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 冯会丹 | 程造之和他的抗战三部曲
（本文原刊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12期）
（本文作者之一：冯会丹）
程造之的创作起始于1935年，初期的短篇小说多表现家乡生活的善与美，之后则转向书写战前紧张复杂的形势。“抗战三部曲”（《地下》《沃野》《烽火天涯》）敏锐而忠实地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和中国社会的众生像，不仅是程造之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孤岛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收获。程造之因之成为孤岛文学中最有成绩的长篇小说家。其“抗战三部曲”的文学史意义不宜低估。
在孤岛文学创作中，程造之无疑是最有成绩的长篇小说家。1940年5月出版长篇小说《地下》，写沿海一带农民组织自卫队抗击日军，最终被叛徒出卖全军覆没的悲剧。这是孤岛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抗战的长篇小说。其意义正如巴人所说：“虽然这作品不一定就算得伟大，但我们总已经有了比较结实的巨著了……也增加了我对抗战的必然胜利的信念”。1941年7月，《地下》的续篇《沃野》出版，通过描写汉奸土匪间的内斗及对难民的压迫，显示了战时语境下的人性之恶和难民觉醒反抗的必然。接连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使程造之跻身于“上海文艺最有希望的”四个“新进的文艺干部”的行列。1946年2月，程造之再次出版了长篇小说《烽火天涯》，以青年吴昔更和上官慧平的恋爱故事为线索，书写抗战爆发到武汉撤退前，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走向抗战的心路历程，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被视为“照出了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起，到武汉撤退的一段抗战期中的明暗两面”。而“抗战三部曲”的完成，不仅使其成为孤岛文学中重要的小说家，也使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长篇小说家。
一
程造之（1914—1986），原名程兆翔，笔名韶紫、冯娉等。1914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崇明县。崇明虽然处于上海，却是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小县。他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并问业于苏人权、樊少云等崇明当地知名画家学习国画，尤其擅长山水画的创作。中学毕业后，因为家贫辍学去上海做学徒。贫寒的生活，使他对底层贫民的生活格外关注。学画的经历，又使他对自然风光有一种天然的把握力。1935年，他在《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上发表处女作《某村之夏》，通过描写天气大旱，农民祈雨、挖河灌溉田地的故事，寄寓了其对底层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由之走上了文学之路。同年，程造之在《星火》（上海）》第2卷第1期上发表短篇小说《渔之夜》，通过写雷雨夜渔家女凤姑给兄长送饭的经历及其与青年毛毛的青涩情感，展现了渔村互利互助，真挚淳朴的民风及渔民与自然搏击，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作品故事性虽不强，但透过对凤姑心理的细腻刻画及渔民渔业活动的细致描绘，呈现出诗化小说的美感，而程造之也从崇明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当地的风土民情中，构建起他善与美的乐园。随着战前局势的日益紧张，他的创作由起初的对淳朴民风和自然风光等善与美的赞颂转向了对恶与丑的鞭笞。1936—1937年，他以“程兆翔”为名，在《青年界》《光明》《申报》《国闻周报》《中流》等刊物上接连发表了《流离》《测绘队》《柏林里》《伏天》《善人》《蠹》《旅夕》《孤女》《犊心》《朦胧的昼午》等多篇小说，表达了他对现实的急切关注之情。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冷峻而高度写实的笔法，以底层人民为书写对象，记录了传统社会中女性、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凄惨生活和“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底层百姓的身心苦难，寄寓了他对底层民众和国家未来的拳拳之心。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程造之从上海回到崇明。次年3月18日，家乡被日军轰炸，他以家乡被轰炸的事实和朋友翟犊带领村民抗日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地下》。随后，又在巴人的鼓励下，创作出版了《沃野》（1941）和《烽火天涯》（1946），完成了“抗战三部曲”的创作宏愿。“抗战三部曲”的完成，将程造之敏锐的时代感知力及以笔为枪，以一种史诗性的艺术建构迅捷而全面地描绘社会变革的艺术创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使其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成就了他在现代抗战小说史上的历史地位。
（程造之）
二
纵观程造之的抗战小说，展现战时语境下的人的劣根性,表现战争中的人性之恶，尤其是对叛徒的痛斥和对抗战“蠹虫”的批判，是程造之抗战小说的一大亮色。
战争是人性的显微镜，特别是人性之恶，在它的照射下，无不显露出其丑恶的原形。国民党中的王宇将军，表面上支持抗战，实际上却只是做上级的应声虫，喊出抗战的口号却并不真上前线，以实现其升官发财的目标。前方战线吃紧，他的儿子王亮公作为军需官，却日夜在舞厅戏院与歌女厮混，把粮草卖掉支付娱资却说是被敌人炸毁，军队的军粮也要打了八折发放。大发国难财被人告发后，他竟然直接关停了揭发他们恶行的报社，并抓走编辑。当吴昔更枪伤了王亮公后，他要求军事法庭以共产党的名目整治吴昔更。而封修士作为伤兵医院的院长，在转移伤兵的过程中，却弃伤兵于不顾自己逃回武汉（《烽火天涯》）。战争的极端环境放大了这些人贪欲腐化的本性，现形了他们凶恶投机的本性，他们虽不是侵略者，但给人民以及真正的抗日武装带来的身体的、精神的伤害，并不亚于侵略者。
战争还是人性的照妖镜，它不仅照出了国民党军队中一些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更照出了那些汉奸、叛徒及抗战“蠹虫”的无耻嘴脸。日本人的测绘队在海边绘制地形图，村长洗子非来带领村民前去阻止，但凶狠残暴的日本人不分老幼把他们打了一顿。村长看到日本人的护照后害怕担责，在汉奸翻译的要求下竟助纣为虐，送日本人平安出村。然而，在离开的路上，爱国的村民将无耻的汉奸翻译暴打一通（《测绘队》） 。这个篇幅短小的故事，展现了战前复杂的社会形势，揭露了汉奸翻译的狡猾无耻、富人村长洗子非的迂腐懦弱以及日本兵蛮横的凶残，赞扬了质朴勇敢的爱国村民们，其中对汉奸翻译和村长洗子非的刻画与其后的长篇小说《地下》中的朱雪齐、庞学潜如出一辙。只不过，在“抗战三部曲”中，程造之将其对汉奸叛徒的痛恨和对抗战“蠹虫”的批判发挥到了极致。小学教员朱雪齐原本出身寒微，被美国神甫带到教会之后，就视村民为“蠢猪”，蔑视村民。间谍庞翠荷稍以色诱，他就对抗日游击队的头领老独开枪，但因自身胆小且枪法不准未能成功。在日军轰炸村子时，他躲进教堂里，却把前来寻求庇护的村民们拒之门外，诸多村民被日军的炸弹炸死。进入难民区后，他阻止庞国柱救济难民，受庞翠荷指示，他参加罗三的队伍，妄图取得队员们的信任。冬季天寒地冻，罗三队伍缺衣少食，他怂恿罗三发动雪夜突袭，并自告奋勇要前去老独队伍传达消息。在路上，他射杀老独的儿子金桃，自己前往日军营地告密，最终导致罗三队伍几乎全军覆没（《地下》）。土匪钢丝马甲队伍看到关德队伍入驻市区，他们假装是老独的游击队，把关德吓走之后对家家户户进行扫荡，还抓走盐垦区的领导人物庞国柱，要挟庞学潜支付五万现金赎票。看到汉奸关德在盐垦区欺压百姓获利，他们突袭关德队伍不成后，反身投靠老独队伍，在老独攻打关德队伍时临阵倒戈，与关德的部下潘大成合流，使老独的抗日游击队遭受巨大损失。在最后，作者写到“好汉们早将幌子撑起来了，到正面一看，上面写着‘携手和平’不错，这样一来，仿佛哄得大家相帮他奠定了万世基业，天下便永远太平无事了”，而那旗子的背面却写着“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在作品中，作家深刻揭示了庞翠荷、朱雪齐、关德、朱古律等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强烈谴责了他们打着珍惜和平、保护人民等旗号，却做出出卖民众，欺压人民的罪恶勾当，在当时的创作中别具一格。
三
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表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民众和大时代下迷惘的知识分子始终是程造之人物塑造的着力点。这从他1936—1937年发表的《流离》《旅夕》《孤女》《蠹》等短篇小说中就可看出。好强但又软弱的女佣葵姐，因未生下男孩产后七天便被赶出家门，回到家还不被哥嫂待见，只能抱着女儿逃出家里。她无处可去，想做工挣钱，无奈女儿尚小，想把女儿送给别人做童养媳，也不能如愿（《流离》）；农民给地主送粮，路上却被穷凶极恶的掌管先生百般刁难，夜里，他们不仅没有住的地方，甚至连饭也不能吃，而掌管先生却吸食鸦片，强奸弱女（《旅夕》）；随母改嫁的翠珠，被视为拖油瓶，在母亲死后，一直忍受凶恶继父的奴役毒打。烟鬼父亲不做任何劳动，只想着家中没有粮食时，把翠珠卖给一个四十岁的陌生男人，而翠珠对此一无所知（《孤女》）。不仅底层百姓倍受损害，知识分子的心境也十分压抑。元朱本有幸福的家庭，上进的事业，却连遭失子、失业的打击，寄住在“我”和朋友合租的公寓里，对儿子营养不良无能为力，便夜夜借酒浇愁，回到乡下私塾教书，却在酒醉后不慎引发火灾烧了学堂，只得重新进城，虽然终于找到了蜂蜜推销员的工作，但幼子却终因营养不足死亡，他的心境又失望到了顶点（《蠹》）。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其细腻的笔触书写了身处生活底层的百姓等弱势群体善良但又麻木的性格，以及在黑恶的环境中脆弱无能的小知识分子悲惨的命运，显示了作家难能可贵的人物表现力。
不过，最为集中体现作家人物表现力的还是“抗战三部曲”。在《地下》与《沃野》中，程造之不仅塑造了爽直粗鲁的农民游击队员罗三、细致镇定的游击队领导者老独以及从不谙世事却渐渐上进的少年阿荣，还在《烽火天涯》里塑造了一心求取和平的传统知识分子、国民党抗战专员上官伯周，出身寒微但积极爱国的知识青年吴昔更，敢于和旧势力做抗争的进步知识女青年上官慧平、上官雯等，使作家的抗战人物系列刻画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其中，阿荣、上官伯周和上官慧平三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堪称代表。
淳朴善良而有主见的阿荣是底层民众的代表。17岁的他情窦初开，渴望爱情婚姻，战争对他而言只是模糊的概念，不痛不痒。为了追求心爱的女子雅兰，他故意偷懒不做农活，借故与父亲兄长分家后，他到盐垦区划了二十亩的地，白天勤勤恳恳耕种地，夜晚在工厂帮工，赚取生活费用。当他拿到第一笔工资，兴致勃勃地给雅兰送礼物时，却发现雅兰正同工厂的指导员熊德明谈恋爱，失意的他开始赌博，预支工资，甚至为了钱要去给土匪贺老六做眼线。但当哥哥累死在工厂后，他稀里糊涂地娶了尚在怀孕中的嫂子，他意识到是那些土匪汉奸的重税让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而他正在走上哥哥寿发的老路。他不愿如此，新婚夜逃走，决定加入老独的队伍去除奸去暴（《沃野》）。阿荣从对战争压迫毫无概念到被迫反抗，他的命运浮沉，展现了底层民众从觉醒与反抗的必然性，也揭示了部分底层武装力量借抗战之名搜刮百姓的蠹虫本质。
上官伯周是一个固执保守的知识分子，是国民党撤退重庆后，留在武汉的抗战专员。但抗战专员不抗战，却一心鼓吹和平。“一·二八事变”后，他力促“淞沪协定”，认为可以“消泯战祸”，并因此擢升，后果却是日方继续横行。南京陷落后西迁武汉，他依然认为要抓住时机求和平，台儿庄大捷后，他害怕日军再大肆反扑，竟在报纸上发文要主动求和。但在另外一个层面，作者却极力描写他作为知识分子洁身自好，不谄不阿的特性，如在发表主和言论被上级部门批评后，他对王宇说“我不能做应声虫！”这种行为与王宇不抗战却口口声声喊着抗战的口号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他回到家后，发现女儿战死前线，妻子和封修士有私情，他却隐忍不发的凄凉晚景，这些也使伯周先生这个人物形象立体丰富了起来 。
上官慧平是一个具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女知识青年。她自幼父母双亡，本可依靠伯父的势力和未婚夫的地位，做安闲的官太太，过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发现未婚夫王亮公虽然身为军人，却懦弱怕战，反对学生的抗日运动，就主动离开了王亮公，与吴昔更一起服务于前线伤兵医院，甚至违逆家庭意志，与吴昔更举行了婚礼并同居。随后二人在战争中流散，吴昔更生死未卜，她在怀孕的情况下，无奈嫁给王亮公。在与王家断绝关系后，她不依赖旧式家庭，独自艰难产子，更表现了她倔强和不屈的性格。但武汉告危、孩子尚小的现实，让她不得不重回家庭，随伯周先生西迁成都（《烽火天涯》）。革命时代的许多女性，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不乏有生存的压力或个人因素所致，多少带有被迫的缘由，但上官慧平的选择则完全是自觉自发的。她因为选择了革命而选择了有志青年吴昔更，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她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强大压力，与吴昔更结婚同居更是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但这些都未使她屈服。而最终因为孩子，慧平不得不回到旧式的家庭中，这也显示了女性从事革命工作的艰辛。
四
作为一位农裔作家，程造之天然地将自我体验的乡土民情作为其创作的重要资源，而年少时的美术功底，又使他自然而然地通过展示清新诗意的自然风光和压抑沉重的社会风俗形成小说独有的画面感，使其作品交织着多样复合的审美情感，呈现出复合多样的审美风格。对此，巴人曾在《地下》序中所言：“作者有他非常智慧的笔，但也有他非常残忍的笔，写自然与风习，婉约而妥帖，叫人感到一种难说的喜悦；写战争与屠杀，可就叫人毛发森然，不忍卒读了……这作品给我的，没有苦重之感，是一种新生的清新的喜悦……” 写战争的作品没有苦重之感，自然是巴人夸张化的表达，但程造之通过对崇明风光的描写的确给人以清新自然的审美感受。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在程造之前期的短篇小说中即有呈现，除却《渔之夜》这类纯粹写乡土风情的作品外，在他反映战前紧张局势的作品中，如《测绘队》中极力突出村子的海港特征；《朦胧的昼午》里无处不在的农村景象都显示出乡土风物已经成为他战争小说的一种底色。这种表现手法在“抗战三部曲”中更被发扬光大，并形成程造之小说别致的创作印迹。当日军酒井支队占领下牛骨垛高地和盐湖相近十数个村落的时，作者却用细腻的语言向我们展现了一副明朗的滨海晒鱼图。“平漠的土原。土原又是接着土原。经过太阳的蒸晒，被从肥沃的土中晒出银色粉状的盐花。夏天的时候，使人愁闷的咸腥的热风向四村扑散了来。盐湖中生长鳞肤细滑，而是吃起来非常鲜美的红睛鱼。把它捞起，用竹制的刀当腹剖开，排列湖岸上晒着。这样一年年，就近的渔民们靠着天然的生产养活着他们的生命。” 这段描写，呈现了海滨盐场的独特风貌和渔村富足熙和的生活，安闲而优美，呈现出崇明岛的自然和人文风貌。然而，这种美即将被破坏，在与残酷战争的映衬中，显示出别样的艺术张力。“早上四点钟，从战壕内望出去，仿佛有人煨柴火，温温的雾气从河道上，田园间，林木边浓重的上升。早先沿河傍公路那些被打成断墙残壁的塾野，一起溶化到奶油汤一般晓雾内去了” 即便是战争正酣之时，作者仍旧描述这些清沁的自然场景，减轻了战争描写的沉重紧张氛围。“冬天刚刚过去，袅烟还不曾消尽，蒲公英从瓦砾堆里含羞地探出嫩芽来了。秃顶的樱桃树上展开鸡爪形的花苞。” 在罗三战败，难民们面对一片未开垦的盐碱地的苦难时刻，如此充满希望的景物描写，冲淡了原有的悲剧氛围，呈现的正是“一种新生的清新的喜悦”。不过，程造之对社会风俗的描写却极为沉重。当瘟疫伴随战争而至，淳朴的乡民们认为是枉死的人作祟，他们在逃难的过程中，请来巫师，凑齐冥锭香烛，甚至找来了六斤半的公鸡，郑重而盛大地举办了一场法事。这愚昧的行为放在战时无法正常寻医问药，只能寄生死于鬼神的背景下，这场郑重的法事便具有一种悲剧的艺术效果。而这时候乡民们的团结互助，不再计较个人得失，让人尤其感动，又生成复合的审美感受（《地下》）。阿荣在哥哥寿发累死，嫂子怀孕的情况下，被父亲和乡邻逼迫娶嫂。寿发的尸体在屋子的一边放着，桌上却燃着大红烛。里边屋子里，是即将再次做新娘的、孕育着生命的寿发嫂和阿荣。在喜与丧、生与死的对比中，这种充满了原始气息的野性的甚至不符合伦理的风俗，成为推动阿荣离开家庭，投向革命的一个关键（《沃野》）。这些描写，“运笔是浓重的，浓重到带点野性，带点如同生活本身那样不修边幅。迂回盘曲的叙写，使战争、风俗、诸色人物的习性和心态组成浑厚的情节之流，如浊浪般推移，如虺蛇般穿行，如蔓草般纠结，显出了一种沉重的艺术分量。” 这些风物和风俗，既是程造之审美趣味的一部分，也是他的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它们紧扣情节发展，在残酷的战争语境下，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张力。
结语
程造之的创作起始于1935年，初期的短篇小说多表现家乡生活的善与美，之后则转向书写战前紧张复杂的形势。“抗战三部曲”（《地下》《沃野》《烽火天涯》）敏锐而忠实地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和中国社会的众生像，不仅是程造之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也是孤岛文学长篇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收获，他也因之成为孤岛文学中最有成绩的长篇小说家。“抗战三部曲”以战争作为人性的显微镜与照妖镜展现战时的人性之恶，暴露了假抗战、不抗战、投机腐败的抗战蠹虫，批判了汉奸卖国贼打着和平旗号欺压人民的丑恶行径，在当时的创作中别具一格；在人物塑造方面，他关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底层民众和大时代下迷惘的知识分子，塑造了小人物少年阿荣，传统知识分子上官伯周和知识女青年上官慧平三个堪称代表的人物形象，使作家的抗战人物系列刻画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而通过展示清新诗意的自然风光和压抑沉重的社会风俗形成小说独有的画面感，又使其作品交织着多样复合的审美情感，呈现出复合多样的审美风格。因此，程造之与他的“抗战三部曲”其文学史意义不宜低估。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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