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学研究】何方丽 刘波 | 诗与思的自我中心构建 ——以王学东诗集《现代诗歌机器》为中心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本文作者：何方丽 刘波）
王学东的诗集《现代诗歌机器》（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收录了作者1997至2017年间的作品，诗集承载着诗人20年关于诗与思的积累和沉淀。本书的题记开宗明义：“在这个最需要、也最能激发‘诗’与‘思’的时代，我们尚不会‘诗’,不会‘思’。‘诗’与‘思’最大的奥秘在于那个‘不’与那个‘无’。关于诗与思的命题，学界早已有过多次探讨，而王学东以学者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介入其中，作为学者的严谨理性和作为诗人的自由真实，让《现代诗歌机器》充满了思辨的智慧和人性的力量。虽为20年间的作品集，但诗人出手便有宏志，从跨越20年诗歌题目的工整和谐来看，足见其对组诗这种“诗歌机器”的执着和迷恋。而诗人在目录编排时刻意流露出的雕琢痕迹，也高调地表明整本诗集亦是作为现代诗歌的一个机器而存在的。这或许得益于他的学者身份，因而相较于纯粹的诗人，他更能看清何为诗歌，诗歌何为。王学东的诗歌少有过分的纠结，更多的还是对生活彻悟之后的智慧。
诗与思的关系看似明朗，实则复杂且微妙，毕竟我们很难辨明二者是谁选择了谁，当年陶潜发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感慨，正是触碰到了诗与思之关系的核心。诗与思之关系可以简单地理解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只是在诗歌中，语言是具有诗性的语言，而思维亦是具有诗性的思维。如此，在诗歌领域，诗与思之关系相较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才更具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现代诗歌机器》的切入点是这盘根错节的诗与思，可以说，诗人以精致的编排来呈现其对诗与思的思考，这本身便勇气可嘉。从他的努力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学者的热情，也能体验到诗人的赤诚。在王学东这里，诗歌是一个完整的现代性装置，很难说是诗歌呈现了思维，还是思维促成了诗歌。通过阅读我们发现，诗与思的互动恰如其分，也深入人心。而与其笼统地说明诗与思的互动，不如首先探究王学东题记所言的“诗”与“思”在这个“最能激发‘诗’与‘思’的时代”，如何释放诗人充盈的想象和隐而不弱的力量。
从“诗”的角度来看，王学东首先重视的便是诗歌的语言。在序言中，他强调了语言对诗歌的重要性，认为站在文学塔尖的诗歌对语言有着近乎苛责的要求，而这“对创作者的创作提出了至高的语言律令”。为了让诗歌有属于自己的特点，王学东在创作过程中娴熟地运用不同修辞手法和表达方式。正是此种语言至上的诗学观念，让王学东的诗歌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鲜活却不失力量，随性却不失尊严。组诗《如是我闻》所写均为诗人所见所感之事，讲述并剖析黑夜、育儿、咳嗽、成长、电影、旅游、宝石、梦等生活中常闻常见之事。诗人以独特的个人经验入诗，为诗歌语言的鲜活奠定了基础。跳跃的语言和不经意的黑色幽默都让《如是我闻》充满了诗性的张力。“在电影院，你的3D眼镜始终戴不稳，/需要不断扶正才能看完电影。”《电影经》中细节的呈现让整首诗不乏生活气息，而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物之一，3D眼镜对面的大银幕却是一个关于资本和人性的谎言：“在台下，我悄悄地瞥见了妖艳的投资商。”诗人不断转换时空、视角和人称，通过语言的跳跃在现实和虚构中穿行，将电影这一现代性产物所涉及的投资商、演员、观众、影院等要素所披上的外衣一一扯开，呈现出一个赤裸裸的资本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所谓的悲悯和人性不过是资本选中电影而电影得以包装的外衣。所以此诗不全是戏谑，而是充满了批判的力量和对诗歌尊严的维护。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认定《电影经》是一首批判之诗。诗人面对资本电影纵有百般思绪，但仍用幽默而随性的语言去呈现——“太子们喜欢玩感情，姑娘们感谢商业”，此为诗人的电影观后感，亦是诗人对社会和时代现象的观察。诗人以轻松戏谑的方式来书写身处的时代，让读者在粲然一笑的同时也心头一紧。诗歌语言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能在寥寥数语中呈现万千世界，触发万千思绪。正因为如此，诗人对于诗歌语言之鲜活和幽默的追求恰恰能让其生命“在适宜的幻境中赢获麻醉式或真诚的意义”。
语言终究只是构成诗歌机器的种种零件，那么诗人要如何安装这些零件使其发挥出个性化的能量？的确，当我们解决了诗人如何挑选诗歌机器零件的问题后，诗人如何组装这些零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下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所谓“组装”问题，其实就是诗歌的结构问题。王学东对于整体结构的架设充分显示了诗人对于“诗”的执着。从诗集序言来看，诗人便以自我的成长过程来隐喻中国新诗的历程。从娃娃、小厮、男性到书生，诗人的成长经历与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相呼应。对于自己的成长，诗人分别以“棒棒棒棒虫!”“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虎!”“棒棒棒棒鸡!”进行自我指认。物、人、诗的三重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声部复调结构略有不同。在诗人这里，诗歌作为主旋律成为主导诗人成长与命运的关键因素。诗集序言考究的结构即可体现诗人的别出心裁：作为诗歌机器的诗集将与诗人毫不掩饰的技术相对应。《现代诗歌机器》从不对技术痕迹加以掩盖，反而随处可见诗人的刻意显露。诚如前文所言，诗人20年间孜孜不倦地进行组诗创作，在诗题方面保持结构的均齐，当所有组诗汇编成集，给读者带来的冲击与震撼，肯定远远超越时间内部的成长与渐变。具体到诗歌中，诗人也尤其注重诗歌结构的整体构造。组诗《商籁体机器》依次从动物（《副栉龙机器》)、植物（《花毛茛机器》)、人类（《科布登机器》)、书籍（《利维坦机器》)、宗教（《绿度母机器》)、机构（《宣慰司机器》)、价值（《资本论机器》)、死亡（《蔓荆子机器》)、诗歌（《商籁体机器》）等方面，由浅入深地审查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纵观人类发展史，作为群体的人类所面临的无非是上述九种大型机器，每一个机器内部都有自身独特的存在逻辑。作为人类群体之一的诗人穿行于世界这个大机器之中，同样不得不面对上述机器。这是谁也无法摆脱的庞大机器群。耐人寻味的是，组诗对此九种机器的排列，一方面根据人在成长过程中与这些机器接触的时间顺序，另一方面，也根据循序渐进、越发入心的逻辑顺序。组诗像一座宏伟的金字塔，构成诗人所生活的世界机器，而塔尖正是诗人所研究、热爱的诗歌——“在星期五的早上，有一个完美的时刻，/那就是忽然想起诗歌还没有写完”。宏观来看，组诗结构明晰，在诗人看来，位于塔尖的诗歌无疑是最精密的机器，它像敏锐的触角，触碰着关于人性和灵魂的种种气息。当需要用手机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时，诗人“因为愤怒，重新启动了机器”。当我们面对庞大的世界机器时，诗歌让枯燥的时刻变得有趣，让愤怒的情绪得以宣泄，成为我们在艰难时刻的精神支柱。组诗《商籁体机器》中九首诗歌的结构性呈现，在揭示组成世界机器零件本质的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诗歌的热忱与信任，只有读罢全诗，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诗人精心策划的宏观结构。
诗歌的语言和结构问题说到底还是与诗人的思维和思想关系密切。在诗歌中，语言是思维表达的工具，同时思维亦左右着诗歌语言的呈现，而诗歌结构则是思维的结果，它也因此记载着思维的过程。思想作为语言和思维的结晶，给诗歌的语言、结构烙上了独特的印记，语言习惯、思维模式只有在形态各异的思想的参与下才能呈现出各自的特色。王学东正是一个思考型的诗人，运思的痕迹向读者透露着的思想之深度和广度，让他的诗歌有一种看透万物的透彻和自信，这可能来自诗人对语言和思维的一种信任。王学东的诗少有滞重之感，这一方面与诗人在语言和结构方面的营造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与诗人的思想的理性、透彻有关。《现代诗歌机器》中的组诗写作融合了历史与现实、回忆与当下、宏观与微观的各个方面，在历时与共时、追忆和畅想、抽象与具象的书写中逐一呈现诗人对世界机器的反思以及对诗歌机器的思考。
在目前的认知框架和知识结构中，人类无法彻底摆脱时间这一维度，王学东也将时间作为把握世界机器的一个重要切口。谈及时间，美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书中特别指出，历史时间和生物时间的重要特性在于其连续性，但在精神层面，现代的时间并不是连续的，历史与未来之间存在一个断裂，而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断裂的漩涡，尽量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找到平衡。作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立体的漩涡，诗人无心顺从又无法超越时间，如此，时间回馈给诗人的便多了几分精神层面的焦灼。不过，以诗人之思，这几分焦灼终能被自我消化：“一个/等待着牵手的人和失落遗漏下的草地/他将乘着他自己讲述的鱼群向着月亮开进”（《没有个性的成都》）组诗《王氏家谱》直接面对家族的历史。
诗人从十五世远祖开始，写到自己的曾祖，随着诗人距各位祖先时间距离的缩短，家谱留下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只是到了曾祖的时代，家谱上却已经没有其名字，不过，奶奶的存在让“我”对曾祖的记忆更加鲜活，因为“每次清明奶奶总还要领着我们/到你坟前上坟”。诗人以跟随奶奶上坟的方式与曾祖进行着一次次交流，可当他开始慢慢触摸曾祖的生活时，他能体会到的只有无尽的空洞和虚无。这或许就是王学东作为诗人的过人之处——他的诗中常有出其不意的思维突转。以这首组诗为例，当我们随着家谱的叙述愈发体验到曾经生命的鲜活时，王学东随即拆穿家族历史表面的丰满，如同拆穿历史之空洞和虚无家谱不断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抽空/赐予我们虚无/家谱始终站在死亡的一边/背叛生命”，这样的空洞感和虚无感正要深入人心之时，诗人再次上演了思维的陡转——“这本家谱是我存在的唯一见证”，将个体生命与祖先的生命彻底交融，因为诗人清楚地知道命运就是一次次重复和再重复。王学东很清楚他自己想表达什么，因此在面对历史这个庞然大物的时候，他选择了相对简单的家谱作为切入点，而具体到诗歌创作过程，则从个体人物入手，或重现、或想象他们曾经生活的细节。这种写作方式无疑保证了组诗的层次感，也让诗人对历史思考的呈现从容自如，不凝滞亦不轻浮。诗歌清晰的逻辑和睿智的表达，都与诗人稳重的思维有关，王学东的诗不会轻易下结论，鲜有肯定的判断句，但跟随他的诗歌，我们仍能与他的理性和智慧相遇，并认同其所思所想，可以说，这是王学东诗歌语言的魅力，更是其思想的魅力。
如果说诗人试图以《王氏家谱》来窥探过去和历史的奥秘，那《后现代启示录》则以可预见的未来为参照，探索当下时空中生命的状态和意义。诗歌以大城市作为背景，银行、超市、餐厅、高楼、旅馆、医院等元素渐次铺开，搭建出后现代城市的框架。穿梭于后现代钢筋水泥城市之间的，是诗人敏感的内心和忧郁多思的灵魂。诗人时而以“他”自指，用旁观者的身份审视着“他”在后现代社会的思想和存在；时而以“我”的身份自白，或自言自语，或与世界交谈。无论是“我”还是“他”，诗人的后现代启示始终从自身经验出发，不做无病呻吟，更不哗众取宠，其个性化的体验与表达让这组诗呈现出为个体发声的重要意义。
如果说后现代是一个去中心的时代，那么王学东的《后现代启示录》则可以看作一首找回自我中心的絮语沉吟之诗。当城市以其巨大的形象和极速的节奏逐渐降服人类，让个体彻底淹没于城市之中时，没有人会关心“超市在他心中留下沉重的脚印”，而诗人则勇敢地发出声音，以一己之力对抗超市带来的嘈杂和压抑，并用恣意的想象和堆积的书本去寻找自己在后现代城市中的位置。因为“对生命已经上瘾”，所以诗人反思后现代社会的种种非人因素，由此看到树叶的第一次微笑，在“破天空和城市”的绝望中获得“持续的救助”。城市有时是诗人想极力摆脱而不得的囚居之所，但诗人却倔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他深知“反抗毫无用处”，这正是王学东“对生命已经上瘾”的重要佐证。《一个人的成都》和《罪己诏》《十首哀歌》等组诗，同样深入诗人自身的精神世界，将注意力彻底转向自己的生活及命运。在这些诗中，王学东观察和思考自己日常经历的周遭世界，巡视自己的精神家园，也不断对自己的生活加以审视。这些诗是真正有温度的诗，透过它们，诗人王学东的形象得以摆脱强大的理性与逻辑所带来的抽象感，从而变得有血肉、有温度，并成为一个真正鲜活、立体的“漩涡”。
“对生命已经上瘾”的王学东选择以现代诗歌机器来呈现对生命的思考，他对语言和结构的迷恋与其睿智有力的思想有关，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他的思想在根本上却取决于他对生命的认知、对社会的把握和对诗歌的理解。诗歌的“诗”与“思”之于王学东的意义，在于唤醒绝望的自我与自然、生命的对话和交流，并由此唤醒另一个真实的自我。《现代诗歌机器》是王学东的一次自我唤醒，同样是他以一己之力对其所处的后现代社会的一次拷问和质疑。然而，在“整个社会也仍旧被功利主义席卷，为金钱所俘虏，成为物质主义的奴隶”的时代，《现代诗歌机器》的力量始终在有无之间徘徊。这当然是现代诗歌机器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但在黑暗之中能够成为照亮自己的那束光，已难能可贵。如此看来，在去中心时代，《现代诗歌机器》足以成为属于诗人自己的稳定而恒久的美学中心。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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