠定了宋朝礼制的基石。宋人高斯得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祸败，原于礼制不立，故创业之初，立纲陈纪，为万世法”。由此可见，经过宋初两朝的建设，礼制在维护国家秩序中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为了确保礼制的顺利推行，宋初两朝还以法律与之配合。如建隆四年，太祖诏令编修《宋刑统》，之后又编《建隆编敕》进行补充，对“盗大祀神御物”、“养饲牺牲”不如法、“居丧嫁娶”、“父母在及居丧别籍异财”等触犯礼制、有悖人伦的行为，均制定了相应的刑罚规则。宋太宗时期的诸多相关举措，已见前述。这种礼法相辅的做法，遏制了五代以来漠视礼乐、朝纲的积习，正所谓“乱臣贼子惧”。事实上，宋中央集权秩序长期稳固便与此存在密切关系。如范仲淹指出：“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视四表，周被万国，乃建礼立法，与天下画一，而亿兆之心帖然承之。”南宋人称颂道：“太祖、太宗能立礼之大节，是以百年之间教化兴行，臣民轨道。”吕祖谦也认为：“以礼逊节义成就风俗，此所谓远过前代者也。故于俶扰艰危之后，驻跸东南逾五十年，无纤毫之虞，则根本之深可知矣。”可见宋初礼制建设的效能有目共睹。宋初礼制的重建，不仅为当时朝廷提供了基本的礼仪典章，改变了五代以来礼文散乱的局面，也有助于宋廷政务的正常运行，从而为宋初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稳固发挥了重要作用。（二）调和社会氛围宋初重建礼仪与道德的所作所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调和社会氛围的作用，有利于消弭弥漫已久的戾气。“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故统治集团残酷暴虐，常常无视生灵，社会环境极为恶劣，以至于士庶皆不得其安。宋太祖即位后，一改残暴的统治之道，注重怀柔方式，其中就包括用礼安民，以缓和社会矛盾。如宋代嘉礼中的各类宴享，便是当时用以和睦君臣关系的重要手段。宋初常常举行三元灯会、各类圣节以及赐酺，既是向民间展现政治清明、世风祥和的气象，也意在抚慰民众压抑的精神。以赐酺为例，雍熙元年的诏书曰：“王者赐酺推恩，与众共乐，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亿兆之欢心……宜从士庶之情，共庆休明之运。”即体现了“以嘉礼亲万民”之意。前述相关士庶礼仪的施行，都发挥了柔性的统治作用，从而缓和了紧张的社会氛围。经过宋初两代的拨乱反正，民众的生活与精神得到长足的缓释，社会遂日趋稳定。据《岁时广记》载，宋太祖曾问朝臣李昉，今天下比五代如何？李昉答道：“民物繁盛，比之五代数倍。”太宗曾诏京城百岁以上耆老至长春殿，老人皆谓“自五代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宋朝历史上，未曾爆发席卷全国的民众起义或兵变夺权的现象，实与宋初以来缓和社会矛盾、调节社会氛围的传统有一定的关联。（三）奠定包括礼乐在内的文化勃兴之基石现代史家陈寅恪曾对两宋的文化成就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当然是宋朝崇尚文治的最终结果。而宋初两代恢复礼乐与儒术，则是两宋文教兴盛的起点，史称“宋一中国而文教修，学者大盛”。其成效为此后的文化发展，尤其是礼乐繁荣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综合而言，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宋初复礼为宋朝制礼作乐活动拉开了序幕。太祖编纂的《开宝通礼》，确立了有宋一代修礼的目标。此后各朝又续修《礼阁新编》《太常新礼》《庆历祀仪》《太常因革礼》及《政和五礼新仪》等礼典，均是在《开宝通礼》基础上发展的结果，体现了北宋礼制的繁盛。与此同时，太祖诏窦俨定乐制，后再订大朝会之乐。其后各朝又有“李照乐”“阮逸乐”“杨杰、刘几乐”“范镇乐”及“大晟乐”等多次乐制改革，从而在礼乐文明上取得突出成就。其次，宋初两代对礼制的重视，也是刺激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肇始。司马迁曾评价孔子：“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其实，宋初两朝制礼与重视儒经之举，也有相类的意义。在对以往礼乐废弛状况的纠正过程中，宋初两朝统治者也意识到经学教育的重要性。如：建隆三年，宋太祖获悉判国子监崔颂聚生徒讲经书，“上闻而嘉之”，遣内侍“徧赐以酒果”。赵匡胤曾针对宗室教育强调道：“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赵光义也特意挑选通晓经义者为诸王府教官，如刑昺因究心礼文，依据戴圣《礼记》编《分门礼选》，太宗对其中《文王世子》一篇尤为中意。事实上，宋初官方已开始经学建设。一方面，重视选拔经学人才，如太宗曾说，朝廷文士虽多，但“通经者甚少”，故要求增加五经博士的人数，以光大“风化之本”。另一方面，对儒经组织注释与校勘工作，先后推出了《经典释文》《五经正义》及《七经疏义》等。因此，经学在宋初两朝虽仍处于汉唐框架之下，但却因为当时官方的重视，儒经日益受到关注，进而引发随后对经义的不断探寻和思考。由此，北宋中叶以来，学人纷纷著书立说，掀起了直追原典、回向三代的思潮，从而推动了宋学的产生，开启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其中宋儒对“三礼”的重解，直扣礼之本义，颠覆了汉唐经学的狭隘认识，为儒学注入新的内涵，形成两宋独有的礼学。至于教育大兴，亦与宋初以来崇儒、重礼政策的持续发展有直接关系，因相关论述已多，在此不再赘述。此外，宋初对于庶民礼仪的关注，也逐渐带动了宋代民间礼制的发展，促进了以礼仪规范基层秩序的模式盛行，以此维护社会秩序的功效遂日益显著。即如北宋建国伊始，就详定士庶车服、丧葬制度，又强调宗法族制。此后，各朝都注意制定民间礼制，尤其是宋徽宗朝所修《政和五礼新仪》，便有大量的庶民礼仪规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官方礼典中首次专门针对庶民礼仪的内容。有研究者认为，宋代“在社会控制方式上建立了一套以礼制为核心”的系统，横向上包括丧葬、婚礼、家训家范、乡约、地方祭祀等礼制手段，纵向上则是学校、旌表、祭祀、家庙等行政力量，这“对于宋王朝走出五代政局变乱，王朝更替频繁的政治怪圈，加强基层社会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可以说，宋初两朝对民间礼制的构建，既是两宋以礼仪规范民间秩序的开端，也是礼仪观念深入社会的肇始。四结

转化与发展：朱子学的回顾与瞻望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朱子学会2023年年会01主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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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5期第37—44页。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微信公众号。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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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藏補遺》丨〔宋〕徐梦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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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讱庵珍藏”“傅增湘”“藏园老人”“江安傅氏藏园鉴定书籍之印”等。此外，本书各卷目录、卷端右下，卷末左下皆有钤印，应属张绍仁藏印，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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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xi、《秘密社会的秘密：清代的天地会与哥老会》（合著）、《浮生：水上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合编）。目录绪论

/155二、邵、张的思想/166三、程门及其后继者的思想/173四、湖南学派的思想/178五、朱子之父与师的思想/187六、朱子的思想/192七、朱子讲友的思想/200附录

剩语附录苏轼“赤壁三绝”参考书目附表：存世赤壁图目录(北宋一明)后记一宋史研究资讯一微信号：songshiyanjiu邮箱：txq1627@126.com扫码关注我们点“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著丨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6月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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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全集》前言十一世纪的北宋是中國歷史上人才井噴的時代，以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爲代表的一批“百科全書式”的人物紛紛湧現。他們都是集官僚、學者、文人於一身的科舉士大夫，在政治、思想、文學諸方面都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恢弘格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批新型的科舉士大夫既具時代共性，兼綜“文章之美，經術之富，政事之敏”（蘇軾《送章子平詩敘》），與前代單向性士人很不相同；同時又頗具鮮明個性，從稟賦性格、行事作派到政治理念、文化建樹都展現出豐富多姿的樣態，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各自獨特的貢獻和形象。其中司馬光就更多地以政治家和史學家而爲人所熟知，他是“舊黨”領袖，是史學名著《資治通鑑》的作者；此外，他在思想文化和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也絶不遜色於同儕，同樣稱得上是出色的經學家、音韻學家、古文家、詩人、詩論家。他留下各類著作近二十種，廣涉四部，牢籠百氏；各類文章九百餘篇，詩歌一千二百多首，風格醇雅，卓然成家。他全方位的超邁貢獻，冠絶一代，彪炳史册，堪稱十一世紀中國的文化巨人。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字君實，號迂夫，晚號迂叟，陝州夏縣（今屬山西）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司馬光的祖父炫、父親池都以進士入仕，司馬池甚至累官至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就是出身於這樣的仕宦之家，這對他的文化習得和性格養成，産生了重要影響。從人生履歷來看，他的一生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宋仁宗寶元元年（一〇三八）入仕前的學習期，主要是隨父遊宦光州、壽州、遂州、耀州、利州、京城各地，鑽研典籍，積累學養。受家庭的影響，司馬光養成了不喜華靡的生活作風、沉潛執著的處世性格，青少年時期所爲文章“文辭醇深，有西漢風”（蘇軾《司馬温公行狀》），已初露崢嶸。第二階段是入仕（一〇三八）後到宋神宗熙寧二年（一〇六九）王安石變法前，這是作爲官員的司馬光的成長和成熟期。仁宗朝初仕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公事，後歷大理評事、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累遷并州通判、開封府推官，爲天章閣待制、起居舍人、知諫院。英宗朝進龍圖閣直學士，判吏部流内銓。神宗即位，擢爲翰林學士，除御史中丞，權知審官院。這樣的經歷，雖與其他高級官僚的成長歷程没有太大不同，但因爲際遇了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司馬光作爲反對派領袖的形象開始凸顯。第三階段是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到元祐復出爲相卒於任上，這是司馬光長期遠離政治中心的時期，是他政治思想上的沉澱期和文化創造上的豐收期。先是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後又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長達十五年之久，這一時期他的主要精力即在編纂《資治通鑑》，該書凝聚了他畢生心血，也是其爲政思想和史學造詣的主要載體，奠定了他傑出史家的地位。司馬光生前最讓人矚目的身份即是“舊黨”領袖。在對待王安石變法的態度上，他充分展現出“司馬牛”的堅韌與果決，“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類苑》卷八），王安石的這一斷語斬截明瞭，基本符合事實。對於朝政利弊、時局消息，司馬光早已有自己的判斷。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八月，他即以諫官身份向仁宗皇帝呈進了《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五篇文章，合稱‘五規’，並撰《進五規狀》，認爲這五者“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較爲系統地表達了對政局的看法。司馬光指出：“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懐山之冰，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此五者層層遞進，既指出當前國家面臨的問題，又提出了自己對這些問題解決之道的認識。尤其是在《惜時》篇談道：“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它，如守巨室而已。……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這篇文章的關鍵字即是“守”。面對北宋建國八十餘年的基業，如何能坐穩守成，是司馬光的用心所在。在他看來，當下雖時局太平，然危機潛隱，重在謹慎地守好規矩，“禮法”是國家柱石，守住“祖宗之成法”纔能“世世相承，無有窮期”，獲得長治久安。他的這一治國思路與其思想底色密切相關。司馬光服膺儒學，推崇中和之道，維護傳統禮制，爲人爲政都很强調“誠”字，陳瓘所言“温公之學，主之以誠”（《宋元學案》卷八《涑水學案下》）總結得很到位。這就讓他在對待國家禮法制度上表現得謹小慎微，與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邁宣言形成鮮明對比。他希望所進“五規”，能提醒皇帝在“守成”的基礎上有所作爲。當然，這也並不是説司馬光完全反對革新舊弊。他在解析《易·繫辭》時即言：“法久必弊，爲民厭倦。變而民莫之知。聖人守道不守法，故能通變。”也就是説，只要守住儒家先王之“道”，具體的“法”是可以變的，而且也是必須變的。“法”隨時而動，要符合實際，得其所宜，所謂“事無常時，務在得宜；知宜而通，惟誼之功”（《潛虛·宜》）。司馬光認可這樣的因革觀，“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下乃馴。……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笵也。矩笵之動，成敗之效也”（《法言集注·問道篇》），將繼承和革新的相輔相成看作國家治理的“矩範”。他的這些觀點都不只是停留在思想觀念層面，而是付諸言行的。比如對於北宋愈演愈烈的冗官冗費問題，司馬光就曾多次向皇帝進諫。嘉祐八年（一〇六三）七月，司馬光因對朝廷不問官職高下、親疏遠近，一例推恩的做法不滿，上奏：“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故有此例。後來人主嗣位之初，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然以理推之，國家爵禄，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爲太濫。”（文集卷二六《論進賀表恩澤劄子》）熙寧元年（一〇六八）七月又上劄子云：“方今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必須陛下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其患，力救其弊，積以歲月，庶幾有效。”（文集卷三九《辭免裁減國用劄子》）對當時國家潛藏的危機，都分析得非常清楚，希望皇帝能够改變這一造成大量財物浪費的做法，並救濫官之失。諸如此類的革新建議，時見其文。因此，我們並不能簡單、籠統地給司馬光貼上‘守舊派’或‘頑固派’的標籤。誠如蒙文通所言：“宋之法不可以不變，而荆公之變尚未爲得，温公、蘇軾、韓、吕之流亦莫不主於變，乃計議之無當與荆公等，未可以遽爲優劣也。”（《北宋變法論稿》）當時各家都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理念，都有要求變革的呼聲，只是在變什麽、變多少、如何變、誰來變等問題上取捨側重不同而已。而從變更舊制的幅度來看，與其説司馬光爲“保守派”，不如説王安石爲“激進派”更準確。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寧元年對皇帝之問，呈上了《本朝百年無事劄子》。這篇文章在肯定仁宗政治的前提下，以卓越的膽識敏鋭地條陳了當時宋王朝所面臨的經濟、政治、社會諸多方面的問題，甚至認爲“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把偶然性視爲宋朝百年無事的重要因素，而將制度人事之努力置於次要位置，這一看法實則體現出他對現實政治制度的否定。若與司馬光的“五規”相較，王安石的系統性改革無疑極爲迫切和徹底。王安石變法以“理財”和“整軍”爲兩大目標，全面重新擘畫了國家治理框架，並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執行落實。他的經濟思想，重在“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也就是調動人們的勞動創造力，向自然界開發資源，創造財富，以達到“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將開源和節流相結合。司馬光則以爲“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司馬光《温公手録·邇英奏對録》），認爲財富總量是不變的常數，更聚焦於財富的分配問題。這些根本性的思想矛盾，加劇了兩個人對時局判斷的分歧。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的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文集卷六十《與王介甫書》），顯然已不是簡單的“變法”，而是“棄道”，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同上）？這種棄道式的“變法”，司馬光自然是不能接受的。即使皇帝支持，他也無法接受。正是在王安石激進的作派刺激下，司馬光对待變法的態度也變得愈來愈堅定，愈來愈不容其異。將司馬光、王安石和蘇軾對待“新法”的態度作一對比，適能見出三人各自爲政、爲人的思想特性。司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態度都是一以貫之而不肯退讓的，這就造成了他們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逐漸偏向意氣用事的一端，反倒是未曾位極人臣的蘇軾更能與時俱進、取其所宜。蘇軾早年在他的進策中針對“財之不豐，兵之不强，吏之不擇”等社會政治積弊，也嘗試提出了改革主張。等到王安石推行新政，他連續上呈了“萬言書”與《再論時政書》，公開提出反新法的政治綱領，即“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他把新法比爲“毒藥”，説“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要求皇帝不要“求治太速，進人太鋭，聽言太廣”。及至元祐時期，司馬光等全面廢除新法，蘇軾又從某些新法的實際積極效果出發，反對司馬光所爲，成爲維護免役法陣營的代表。蘇軾態度的前後變化是他堅守“危言危行，獨立不回”的政治操守的結果，自然也有其思想的根源。荆公、温公、東坡三人都是以儒家思想爲基礎，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但蘇軾顯然雜有縱横家的色彩，善於因時因勢而變，以求其所適；王安石偏於法家，他希望通過改變制度來達到實現政治理想的目的；司馬光則不然，他更看重人的因素，認爲“治在得人，不在變法”，“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温公手録·邇英讀資治通鑑録》），只有得其人，纔可能有善法，也纔能行善法，强調人的關鍵作用，這一點堪稱堅守了儒家本色。總的來説，他們三人的政治主張和實踐，是個人稟賦才性在具體歷史語境下的結晶，其實際效果也各有所得、各有所失，難以截然軒輊；但三人都非謀一己私利，都具君子之德行操守，則是可以肯定的。司馬光的政治思想直接影響了《資治通鑑》的編纂。這部二百九十四卷的史學巨製，將戰國至五代（公元前四〇三年—公元九五九年）一千三百六十餘年的歷史加以剪裁潤色、考訂編年，“博而得其要，簡而周其事”（《資治通鑑序》），達到了極高的造詣，乃我國編年體史書的不朽典範。此書是在“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資治通鑑》“魏文帝皇初二年”）的編纂思想指導下完成的，其現實政治意義不容忽視。《通鑑》以三家分晉開篇，司馬光議論道：“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這一論述顯然藴含了作者對當時政局的判斷，尤其是對國家禮制綱紀的維護之意。在此後大量“臣光曰”中，對國家綱紀亦可謂三致意焉，與他在現實中的反變法姿態是相呼應的。我們當然没必要將此書的體例及其對史料的着墨剪裁，處處都看作具有現實的政治指向，但將其放置於司馬光因“新舊黨爭”而退居洛陽、遠離政治中心的歷史語境中去審視，仍是理解此書意涵不可或缺的維度。他的另一些史部著作，如《稽古録》、《涑水記聞》在史識史斷之外，也具有特别的史料價值，呈現出司馬光史學體系的重要一隅。作爲一個傑出的史學家，司馬光能以“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資治通鑑》“魏文帝皇初二年”）作爲他編書記事的準繩，秉筆直書，略無忌諱，顯示出可貴的良史精神。司馬光在經子方面多有著述，這些書中所包藴的學術思想也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易説》以義理解經，不襲成辭，雖非體大思精之作，且今本多有散佚，但該書“於古今事務之情狀，無不貫徹疏通，推闡深至”（《四庫全書總目·易説提要》），其中對一些根本性哲學命題的探討，影響了後來道學的發展。與此相貫通的是《潛虚》一書，這部象數之作開篇就表達了司馬光對世界本質的看法，提出了“虚”與“氣”兩個範疇，其易學宇宙觀頗有時代特性。在《法言集注》和《太玄集注》中，司馬光藉助注釋揚雄兩書，較爲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思想。司馬光非常推重揚雄，認爲：“孔子既没，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説玄》）將揚雄置於孟子和荀子之上，在儒家諸子脈絡中地位崇高。這一認知取向，也在他的思想和實踐中留下了强烈的印痕。揚雄指斥“申韓之術，不仁之至”，司馬光即加以發揮：“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爲姦、正則異矣。”（《法言集注·問道篇》）對以申、韓爲代表的刑名法術多加否定，而特别重視禮樂之於國家秩序的奠基性。司馬光藉助注疏之體，對經子諸説加以釋疑祛惑，融會貫通，既注重字詞之辨析，更善於掘發其意義，甚至藉注諷時，表達思考，這些經子注疏中的議論構成了司馬光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與其政治主張密切相關。他的《家範》和《書儀》以日常倫理規範爲旨歸，折射出的正是司馬光建立穩定的人倫道德秩序的努力，是其禮治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種實現形式。總的來説，司馬光的經子著述雖未呈現出結構完整、邏輯嚴密的哲學體系，但其脈絡理路儼然自具特色而獨成一派。司馬光不以文學名家，他自己曾言“至於屬文，實非所長”（文集卷十七《辭修注第三狀》），然客觀來看其文學造詣堪稱超邁，推爲一大作手毫無愧色。僅《資治通鑑》作爲敘事之文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就不容小覷，或可媲美《史記》，而與司馬遷並稱“兩司馬”，更勿説其别集所載詩文。明人馬巒在《司馬温公年譜》中説“温公之文不在六家之下，而不與並稱者，德業掩之耳”，將其文名不著歸因於德業太盛，是有一定道理的。他的散文尤其是大量的政論文，説理論事，精深透徹，不激不隨，風格醇茂，和平正肅，洵有西漢文章之風。他主張文有益於世，推崇“辭達而已矣”的爲文旨趣，認爲“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文集卷六十《答孔文仲司户書》），蘇軾論其作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司馬温公行狀》），想必可獲其首肯。他雖然自謙“光素無文，於詩尤拙”（文集卷六十《答齊州司法張秘校正彦書》），實則詩歌創作衆體兼備，文質相焕，或精工閒澹，或寄興悠遠，頗顯君子之風，時有憂時之慨，而洛陽時期諸作，寫景書懷，情態摇曳，允得騷人之旨。司馬光有感於歐陽修《詩話》之趣，因撰《續詩話》補其未備，所重仍與《六一詩話》相近，乃在詩之本事，偶有談藝妙解，可窺温公詩學卓識。至於存詞數篇，胥得小詞本色，亦一時風氣使然。今將司馬光除《資治通鑑》外的所有作品匯聚於一編，庶幾可讓大家全面立體地瞭解這位文化巨人的貢獻和地位。諸書版本與整理情況，見附各書之前，兹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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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抄本却扫编》丨（宋）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