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司馬光撰，鄧秉元、陳凱、張九思、趙四方、井良俊點校：《易説 書儀 中庸大學廣義 古文孝經指解》出版
《易説 書儀 中庸大學廣義 古文孝經指解》
（宋）司馬光撰，鄧秉元、陳凱、張九思、趙四方、井良俊 點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
定價：78.00圓
ISBN: 9787208179943
壹
《易説》整理説明
《易説》六卷，原本宋後便已失傳，清乾隆朝修《四庫全書》，始由《永樂大典》重新輯出，並依《宋史》原目，定爲六卷。《四庫全書總目》有言：
考蘇軾撰光行狀，載所作《易説》三卷，《注繫辭》二卷。《宋史·藝文志》作《易説》一卷，又三卷，又《繫辭説》二卷。晁公武《讀書志》云：“《易説》雜解《易》義，無詮次，未成書。’《朱子語類》又云：“嘗得温公《易説》于洛范仲彪，盡隨卦六二，其後缺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是其書在宋時，所傳本已往往多寡互異。其後乃並失傳，故朱彝尊《經義考》亦注爲“已佚’。今獨《永樂大典》中有之，而所列實不止于隨卦，似即朱子所稱後得之本。其釋本卦，或三四爻，或一二爻，且有全無説者，惟《繫辭》差完備。而《説卦》以下，僅得二條，與晁公武之言相合。又以陳友文《集傳精義》、馮椅《易學》、胡一桂《會通》諸書所引光説核之，一一具在，知爲宋代原本無疑。其解義多闕者，蓋光本撰次未成，如所著《潛虛》，轉以不完者爲真本，並非有所殘佚也。
《易説》既經輯出，除收入《四庫全書》以外，與他書一百三十餘種陸續由武英殿以木活字印行，號聚珍版。此版旋頒行於东南五省，流傳甚廣，所刻书籍亦各有不同。其中《易说》一书，福建布政使署自乾隆至光緒年間曾多次印行，廣東廣雅書局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亦續有刊刻。另據《中國叢書綜録》，其流衍民間者大約有三。其一，清道光間錢儀吉主講河南大梁書院，蒐集宋元明經説，匯爲《經苑》，以《易説》爲第一種刻印。此本二〇一三年經國家國書館出版社影印，收入《中國易學文獻集成》。同治中及民國續有刊本。其二，清同治中張丙炎輯爲《榕園叢書》甲集第二種，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曾予重印。其三，清同治中李光廷輯爲《反約篇》第六種，現有鈔本存世。
《四庫》與聚珍本之前皆附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内容全同，其稍異者：一，聚珍本進呈於乾隆四十七年二月，《四庫》本爲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二，聚珍本進呈者署名“總纂官内閣學士紀昀、光禄寺卿陸錫熊、纂修官翰林院編修周永年’，《四庫》本則爲‘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蓋《四庫全書》既成，分纂皆不署名，自是體例所關；然既以聚珍本行世，則當表出纂修官名氏，以示不没其人。另據《四庫全書》經部《易説》書首所記校録名氏，總校官爲進士程嘉謨，校對官爲學録謝登雋，謄録者爲監生汪國均。今以二本對校，乃知聚珍本差勝，詳二本之所以致異，或因《永樂大典》所録已誤，爲聚珍本所校正；或原本不誤，及汪、謝二氏謄録、校對之時，或讎校未審，或擅有所更。今亦難得其詳矣。然亦有聚珍本誤而《四庫》本不誤者，如需六四《小象》‘順以聽’，聚珍本作‘順以德’，即是顯例。
今《易説》一書，除經文及司馬氏撰説之外，另有按語數條，蓋纂修官周永年所加。周字書昌，號林汲山人，山東歷城（今濟南）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卒年六十有二。平生與邵晉涵、章學誠交好，據章學誠《周書昌先生别傳》：
宋元遺書，歲久湮没，畸篇賸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綴，以還舊貌，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逸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録。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諸書昌。書昌無間風雨寒暑，目盡九千鉅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録。
此雖未明言温公《易説》之輯自周氏，然以四庫館臣之分工，周氏既分任子部，亦同時爲經部《易説》之纂修官，則該書即當爲其所輯。以是觀之，按語、提要蓋亦周氏所撰無疑。
民國以前，聚珍本《易説》流傳較廣，及今人影印《四庫全書》，後者反易得見。以版本而言，二本皆可寶重，不必太分軒輊。故此次整理，即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而以復旦大學所藏光緒二十五年廣雅書局本對校。廣雅書局本校勘原極精良，惜卷二同人卦《彖傳》説自“異之至也然則’以下，直至“欲治而惡亂’之前，誤植《文言》説之文，遂缺一頁。故以國家圖書館影印經苑本參校。其諸本經文或有脱漏，則以阮元校《十三經註疏》本補足，另出校勘記。至於經文文字與通行本之異同則一概置之，學者不妨由此上窺温公所據之本也。餘同《全集》凡例。
鄧秉元
二〇一九年八月一日
贰
《古文孝經指解》整理説明
《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有鄭氏注，古文舊傳有孔安國傳，後者亡於梁亂，隋時曾復得一本。唐開元七年（七一九），唐玄宗詔令羣儒質定今古，後頒行御注，終以今文十八章爲定。於是今文遂行，古文幾廢。及至北宋仁宗皇祐年間，司馬光於館閣董理祕府藏書，得見“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孝經》，其中“古文有經無傳”。據司馬光所作《古文孝經指解序》，祕府所藏本“蓋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且因“始藏之時，去聖未遠”，故而司馬光以爲“其書最真”，並據此本“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書成之後，司馬光於仁宗、神宗時兩次進御，並分别上《進古文孝經指解表》和《進孝經指解劄子》。哲宗元祐三年（一〇八八），經筵侍講范祖禹據司馬光《指解》本作《古文孝經説》一卷。在《進古文孝經説劄子》中，范祖禹認爲今、古文《孝經》“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得其正”。於此可見，司馬光、范祖禹皆對古文《孝經》推崇備至。司馬、范二書問世後，古文《孝經》名存實亡的局面爲之一變，尤其是朱熹據古文作《孝經刊誤》之後，對古文《孝經》的推崇一時蔚爲風氣。
北宋以前，古文《孝經》曾多次出現。漢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曾得古文《孝經》（《漢書·藝文志》）。後世學者云孔安國曾爲之作傳，因梁亂而亡佚。隋時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古文《孝經》孔傳，送至河間劉炫處，後上於朝廷，唐初之人已多疑其僞（《隋書·經籍志》）。至唐大曆時，李士訓從灞上得石函絹素古文《孝經》，爲“科斗”文，李陽冰、韓愈等人皆曾傳習之。據今人舒大剛先生《司馬光指解本〈古文孝經〉的源流與演變》、《論宋代的〈古文孝經〉學》二文的考證，司馬光在館閣所見之古文《孝經》，當爲唐李士訓所得之石函絹素本經文。
今見於著録的司馬光《古文孝經指解》各類傳本均爲合編本。其中，《通志堂經解》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刻本中《孝經注解》（以下簡稱“通志堂本”）刊刻年代最早，故此次校點以之作爲底本。此本曾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重刻，基本無異。通志堂本將唐玄宗注、司馬光指解、范祖禹説三書合刻。翁方綱《通志堂經解目録》曾引何焯語，稱通志堂本源出“李中麓本”，則明代李開先之時，司馬、范二書已與唐玄宗注合刻。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曾認爲合編“當出於元明間人所爲”，而舒大剛先生在前二文中，将三書合編的最早可能年代上推至南宋寧宗時期，這一觀點當爲近實。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中“古文孝經指解”條下，録有“明覆宋本”，今不見於各館著録，其爲單行本抑或合編本難以確定。
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和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諸家皆著録“司馬光指解”、“范祖禹説”各一卷。明初《文淵閣書目》著録“《温公孝經指（揮）〔解〕》一部一册”。表明合編本出現雖早，《古文孝經指解》單行本從南宋直至明初皆有流傳。然而，今已無從得知此種單行本之具體面貌。
就古文《孝經》經文而言，范祖禹書古文《孝經》石刻極具校勘價值。該石刻今仍可見，馬衡先生曾將其全文録入《凡將齋金石叢稿》卷六（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並稱其爲“唯一最早之古文本”。古文石刻本凡二十二章，與通志堂本章數雖同，然而分章之處小有出入。古文石刻本第六章“此庶人之孝也”下，即接“故自天子”一段二十三字，又下接“曾子曰”等九字，通爲一章，而通志堂本則將“故自天子’一段别爲第七章，將“曾子曰”等九字屬第八章。古文石刻本“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以下别爲第八章，通志堂本則將其屬上爲一章。除此之外，取通志堂本與之相比勘，亦可見文字增删、相異之處。
此次校點的另一校本爲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總目》謂：“《古文孝經指解》一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説合爲一書。”四庫館臣稱據内府藏本抄録，此内府藏本今已無從得見，唯知該本亦是合編本。該本中第二十章“言之不通也”五字爲大字經文，四庫館臣已發現此誤（今取古文石刻本《孝經》核之，該五字確爲後人誤注入經），然而一仍舊貌。該本首録唐玄宗序，次録司馬光指解序，次録范祖禹説序。通志堂本則首録司馬光指解序，次録唐玄宗序，次録范祖禹説序。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陳宏謀在雲南刊刻《孝經注解》，跋語稱據通志堂本。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二月，諸城李璋煜又取陳宏謀本校以通志堂本刊刻；同年九月，文山李延福重刊李璋煜本，是爲求是軒刻本。此本源出通志堂本，産生過程中雖曾校以通志堂本，然而差别甚大，且多有誤者。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刻本《孝經注解》，亦源出通志堂本。該館將其著録爲南海何氏刻本，從異文來看，與求是軒刻本關係極近。唯求是軒刻本中陳宏謀、何文綺等人跋語位於書首，此本則位於書末，因而其産生年代或稍晚於求是軒刻本。另外，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福山王德瑛日省吾齋刻《今古文孝經彙刻》本《孝經指解》删去唐玄宗注，序跋皆無，不知所出。
晚清錢塘伊樂堯曾單獨録司馬光指解爲一册，附范説於後。仁和金繩武認爲《指解》“與明皇注及范淳夫説混併爲一，使切要之旨汩於叢冗之中而勿見”，遂於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取伊樂堯所録付梓，是爲評花僊館本。該本題《古文孝經指解》一卷，無玄宗注，指解文未冠以“司馬光曰”四字，末附范祖禹説。據金繩武跋語，可知伊樂堯據以改定者亦是合編本，然而究爲何本，未有明言。其後伊樂堯又對評花僊館本進行改編，取司馬光指解、范祖禹説與李光地注合編，將范説、李注散於各章之後，且於《孝經》經文悉舍古從今。桂林朱琦於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取而刻之，題《孝經指解説注》一卷。上述二本皆將“言之不通也”五字以小字刊刻，蓋視之爲司馬光《指解》文，所見良是，與通志堂本之異文又多有當理之處。除卻上述諸本，尚有日本文化刻《通志堂經解》本，未及核校，附識於此。
此次校點，以通志堂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爲底本，以古文石刻本（馬衡先生《凡將齋金石叢稿》卷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評花僊館本（南京圖書館藏本，簡稱“金本”）爲校本，以日省吾齋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簡稱“王本”）、求是軒刻本（上海圖書館藏本，簡稱“李本”）、南海何氏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本，簡稱“何本”。又，湖北省圖書館藏羊城拾芥園本《孝經注解》，經校點者查勘，實爲何本後印本）、桂林朱琦咸豐十一年刻本（浙江省圖書館藏本，簡稱“朱本”）、同治重刻通志堂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爲參校本。爲保持通志堂本的完整性與獨立性，除少數能斷定底本不通者，只出異文校記而不據以改補底本。各本所題書名不一，今從司馬光原書名，題《古文孝經指解》。限於學力，疏漏難免，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趙四方 井良俊
一宋史研究资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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