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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 臧棣:诗歌反对常识

臧棣 唐晓渡 中国作家网 2023-03-12


编者按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现在中国作家网将这些文章重新集中推出,与大家分享,敬请关注。



今日批评家


臧 棣(拍摄时间:2005年)

1964 年生于北京。1983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7 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新诗所研究员,《新诗评论》杂志编委。从事的学术研究涉及新诗史研究、中西现代诗学比较、新诗的现代性、当代诗歌批评。出版诗集有《燕园纪事》《风吹草动》《新鲜的荆棘》《宇宙是扁的》《空城计》《未名湖》《慧根丛书》《小挽歌丛书》《骑手和豆浆》《必要的天使丛书》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 年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1979—2005 中国十大先锋诗人、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第三届珠江国际诗歌节大奖、当代十大新锐诗人、汉语诗歌双年十佳诗人、首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人奖、首届苏曼殊诗歌奖。



我的批评观


诗歌反对常识


臧 棣


在现今的文化环境中,谈论常识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里,严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含义,一、它包含了一种对历史的觉醒,二、它意味着一种艰难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假定它担负有启蒙的义务,要向公共领域普及常识。但是,如何谈论常识仍然是一个问题,至少,它不是一个由常识能决定的事情。有时,我不禁感慨,要是谈论常识能完全由常识来做主就好了。最为蹊跷的是,近几年,在诗歌界也开始流行一个趋势:由诗人出面来谈论常识。听上去,不仅振振有词,而且口口声声。说实话,我非常欣赏其中显示出来的“胆量”,这种“胆量”虽然距“胆识”相差甚远,有时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这毕竟显示出了一种诗歌的姿态:说明当代诗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越来越滑向私人领域,他们也非常关注文化领域的公共问题。这些姿态暗示,由诗人来谈论常识正在变成一种文学时尚。和时尚沾边,不一定都是浅俗的。这大约是我们时代的特色之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常识。


姿态一旦时尚化,偶尔会有特别的滑稽冒现出来。比如,由这些诗人来谈论理论或知识时,他们往往会说,理论是灰色的,或知识是灰色的。为什么不是花色或橙黄色的呢?因为这是常识。换句话说,对这些诗人来说,在面对知识时,他们所知道的常识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如果你死脑筋,追问个中原委,他们会躲躲闪闪地说,歌德好像这么说过。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常识可能显得有点隐秘,有点鬼祟,就是灰色是和不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大约又是不容置辩的所谓常识。谈论常识经常为对常识的无知所害,这也可算个常识,尽管永远都不会成为共识。


用常识来诊断当代诗歌的历史,也属于此类文学时尚的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行径。比如,在谈到当代诗歌的危机和问题时,宣称当代诗歌最大的问题就是背叛常识,陷入了乌托邦的泥潭。这种宣称多少带点自以为找到了真理的口吻。背叛常识,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要问题吗?不背叛常识,中国当代诗歌就会走上金光大道吗?假如这仅仅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及其走向的问题,也还不失为一种故作惊人之语。因为在谈论或回顾一种文类的历史沿革的时候,我们不必对一个论者的见识要求太高。只要他能说出真实的想法,就算相当不错了。但假如这涉及在真理的意义上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就颇值得辨析了。一个诗人可以说,对他而言(由于种种局限或缺陷),大地是他的诗歌的常识。但是,当僭越个人的范围,悄悄蹭溜到代言人的位置,妄言大地是诗歌的常识,是诗歌必须遵守的圭臬,是医治诗歌的创伤的灵丹妙药,这样的说辞恐怕就有点装神弄鬼了。


何谓诗歌?诗歌就是没有常识。再进一步地,何谓中国新诗?它的立场也是如此,它没有常识。我知道大地是深厚的,丰富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是诗歌的常识。近两百年来,许许多多的现代事物都以常识为基础巩固它们在历史中的事业,不仅如此,还常常想逼迫诗歌接受它们推荐的常识。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历史的沉痛,诗歌也被逼迫着向所谓常识靠拢。这些逼迫使用的经典步骤有:贬低浪漫主义,贬低乌托邦,用似是而非的反崇高来对抗被误读的崇高(这难道是新版的大战风车?),用日常经验来诋毁想象力的作用……


诗歌没有常识,只有关于它自身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诗歌不是用常识来工作的,诗歌用想象力来工作。更进一步地,也不妨说,诗歌用对语言的想象来工作。其实,在诗歌领域,人们讲到常识时往往并不像他们自以为是地谈论诗的常识,比如,于坚以为他自己是谈论诗的常识,其实呢,只是在谈论诗与常识的关系。没有人有资格在我们的时代谈论什么诗的常识。而如果角度严格限定在诗与常识的关系上,没准能谈出点什么新东西。但即便如此,还有些立场要明确。从诗歌的角度如何定义“常识”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于坚,说了那么多常识,其实都还不是从诗歌本身的角度给“常识”一个定义,都还是在借助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所说的“常识”概念来东拉西扯。比如,一谈常识,就与日常生活、日常经验挂钩。其实,这恰恰不是在谈论与诗有关的常识,这是在作茧自缚。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批评家印象记



臧棣:另一种印象


唐晓渡


有朋友建议我读一篇文章。“……《霍拉旭的神话》……是针对你们‘幸存者’的。”他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幸灾乐祸,也有点语重心长。霍拉旭我知道, “幸存者”我也知道,可针对“幸存者”的霍拉旭或被霍拉旭针对的“幸存者” 我就不知道了。1991 年初某日,我感到一头雾水。


这位朋友所说的“幸存者”指“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由芒克、杨炼和我于1988 年4 月间发起,初衷当然是为了创造某种现代诗的“小气候”。俱乐部主要的活动方式是诗歌沙龙,无非朗诵、讨论,间或喝一次酒。也办了一份交流性的刊物,刊名就叫《幸存者》,包括“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特刊,前后共出了三期。“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也许是俱乐部最辉煌的一次作为, 但正如在中国常见的那样,“首届”就是末届,辉煌就是结束——艺术节举办两个多月后,俱乐部就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


“幸存者”的宗旨是“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诗人的独立探索,并通过诗人间的交流,促进这一探索”,而不是要建立一个风格流派。它从来没有具体倡言过、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共同的诗歌主张。唯一一篇阐释性的文字,大概就是我为《幸存者》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什么是“幸存者”》了。在那篇文字中,“幸存者”意味着隐身沉默与死亡对弈,这和霍拉旭有什么关系吗?而且还“神话”! 雾水变成了好奇。


好在文章不难找到,《发现》,也是创刊号。奇怪的是,读完这篇署名“戈臣”的文章,我丝毫也没有那位朋友所说的感觉,相反倒有一种息息相通的快意。当然,它确实“针对”了“幸存者”,然此“幸存者”非彼“幸存者”。如果说, 前一种“幸存者”(或“幸存”意识)因偏执于诗的“见证”功能而具有自我神话化的倾向,因而必须解构的话,那么,对后一种“幸存者”(或“幸存” 意识)来说,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


真正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文章所显示的耀眼的理论才华,以致有所保留的歧见变得无关紧要。“后生可畏哪。这位戈臣,必定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可是, 他是谁呢?” 


又过了一年多,我才从另一篇文章中得知,“戈臣”就是臧棣。


我和臧棣相识肯定远远早于这一小小的文本事件,然而,当我答应写一篇“印象记”,试图搜罗、整理所有有关他的印象时,此前的记忆库房中却顽强地呈现出一片空白。换句话说,《霍拉旭的神话》暗中做了“消磁”的工作。这种情况似乎还从未有过,我不免反躬自省:究竟是他的才华掩盖了他的魅力, 还是我太注重他的才华,却轻慢乃至忽视了他的魅力?如果是前者也就罢了;但如果是后者,我将和许多女同胞一样,对我的审美能力感到不可原谅。当然, 认定戈臣“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已与事实核对无误,可对臧棣来说,两片薄薄的嘴唇又算得了什么呢?“前几天你们北京的臧棣来过这里,哎呀,一米九的大个子,白白的脸蛋宽额头,围一条五四青年的大围巾,啧啧,那叫‘要型有型,要款有款’!”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女同胞,而是一位东北糙老爷们儿。他又看了看我,一副于心不忍的样子,但终于还是忍不住,续道:“恕我直言, 晓渡兄相比之下,可就……惨了点儿。” 


戈臣之所以“必定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是基于命相学所谓“唇薄善辩” 的推断,然而薄唇的臧棣还是成功地阻击了这一推断,使之充其量只实现了一半。90 年代与臧棣的交往慢慢多起来,才发现他于命相学多少有所辜负。他的敏感、他内在的激情、他思维的活跃程度与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似乎有点不对称。前者往往过于快而猛烈,以至后者像是在故意设置障碍。这不是说他口拙,不喜欢表达,而是说他的话经常显得突而秃,有点词不达意,没头没脑。最先指出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女儿——其时尚不到十岁的闹闹。当时她狂热地痴迷于“脑筋急转弯”,几乎所有来客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像回答拦路的斯芬克斯那样,回答她从书上贩来的那些令人对自己的智商深感担忧的问题:世界上什么帽子不能戴?一个人从十楼的窗子往下跳却没有受伤,为什么?等等。由于怀揣事先备好的得意,通常情况下她总是不待客人猜到第三遍便宣布答案,于是大人目瞪口呆,满屋响彻她咯咯的笑声。可那次她发出的却是恼羞成怒的大叫:“臧棣叔叔你怎么啦,没头没脑的!”过去一看,她小脸憋得通红, 正对一旁也红着脸、同时讪笑着的臧棣叔叔耍横。相问之下,原来是臧棣叔叔故意回避她的问题不答,却就问题本身和她纠缠个没完。当然,臧棣叔叔始终是最受她欢迎的客人之一,但她却从此确立了对臧棣叔叔的心理优势。


那次臧棣也红了脸大概是因为我作为家长突然到场,然而他遇事爱红脸对我早已是见惯不惊。据说这样的人一般都心地诚实,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现在的女孩子们是否还像从前一样,特别喜欢这样的男子?假如仍然如此,那臧棣的优势是否太多了点?好在上帝公正,赐一利者必予一弊。臧棣既爱红脸,也就不易守住秘密。比如一段时间电话寻他不着,再见面时调侃一句,若面不改色则无事, 若红了脸,则必有蹊跷矣。当然我等也是点到即止,不会再作深究。前些时偶翻《诗歌北大》,发现他的学生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特点。一篇纪言师尊的文章, 有关他那节的标题就叫《30 多岁还脸红》,其结论是:“一个到了30 多岁还爱脸红的人必定是善良的。”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于我所蠡测过的他的授课风格亦有所验证。在说到1999 年“盘峰论战”留给老师的余绪时作者写道:“一些人的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论争的无理指责显然激怒了臧棣。在给我们上的‘当代诗歌’课上,他的情绪依然难以平静,谈到某些问题时,嗓音会颤抖,写粉笔字的手也会颤抖……”其未及之处,大概与前面说到的那种“不对称”不无关系。


薄唇的臧棣显然深谙“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资源配置之道,他把“善辩” 的天赋更多地留给了他的诗歌和批评写作。作为批评家,臧棣的“善辩”应该和一个谐音词——“善辨”,即洞察力——结合起来考虑。在这方面,《霍拉旭的神话》只不过是端倪初现,其“耀眼的理论才华”背后,是对当代诗歌写作在经历了20 世纪80 年代的剧烈动荡和分化之后正迅速步向成熟,并形成崭新的自我意识这一趋势的敏锐识读和反省。随后的《犀利的汉语之光》等文章进一步呈现了这种识读和反省的细部:新的欲望、新的语境、新的压力、由此导致的“加速写作”现象、加速之于传统的意味、普遍的实验风格、对形式的迷恋……“向心式”的专业态度和“对汉语的全新理解和感悟”相匹配,从中臧棣发展出一种既雄辩滔滔,又极为节制缜密的批评风格。这种风格在《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1994)一文中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在这篇文章中,臧棣以一批成熟的诗歌文本为依托,以解构“朦胧诗的语言、语言风格和它所借助的语言规约的真实性”为切口,以“对语言的行为主义态度”和“不及物性”的诞生为标志,以不断拓展汉语诗歌的可能性为前景,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当代诗歌在20 世纪80—90 年代的持续裂变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说, 实现了“从传统意义上的写诗活动裂变成以诗歌为对象的写作本身”是后朦胧诗对当代汉语诗歌的重大贡献,那么,系统地总结这一裂变并予以上述经典性的定义,就是臧棣对当代诗歌批评的重大贡献。


为“后朦胧诗”正名,昭雪其“靠造反起家”的不名誉出身只是这篇文章的副产品,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深挚的内省目光表明,一部装备精良、动力强大、雄心勃勃的批评机车刚刚开始提速。这部机车后来好像一头扎进了某条叫作“新诗传统”的时光隧道中,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选择谁的天灵盖作为出口,但还是能透过《现代性和新诗的评价》等,听到它沉稳的运行声。


很抱歉一篇印象记写着写着竟滑入了“小评论”的窠臼,同样需要抱歉的是, 被事先限定了的篇幅已使我无法对作为诗人的臧棣说得更多。问题还在于,至少是就目前而言,关于臧棣的诗,还能有谁比诗人胡续冬在《金蝉脱壳》一文中说得更多、更好。该文不难找,就刊载于《作家》杂志2002 年第3 期上,从中读者可以发现,另一个同样与“善辩”谐音的词似乎一直在等着臧棣,那就是“善变”。在诗歌盼“本质”被打进现象学意义上的括号,“只指涉自身的写作”(福柯语)为诗的自主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依据,诗的可能性的天空因之向我们无穷敞开之后,“变”差不多已经和臧棣所倡言的“享受写作的欢乐” 成了一回事。那么,它也会成为他不惮于突出的“局限”吗? 



(唐晓渡,时供职于作家出版社)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05年第2期




延伸阅读


《批评家印象记》

张燕玲,张萍 主编

作家出版社 2019年09月 


《我的批评观》

张燕玲,张萍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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