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文学研究】孙德喜 | 《祭语风中》与《白鹿原》之比较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本文作者：孙德喜）
读了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我首先想到的是20多年前面世，稍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前者被学者们称为“史诗性作品”、“灵魂之书”，后者则被认为是“气势恢宏的史诗”（蔡葵语)、“一部展现民族灵魂的大作品”。这两部长篇小说虽然出自不同民族作家之手，写作于不同的时间，但是都得到了作家学者们共同的评语：具有民族史诗的特征，展现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灵魂。如果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写的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汉民族在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命运和遭际，那么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展示的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传统的藏民族之魂。因此，这两篇小说既有其相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将二者加以对比分析，是很有意义的。
一
《祭语风中》与《白鹿原》虽然同为史诗性的灵魂之书，都写出了现代历史中人的命运与精神，但是二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说《白鹿原》写出传统的儒家精神在现代政治与文化的冲击下不断式微的历程，那么《祭语风中》则写出了藏族人历经各种磨难而对佛教理解和感悟的不断加深，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白鹿原》所叙述的是白、鹿两大家族在近百年来的历史。本来，白鹿原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耕社会，传承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白鹿原最初以传统文化统率人的灵魂，如果说朱先生在精神上体现着“白鹿精魂”，那么白嘉轩则是这一精魂的具体承载者与维护者，他制定了乡规民约，去约束白、鹿两大家族的人们。白、鹿两大家族虽然存在着不少有时还很尖锐的矛盾，彼此少不了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但基本上相安无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可是，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白鹿原上卷起巨大的政治风暴，现代政治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古老的白鹿原，更冲击着以家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革命政治以阶级斗争理论将白鹿原上的人们撕裂成两大对立的阵营，在白鹿原上刮起了“风搅雪”。这场“风搅雪”以革命伦理取代传统伦理，以阶级意识取代家族意识，以斗争哲学取代传统的人际关系，进而彻底动摇了白鹿原上延续着的耕读传统的白鹿精神。接下来国共两党在白鹿原上厮杀与争夺，残酷斗争，彻底改变了白鹿原上的政治生态。受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的深刻影响，白、鹿两大家族的儿女们接受了不同的思想理论教育，投入不同的政治阵营，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使白鹿原变成了“烙烧饼的鏊子”，于是“白鹿精魂”开始土崩瓦解。作为“白鹿精魂”象征的朱先生已无立足之地，终而仙逝；作为“白鹿精魂”隐喻的白嘉轩那挺直的腰杆，在黑娃的报复性的撞击下折断了，不再挺直，从此，白嘉轩不仅一直佝偻着腰，而且因地主身份而在黑娃等人面前抬不起头；一直保持着传统文化精神的鹿三因管束不了儿子黑娃的“作孽”行为而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白嘉轩与鹿子霖，虽然矛盾重重，但在传承“白鹿精魂”这一点上还是一致的；他们的子女却将传统文化抛弃，不再受其约束，做出了令老人们感到痛心、困惑与愤怒的举动。更令白嘉轩们感到悲哀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朱先生的坟墓居然被掘，这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根被彻底挖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根，被无情地挖断了。朱先生在去世前似乎预料到了这一点，但面对这样的结局他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对于“白鹿精魂”在现代政治风暴下的遭遇，白嘉轩当然感到迷惘与悲哀，心底同样产生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属于“白鹿精魂”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白、鹿两家的儿女们经历了政治风暴之后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精神信仰。黑娃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风暴之后，头脑似乎冷静了，最终向传统文化回归，但是他的回归并不能挽救已成明日黄花的传统文化。至于白孝文、白孝武、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等人，有的堕落，有的沉沦，有的被自己人杀害，都没有在现代文化中建立起新的精神支柱，而是沦为精神上的孤魂野鬼。传统文化衰落了，现代文化还没有融入人们的生活，对此，陈忠实深感焦虑，内心透着一股浓重的悲哀。
与陈忠实的忧患和焦虑有所不同，次仁罗布对藏族人的佛教信仰信心坚定。《祭语风中》叙述的就是藏族人坚定的宗教信仰。小说主人公晋美旺扎是一个僧人，在拉萨附近的色拉寺跟着希惟仁波齐修行。他如果生活在稳定的社会里，或许会没有什么悬念地一直在色拉寺修行下去，但是他偏偏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解放军前往平乱。战火虽然没有波及色拉寺，但是恐慌已经扩散到这里，于是晋美旺扎与师兄弟多吉坚参和罗扎诺桑跟着希惟仁波齐根据本尊神的谕示一道逃亡。在逃亡途中，他们遇到了四水六岗护教军的抢劫和阻拦，多吉坚参被护教军杀害，于是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多吉坚参去世后，希惟仁波齐将其焚化，并用他的骨殖做成嚓嚓，让晋美旺扎带在身上，而希惟仁波齐自己则决定闭关修炼三年。晋美旺扎离开希惟仁波齐时随身携带着物件就是嚓嚓和米日拉巴的传记。他在流浪中先是被抓去做苦工，后来又回到了色拉寺。此时，色拉寺已经破败，几乎见不到诵经礼佛的僧人，而且军管之下，他与众僧人被动员还俗，给努白苏家看小店，还迫不得已到居委会上班，后来与美朵央宗结婚，生育了孩子格桑，过起了世俗生活。尽管如此，晋美旺扎仍然一心向佛。他在动乱中私下保护佛像，而且在苦难之中，在茫然之时，便想起精神导师希惟仁波齐与米拉日巴，从他们的神物与事迹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整个小说所表现的就是晋美旺扎对佛教信仰的坚守，无论是受环境所逼，还是面临俗世的诱惑，无论是他人的堕落造成他的孤独，还是政治所迫令他陷入困境，他都始终与佛在一起。与此同时，晋美旺扎在经受了各种磨难之后，不断加深了对藏传佛教的理解和认识。
在他的影响下，一度迷失了自己的师兄罗扎诺桑最终回归佛教。由此可见，《祭语风中》恰恰表现的是藏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佛教精神，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勇气和坚强毅力。藏传佛教并没有因为社会动荡和政治运动而走向衰落，而是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扎根于藏人的心中。
二
《祭语风中》和《白鹿原》同为中华民族史诗性作品，但是在叙事上差别很大，如果说前者着力于宗教叙事，那么后者则侧重于世俗叙事。
所谓宗教叙事，指文本叙述的重心是宗教人士从事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对宗教教义的理解与感悟，及其终极信仰，还有日常生活中所渗透的宗教精神与情怀。《祭语风中》的叙述对象晋美旺扎是色拉寺的僧人，他虽然为外部环境所迫，离开了他所修行的色拉寺，但他即使在还俗以后仍然保持僧人之心。小说围绕着晋美旺扎的人生，既以宗教语言叙述了主要人物的宗教信仰与行为，又以传奇和寓言式的叙事叙述了佛教高僧的修行与精神锤炼。同时，小说的宗教叙事还与对藏族人习俗的叙述融合在一起。一般的小说对于人物的叙述往往着力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与坎坷命运的呈现，现代小说虽然也表现人物内心的种种复杂感知、感受与生命体验，但是与宗教叙事仍然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宗教叙事中，人物的命运与宗教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蕴含着某种宗教精神，容纳着丰富而深刻的宗教文化内涵。许多宗教叙事往往着眼于人的灵魂，展示出人在宗教门槛内外徘徊时的精神状态，表现宗教精神向人的灵魂深处的渗透和浸润。宗教行为与仪式都是宗教精神的外在表现，往往在宗教叙事中得到重视，而宗教语言则是宗教精神的内化，展现的是叙述主体与叙述对象对宗教的情感与领悟。与民间习俗相联系的宗教叙事体现的则是宗教的影响力与渗透力，表现普通信众对宗教的理解与接受。
小说一开始叙述了晋美旺扎在天葬台上遇见了希惟贡嘎尼玛，这位希惟贡嘎尼玛便是转世的希惟仁波齐。晋美旺扎在希惟贡嘎尼玛面前与扎玛如的摇铃声中“开启了他封存的记忆”。这里的叙述可以视为倒叙，它由此染上了浓浓的藏传佛教的色彩。天葬是西藏特有的习俗，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转世则是藏传佛教特有的；扎玛如不仅是宗教器具，还具有唤醒历史记忆的特殊功能。更具宗教色彩的叙述是人物对于宗教的深刻理解与感悟。希惟仁波齐带着众徒出逃是因为得到本尊神的谕示，后来他决定闭关修炼同样是源于护法神的明示。在希惟仁波齐看来，神所谕示的每一件事“到最后全部都能兑现，我不能违抗他的意愿”。在流亡途中，希惟仁波齐为路上遇到的死者诵经超度，令晋美旺扎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我们在诵经过程中观想诸佛，以及他们身上的巨大光环，祈求为亡者洒下一切的慈悲和加持。观想诸佛身上的这些光，流入亡者的身体里，进行洗涤净化。使他从死亡的混乱和痛苦中解脱出来，赐予他持久的安详。我们的观想中，佛的光芒渗入死亡者的体内，同诸佛智慧的心，紧密地相融在了一起。
显然，这段叙述文字散射出佛教的光彩，显示出佛教的精蕴。然而最能够体现佛教精神的是小说所叙述的米拉日巴跟从永顿绰杰喇嘛、绒顿拉嘎喇嘛和玛尔巴大师修炼佛法的经历。米拉日巴幼时遭遇家庭变故，受到姑父的欺凌，家产被霸占，在母亲的要求下，他要通过修炼佛法来向坏人复仇。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米拉日巴在玛尔巴大师那里一再受挫。当米拉日巴提出要得到正法的要求时，玛尔巴大师则提出要他建房子的要求。但是当房子建好后，玛尔巴大师又要求拆掉，并且将建筑材料归还原处。米拉日巴照做后，玛尔巴大师又提出了新造房子的要求，米拉日巴又按照新的要求将房子建成，可是玛尔巴大师再次要求拆掉，如此反复多次。在一般读者看来，玛尔巴大师可能被认为缺乏诚意，说话不算数，是在戏弄人、折腾人。然而这是寓言式写作，玛尔巴大师并不是在折腾、训斥和羞辱米拉日巴，而是以这种挫折来消除米拉日巴内心积郁的深厚复仇孽障，这与《西游记》中如来佛与菩萨故意给唐僧师徒设置九九八十一难一样，都是通过灾难给人以磨炼，从而教人体悟人性，体验生命，领悟佛性。米拉日巴经历了这些挫折，最终修炼成圣者。读者阅读到米拉日巴的故事，可以从中悟到佛教对苦难的态度，并且提高自己对佛性的理解和认识。因此，《祭语风中》是一种宗教叙事。
而《白鹿原》则是世俗叙事，尽管小说的叙事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人们的信仰与信念。首先，《白鹿原》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世俗中的人，并无宗教信仰。虽然小说中的朱先生被认为是“白鹿精魂”的象征，具有某种圣人的意味，也具有某种神话色彩，但是他既不是那种追求终极关怀和精神提升的宗教教徒，也不同于至高无上的神佛，他不过是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虽然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神性，但不过是比他人目光更敏锐，看得更远而已，而且他仍然生活于世俗之中。小说中的白嘉轩与其说是崇拜“白鹿精魂”，不如说只是折服其神奇，因为他的信奉只是停留在世俗的层面上，没有上升到神性的高度。也就是说，白嘉轩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完全是实用主义的，为的是治理好家庭，管治好家族事务。所谓的“白鹿精魂”实际上是以集体主义为指针，为人的道德修养提供目标和范式，而不关注个体人的灵魂修炼。白鹿原上的其他人，特别是鹿子霖等人，大多数没有信仰，更没有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认识。至于那些青年，有些人表面上找到了政治信仰，但是这不能替代宗教信仰，更何况他们基本不理解政治，更没有看清政治，而是在政治风暴中迷失了自己，当然还有一些走向了堕落，即使像黑娃那样后来回归传统文化，但与皈依宗教还是两码事。《白鹿原》叙述的不仅是世俗之人的社会生活与人生命运，更是现代政治对传统文化及人的命运的深刻影响，关教。
在《白鹿原》中，与宗教叙事比较接近的是魔幻叙事。所谓魔幻叙事是指所叙述的事物超出人们的生活常规与日常经验，具有神秘色彩。在中国当代小说中，魔幻叙事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出现的，而且比较多地受到现代派文学中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随着作家对魔幻叙事理解和认识的加深，本土的民间神秘文化与宗教文化融入魔幻叙事，从而赋予了魔幻叙事更加深刻的本土思想文化内涵。但是就具体小说而言，绝大多数小说的魔幻叙事仍然是世俗的，只有阿来的《蘑菇圈》和杨志军的《藏獒》等少数作品具有宗教的意味。就《白鹿原》来说，其魔幻叙事可以说是世俗的。小说中给人印象最深的魔幻叙事是白鹿的出现，还有田小娥死后，鬼魂附着在鹿三的身体上，并通过鹿三诉说自己的冤屈。白鹿在小说中既是一种植物，又是一种动物，给人以恍惚之感，白嘉轩最初见了白鹿竟然不认识，经过朱先生的点拨才恍然大悟，但这并不等于他对白鹿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他的思想境界也没有由此得到提升，只是强化了对白鹿与朱先生的崇拜。在田小娥鬼魂附体的故事中，鹿三杀了田小娥，而田小娥通过附体诉说自己的冤屈。从这段叙事来看，鬼魂附体是民间的一种传说，但在作家这里，这显然是一种叙事技巧，通过鬼魂诉说叙述死者的冤屈。同时，鹿三深受“红颜祸水”思想的影响，认为田小娥带坏了儿子黑娃，于是杀了田小娥。作家通过鬼魂附体叙事表现鹿三杀人后内心的恐慌，这样的魔幻叙事与宗教没有关系。
三
在叙事空间方面，《祭语风中》与《白鹿原》也有很大区别。前者的叙事以晋美旺扎的人生轨迹为基本线索，而晋美旺扎的命运则随社会动荡与时代变迁而变化，他的行踪也随之而变。具体说来，小说的叙事是从晋美旺扎在帕崩岗天葬台上为死者诵经开始的，转世的希惟仁波齐（即希惟贡嘎尼玛）的来访勾起了晋美旺扎的回忆，继而叙述回到了数十年前的色拉寺。1959年，拉萨发生叛乱，造成了色拉寺僧人的心理恐慌，晋美旺扎与师父随希惟仁波齐、师兄多吉坚参和罗扎诺桑在本尊神的谕示下逃亡，他们到达瑟宕谿卡时遇到了四水六岗护教军的拦路抢劫。在与护教军的冲突中，多吉坚参不幸身亡。在焚化了多吉坚参之后，晋美旺扎一行改变了原先的计划，来到了查拉恒寺院。在这里，希惟仁波齐再次受到本尊神的谕示，留在该寺的山洞里闭关修炼。离开查拉恒寺院后，晋美旺扎遇到了解放军，随后被集中押送到拉萨附近的山上进行劳动改造。过了一段时间，晋美旺扎便被释放。他先回到家乡去找亲人，但是他的父兄逃亡到了印度。于是，他又回到色拉寺，然而色拉寺许多僧人卷入了武装叛乱，不少僧人被抓，还有一些僧人被遣送回家还俗。因此，晋美旺扎不得不离开色拉寺，来到拉萨投靠朋友。此时的拉萨已平叛，正经历着社会改造。晋美旺扎只能在努白苏家看管小商店，一边谋生一边等待机会进寺庙，但是不久他却被派到前线，为抵御印度军队侵略的解放军提供后勤支援。支前结束后，晋美旺扎再次来到了查拉恒寺院，希惟仁波齐已经圆寂。在将希惟仁波齐火化后，晋美旺扎再度回到了拉萨。到了拉萨，寺庙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无神论思想冲击着神佛信仰，宗教活动的空间越来越狭小，晋美旺扎不得不还俗，到居委会工作，与美朵央宗结婚生子。“文化大革命”时期，晋美旺扎被发配到拉萨郊外的农场劳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才再度返回拉萨。在小说结束的时候，晋美旺扎再次出现在天葬台，与小说开端的情形极为相似。晋美旺扎的活动空间虽然不小，但是形成了一个轮回式的圆，而这轮回则由转世的希惟仁波齐的到访来暗示。因此《祭语风中》的叙事空间的宗教意味相当明确。
相较于《祭语风中》，《白鹿原》的叙事空间更为稳定，基本上就是在白鹿原上。如果说《祭语风中》是以一个人（晋美旺扎）的行踪作为叙事的线索，那么《白鹿原》所叙述的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生活在白鹿原上的白、鹿两大家族。后者虽然重点突出了白嘉轩、鹿子霖、鹿三和黑娃等人物，但是所叙述的是一个群体，小说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叙述白嘉轩、鹿子霖、鹿三与白灵、白孝文、白孝武、黑娃、鹿兆鹏、鹿兆海等两代人的命运。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各种政治风暴与政治运动所裹挟，到处奔波、闯荡，但是他们的根都在白鹿原，他们的灵魂都在白鹿原，他们大部分的活动都在白鹿原上，因此，《白鹿原》的叙事空间具有稳定性。《白鹿原》的这种叙事特性似乎表明，中国农耕文化在现代社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传统文化式微，但是其稳定性结构没有发生重大改变，人们依然在白鹿原上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只是理想信念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垮塌了，使得白鹿原上人们的灵魂愈加可怜。
《祭语风中》与《白鹿原》出于各自叙事的需要而采取不同的人物关系结构。《祭语风中》以晋美旺扎为核心，结构起三个层面的人物：一是从玛尔巴到米拉日巴再到希惟仁波齐，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高僧，代代相传，开启后人佛性智慧，给后人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帮助他们摆脱魔障和精神困境，由此形成了精神传承的历时性；二是陪衬晋美旺扎的佛教徒与世俗之人，包括多吉坚参、罗扎诺桑、努白苏管家和瑟宕二少爷（土登年扎）等；三是以世俗方式进入晋美旺扎的世界并且让晋美旺扎感悟佛性与净化灵魂的人，比如卓嘎大姐、美朵央宗等。在第一层面上，希惟仁波齐不只是晋美旺扎的师父，而且是他的精神导师，无论他在不在晋美旺扎的身边，晋美旺扎都从他那里汲取强大的抵御魔障的精神力量。即便在希惟仁波齐圆寂之后，晋美旺扎仍然从其遗物中感觉到精神导师的存在。希惟仁波齐留给晋美旺扎最重要的物件是《米拉日巴传》。传记的主人公米拉日巴被称为圣者，虽然他与晋美旺扎没有直接交集，但是通过这本传记，晋美旺扎了解到圣者的人生。米拉日巴虽然被奉为圣者，但是他由于家族仇恨，受母亲的逼令，通过念法降灾于人间，因而罪孽深重，他在玛尔巴的训导下以苦难赎罪。米拉日巴的故事给了晋美旺扎以神性启谕，让他悟出了佛教的真谛。
小说第二层面的人物中，多吉坚参是晋美旺扎的师弟，非常纯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晋美旺扎对神佛的忠诚。罗扎诺桑虽然同为晋美旺扎的师兄弟，但是他没有坚定的信仰，不仅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离弃佛教，而且在政治运动中完全迷失了自己，灵魂变得十分猥琐，他从反面衬托出晋美旺扎神佛信仰的坚定。努白苏管家虽然不是僧人，但是他忠诚于努白苏家，特别是在政治风暴冲击努白苏家、使努白苏太太陷入困境的时候，他尽其微薄之力帮助努白苏太太，让她在苦难的岁月中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管家高尚的品格深深地感染着晋美旺扎，令晋美旺扎在政治动荡年月中并不感到太孤独。瑟宕二少爷土登年扎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他不仅对西藏传统社会有着清醒的认识，看出其弊端，而且对外部世界也有清晰的了解，还能够看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他代表的是知性和智性，在世俗层面上为晋美旺扎认识社会环境提供知识资源。第三个层面的人物卓嘎大姐不幸死于政治动荡，她死后没有亲人替她料理后事，是晋美旺扎冒雨将她的遗体背到天葬台去完成天葬仪式。通过为卓嘎大姐举行天葬，晋美旺扎从佛教意义上对于人的生死有了深切的感悟。第三层面的另一个人物美朵央宗，在晋美旺扎还俗后与其结婚，并生育孩子格桑。但是由于他们夫妻间的误会，美朵央宗在孤独和凄凉中离开了人世。后来晋美旺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进而悔恨，他要以抚养格桑（被怀疑是美朵央宗与旺堆所生）来救赎自己的灵魂。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祭语风中》的人物关系结构是围绕宗教叙事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呈现出多层次、立体交叉的特点。
与此相比，《白鹿原》的人物关系结构则近似太极。白鹿原上主要生活着白、鹿两大家族（其实是由一个大家族分裂出来的），白氏家族以白嘉轩及其子女为主，鹿氏家族则以鹿子霖及其子女为主。他们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白鹿精魂”的维系下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白、鹿两大家代表着阴与阳，这两大家族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斗。白嘉轩虽为族长，但是他的职位一直为鹿子霖所觊觎，两人虽然表面上和气，但是暗地里一直在较劲。再说白嘉轩的长工鹿三，他就像太极图中的鱼眼。他姓鹿，但是与白嘉轩的关系非常融洽，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白嘉轩从来没有拿鹿三当外人，而鹿三也一直敬重白嘉轩，将白家当作自己的家。至于白、鹿两家的下一代，虽然矛盾重重，但是又有各自复杂的内在联系，显示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沌关系。小说中的朱先生既不姓白，也不姓鹿，因而没有参与两家的纷争，是置身于太极系统之外的人物，具有俯视白鹿原的意味，然而又与白、鹿两家具有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田小娥是外来者，作为黑娃的恋爱对象进入白鹿原，严重冲击着白鹿原上社会的稳定。她虽然并不代表某种政治立场，却也象征着一种外在力量。《白鹿原》的这种人物结构是由农耕社会家族制在现代文化与政治冲击下的风雨飘摇的现状所决定的。
《祭语风中》与《白鹿原》分别是藏、汉两族当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分别写出了这两个民族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数十年中的历史命运和精神状态。从中我们看到藏传佛教的坚韧与内地传统文化的脆弱；藏族人内心的澄澈与坚强，汉族人在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后表现出的迷茫和困惑。同时，我们也看到，作家根据自己民族不同的文化特性来认识各自民族，进而采取相应的叙事方式、叙事空间与人物结构。如果说藏传佛教是次仁罗布小说创作的根基，那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则是陈忠实小说创作凝视的对象，二者的成功都在于写出了各自的民族之魂。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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