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明华：迟来的配享：宋宁宗庙配享功臣与晚宋政治丨202402-36（总第2625期）
以下文章转自中华文化论坛，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
冯明华，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思想文化史、宋代政治史、宋明理学。
摘要
南宋中兴以来，功臣配享的特点是既祔即配。但是，宋宁宗祔庙后，配享功臣便搁置不议，达十年之久。就当时情形来看，赵汝愚有策立宋宁宗之功，史弥远有策立宋理宗之功。对理宗与史弥远而言，史弥远成为配享功臣，既关乎理宗继位的合法性，又可掩盖史弥远废弃济王后又将之逼死的失德行为。因此，二人有意搁置这一配享大事，以待史弥远逝后议定。对于这一安排，道学士大夫早有不满。在理宗亲政后，因济王案而与史弥远决裂的这批士大夫重返朝堂，从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向理宗施加政治压力，最终促使赵汝愚配享太庙。宁宗庙配享功臣的长期搁置并最终议定赵汝愚，显示出道学对理宗朝政治的深入影响。
关键词：宋宁宗太庙；配享功臣；赵汝愚；史弥远；宋理宗；道学
本文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 第6期
一、既祔即配：南宋中兴以来功臣配享的特点
宋代的功臣配享，一般来说，只有在君主祔庙后功臣才能配享其庙庭，先后有序，这是没有疑问的。容易出现变数的是，君主祔庙与议定配享功臣的时间间隔有多久？在这个阶段，君主祔庙时间相对稳定，一般在君主逝去后不久。议定配享功臣的时期则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受政治环境的影响较大。如太祖庙，“若赵韩王、曹秦王之配享太祖，盖在真宗咸平时”，此时距离太祖祔庙已有二十多年；真宗庙议定配享功臣，“在祔庙后一月”。可见，祔、配间隔或长或短，主要取决于配享功臣的议定时期。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宋代在配享功臣的议定时期上面有没有特色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对宋代功臣配享的脉络有一番梳理，兹列宋代功臣配享资料于下表 。因论文主要讨论宋宁宗庙功臣配享问题，因此下表只列入宁宗庙以前的功臣配享情况，以为下文的讨论提供一个基本的背景。
据表1，可以看出宋代功臣配享的情况。太祖、太宗庙的配享功臣议定于真宗咸平二年（999），是宋代功臣配享的发轫期，祔、配间隔时间为二十二年、二年。真宗、仁宗庙功臣配享皆是祔、配相临，二者间隔时间为一月。不同的是，真宗祔庙后议定配享功臣；仁宗祔庙前议定配享功臣。英宗祔庙数年后议定韩琦、曾公亮二人，有其特殊情况。据袁良勇研究，身任宰相是成为配享功臣的首要条件。英宗朝任职宰相，只有韩琦与曾公亮。二人均在英宗逝世数年后去世，所以英宗祔庙数年后议配享，实无他法。神宗、哲宗庙功臣配享较为复杂，受党争的影响，配享功臣变动很大，但最初的配享功臣议定分别在君主祔庙后一年、二年内。徽宗庙议定配享功臣，在君主祔庙后三月。钦宗庙无配享，李心传论之颇备，与“一时宰相六、七人皆有误国之罪”分不开。
由上可知，北宋功臣配享的特点有二：一，从祔庙与议定配享功臣先后看，除仁宗庙外，基本是祔庙后议定配享；二，从祔、配间隔时间上看，从真宗庙以后（除了英宗庙），功臣配享的议定在一个月到两年之间。
相较北宋，南宋的功臣配享产生了一些变化，这表现在祔、配间隔时间上面。其中，高宗庙配享功臣的议定颇显曲折。洪迈首发其议，主张在高宗祔庙前议定配享功臣，“圣神武文宪孝皇帝祔庙有期，所有配食臣僚，先期议定”，请侍从集议。洪迈的建议得到了采纳，“癸丑，用洪迈议，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配享高宗庙庭”，时为淳熙十五年（1188）三月十七日，在高宗祔庙前一个月。
高宗庙配享功臣虽然议定，但事情并未了结。从北宋功臣配享情况来看，“祔庙后议配享”正是祖宗故事。因此，洪迈祔庙前议配享的举动引起了很大争议，李心传“祖宗故事，大臣配享，皆祔庙后议之”的议论，直接针对洪迈而发。尤袤则回顾祖宗以来功臣配享故事，他主张：“欲乞候升祔礼毕，别择日下侍从、两省、台谏、礼官及秘书省集议。”他的建议得到孝宗的认同，“（夏四月）甲申，用礼官尤袤请，诏群臣再集议配享臣僚”。到了四月二十四日，殿中侍御史冷世光言，“配享之议，已有一定之论，见于施行，今再令详议，则二三之论又将纷纷而起，甲可乙否，重惑朝廷故也”。冷世光所说的是不久前高宗庙号的议定，因众说纷纭，前后拖延了四个月，方才定下。于是孝宗罢配享集议，坚守前次功臣配享的议定结果，“吕颐浩等四人配享，正合公论”。孝宗这一安排，等于是默认了“祔庙后议配享”的祖宗故事可以从权处理。由此，高宗庙的功臣配享，无论是最初的配享功臣议定，还是后来的重新确认，祔、配间隔为一月。
与高宗庙相同，孝宗庙配享功臣也是议定在祔庙前，属于从权处理：“吏部尚书、兼侍读郑侨等言：‘奉诏令臣等详议孝宗皇帝祔庙配享功臣……今因山讫事，祔庙有期，宜定功臣，侑食大室。’”祔、配间隔在一月内。相较于高宗、孝宗庙，光宗庙庭功臣配享议定于祔庙后，祔、配也是相差一月。
由上，南宋中兴以来的功臣配享，祔、配间隔基本为一月。对此，魏了翁有所总结，“中兴以来祔、配之礼，皆是既祔即配”。可见，“既祔即配”，已取代北宋时期“祔庙后议配享”的旧故事，成为了南宋功臣配享的新传统。
二、暂时搁置：理宗与史弥远对宁宗庙配享功臣一事的安排
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四月一日，宁宗祔庙。依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故事，宁宗庙的配享功臣应该尽快议定下来。因此，在宁宗祔庙前，理宗便下诏朝臣集议配享功臣，“尝下礼寺，集侍从、两省、台谏、礼官、馆职，议功臣之配食者”。在此情况下，魏了翁向丞相史弥远推荐了赵汝愚。但是，事情的发展出乎魏了翁的预料，“弥远既是臣言，而同列异心，未及集议，遂使庙食乏侑十有余年”。因朝臣对赵汝愚的意见未谐，导致议定配享功臣的集议没有举行，最终宁宗庙的功臣配享搁置下来。直至端平二年（1235）八月二十五日，南宋才议定太师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祔、配间隔达十年之久，依南宋功臣配享惯例，确属不可思议。
一个可能的推测是，史弥远此时无意于议定配享功臣。黄震《古今纪要逸编》称理宗“初即位，仍委旧辅史弥远，渊默十年无为”，可见这时期史弥远掌控着朝堂。魏了翁在其《应诏封事》的“贴黄”部分论理宗亲政前的集议之制，“乃自近岁，禀听宰相风旨，立为一说。衣冠虽集于台省，而未闻反覆辩论，更相是非，率是决于一夫之手，使吏钳纸书名而去”。“宰相”即史弥远。依此说法，宁宗庙的功臣配享没有集议，与史弥远的授意有关。
相较于魏了翁的含蓄，方大琮则直接揭示宁宗庙配享功臣搁置的内幕，其《贺赵度支必愿启》言：“昔者忠定，相于宁皇。侑食何疑，厄权奸者几载。”这里，忠定是赵汝愚的谥号，权奸指史弥远。可见，宁宗庙配享功臣的搁置与史弥远有直接的关系。由此，宁宗庙配享功臣的搁置过程是这样的：理宗依惯例在宁宗祔庙前下诏朝臣集议，魏了翁推荐赵汝愚，史弥远授意臣僚反对，最终理宗罢配享集议。在这一事件中，理宗对史弥远的做法是认可的，二人不想议定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结果宁宗庙的配享功臣搁置下来。
据上文，身任宰相是成为配享功臣的首要条件。宋宁宗在位期间，前后有九位宰相，若以执政时期划分的话，可分为赵汝愚、韩侂胄、史弥远三个阶段。三人之中，韩侂胄自开禧北伐失败后就已经失去了配享资格。因此，有机会入选宁宗庙配享功臣的只有赵汝愚与史弥远。两人之中，赵汝愚与道学有很深的渊源，最重要的是其策立宁宗之功，这一功绩着实使赵汝愚有配享太庙的资格。这些因素是魏了翁推荐赵汝愚的原因。赵汝愚与道学的渊源，一是在学术上与道学士大夫交往过密，“凡平昔所闻于师友，如张栻、朱熹、吕祖谦、汪应辰、王十朋、胡铨、李焘、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二是执政后在政治上对道学士大夫的引进，“命朱熹待制经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三是在庆元党禁期间被迫害至死的经历。党禁期间，道学士大夫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死的人，有两位最为引人瞩目，一是朱熹，以道学领袖逝去；一是赵汝愚，以道学名臣逝去。二人在党禁期间的经历，具备了一种与道学共命运的色彩。因此，道学士大夫魏了翁，对赵汝愚有着特殊的情感。对魏了翁等人来讲，赵汝愚的定策之功是其配享宁宗庙庭的关键。不过，在宁宗在位期间，南宋朝廷关于赵汝愚定策之功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宁宗即位之初，朝廷认可赵汝愚的定策之功，宁宗表彰赵汝愚，“逮予有兴，厥功尤大”。但是，在韩侂胄逐渐掌权后，朝廷对赵汝愚的评价就不同了。在韩侂胄的授意下，右正言李沐弹劾赵汝愚“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方太上圣体不康之时，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等事，这是说赵汝愚策立宁宗一事目的不纯，将危害社稷。于是赵汝愚被罢免相位，出知福州。接着，监察御史胡纮弹劾赵汝愚“唱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这也是指赵汝愚拥立宁宗动机不良，专权营私，对社稷有不轨的企图。然后，赵汝愚被责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最终含冤而死。在赵汝愚死后，韩侂胄也没放弃对赵汝愚的清算。庆元五年（1199），韩侂胄授意蔡琏，“告汝愚定策时有异谋，具其宾客所言七十纸。侂胄欲逮彭龟年、曾三聘、徐谊、沈有开下大理鞫之，范仲艺力争乃止”。可见，韩侂胄不仅要否定赵汝愚的定策之功，还要给其安上谋危社稷的罪名。由此，韩侂胄掌权后，赵汝愚的评价经历了由“大忠为大逆”的变化，其定策之功绩也变成了谋危社稷之罪名。在清算赵汝愚功绩的同时，韩侂胄也塑造自己策立宁宗的功绩。终于，嘉泰元年十月，宁宗下诏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不过，在韩侂胄被杀后，朝廷开始清算他的过去，“诏史官改绍熙以来韩侂胄事迹”。这时，赵汝愚的定策功绩又重新确立起来，“玉牒、日历所卒以《重修龙飞事实》进呈”，并赠其太师，追封沂国公。由此，赵汝愚的定策功绩得到了官方史书的认证。宋代，以定策功绩成为配享功臣的宰相大有先例，如韩琦与曾公亮。宋神宗为韩琦御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之碑》载：“维公奉诏立皇子为皇太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高度评价韩琦策立英宗与自己的功绩。在曾公亮去世后，神宗御篆其碑首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由此，韩琦与曾公亮分别为策立英宗、神宗父子的元勋与亚勋，这样的功绩助力二人配享英宗庙庭。有此先例，魏了翁推荐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顺理成章。但是，理宗与史弥远并不愿意看到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可以推测，这是由于他们希望史弥远死后配享宁宗庙庭。这一推测是否合乎史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涉及理宗即位与史弥远的关联。理宗本名赵与莒，在沂王后嗣赵贵和入继为皇子后继嗣沂王，改名贵诚。他能以沂王后嗣成功即位，与史弥远的助力是分不开的。在宁宗病重期间，史弥远“称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使贵诚取得了与皇子赵竑（即赵贵和）同样的皇子资格。接着，在宁宗去世后，史弥远联合杨皇后宣读宁宗遗诏，舍弃皇子赵竑，“命子昀嗣皇帝位”。成功即位后的理宗，则加封赵竑为济王，赐第湖州。由此，史弥远对理宗有拥立之功。对于这点，理宗有着清楚的认知，即位后便有表彰史弥远功绩的御笔，“朕惟丞相受知二祖，光辅两朝，赞更化以正权纲，佐定策以安宗社，不动声色，中外晏宁，可谓社稷之臣矣”。因此，若史弥远成功配享太庙，理宗继位的合法性愈加彰显。对史弥远来说，逝世后成为配享功臣，具有很大的诱惑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宋代拥有策立之功的大臣，很容易处于危疑的境地。史弥远熟谙宋代的政治生态，又亲身经历过赵汝愚从“大忠为大逆”的转变，对这方面自然留心。于史弥远自身来说，他舍弃皇子赵竑而策立理宗的做法，本身即充满着争议；更重要的是，在理宗宝庆元年（1225）春正月，湖州发生了潘壬、潘丙等人谋立济王赵竑之事，为消除隐患，史弥远派人逼死了济王。先将济王废弃后又将之逼死，这一系列行为对史弥远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影响？史弥远需要认真对待。而事实上，济王死后，以真德秀、魏了翁为首的道学士大夫接连为其伸冤，批评与抗议史弥远的做法，即“济王不得其死，识者群起而论之”。已成为清议力量批判对象的史弥远，为巩固既有权位，将这些反对力量一一贬谪处分，即“弥远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为鹰犬，于是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云”。自此，道学士大夫与史弥远最终走向决裂 。熟谙宋代政治生态的史弥远，自然不得不考虑到其废弃济王后又将之逼死的政治后果，对自己所处的危疑境地，史弥远也有很清楚的把握。因此，若能成功配享宁宗庙庭，他的定策之功才可能有真正的保障，而他逼死济王的失德之处也可以被遮掩不论。一是韩琦、韩忠彦父子相继配享英宗、徽宗庙庭的佳话，史弥远不无向往。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在史弥远的努力下，他的父亲史浩被增补为孝宗庙配享功臣。接下来，如果自身能够配享宁宗庙庭，则史浩、史弥远父子与韩琦、韩忠彦父子在历史上可以等量齐观。这两方面因素加起来，使史弥远对配享宁宗庙庭充满期待。史弥远自己想要成为配享宁宗庙庭的功臣，更在郑清之所上奏札中得到了证实。淳祐十年（1250），当时的丞相郑清之上书，力述史弥远拥立之功，希望理宗将其配享宁宗庙庭：初潜之建继照，虽出于宁考之定见，陛下之无心，而实基于故相史弥远之忠虑，培根沃膏，非一日矣。至于茂陵凭几，慈圣垂帘，当中外危疑之时，有风雨呼吸之悲，乾龙御天，朝野爱戴，直顷刻间耳。所谓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弥远有焉……欲望圣慈……特降御笔，以故相史弥远配享宁宗庙庭。
郑清之是理宗潜邸的老师，又参与了史弥远策立理宗一事，与理宗、史弥远关系密切，并在史弥远死后接任丞相。三人的政治利益可谓息息相关。郑清之此札上于去世前一年，可以说是他的临终之言。在奏札中，他力主史弥远以定策之功配享宁庙的言论，无疑说出了理宗与史弥远的心声。对他们而言，只有将史弥远配享宁宗庙庭，理宗继位的合法性与史弥远的煌煌功绩都可以得到切实的保障。可以看出，史弥远配享宁宗庙庭，对理宗、史弥远二人都有益处，这是二人抵制赵汝愚成为配享功臣的真实想法。二人之中，史弥远在配享一事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理宗则与其态度一致。二人暂时搁置宁宗庙功臣配享，以待史弥远逝世后配享宁庙，这在宋代功臣配享的历史中有例可循，如英宗祔庙后就没有急于议定配享功臣，直到数年后韩琦、曾公亮死去，才诏令二人配享英宗庙庭。理宗与史弥远有遵行英宗庙功臣配享故事的意图，这充分表现在昭勋崇德阁的营造上面。麋溧《昭勋崇德阁记》载：“永惟宁考在御，尝有崇显配享勋臣之旨，经始未成，乃宝庆元年八月，申命奉常，阐基建阁，自赵韩王普而下二十有三人，悉登绘而表异之。”此阁建于理宗宝庆元年八月，是在宁宗庙功臣配享搁置后着手的。理宗效法宁宗褒显配享功臣的做法，在昭勋阁绘登太祖至光宗时期的二十三位配享功臣。据李心传所叙，“昭勋阁画象，尚虚一龛，若有所待”。可见，在安置二十三位配享功臣图像外，昭勋阁还虚置一龛。虚置的一龛，是为以后安置宁庙配享功臣而备的，故而“若有所待”。由此，宁宗庙功臣配享虽然搁置，但是理宗以建昭勋阁的行为昭示中外，若时机合适，再议定宁宗庙配享功臣不迟。绍定元年（1228）十一月，理宗命郑清之为昭勋崇德阁作《扁记》，郑清之叙述绘登的配享勋臣功绩：
论相业则培立国之仁，语将略则本止戈之武，固人心于缀旒，维帝业于带砺，宏度渊识，莫可涯涘。至若拥立元嗣，坐镇危疑，以措天下泰山之安，辅成潜德，决定大计，以绪圣代无疆之绪。又皆忠贯日月，功塞宇宙，而谦抑韬晦，身名俱荣，非德之钜者，勋必全欤？
如前所述，郑清之与理宗、史弥远关系密切。他对配享勋臣功绩的看法，代表着理宗与史弥远的看法。据《扁记》，配享功臣的功绩中，拥立元嗣是理宗君臣特别表彰的一面。换句话说，具备策立之功的大臣，最有可能配享宁庙，其画像也会被安置在“虚龛”中。对理宗来讲，拥有策立之功的勋臣显然不是赵汝愚，而是史弥远。关于这点，在史弥远生前死后，理宗的态度一直是一致的。如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继续表彰其功绩，“史弥远拥立眇躬，功在社稷”。不难看出，理宗建造昭勋阁的作用有两点，一是向群臣昭示宁宗庙功臣配享只是暂时搁置，时机成熟再议定不迟；二是昭示宁宗庙配享功臣的资格主要是定策之功。需要注意的是，在宁宗庙配享功臣的人选中，赵汝愚与史弥远具备的资格都是定策之功。不同之处在于，赵汝愚定策之功的对象是宁宗，史弥远定策之功的对象是理宗。理宗与史弥远忽略南宋“既祔即配”的传统，效法的是英宗庙功臣配享的故事，先不急于议定配享功臣，待史弥远去世后再来议定。他们的安排可谓苦心孤诣。但是，事情的发展可能未如其所料。相较史弥远，赵汝愚的优势有二，一是他与道学共命运的历史，注定了他能得到道学士大夫的支持；二是他的定策之功已得到官方史书的认证，这是实实在在的保障。史弥远的优势在于理宗的支持，不足之处是其废弃济王后又将之逼死的一系列行为，使得他的定策之功并非很牢固。宋代，享有定策之功声誉的大臣本身就处在危疑之地，朝廷对他的评价很容易受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北宋有蔡确，受党争影响，他在徽宗朝凭借定策之功配享哲宗庙庭；南宋高宗时期，朝廷对北宋亡国进行反思，蔡确的功绩被清算。南宋有赵汝愚，其由“大忠为大逆”的情况，上文已述。由此，史弥远能不能成为配享功臣，主要取决于其逝世后的政治环境如何，赵汝愚亦是如此。
三、道学士大夫的努力：端平年间宁宗庙配享功臣的确立
史弥远逝世后，理宗亲政。亲政后的理宗改元端平，开始对史弥远执政时期的弊政进行更正。为显示一新政局的气象，理宗大力征召在史弥远执政时期被打压的道学士大夫入朝。《宋史》载：“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李埴、徐侨、赵汝谈、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时号‘小元祐’。”如前所述，由于济王案，史弥远已走向道学士大夫的对立面。因此，受史弥远打压的道学士大夫重回政治舞台后，立即便对史弥远执政时期的举措进行批判。
在道学士大夫的努力下，朝堂上充斥着对史弥远的批判浪潮，史弥远的形象被他们定义为“权臣”“权凶”“权奸”等等。理宗并不同意史弥远是“权奸”的说法，但也无力阻挡道学士大夫的行为。比如王遂请求褒赠受权奸史弥远迫害的黄榦、李燔等七人，理宗予以接受，下诏：“黄榦、李燔、李道传、陈宓、楼昉、徐宣、胡梦昱皆厄于权奸，而各行其志，没齿无怨，其赐谥、复官、优赠、存恤，仍各录用其子，以旌忠义。”诏书上书写“厄于权奸”行下，可见道学士大夫强大的话语权。在这样的背景下，史弥远入选宁宗庙配享功臣的希望不大。
在批判史弥远的同时，具有道学背景的士大夫通过或上奏札、或经筵进讲、或上书宰相等方式，要求赵汝愚获享宁宗庙庭。端平元年（1234）正月一日，理宗下诏求言：“令内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尽言无隐。”在此情况下，四川制置司参议官李心传及时任言官的王遂相继应诏进言，力主赵汝愚配享宁庙。魏了翁的奏札记载了二人进言的相关情况，兹叙如下：“心传之说曰：‘昭勋阁画象，尚虚一龛，若有所待。’遂之说曰：‘亟进汝愚，以杜弥远。’”可见，二人皆不愿理宗认可史弥远配享太庙。
但是，二人的进言没有达到效果。接着，十一月十六日，真德秀借经筵进读《大学衍义》时，进言及此：“因及赵丞相汝愚本末，曰：‘本朝宗室，未有如汝愚比者，故可居宗室所不可居之位。’及力赞配食之议。”查魏了翁《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致仕真公神道碑》与刘克庄《西山真文忠公行状》，俱不载此事，可见关于宁宗庙配享功臣事，史料缺失甚多。同月，担任侍讲的徐侨也借助经筵的机会，向理宗建议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从之后朝廷的动向来看，真德秀与徐侨的进言并未成功。
如果说，端平初年的功臣配享争论尚停留在理宗与臣子及臣子之间的圈子内，那么端平二年的情况则扩大范围，直接面向全国。这一转变的发生有赖于端平二年的省试。其年正月，“诏以翰林学士、知制诰真德秀知贡举，中书舍人权吏部侍郎洪咨夔、起居舍人蒋重珍同知”。三人志同道合，都对史弥远不满，对赵汝愚却深为敬服。以此三人知贡举，可以想象三人的政治倾向将会渗透到省试中。另外，对史弥远配享宁宗庙持反对意见的王遂为本次省试的监试官，并一度充当同知举职位，“属同知举蒋公重珍以病卒，出监试殿院公王遂代之”，更预示着本次省试将充满变数。
变数的产生源自洪咨夔所拟的省试考题，其一正好是关于宁宗庙配享功臣问题。试题开头即直奔主题，用反问语气指出宁宗庙侑食功臣缺略的不当：
问：“继志述事者，人主之达孝；崇德报功者，朝廷之盛典。昔在宁考，亲挈神器，以授圣明，昭哉嗣服，于今一纪。而文母保佑之恩，永言孝思，亦既邦祔。侑食清庙，岂无旧弼，顾犹缺焉，可乎？”
这里，宁宗庙配享功臣的确立，既关乎理宗承继大位的正当性，又关乎朝廷体制的合理运行，已是迫在眉睫之事。
然而，出题者考虑的更为长远，即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应如何选择才不至于出现私心及失误，以求更好地合乎大义。因此，试题接着列举唐代功臣配享出现的问题，供士子反思。依出题者看来，唐穆、敬、文、武等帝王以下，配享功臣的缺失存在问题，值得反思。但更需要反思的是这之前的功臣配享，从唐高祖庙以下的配享功臣，是否皆出于公议？
当士子对唐代功臣配享问题进行充分反思后，出题者的目的呼之欲出：即宁宗庙配享功臣不可暂缺；而且，配享功臣的选择要合乎公议：“君臣感召之机，盖非偶然者。然一时之功，孰与乎万世之功？左右诸大夫之曰贤，孰与乎国人之皆曰贤？人心是非，昭如日月，侑享大议，可一言而定也。诸君考古验今以对，毋枉。”很明显，在真德秀等人看来，史弥远的作为不合公论。有着反对史弥远配享倾向的诸考官，出此指向明确的试题，其寄望士子的意图不难想见。由于史料的缺失，士子的应答无法寻获。但士子作出合乎真德秀等人期望的应答，亦合乎情理。这次省试试题的意义，将宁宗庙配享功臣的问题直接推向全国，使理宗直面全国舆论的压力。
之后，时任宗正少卿的游似在端平二年上书丞相，“近者游似上书宰相，极陈汝愚决策定乱之大功”，劝说宰相玉成此事。结果，“又无所施行矣”。
在此情况下，兼任礼部尚书的魏了翁选择在端平二年闰七月上书理宗，请以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以决群疑：
迨近日外间传闻，谓朝廷误识权饕之意，往往如二臣之说者，臣窃惑之。臣历考中兴以来祔、配之礼，皆是既祔即配，未有虚侑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光宗升祔，而故臣如周必大、留正皆亡恙，故不得不以葛邲配。盖先朝故事，祔、配同时，不容少迟岁月，以需周、留二相之卒也。今陛下祗遹旧章，事无大小，皆以祖宗为法，而独于事关宗庙者，首违成宪。祖宗神灵，昭布森列，不知视此为何如……而一旦欲以牵系之私，变累朝之成法；贪渎之人，易万世之公论，诚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虽蔡京、秦桧，亦可配食前朝也……而况汝愚定策宫省，有功于先帝，无负于社稷……盖孝子之事亲，惟以追述先念为事，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语。今舍先帝之所念，而徇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庙也。
二臣是李心传与王遂。据魏了翁所述，理宗对宁庙配享功臣的迟迟不定，更是证实了李心传、王遂等人的疑问，一时之间，外界传闻纷起。魏了翁选择在闰七月上书理宗议定宁宗庙配享功臣，是因为祫享（十月）在即，“重惟国之大事，无先宗庙，今祫享在即，有当先事奏陈者”。此时以祫享为由上书，南宋曾有先例，成功的机会很大。《宋会要辑稿》载：“绍兴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太常博士张廷实言：‘望依《政和五礼新仪》，今后宗庙祫享，设祀配享功臣。’从之。”这一规定在南宋贯彻下来。此时祫享在即，宁庙配享功臣缺失，确是尴尬之事。
在魏了翁看来，理宗确有“虚侑食之位”以待史弥远的意图。他从南宋功臣配享故事、孝道、公议三个方面，劝说理宗认可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魏了翁的上书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次月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事后，游似称赞魏了翁的贡献：“宗相忠定公侑食清庙之典，久抑不行，公力赞于当日。”
依理宗的本意，由史弥远配享宁宗庙庭更彰显其继位的合法性。但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他的心愿落空。理宗选择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实非得已。魏了翁劝说理宗认可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是从南宋功臣配享故事、孝道、公议三个方面立言的，这三个方面的力量使得理宗不得不慎重处之。从南宋功臣配享故事即王朝礼仪之事来讲，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运行中，王朝礼仪有它独特的文化价值与运作系统，本身即是政治权力的化身。它强大的政治力量使得皇权等政治势力虽然可以对之施加影响以及压制，但却无法对之忽略以及漠视。现在，功臣配享这一王朝礼仪缺而不讲，对理宗的皇权而言则有不良的影响，实际上理宗也无法一直搁置配享功臣。从孝道来讲，宁宗庙庭配享功臣的缺失，确是理宗为人子者事亲不善之举。如前所述，理宗是以宗室子承继宁宗皇位的，他继位的合法性直接来自宁宗。理宗一直感念史弥远的拥立之功并计划让史弥远成为配享功臣，正是其出于对继位合法性的念兹在兹。现在，宁宗庙庭配享功臣的缺失，将直接影响理宗继位的合法性，这是理宗不得不考虑的事情。从公议来讲，无论在朝还是在野的道学士大夫，对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都持认可态度。此时，道学正发挥出在南宋朝堂强大的影响力，借助道学维护统治的理宗也不得不重视道学士大夫的政治话语权。
可见，南宋功臣配享故事、孝道、公议三个方面，实际指的是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力量不容小觑。而且，不止魏了翁一人从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论说宁宗庙庭配享功臣的缺失，洪咨夔所拟的关于宁宗庙配享功臣问题的省试考题，也是从这三个方面立言的。如省试考题中“崇德报功者，朝廷之盛典”，即从皇权的合法性立言；省试考题中“然一时之功，孰与乎万世之功？左右诸大夫之曰贤，孰与乎国人之皆曰贤？人心是非，昭如日月，侑享大议，可一言而定也。诸君考古验今以对，毋枉”，即从公议方面论述配享功臣的选择。可知，从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论说宁宗庙庭配享功臣的缺失，是很多道学士大夫的政治思维。而且，他们还将论说宁宗庙配享功臣的政治思维通过省试试题直接影响全国士子，致使理宗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正是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的政治压力，才成功迫使理宗由之前的计划史弥远配享宁宗庙庭，转向选择赵汝愚配享。
作为吉礼之一的功臣配享，在两宋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北宋时期，基本上遵行着“祔庙后议配享”的故事，祔、配间隔时长可以从权。到南宋高宗庙以后，“既祔即配”成了新传统，高宗、孝宗、光宗三朝，祔、配间隔皆是一月。因此，在宋宁宗祔庙后，朝廷对配享功臣一事的长期搁置不议，是宋理宗在位前期争议很大的政治事件。
宁宗庙配享功臣的搁置，是理宗与史弥远有意造成的。依南宋功臣配享故事，宁宗祔庙一月之内，配享功臣便要议定。当时可以议定的配享功臣，只有赵汝愚。赵汝愚有策立宁宗的功绩，官方史书已经认证；加上他在庆元党禁期间与道学共命运的经历，使他获得了道学士大夫的认同。这些因素是赵汝愚成为配享功臣的主要助力。但是，这不是理宗与史弥远愿意看到的结果。理宗由沂王后嗣最终即位，得力于史弥远的策立之功。因此，史弥远的政治地位，关乎理宗继位的合法性。而史弥远废弃济王后又将之逼死的一系列行为，亦有赖于成为配享功臣进行掩盖。他们迟迟不议定配享功臣，等待的是史弥远死后可以入享太庙。但是，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理宗与史弥远的计划落空。在史弥远死后，因济王案而与史弥远决裂的道学士大夫重返政治舞台，他们在朝堂上发起了批判史弥远的浪潮，并要求议定赵汝愚配享太庙。在推动赵汝愚配享太庙的行动中，他们的政治思维是从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三方面向理宗论说宁宗庙庭配享功臣缺失的不当，他们还利用充当省试官的机会，将这一政治思维通过省试试题直接影响全国士子，造成全国舆论反响。最终，借助王朝礼仪、皇权的合法性、公议这三方面的政治压力，他们促使理宗改变之前的配享功臣计划，转向选择赵汝愚配享太庙。
配享功臣的选择，往往昭示着当朝政治发展的走向。赵汝愚配享太庙，即显示出道学对理宗朝政治的深入影响以及理宗对道学的标榜。需要注意的是，理宗对道学的标榜并不表明他与道学士大夫立场完全一致。事实上，理宗与道学士大夫之间仍有不小的政治分歧。以赵汝愚配享太庙为例，赵汝愚配享太庙后，魏了翁撰有告太庙祝文，赞颂赵汝愚以定策之功配享太庙之盛事。理宗对赵汝愚的态度是，御赐“宗老元勋”四字碑额；对史弥远，则御赐“公忠翊运定策元勋”八字碑额。可以看出，即使同意赵汝愚配享太庙，理宗心目中的定策元勋仍是史弥远，这与道学士大夫的态度显有不同。余蔚注意到，理宗得位的合法性问题，让他一生焦躁不安，他一面用极端的谦抑来赎他的原罪，一面用不理不睬来抵制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可见，不止在宁宗庙功臣配享一事上，在晚宋政治领域的其他方面，理宗与道学士大夫之间，虽同提倡道学，但二者依然存有很大的分歧。理宗与道学士大夫之间的关系，究竟对理宗朝政治存在怎样的影响？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道学与理宗朝政治的暧昧纠缠？这一问题，恐怕需要学者予以更多的关注。
编辑：叶智文
编审：郭佳兴
审核：杨丽华
原文载于《中 华 文 化 论 坛》2023年第6期，全文注释从略。欢迎转载，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中华文化论坛”微信公众号。转载仅限全文转载并完全保留作者署名，且不修改文章标题和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