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徐家盈 | 作为哲学家的陈铨的长篇小说
（本文原刊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本文作者之一：徐家盈）
摘要：作为一名哲学家，陈铨对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深刻理解使他形成了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并从尼采哲学的角度看待世界，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当时中国各种问题的思想资源，悲剧和“民族文学”也成为了他的小说创作理路，这使得陈铨在长篇小说创作实践中，不仅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观念凝聚人物形象，还以对“人”的形而上讨论设计人物对话，甚至小说的根本立意都围绕“生存的痛苦”而展开，其小说萦绕着鲜明的叔本华味和尼采味。这种浓郁的哲学意味使得陈铨与其他新文学作家区别开来，不仅以其哲理玄思填补了中国长篇哲学小说的空白，也以精巧的结构艺术为现代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文学史意义不应忽视。
在中国新文学长篇小说作家中，陈铨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哲学家，他深受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也因之形成其中西交融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作为长篇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既有文学的意味又弥散着浓郁的哲学色彩，成为理性的但又是形象的文学表达，这也使得人们将陈铨与其他的小说家鲜明地区别开来，其长篇小说创作也因之呈现出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一、作为哲学家的陈铨
众所周知，作为哲学家，陈铨的哲学思想来源主要有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对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深刻理解使得陈铨形成了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并从尼采哲学的角度看待世界，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中国当时各种问题的思想资源。这影响并生成了陈铨的文学创作观，使得他对“悲剧”这一艺术形式推崇备至，并将这一观念融进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创作过程中。
陈铨与德国哲学渊源深厚，求学时期就钻研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书籍，归国以后又以学者身份继续进行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专门研究，是“我国研究德国哲学和德国文学有数学者”[1]。在清华求学之际，陈铨读到王国维用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对《红楼梦》进行分析的《〈红楼梦〉评论》，觉得“叔本华和曹雪芹的悲观思想，充满了我的心灵”[2]，于是，他“立刻写了一篇几千字的书后”[3]，并以“涛每”的笔名发表在《清华文艺》第1卷第2号上[4]。而思想“明显地受过叔本华的影响”[5]的哈代小说，则以文学的形式向陈铨输送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留美时期，陈铨成为叔本华哲学的拥戴者。他说：“到美国以后，习西洋哲学史，开始阅读叔本华的书籍。他思想清楚，说理透澈，尤其是他的文章，简洁漂亮，使我心悦诚服。”[6]1929年创作于美国的《冲突》便体现出了陈铨对叔本华哲学的推崇。留德时期，陈铨又接受了德国哲学的影响。在其导师——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理查德·克罗纳尔教授的指导下，陈铨作为哲学院的学生系统研究学习了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回国后，陈铨继续保持对哲学的兴趣，以学者身份对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了丰硕的论文和研究专著[7]，不仅是当时是介绍和推崇叔本华思想最为积极的代表人物之一，还与林同济一起被赞为“中国真可以深探尼采渊默之思的有学之士”[8]，在推介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深刻理解影响了陈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叔本华哲学的影响之下，陈铨形成了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尽管陈铨对王国维直接套用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分析《红楼梦》持有一定怀疑态度，但作为第一篇真正影响陈铨思想的文章，王国维的这种分析把陈铨“带进了一个悲观主义的世界”[9]，使得陈铨被叔本华式悲观主义所浸润，并一直对叔本华“这一位最初影响我思想文艺的西洋哲学家……不胜徘徊”。“每当极无聊赖时，把他的书籍打开，还可以减少我许多的愁闷”[10]。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尼采哲学也成为陈铨的思想武器，他开始用尼采哲学看待世界，并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中国当前各种问题的思想资源。特别是抗战开始后，他以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为支点，形成了自己的“英雄崇拜”“民族主义”等文学概念，并与战国策派同人一起，试图用尼采的学说为中国当时的政治、文艺等种种问题找到解决的路径，鼓舞民众奋勇抗敌的决心。
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还进一步影响了他的创作观。叔本华认为，悲剧是“文艺的最高峰”，它“以表出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失陷。”[11]受叔本华的影响，陈铨也对悲剧这种艺术形式推崇备至。他认为，以“人生的迷团”为对象的希腊悲剧是“真正的高美种的艺术……它的结构是最有力的方式；它的人物和命运充满了壮烈的战争；它的背景和诗歌，达到了神妙的地步；它表示的情感热烈而不感伤，它选择排列的材料，刚好匀称而谐和。”[12]这种推崇使得陈铨在创作小说时常向“悲剧”靠拢：《冲突》中三位中国留学生的三角恋爱惨剧，表现了在盲目意志的支配下人们的痛苦；《彷徨中的冷静》中彻底的悲观主义青年王德华，演出了“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天问》里本分的陈鹏运被无辜夺妻、横死街头，善良的张慧林被林云章玩弄股掌、半生凄惨，展示着“邪恶的胜利”和“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陷落”。同样，在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哲学思想影响下，陈铨又形成了新的创作理路。他认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文学，就是能够提高鼓舞生命力量的文学”[13]，强调在新的“战国时代”要表现“新时代的精神”[14]，呼吁文学为培养“民族意识”即民族的权力意志服务[15]。回荡着尼采哲学的《狂飙》即为陈铨在“民族文学”理论指导下完成的一部“民族文学”的“有力的作品”[16]。
相较于新文学其他作家而言，作为哲学家的陈铨有着坚实的哲学基础。对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深刻理解使得陈铨形成了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并从尼采哲学的角度看待世界，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中国当时各种问题的思想资源。这影响了陈铨的文学创作观，使得他对“悲剧”这一艺术形式推崇备至，也使得他开展“民族主义文学”创作时，其所有的长篇小说都萦绕着浓郁的哲学色彩。
（尼采）
二、作为小说家的陈铨
正因为陈铨深受叔本华和尼采哲学的影响，使得他所创作的所有长篇小说均带有浓郁的哲学色彩，不论是《天问》《革命的前一幕》《冲突》，还是《彷徨中的冷静》《再见，冷荇！》《狂飙》，都形象地传递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观念，展示了陈铨对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理解，也因之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观念凝聚人物形象。在陈铨的小说创作中，常常出现两类明显带有叔本华哲学与尼采哲学色彩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持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认为“宇宙人生是无意义的，意志是盲目的，生存是痛苦的，自杀是没有用的”[1]；另一类则是尼采式“超人”英雄的化身，他们拥有尼采之“超人”气质，是引领社会进步的“天才”、人类中的“强者智者”，是天生的统治阶级。
悲观主义者是陈铨小说中最为普遍的人物形象。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具有悲观主义色彩，即便不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也时时涌出“莫名其妙的悲哀”。《彷徨中的冷静》中对生活积极坚定的李采苹，望着窗外的风景会“不觉一阵心酸，一股热泪，夺眶而出”[2]；《革命的前一幕》中天真活泼的徐梦频，上了大学之后心中“常常充满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觉得一切都是虚幻”[3]；《冲突》中为人圆滑的刘翠华，在结婚前心里“常常有一种无缘故的悲哀，有时不知不觉地，眼泪就到眼边了。”[4]而在这些悲哀者的群像中，又以陈云舫、萧华亭和王德华三位男主人公的表现最为突出。《冲突》中的陈云舫对世界的看法悲观到了极点，“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黑暗的，冲突的，盲目的”。他从根本上反对宇宙人生的存在，“他只想消灭它，推翻它，以求一切众生的解脱，”只要“宇宙人生一消灭，一切众生的痛苦都解除了。”[5]陈云舫这些悲观的看法，正是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回声。如果说，云舫是因求爱被拒而导致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尚有情可原，《再见，冷荇！》中的萧华亭则自始至终都颓废到极点，几乎是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形象翻版。他厌倦一切，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无意义”，他的心里常常“充满了悲哀的情绪”，只“觉得生存中充满了痛苦。”[6]他精神上的颓废和悲哀太过深沉，“天大的力量，也不容易把他挽回转来”，冷荇的爱情给他带来的也只是暂时的慰藉而并非永久的解脱，他只想“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个没有人迹的地方。如果休息的地方找不着，我看我只有自杀。”[7]而《彷徨中的冷静》中的王德华，更是陈铨完全依据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建构出来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王德华认识到了宇宙人生的无意义，认为“也许一切都是假的”，一切感觉也许都只是“一种幻象”；他认识到了支配人生的意志的盲目，也意识到了在盲目意志的支配下人的生存的痛苦：“一个人的生命，好像处处无形中受着一种伟大力量的支配，个人自己完全作不了主，只有听从他，依服他，好像狂飙巨浪中的孤舟，浮沉上下。但是孤舟没有知觉，人心还有知觉，所以只有人才感受着命运的痛苦。”[8] 在这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的支配下，他失去了人生的信心和目标，内心只有压迫和彷徨，早已“没有力量再生活”，只希望停止一切的思想和知觉。陈铨认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决不是失望颓废无聊的悲观主义”，而是哲学的悲观主义和智慧的悲观主义[9]。在陈铨的小说中，这些悲观主义者耽于形而上问题的思索，他们的痛苦，是出于“过于仁慈的心和过于灵敏的感觉力”[10]，是为“世界一切众生”而不是为个人的痛苦，是天才们参透宇宙人生之后而产生的“丰富的忧愁”。他们的悲观，正是陈铨所谓叔本华式“智慧的悲观主义”。
其实，陈铨的“超人”情结早在《彷徨中的冷静》里的刘华廷身上便投射出来。刘华廷是晚清革命党的地方领袖。他为了革命四处奔走，散尽家财，常冒险进城安排革命工作。他“素来无论在社会或者在家庭都当惯了领袖”[11]，人格中带着伟大的“丈夫气”，使得别人不由自主地瞻仰崇拜他。尽管在这篇小说中陈铨对刘华廷尚着墨较少，但此时的刘华廷已经具有了陈铨后期小说中“超人”形象的雏形。《再见，冷荇！》中的工人落亚芒也是一个“英雄”。他身材强壮高大，是勇敢的战士，在战场厮杀四五年之久，多次负伤都没有阻止他继续打仗的热情；他有领袖的气度，相信“德国民族在世界上只会作领袖，不会作随从”，认定“德国民族应该出来领袖世界”[12]；在德国两党斗争激烈之际，他毅然选择加入国社党冲锋队，要让德国民族“创造一个新世界新文化”。而《狂飙》中的李铁崖，则是“超人”式英雄的典型代表。李铁崖本身便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孙中山死去之后，他坚定地认为“一定会有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的人物出来，重新领导中国民众，对内统一，对外独立”[13]；他是天才，留学于日本帝国大学，“是政治系最好的学生”[14]；他是勇敢的战士，在辛亥革命中，他敢于牺牲，意志顽强，令革命党的同僚都十分佩服；他是天生的领袖，领导能力超群，深得“一般农人的信仰”[15]，“一盘散沙的民众”[16]在他的领导下立即组织起来并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无锡当地重要的抗日力量；他是社会的改革家，即便在垂危之际，也不忘向薛立群讲述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李铁崖集尼采式“超人”的优秀品质于一身，是陈铨按照“超人哲学”塑造出来的完美的英雄人物。如尼采所言，这些“超人”有时并不被外人所理解。刘华廷的革命工作被王德华的母亲称为“不安分”，落亚芒爱国爱民族的血性言论被冷荇讥为只是为了赚钱而说的“骗人的话”，但他们“没有半点追悔”[17]，而是一往直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屈服。这些“超人”式英雄形象在宣扬了尼采哲学思想的同时，也回荡着战国策派的尚“力”意识和民族意识，是陈铨小说的独有创造。
第二，以对“人”的哲学思辨设计人物对话，强化小说的理论色彩。陈铨常在小说中插入关于哲学的议论，其中最常见的是将对“人”的思考——包括人生的意义、人的责任与自由等形而上问题的讨论作为人物的对话，展现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思想。《冲突》中，刘翠华与张明琼本在闺房密语爱情的烦恼，张明琼却突然化身为叔本华的代言人，同刘翠华谈起了叔本华哲学。在一问一答之间，张明琼直接阐述了“欲望就是一切痛苦的泉源”“自杀不能彻底消灭欲望”以及“彻底消灭欲望要依靠个人的聪明去领悟”[18]等叔本华哲学义理。《彷徨中的冷静》里，王德华常与表妹李彩苹进行哲学上的辩论。李彩苹本在同王德华商量他与落霞的婚事，王德华却突然向采苹问道：“表妹，你相信人一死，思想就会停止吗？”[19]由现实问题突然跳转到哲学问题，作者自己也觉突兀，于是试图用采苹“怎么凭空地来这样一个怪问题”的对答以冲淡这种不和谐感。《死灰》中，不仅受过高等教育的萧华亭与张佩清大谈哲学问题，就连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德国下层女子冷荇竟也能与博士萧华亭展开灵魂、死亡和生存痛苦等形而上问题的讨论，甚至以“世界上最傻不过的人，就是一天到晚只想着过去将来，抛弃了现在的人”[20]一句驳倒了萧华亭。《狂飙》中，并不十分相熟的青年男女李国刚与黄翠心，在单独相处时竟也针对人的道德、责任、自由和生存目的等哲学问题展开了大段激烈的辩论。这些哲思，有些确是书中人物情到深处、思到深处自然而然发出的叩问，但更多的则是作者代替书中人物进行的发声，人物之间的对话背后多是作者哲学思想的映射。这固然强化了陈铨小说的理论色彩，但也损伤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辛郭便指出，这种“自我性”的文体“会使读者们有种不好的观感，觉得一切对话、文字，都是陈教授的，而不是属于书中人物的。”[21]
第三，以叔本华式的“生存的痛苦”作为小说的立意，书写人由于盲目意志的剧烈冲动而导致的生存的悲剧。陈铨常以叔本华哲学观念为小说立意，并因之形成小说的构思，其长篇小说往往成为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形象化阐释。《天问》全篇即是叔本华式“生存痛苦”的艺术展现。小说中，云章、慧林和鹏运的三角恋带给他们的是惨淡的结局和精神的苦痛。在林云章想要得到慧林的强烈欲望的驱动下，鹏运被他谋杀，惨死公园；慧林因丈夫被害而悲痛流产，再嫁云章也渐遭冷遇，垂危之际竟得知丈夫就是杀害前夫的元凶，恨极质问天道不公；成功占有慧林带给云章的也并不是欲望的满足，而是越来越深沉的悲哀，“一旦目的达到，他的幻想立刻也就消灭，他发现慧林也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女人”[22]，再加上丢官等接连而来的打击，林云章曾经一切的奋斗都失去了意义，他整日沉迷赌博、酗酒、抽烟甚至宿娼，妄图消灭精神的痛苦，最终在即将死去的慧林面前吐露实情，自刎而死。生存的痛苦、人生的曲折无常在这里无解，只能沦落到无用地向天发出注定得不到解答和回应的痛苦的质问。而《冲突》是陈铨对叔本华“欲望就是一切痛苦的源泉”的哲学观念的注解，其所有情节冲突均靠主人公们的欲望推动。小说中，陈云舫、刘翠华、黄则凌三个留学生都受着盲目意志的支配，最终导致了无法挽回的悲剧。陈云舫隐瞒已婚身份，与美丽的留学生同学刘翠华暧昧不清。嫉妒不已的黄则凌使计让刘翠华得知了真相。刘翠华恨极陈云舫的隐瞒，转而假意同黄则凌相好，却又因为陈云舫严重的病情而原谅了他，于是又抛弃了黄则凌而同意与陈云舫结婚。最后，发狂的黄则凌在陈刘二人的婚礼上枪杀这对新人，自己也饮弹而亡。在在这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中，“欲望就是一切痛苦的泉源”,它操控着人们“傀儡一般地登场”[23]，使他们“生一天就不能不痛苦一天”[24]。就算是意在彰显民族主义的强力的《狂飙》，也用大幅篇章为读者展示“生存的痛苦”。薛立群与黄翠心的结合同样从头到尾笼罩着痛苦的色彩。在与青梅竹马王慧英恋爱时，薛立群又无法自拔地爱上了王慧英的好友黄翠心。这一精神上的出轨使得他的良心不断受着谴责，他不断压抑着自己，痛苦地发出“人为什么要活在世上”[25]的追问。在薛立群终于选择抛弃王慧英、同黄翠心结婚后，他对王慧英的无法忘怀、黄翠心的怀疑嫉妒、糟糕的婆媳关系、女儿小英的早夭也令他们好不容易结成的婚姻一直蒙着一层阴影。在这些小说中，恋人们或喃喃自语“永远不要离开我”，或坚定宣誓“永远爱你”，然而在各种盲目意志的支配下，他们看似坚贞的“永远”诺言只会使他们生离死别的最终结局更显悲哀和凄凉。正如《天问》的女主人公慧林临死之前所说：“人生总是苦痛的，失意固然苦痛，得意也未尝不苦痛。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可怜虫……人生是一个错误，一天有人生，一天错误就不能终了的。”[26]在陈铨“痛苦的”小说世界中，人们受着盲目意志的支配，永远追逐着而永远得不到满足，只能发出“变成一个人真苦”的无奈呼号，在生存意志痛苦这个解不开的连环中悲哀浮沉。
此外，陈铨有时甚至直接利用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宣扬哲学和阐释哲学。在《叔本华生平及其学说·序》中，陈铨明确指出，在提笔写作《天问》时，他有意在思想方面传播叔本华的哲学主张：“单是《天问》的题名，就带不少悲观主义的色采。至于婚姻问题的见解，也根据叔本华的意思。”[27]《冲突》中的人物对“欲望”、“人生”、“自杀”、“生存痛苦”的许多看法与观点显然是叔本华哲学与尼采哲学的直接复刻；《狂飙》中精心塑造的革命者李铁崖形象，不仅是陈铨“民族主义”的发言人，更是尼采哲学的发言人，他“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权力。求生存的人，可以作奴隶，只有求权力的人，才可以作英雄”[28]的高呼与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形成直接映照。
陈铨的长篇小说弥散着鲜明的哲学色彩，不仅人物形象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化身，还常令人物对“人”的问题展开哲学讨论，甚至小说的根本立意都围绕叔本华“生存的痛苦”而展开。这使得陈铨的长篇小说成为他所理解的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思想中介，甚至直接成为某种哲学思想的形象化阐释。这种浓郁的哲学意味尽管有时使得陈铨的小说理论色彩过于浓重，但也令他的小说别具一格，构成了他区别于其他新文学作家的独特风貌。
三、意义与价值
陈铨的这些哲学意味浓厚的长篇小说有着区别于其他新文学作家的独特风貌，不仅以其哲理玄思填补了中国长篇哲学小说的空白，也以其精巧的结构艺术为现代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陈铨的长篇小说填补了中国长篇哲学小说的空白。自张资平1922年2月15日出版《冲积期化石》至1928年9月陈铨《天问》面世，新文学共出版长篇小说16部左右，[1]就思想内容和写作主旨而言，这16部长篇小说在凸显“人”的同时，或指向现实和人性批判（如张资平《冲积期化石》、孙梦雷《英兰的一生》、老舍《老张的哲学》），或表现情爱的浪漫酸甜（如张闻天《旅途》、张资平《苔莉》），几乎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刻意为达到阐释某种哲学、宣扬某种哲学之目的而作。因此，在叔本华哲学影响下写就、又意在阐释叔本华哲学主张的《天问》可以说是新文学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哲学小说，陈铨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以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为手段阐释哲学思想的作家，填补了中国长篇哲学小说的空白。而《天问》也并不是陈铨偶然挥就的兴趣之作。正如萨特“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和戏剧作品中……通过自己的人物的行动和言论来体现存在主义的哲学原理”[2]那样，陈铨在其后的创作中延续其哲学小说的创作范式，不仅以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超人哲学凝聚人物形象，还常以“人”的形而上思考为人物对话的主题，甚至小说的根本立意都围绕特定的哲学观念展开，其小说同萨特的小说一样与其哲学体系紧密相联。尽管与萨特浑融地将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理念文学化相较而言，陈铨仅仅是转述和阐释叔本华以及尼采的哲学观念，显出思想上的幼稚与文体上的青涩，但在中国新文学草创时期，他的这些哲学小说无疑有着重要的开创之功。
其次，它为现代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现代长篇小说的发轫期，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文学作家们仍处在艺术摸索阶段，而陈铨的早期小说则以其精巧的结构艺术为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革命的前一幕》围绕徐梦频和陈凌华、许衡山三人的三角恋爱展开，线索清晰明了，结构井然有序、不枝不蔓，良友公司在广告中称其“紧张的结构，美丽的散文，不但远超出《天问》的成就，并且是今日中国文坛上可喜的收获。”[3]《天问》讲述张慧林和林云章、陈鹏运的三角恋爱悲剧，全书无一闲笔，线索分明，“融合传统章回小说和西洋小说技法于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表现出很强的长篇小说体裁的文体意识”[4]，收获文坛一片赞赏之声。吴宓盛赞《天问》“结构精严，章法完密，全局布妥，乃始着笔，通体照应，用力不懈。中国旧小说惟《石头记》乃能及此。”[5]顾仲彝认为《天问》结构老练，直言“在许多新作品中间我认为最满意的长篇是《天问》……前后照应，线索分明。”[6]溜子也对陈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直接称陈铨的《天问》为“结构的小说”，甚至断言其“替中国新的小说杀出了一条新的血路……在将来的小说史上，这部《天问》单凭它的结构就要占重要的一页。”[7]讲述留美学生三角恋爱惨剧的《冲突》则钩衔甚密、结构紧凑，吴宓赞其“结构甚佳，接凑极紧……尤见结构之巧”[8]。尽管陈铨后来的几部长篇因结构散漫而多得否定之声，但我们无法否认，在现代长篇小说的发轫期，陈铨的长篇小说为现代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给我们的新小说开辟了一条可以走的新途径。”[9]
当然，陈铨的小说长期被他人所忽视，在政治因素之外也固有其创作之失。一方面，其小说充斥着大量的哲学议论与思考，甚至不惜脱离人物身份使人物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展开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的探讨，这固然达到了陈铨通过小说阐释哲学理念的目的，但同时也使得其小说理论色彩过于浓厚而与小说应有的文学形象性发生冲突。与同样通过小说阐释哲学思想的废名相比，陈铨这种直截插入的处理方式显然不甚高明。另一方面，受其戏剧创作的影响，陈铨的小说也常采用戏剧化的写法，多大段人物对话而少心理描写和环境描写，损害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此外，尽管陈铨早期的长篇小说在结构艺术上有十分出色的表现，但他后期的创作——尤其是《彷徨中的冷静》和《狂飙》——结构散漫、叙述冗长，一直为评论家所诟病。黄照便批评《彷徨中的冷静》“骨干软弱，演进呆滞”，甚至毫不留情地讽道：“如果五千字的短篇写不了，至多三四万字的中篇是够从容处置了”。[10]但总的来说，虽然在小说的艺术性上有些许遗憾，但陈铨这些哲学意味浓厚的长篇小说填补了中国长篇哲学小说的空白，也为现代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文学史地位和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
四、小结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哲学家，陈铨对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深刻理解使他形成了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并从尼采哲学的角度看待世界，将其作为解释和解决当时中国各种问题的思想资源。这影响了陈铨的创作观，叔本华式悲剧和“民族文学”成为了他的小说创作理路。这使得陈铨在其长篇小说创作实践中，不仅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和尼采的“超人哲学”观念凝聚人物形象，还以“人”的形而上讨论设计人物对话，甚至小说的根本立意都围绕“生存的痛苦”而展开，萦绕着鲜明的叔本华味和尼采味，其长篇小说不仅成为陈铨所理解的叔本华哲学和尼采哲学的思想传递中介，甚至直接成为某种哲学思想的形象化阐释。这种浓郁的哲学意味尽管有时使得陈铨的小说理论色彩过于浓重，但也令他与其他新文学作家区别开来，并获得了文学史价值：不仅以其哲理玄思填补了中国长篇哲学小说的空白，也以精巧的结构艺术为现代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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