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学研究】李俊杰 | 体验的真挚与表达的超越 ——王学东《现代诗歌机器》观察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本文作者：李俊杰）
王学东的诗集《现代诗歌机器》是一部熔铸了个人真挚生命体验和奇崛表达方式的作品，其极具先锋气质的形式追求和语言方式飘荡着个人毫不遮掩的真挚生命体验，其整体性的表达框架和文化视野又彰显了学者型诗人的缜密与哲思、想象与激情，是一次极为先锋的诗学尝试。
这部诗集的写作贯穿了诗人20年的生活，其独特性在于完全基于个人生命经验的真挚表达，它源于最朴素的生命感觉，但没有指向浅白的表达方式，而是在修辞与形式上充满实验性。尽管这部诗集可以视作一次包含写作生涯的整体性的诗歌表达方式的实验，但它并未因表达的奇崛而陷入形式的旋涡与自我的迷失，反而不断确证着主体之思对生活本身的价值与意义的思索，并且因为诗人的学者身份和诗歌艺术探索的不竭激情，获得了表达的超越性力量。正如卢桢所言：
学东兄如卡夫卡似的，发现高速运转的技术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吊诡之力的城堡，个人无法在奔走的人群中觅得独我的精神空间，从而中断了与历史的联系。而诗人则试图在规则与限制间寻找自由，他小心翼翼地规避着任何外在因素的羁绊，从饱蕴人间烟火之气的情境和事态入手，于举重若轻间透射出将实情转化为诗情的运思能力，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在实处。在不断为精神主体发声的同时，诗人也找回了现世之人的生命尊严。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诗集的独特价值，它值得不断言说与阐释。
《现代诗歌机器》是学者诗人王学东20年人生履历和诗歌创作的融合，这部形式感极强的诗集由自序《我和诗与思》及组诗《如是我闻》《商籁体机器》《王氏家谱》《后现代启示录》《来自灵山的短诗》《苦海》《十支情歌》《一个人的成都》《十首哀歌》《没有个性的诗》《已经被毁损的青春》《罪己诏》等构成，这些诗篇熔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于一炉，体现了极为突出的个人风格。形式的整饬与语言的先锋固然是其非说不可的特点，但本文认为，这部诗集首先是一部诚意之作。在高蹈的形式之前，首先是真挚的生命体验。
一、诗源于生命的经验
这部诗集被命名为《现代诗歌机器》，“诗歌机器”一词让人震惊于诗人对20年诗歌写作生涯总括集萃式冠名的奇特拼贴。“诗歌机器”，究竟是在对这个连计算机都可以编出所谓的“现代诗歌”的互联网时代的反讽，还是诗人的戏谑性自我表达？这里面似乎有一个大问题。王学东在阐释龚学敏《钢的城》的“钢铁诗学”时曾经谈道：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中国现代工商业文化发展成为了主流，不同于传统诗歌的新的诗歌体系诞生。此时中国现代新诗的地界，就不再是古代中国乡村农业文明的简单再现，而是突破中国传统的封闭状态下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城市文明等等文明的新型复杂社会样式的体现，特别是现代技术意识和理性精神的融入，现代诗歌这便有了与古典诗歌相异的表达意象、表达内容和表现方式……“观照人与机器的关系，是工业革命以来长期的文学主题……处于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反思着机器发展的进程，文学表现形式也深深打上了机器的烙印。”而这些新型钢铁文明、机器文明之下的现代感受都是古典诗歌很少涉及的，也是古典诗歌难以容纳的诗歌新质。
王学东是否从新的物质生活样态的现代视野中，把握到了“机器”对生活之渗透，从而有新的表达欲望呢？抑或是为了表达自己从前所未有的角度介入生活与诗，制造出这么一种独特的诗学视野呢？总之，“诗歌机器”名称的提出，使得王学东20年来的诗歌写作具备了区别于大多数诗人的独特标识，这也是学者型诗人的独到之处。
从诗集整体性的角度来看，“诗歌机器”这一命名更接近卡尔维诺《文学机器》的思路。
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是一台复杂的文学机器，他一生的工作便是将与时代休戚相关的科学、哲学、政治学的零件置入这台文学机器，不断地磨合，不断地调试。有人认为，卡尔维诺之所以用“机器”这一称谓，是为了表现其文学观念的嬗变。卡尔维诺一度执着于“文学诠释和领导历史进程的奢望”，后来逐渐演变为“理解、指示和创作”。卡尔维诺策略性地选择了调整性退守，以“复杂结构”回应并模拟“世界的复杂、多重性、相关性和瓦解”。这种复杂结构，正是卡尔维诺所言的“机器”“迷宫”等系统布置。
王学东作为学者型诗人，研究的范围主要是文学史与新诗学，以这样的学术背景进入诗歌创作，当然可以凭借个人对文学史发展脉络的熟稔和新诗学术变迁路径的把握来规训自己的写作，从内容和技巧上，显得更贴近“学院派”。在学术视界里，他一度返回文学史现场，钩沉被遗忘的诗歌文本、现象、群落与流派，同时也对现时代最重要的诗人群体有相当程度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巴蜀地域文化有独特的理解，然而王学东既没有沿袭抒情或口语的既定路线并为此挣扎，也没有沉湎于地方性的表达自足之中，而是选择不断自我突破。他的诗学主张持续动态地突进，使得他的学术研究内在的理路和诗歌写作形式的追求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
诗人王学东将自己的文学经验、生活观察、语言追求、情感体悟汇入诗歌中，与复杂的世界与自己的生存方式谐振，在复杂结构中以“机器”之冰冷的结构性操作反衬生命语言的温度。
在2015年，笔者在北京师范大学里的一个咖啡馆读到过王学东打印的《如是我闻》《商籁体机器》等组诗，曾一度感慨，和最早读到过的《一个人的成都》系列组诗等作品比起来，诗人王学东从青春迈向了中年。
《一个人的成都》系列组诗中有青春的理想与愤懑，有独特的痛感。在现代都市高楼大厦的机械陈列中，在现代性机器的腹腔内部，诗人敏感于压迫与逼仄，在个人生存的迷惘中着力描绘自己的愤懑。“高价格的地皮声打击着墙上的日历/栏杆抢劫了我摸索的远方和手套”（《天府广场》）；“只有他赤裸的身体和孤独挺立在街道中间/一件首饰的价格就把你的虚荣和自信刺穿”（《春熙路》）；“制造一切痛苦和欲望的钱币，刀片般锋利/屠杀着纷飞的理想和散漫的人群”（《泡桐树小学》）；“渴望用自己60公斤的身体加上60年的光阴/换取60平方米的空洞而冰冷的房子”（《华西医院》），这一组诗歌着力描绘了在物质欲望中不断失落和跌倒的理想，正是这生活中的愤懑激活了他诗歌创作的原始动力。在这样一种庞大的机器般运作的都市，个人的无力感反而激发了诗歌的锐度和力度。
到了《商籁体机器》组诗，我们发现那个愤怒的、忧伤的、充满批判与惆怅的青年诗人隐退了，经过时间的淘洗，承担着家庭的重任前行，背负着学术理想进步，那个在社会身份之外还有重更重要的诗人身份的王学东出现了。《副栉龙机器》这个标题，有育儿经验的人看到都会会心一笑。副栉龙是儿童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接触的恐龙的一种，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几乎从未被人们考虑过的问题。儿童着迷于恐龙，都因为其能力与功能，而忽略其美。诗人敏感地攫取了“漂亮”却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被遗忘的“副栉龙）“一群小朋友手拿着刚完成的作业，/开始选择他所要扮演的恐龙。/惊人的一致，他们都选择了食肉性的动物机器，/就是那种有长长牙齿，/以及如镰刀一样锋利的爪子的暴龙。/随着副栉龙的哭声，所有孩童的声音中，/都充满了狂暴而血腥的撕咬”（《副柿龙机器》）。从儿童的选择中，诗人看到了“机器”运行法则的残酷，从此诗思随之打开，这是他生活经验的衍生。《花毛茛机器》源自在孩子问花的名字时成年人用手机软件扫描以搜索答案的经验，催生出现代性生存的新的诗思；《科布登机器》《利维坦机器》是阅读生活的副产品……这一系列陌生的名词不断突入现实生活，成为一首又一首既陌生又切身的诗作，被诗人冠以《商籁体及机器》的称谓。正是在生活的物理逻辑的不断发展中，诗人找到一个又一个缝隙，填进自己反思性的表述，才使得一切看似那么理所当然的如“机器”一样运转有序的旨归，漏出诗的破绽。
从纾解自我的《一个人的成都》，到哲学思辨的《商籁体机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真挚的生命轨迹，从笃定的批判，到有距离的审视，从青春的恣肆与感伤，到中年的深刻与辩证，将跳跃的强大力度，慢慢包容进了宽广的情怀之中，发展着诗歌的整体美学风貌。
所以，这部《现代诗歌机器》，是诗人王学东在运转有序的现代机器面前的一次“我之思”。在诗集的序言中，王学东执着追寻“自我”的表述，能让我们理解到在机器面前“我之思”的独特，这种独特性，借由语言创造的形态展开。
二、诗需要语言的创造
王学东是学者，学者型的诗人知识与理性的强大，有可能会遮蔽诗歌艺术表达，也有可能会凸显诗歌艺术主张。王学东显然是后者。这部诗集不仅是贡献给业余读者的，更像是为专业的诗歌批评者量身定制的，组诗形态规范，诗歌的艺术追求目标相对集中，给人以强烈且集中的深刻阅读感受，这都源自其独特的诗歌语言创造能力。
这部诗集独特的设计语言在自序中就能看到，在组诗的设置和闪光的创造性表达中。
在自序《我和诗与思》中，王学东跟读者玩了一场“老虎、棒子、鸡”的游戏。“棒棒棒棒虫!”“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虎!”“棒棒棒棒鸡!”是具有显著巴蜀地域色彩的儿童猜拳游戏的口令。借由这四则口令，王学东进行了自我的“侧写”，将“这娃儿”“这小厮”“这男性”和“这书生”的形象描绘了出来，并推演到新诗学的诸多面向，落在了自我的确证与反思上。富有意味的是，王学东以“哦，我又输了”的自嘲结束自序，留下了巨大的感受空间，使得这篇自序既是游戏，又满含着严肃的求索。
在充满幽默和戏谑的表述后，加上一段严肃的对中国现代新诗艺术发展的剖析，这样的表述本身就是一次艺术行为：“这娃儿出生低微，家境贫寒，也就没有成龙的大大志。只愿长成一只肥肥的、肉肉的、软软的，随时有大白菜、小白菜可吃的大青虫。”后面跟着的是对五四以后文学对“人”的发现向新诗提出的价值取向问题：“这小厮性格很直，热衷于自己，有点自我主义。因记性不好，所以见过的人很快忘记名字。而那些人都背地里说，这厮好傲。其实，他只是一根不发芽、不长叶子，更结不出果子的干木棒。”紧接着的是新诗“自我意识”的辩证：“这男性也好面子，但总是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做得很好。经常扮老虎，给自己批上一件件虎皮，结果经常碰到的是那些高大威猛的英雄武松们，把他打得稀啪烂。”后面谈到了个体之思的独特价值，提出了个人体验与语言创造力的复杂问题：“这书生最大的理想，就只是能当得了一只大公鸡。或许在一个农家过一辈子就算了，也或许会很快地被送到屠宰场，成为别人的佳肴。但他只要能穿一件花外衣，带一群美丽的母鸡，游山玩水，在有很多虫子的山坡上觅食，那就幸福也。”正如穆旦的诗歌《五月》将乡野民歌与现代新诗并轨，王学东将个人的喜剧化的谐塘表达与严肃的新诗学体认并置，两者交相辉映，将巴蜀的幽默传统和现代学者的思辨精神拼贴，呈现出非凡的语言张力，在新诗无用的绝望中重新发现了自我的确证。不避俚俗，直面自我，探索新的语言，这是王学东诗歌语言令人称道的特点。
王学东善于组织，在诗集的篇章结构，尤其是令人称道的“组诗”形式中，有他的整体性规划和苦心经营。《如是我闻》组诗以诵经般的低吟展开了生活的诸多维度，如面对黑夜、面对爱情、面对育儿、面对旅游，不断将个人与对现代生活映照，突出了精神生活的空旷感。《商籁体机器》引入了诸多现代生活中的新名词，它们成为日常生活的绊脚石与宣泄口，撕扯出一道透视现代生活的新的口子。《王氏家谱》则采用一种类似“非虚构”的方式从家族史的角度写出每一个“祖先”的人生路径，最终指向人世的虚无与重复；《后现代启示录》展开的是生活的细节与抑郁的感受；《来自灵山的短诗》将外部世界的空与倦刻入自己的生命进程中；《苦海》叙述的是都市生活令人倦怠的苦涩；《十支情歌》描述的是写给世界的微末的温暖；《一个人的成都》是借成都的地名风物展开的青春的感伤；《十首哀歌》深入自己的灵魂深处，展现自己的忧伤；《没有个性的诗》将“离别”“美人”“情歌”“生命” “世界”等词汇冠以“没有个性”的修饰，传递某种属于自己的判断和言说；《已经被毁损的青春》是短诗的集合，充满青春的气息，我们从中能清晰地看到诗人所受的影响；《罪己诏》则规则地陈列了“伤口”“欲望”“荒诞”“沉沦”等情绪性表达，为它们写下“诏书”。
在整齐的目录之中，我们发现在对生活的灵动轻盈的书写背后，是一股学者诗人对现代生活的悲哀的反思。但这一悲哀的反思并不以“强说愁”的面目出现，而是贴近生活的表面，所有的联动都来自具体的生活细节，使读者在会心的感受中与之共振。
三、诗给予生活以反哺
王学东语言创造的法门就在于：不避俚俗，展示细节，直面自我，突入深处。他创造了他的诗学。这本诗集获得了许多学者型诗人的点评和分析，都收入集中，这些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地域特征明显、个人风格突出的诗人王学东做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诗歌工作。他以整体性风格展示为标识，以浓郁的情绪、反思的精神为旗帜，进行独特的个性化表达。同样，这样的诗学也塑造着王学东。
在2008年的一篇专访中王学东谈到他的人生履历，他怀着炽热的诗歌理想，从底层生活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进自己追求的生活状态。这似乎带有几分励志色彩的个人经历在诗歌中创造性地转换成了对自我的追求和不断审辨。他在专访中曾经这么说：
我想说说孙悟空，他身上就隐藏着两个自我，一个是很强大也很任性的自我，另一个却是解救大众堪称世间通俗道德模范的自我。孙悟空把这两个自我很好地包容了，起初他需要“紧箍咒”的约束才能朝“大众自我”方向偏移，但慢慢的，他身上顽性减弱，佛性增强，就能更加自觉自愿地协调好两个自我的关系了。这也是我不断阅读和思考后得出的结果：我需要更多书籍的力量来完成更好的自我，让身上存在的“两个我”不要冲突打架，而要和平共处，更好地协调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找到和获得自我。
从这本诗集来看，这两个“自我”既存在于不同的创作时期里，也存在于一首诗的不同表述中。我们能分辨出早期诗歌的青春气息和近期创作的中年姿态这两个历时性自我，同时，还能分辨出在琐屑的生活细节中折腾的和时而超越出来思考的两个共时性自我。
王学东既是诗人，又是学者，他思考得深广，有自己的诗歌艺术规划，有独特的美学追求，这是令人赞叹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断发现，王学东的诗学中最感人的特质，始终是他的真挚。
因其真挚，诗人对日常生活的琐屑也不显得那么拒斥，对哲理思考的高妙也没有那么执着，反而轻松起来。我觉得这个状态，正是诗给予生活的反哺。诗帮助王学东泅过了苦涩的青春生活的汪洋，帮助王学东认识了一地鸡毛的中年生活，使他更深度地体认现时代的生存机制，也将见证他收获下一个生命周期。从这个角度而言，即便他未来写一些庸常的小诗，若获得更多的喜悦，也是值得的。
尽管这部诗集被命名为《现代诗歌机器》，我更愿意将其视作现代机器上开出的诗歌之花。它开在令人情绪复杂的生活基础上，却洋溢着生命的律动与美。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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