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融合与创新——辽宋夏金时期文明演进的突出时代特点丨202402-13（总第2620期）
感谢陈峰老师赐稿
原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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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创新
——辽宋夏金时期文明演进的突出时代特点
文丨陈峰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峰老师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赓续而来，即使在某些阶段出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却能以包容的特质融合内外元素，从而走出困境，得以生生不息，并且历久弥新。辽宋夏金时期，即是自南北朝以来出现的第二次大冲突与多元交织的时代，在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状态下，彼此之间既有激烈的冲突与战争，也存在频繁的交往与交融。正是在这种紧密的互动关系背景下，中华文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宏观上考察这一时段的历史，中华文明整体性的五大特征皆有体现，其中包容与创新又是相对突出的时代特点。
一、冲突、融合与包容
唐朝灭亡后，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及其政治秩序的崩溃，在五代十国的数十年间，中原出现割据、混战局面，塞外的契丹游牧政权则乘势进入幽云农耕地区，大理国亦割据西南一隅。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宋朝虽然重建了中央集权统治，也征服了中原核心地区，但最终却被迫承认了与辽朝南北并存的现实，并终止了对西南边疆的进一步经略，事实上还默认了新崛起的西夏政权。南宋时期，立足南方的宋廷与北方的金朝长期对峙，直至先后被元朝灭亡，才又回归大一统时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政权上的分立格局，势必造成军事上的冲突与战争，但彼此在各方面的交往、交融却始终存在，特别是在议和后的和平时期更日益密切。
作为中华文明发展重要阶段的辽宋夏金时期，其几个政权并存的政治状态，固然不可避免彼此之间的对立，不过却都竞相以“中国”正统自居，并且强大者还试图统一天下。如宋太宗曾两度北伐，希望收复幽云；萧太后与辽圣宗曾兵临黄河，欲图定鼎中原；即使是被视为暴君的金朝海陵王，也大举南征，其意“盖耻为夷狄，欲绍中国之正统耳”、[1]“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2]这种政治追求既是各自现实发展的需要，亦与秦汉以来日益深化的大一统国家观念有关，故一如历代各族政权大都追求正统与统一，“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3]然而，缘于当时彼此实力的限制，终究未能实现大一统的目标。
在华夏正统观念的支配下，两宋域内“宋承唐制”的情形姑且不论，而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统治者，皆主动靠拢中原先进的制度与文化，诸如在皇帝制度、职官设置、朝廷礼仪、科举考试、学校教育、法律制度、赋税规则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多效仿唐宋之制。如北宋名臣富弼针对当时辽与西夏的情况所说：“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4]这种具有趋同性的特点，使得彼此的联系有了牢固的共同基础。
在宋与辽、夏、金以议和的方式建立和平关系期间，官方和民间的交往极为频繁，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双方保持了长达百余年的正常关系，各自使团定期互访成为制度。如辽致宋朝的国书称：“世修欢契，时遣使轺。”[5]辽圣宗之弟耶律隆庆曾表示：“今与中朝结好，事同一家。”[6]宋仁宗朝的富弼认为：“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7]王安石也有“欢盟从此至今日”的赞扬诗句。[8]故史称：“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9]事实上，在辽境内，朝野通用契丹语和汉语，甚至在多民族交汇之处，汉语还发挥了交流中介的功能，“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10]辽朝许多帝王和贵族、官员能用汉文写诗，并且与来访宋使赋诗唱和的现象屡见不鲜，如辽兴宗在接待北宋使臣时，“召宋使钓鱼、赋诗”。[11]北宋著名文人的作品，在辽境也广受喜爱。如据记载，辽使觐见宋真宗时曾表示：“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12]至于辽朝南面官系统乃参照唐五代之制、辽官方的舆服逐渐出现涵化的趋势、佛教信仰在塞内外的交流，以及中原饮食、娱乐习俗在辽朝的流传等方面，已勿需多言。还值得一提的是，早在辽太宗时已下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13]此后，民间契丹人与汉人通婚的现象更为寻常。
清代学者指出：“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14]西夏效仿北宋，实行科举考试，建立学校教育，并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价值观，后来甚至尊孔子为文宣帝。又借鉴汉字的结构，创立了党项文字。西夏的法律同样受到中原的影响，其法典《天盛律令》就汲取了《唐律》和《宋刑统》的基本精神。西夏还常主动请求宋廷赐书，宋中央也多次赠予佛经、儒家《九经》等书籍。如嘉祐七年，西夏国主谅祚“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15]经过长期的交往，西夏统治集团逐渐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如元昊“通蕃汉文字”；[16]嘉祐六年（1061年），谅祚上书宋仁宗，“自言慕中国衣冠，明年当以此迎使者。”得到宋廷的同意；[17]秉常在位期间，曾不顾保守势力的反对，在官方推行过汉礼。[18]
金朝虽然长期对南宋发动战争，并且以宗主国自居，但在诸多方面却逐渐受到宋朝思想、文化及其观念的影响。典型者如：儒家价值观、科举制度以及学校教育的推行。在金熙宗改制以后，金朝政治制度还效仿南宋，全盘采用汉制，实现了政治体制的一元化，这也成为女真人在政治制度上汉化的重要标志。[19]正因为如此，金朝境内民族之间的隔阂日渐消融，如大臣唐括安礼便说：“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20]
西南地区的大理政权，虽与宋朝基本上没有建立官方关系，然而不仅双方民间的经济联系广泛，并且来自中原的政治及文化传统亦深刻地影响着大理的发展。如其中央与地方机构、职官、科举以及帝王服饰等，即在原则上与唐宋相通；[21]包括汉字、儒学及文学艺术在内的中原文化要素也逐渐被接受。[22]这都表明，当时西南地区仍然归属中华文明演进的范畴之内，不过是相对独特而已。
总之，这一阶段因多个民族政权分立，他们既存在各自发展的差异性，也产生过激烈的碰撞，但却并未妨碍各方面的交往与交融。换言之，基于对中华一体观念一致认同的缘故，使得各个政权在兵戈相交的同时，逐渐走向内在融合之路。就此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无穷包容性，在融汇多种元素过程中日益茁壮成长。因此，就连西方研究者也认为：在此时期，“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状况无论如何在很多方面——包括外交往来上的技术问题，如我们所示——还是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23]
二、不绝的创新性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既在于其具有连续性、继承性，也与传承过程中的不断创新性密不可分。辽宋夏金时期，就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创新阶段，无论是在制度、精神文明上，还是在物质文明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又以两宋的贡献最为突出。
从政治制度上看，众所周知，在继承唐制并汲取五代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宋朝在制度设计上强调分权制衡的原则，以消弭危及中央权威的潜在因素。如在以往基础上形成的中央二府制约机制，路级与州郡行政架构及其分权制衡机制，以及独立的台谏监察体系等，都具有制度上的创新意义，其对扼制地方割据势力、庙堂中干扰皇权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北宋首创的文官掌军制度，则杜绝了将领与军队破坏统治秩序的祸端。[24]可以说，前代地方割据、宦官专权、外戚干政以及权臣当道的痼疾，在宋代几近消失，域内社会遂长期趋于稳定。故南宋人对比汉唐“多内难”的状况时，即认为：“本朝无内患。”[25]事实上，宋朝的监察系统、文官掌军制度等，还对明朝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于辽朝实行的南北面官体制，则是适应农耕与游牧两大不同区域的政治制度，也具有制度创新的意义。
宋代思想学术上的创新，成就斐然。其中注重义理的宋学之兴起，是在融合佛、道精华基础上发展的结果，从而突破了汉学章句的局限，使得儒家思想学说达到了新的高度。由此，儒家文化在朝野的影响力远过以往，可谓不仅登堂，而且入室。
两宋文化艺术上的贡献，同样辉煌灿烂。如媲美唐诗的宋词、戏曲及市民文学的兴盛、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之繁荣、金石学的产生、方志的兴起，以及绘画、书法的创新等等，皆为超越以往的巨大成就。在此不妨再以宋画为例，其无论是在题材、风格上，还是在表现形式以及技法上，都突破了传统的模式，具有里程碑的创新意义，就此不仅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高峰，也对元明清的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科技领域，中国对人类文明突出贡献的四大发明中，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三项来自宋代，其意义早已得到举世公认，故不必赘述。而《数书九章》对数学的贡献，杨辉三角在数学史上不容忽视的地位，《营造法式》反映的建筑学水平，法医学专著《洗冤录》的产生，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的问世，水密隔舱在船舶中的运用，复式船闸的出现，诸如此类等，可谓不胜枚举。据研究者指出，宋代还是农学著述空前涌现的时期，[2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至于全球性首创并应用的纸币、石油的发现之类的成就，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宋代文化、科技上的空前成就，限于篇幅仅能罗列其中的一些代表，不过，学界对此已有全面性的高度评价。如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7]邓广铭等宋史专家则进一步指出：宋代文教及科技快速发展，使得其整体文明程度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28]西方学者也认为：“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29]
同期辽、夏、金的文化科技虽因相对落后，多向先进的宋朝学习，不过其在相关方面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典型的例证如：精通天文的北宋官员苏颂出使辽朝期间，发现对方“不禁天文、术数之学，往往皆精”，所以辽历的冬至日比宋历更为准确。他在回朝后将此事奏报宋廷，才纠正了这一失误；[30]西夏在锻造技术上有很高造诣，[31]所造的“夏国剑”在宋人《袖中锦》中被称为天下第一；金代数学家李冶有颇多新的创建，特别是在高次方程上有重要的贡献，也早已为世人所知。诸如此类等。
总之，10至13世纪是中国文化与科技发展的辉煌时代，以宋朝为核心的多民族共同体在各方面取得的空前成就，不仅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固有的不断创新性，也因此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结语
从宏观上观察辽宋夏金时代的大趋势，不难从中发现中华文明演进的阶段性特点，其中在包容性与创新性两个方面表现得又尤为突出。可以说，包容性消解了当时政治、军事冲突造成的隔阂，促成彼此对中华一体的认同，从而共同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之中；创新性则是各自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因此在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物质文明上既竞相探索，推陈出新，又相互借鉴，多元交织，从而在继承的基础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而这种时代特点与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体性相一致，正如在此前后历史时期所反映出相同的基本特征，就此昭示出中华文明整体性寓于阶段性的规律。
注 释
[1] 佚名：《中兴御侮录》卷上，《全宋笔记》第5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2] 《金史》卷84《耨盌温敦思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883页。
[3] 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
[4] 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02页。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庆历二年三月己巳，第3229页。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1，景德二年十月甲午，第1371页。
[7] 富弼：《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第1501页。
[8]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47《澶州》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32页。
[9] 《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3页。
[10]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40《许奉使行程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568页。
[11] 《辽史》卷20《兴宗纪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247页。
[12] 文莹：《玉壶清话》卷7，中华书局1984年，第66页。
[13] 《辽史》卷4《太宗纪下》，第49页。
[14] 周春撰，胡玉冰校补：《西夏书校补》卷11《官氏考》，中华书局2014年，第1587页。
[15] 《宋史》卷485《外国传一·夏国上》，第14002页。
[16] 《宋史》卷485《外国传一·夏国上》，第13993页。
[17] 《宋史》卷485《外国传一·夏国上》，第14001页。
[1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2，元丰四年四月壬申，第7566页。
[19] 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的覆亡》，《国学研究》2000年第7卷。
[20] 《金史》卷88《唐括安礼传》，第1969页。
[21] 段玉明：《南诏大理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5—116页。
[22] 参见方国瑜：《汉晋至唐宋时期在云南传播的汉文学》，《云南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8年第1期；《南诏大理文化史》，第408页；方铁：《南诏大理国兴衰史》，岳麓书社2023年，第488—497页。
[23]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史卫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24] 参见陈峰：《宋代的文官掌军制度及其效应》，《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25] 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1《国势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26] 邱志诚：《宋代农学：集大成以开新统》一文指出：“唐代农书不到30部，包括唐代在内的前此历代农书总计也只有70余种。有宋一代农书，《中国农学书录》《中国农业古籍目录》分别著录为115种、136种，实则远逾其数——总计九大类255种。这一数量不仅雄视前代，与后代相比亦不逊色。”《光明日报》2023年5月15日“文史哲周刊”。
[27]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45页。
[28] 邓广铭：《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王曾瑜：《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29] （法）谢和耐：《南宋社会生活史》“序言”，马德程译，（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5页。
[30]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中华书局1984年，第133—134页。
[31] 王福良：《西夏的兵器制造与化学》，《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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