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批评家 | 张柱林：文学花园和外面的世界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张柱林（拍摄时间：2010年）

文学花园和外面的世界

张柱林

和大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文学教育的人一样，我长期相信，文学或者说文学文本，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就好比一个大花园，里面长着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式各样的艺术植物和花朵，批评家的任务，浅的层次，是分析各种花朵是如何组成的；往深的方面说，是指出花朵之所以吸引人的奥秘。于是在评论文字中，就充满了结构、审美、心灵、反讽等等元素，一句话，文学被完全当成形式的艺术。相应地，组成文学作品的材料就是想象力和各种符号、隐喻、象征，有时也会提到作家的经验、社会现实和时代思潮，但都是作为点缀。想象力不仅是催化剂和酵母，也是作品的本源，文学鲜艳之花是在人的心灵沃土上开放的。

这个花园当然是美好的，因为非常纯粹。飘荡在花园里的全是花香，满眼姹紫嫣红，看不到尘埃飞舞，闻不到肥料的腐臭，这是多么令人陶醉啊，陶醉得大家闭上了眼睛。不过这个理想的境界，与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主义一起，很快被现实打碎了，文学的花园也随之呈现衰颓的景象。当然，文学批评却在另一块园地里繁荣起来，那就是大学的中文系及其相关机构。为了适应学术“大跃进”的需要，大学内批量生产了大量学院论文，多数是自我繁殖，常常与文学花园的景象没有直接的联系。

其实，批评家的工作常常令人讨厌。有些话写作者并不想明确表示，故意沉默、省略、遮掩，批评家非要用大白话将其转述出来，顿时使其失去隽永含蓄侧面烘托之美，让读者少了一份遐思追索怀想的快乐。批评家像一个侦探，把文本里的各种蛛丝马迹甚至漏洞指出来，揭露真相、隐情，因此成了两面不讨好的工作：作者嫌批评家暴露了他的秘密，读者也怪批评家多嘴，因提前把结局说了，阅读的兴致必然大减。有时候，人们看到一朵花，觉得很美或很香就行了，不一定要人告诉他，这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它的形状和色彩，其香味来自某种分子或细胞。如果指出，人闻到花香是因为距离正好，如果凑近了，其实很臭，岂不大煞风景？更有甚者，说花乃是植物的生殖器官，那就得承担扼杀美好想象力的罪名了，当然，认为生殖器官美好者另作他论。这就像一位物理学家说的，世界越显得可以理解，就越显得没有意义。

话说回来，总有一天，一个再迟钝的人也会认识到，花园的美绝不在于花园本身，没有外面世界的对比，也就不存在花园，遑论花园之美了。更重要的是，花园永远和外面的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花园再肥沃，养料也会消耗，必须得时时从外面的世界采来新土，还有，从围墙外汲取源头活水。否则，花园维持得再好，也会营养枯竭，花朵枯萎凋零。一个批评家，即使不能更新文学花园的土壤，也应该清楚，文学花园的外界更加广大，如果说不是更美的话。

文学之花生长在心灵沃土上，但心灵生长在现实大地上。

好几次，有人问我，你写的究竟是文学还是社会学？我不知如何精确分辨两者。我也不知道如果他们今天看到我的回答，是不是满意。我只能说，文学确实不是社会学，但文学根植于社会现实中。文学赋予现实以一定的形式，就像花朵、枝叶、根茎等给了纤维素、叶绿素以形式一样，这样说，也就意味着这种赋形的过程是一个生长的过程，不是将僵死的形式强加到鲜活的体验上。

反过来，若没有纤维素、叶绿素等，也就没有所谓植物了。一般的欣赏者只要感觉到花朵的美就行了，而一个植物学家当然必须知道花朵的成分，也要知道它是怎样长出来的。但这还不够，理想的批评家就像本雅明说的炼金术士，他将一堆素材炼成真理的金丹，并且洞悉火焰产生的奥秘。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柱林印象

王晓明

柱林是热心人。去年春末，我去他任教的学校，见他在办公室忙得一头汗， 有同事叫他：“柱子，这个事情……”他马上答应：“得，我去！”他更是个实在人。两年多前，他还在上海读博士学位，正遇上我们举办一个学术会议， 来了好几百人，会务组忙得焦头烂额，就把他也拉来帮忙。有一天，掌灯时分， 与会者都去饭厅了，空寂的主会场里，七八个年轻的会务人员风风火火、奔进奔出，柱林却蹲在门外一台饮水机旁，耐心地清洗出水口下面的水槽：一天下来， 那里面积满了水。他的安静的背影，给我极深的印象。

那一期博士生同学里，柱林堪称读书种子。他兴趣面宽，看得又快，书就读得很杂，几乎什么都知道一点。这并非全是好事，因为不容易融会贯通，但在柱林，这却有一个明显的效果：他有自己的立场。一个新的思想流行了，他感兴趣，甚至也想跟随，但总会这里那里地发生一点疑惑，于是就偏着脑袋沉吟了：“这……”在我的讨论班上，柱林喜欢发言——他不是闷葫芦型的，但他不人云亦云。

这不全是因为读书。来上海之前，他已经在大学执教多年。他常笑指同学：“你们那时候太小，不知道！”他嘴里的“那时候”，常常和农村的贫困有关， 他不止一次回忆小时候怎么吃不饱：“你看我长得这么瘦小！……”他因此常常强调自己体质差，尽管同学们都知道，他打得一手不错的羽毛球，好像还曾是某个校队的成员。不过，他确实吃得起苦，论文答辩前夕，突然阑尾发炎， 他硬是忍着疼，一边打抗生素，一边填表格、理思路、参加答辩，还不忘换一件新衬衫——至少看上去是新衬衫。

大概就因为懂得人生的艰辛，爱读书、不无知，柱林很少表现出左派式的激进。我并不轻看这种激进，在当今中国，年轻人的这种激进每每与热忱和理想有关。但是，我同样欣赏柱林的犹疑，他不幼稚，他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没法抹掉自己的记忆，因此也就忘不了那些印证、拨动或激活过记忆的文字。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的革命一路艰难，那么多苦痛，那么多曲折，实在也不容后人健忘。当大家都晕头转向、不知道前途何在的时候，谁记得往事，谁大概也就不容易再次迷路。

当然，对柱林——或者说大一点，他这一代学人——来说，还有一样与记忆力同等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对新状况的敏感。柱林还年轻，但年轻并不自动赋予人敏感，正如同年轻也不一定就不保守。社会一直在变，中国尤其变得剧烈，就拿文学来说，2010 年的中国文学的图景，和譬如十年前相比，已经称得上面目全非。市场、互联网、文学和语文教育、“文学青年”、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读者和作家的关系……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条件，都快速地变化。批评家怎么去把握这些变化？如何及时准确地回应？能洞察这些变化背后的更深的变动吗？能由此对文学和更大范围的精神文化的趋向，形成有力的介入吗？当一切尚未凝固、因而就还有可能的时候，即便只对作品有兴趣，批评家也必得要挣破种种狭隘习惯的束缚，在广阔的社会和人生背景上重新定义文学。文学的地火已经被孱弱心灵的腐土压得很久了，该是剖开压抑、引它跃出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已经不只是关乎敏感，而是关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关乎当代中国人——无论是否年轻、是否关心文学——对共同命运的理解了。但我仍然把这些写出来，因为我相信，柱林是经常想着这些的。

（王晓明，上海大学）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