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出版丨202104-24（总第1624期）

转自“华章同人”公众号。

回首北宋历史，其成败得失，可述、可评者多矣，不仅当时人大加感慨，后世史家继之以点评，今日学者亦从不同视角予以研究。若细致梳理一番北宋王朝的演进轨迹，不难发现统治者长期奉行的崇文抑武治国方略，是深刻影响其发展的导向性精神，也是引领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其余波直至南宋依然不绝。

《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

在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引导下，北宋当政者以内部稳定为施政的重心，在边防上采取消极防御战略，即强调文治建设，军事规划则趋于保守，也就是在对待文治与武功之间的关系上，权重明显倾斜到前者。可以说，这既是对以往教训的矫枉过正，也是极端现实主义逻辑的表现，由此遂与以往统一王朝形成很大不同。兵家鼻祖孙子曾指出：“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当然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最高致胜境界，而宋统治集团长期被动地以和缓战的做法，似乎就此寻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依据。借助“议和”的经济方式处理外患的做法，固然打着“化干戈为玉帛”的旗号，却明显表露出保守退缩的精神状态。西方学者也认为，宋王朝“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便与辽议和，“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

宋太祖赵匡胤

对于北宋长期实行的崇文抑武治国思路，需要冷静客观地评价，不能一概而论。凡事着力于一端，必难顾及另一端，此即“双刃剑”效应，北宋崇文抑武治国方略的实践，便带来对外边防的相对失败与对内发展的相对成功的结果。这一消极影响已见上述，在此还要对其正面成效简要说明。由于宋朝长期关注内部建设与发展，主要精力放在追求政治秩序与社会的稳定方面，倡导文治，注意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为此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具有明显的怀柔理性成分，因此保持了宋廷长期的控制力，同时也保障了社会有较长时期的稳定局面。大致而言，其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北宋王朝除了末年外，在大多数时期内上层的矛盾斗争相对缓和，政治动荡相对较少，既没有产生如汉唐中央的宦官专权、权臣当道、外戚干政的突出问题，也没有出现地方上的豪强大族盘踞或藩镇割据的局面，更没有发生席卷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其二，宋朝的制度建设虽然不免繁杂，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但选官、监察、法制等制度相对完备，多数帝王与官员注重程序规矩，从而使得其政治的文明程度超越了前后许多王朝；

科举考试图

其三，在实行募兵制的情况下，一般的兵役与劳役由军队承担，明显减轻了民众所受干扰，对保护社会生产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

其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大地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特别是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与城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清明上河图》所绘的社会经济状况便是其形象化的反映；

其五，文化教育及科技快速发展，成就斐然，社会整体的文化知识水平显著提高；

最后，在特权门阀士族消解的背景下，实用主义的文治路线促进了社会的上下流动，普通地主以及部分平民获得上升的机会，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以至于被外国学者称之为“市民社会”“近世社会”。因此，南宋学者吕祖谦指出：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宋人又总结道：“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元代人修宋史时则评价说：“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即明确地揭示了宋朝国运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史实。由此，两宋时期经济、文化及科技独领风骚，如现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所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赞誉道：“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经历的唐宋时代变迁转型，就包含了这一重要的方面。

宋朝居于当时世界经济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地位，并首先发明了火药武器，然而先进的生产和雄厚的经济力量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火器这种巨大革命性技术的投入，也未能引发军事变革和应有的效用，而长期处于对外被动挨打的境地，北宋和南宋先后亡于边患，终以“积弱”为后世诟病。推究其因，固然有多种解释，但根本还在于宋朝自身的治国方略及其实践的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所有国家都面临处理建设与国防、内政与外交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大国，其国防与外部环境是否良好，对国内的建设有重要影响；反过来国内建设是否成功，又直接影响到其国防的实力。说到底，就是如何解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这一人类社会长久遇到的两难问题。仅满足于和平建设而轻视国防显然属于短见，穷兵黩武而忽视和平发展也同样无益。诚如古人所云：“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现代西方著名军事家利德尔·哈特也认为：“战争的目的是要获得一个较好的和平，这当然是从你自己一方的愿望来说的……一个国家，如果它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那它也就不会有能力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因而必然使其前途不堪设想。”如果说这一深刻的认识，是在日益理性和多边制约的现代国际关系下，告诫人类要正确处理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强烈的现实关怀。那么宋朝片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实施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过早而被动走上了脱离军事的主和道路，可谓过犹不及。因为当时还是一个武力战争不受任何约束的时代，多少先进的文明都在惨烈的战火中毁灭，种族灭绝的悲剧也不会引发征服者心灵的战栗。宋朝不能保持自身的军事强势，对外长期采取守势，其军队和边防也就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和平局面，一旦内外平衡被打破，就会陷于被动挨打乃至于亡国的境地。

总之，宋代以前诸统一王朝，在治国上注重寻求文武并重，力图保持内外平衡，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的进取举措压制了塞外军事威胁，从而呈现一个时期的强盛局面。其外部压力固然解决，但随着国力的巨大消耗，内部矛盾却快速上升，造成统治秩序动荡，王朝终因内部危机的爆发而走上下坡路，直至覆灭。而听任外部威胁加剧，对统一王朝不仅是耻辱，而且会造成难以容忍的被动挨打结局，从而会影响到内部建设与大一统的局面，这就成为一种悖论与矛盾。战争与和平的冲突，成为古今中外难以万全应对的重大难题，考验着当政者的政治智慧。宋朝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以及重内轻外的路线，有利于内部长期的稳定发展，却牺牲了外部环境，最终因此亡国，这便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研究北宋崇文抑武方略在治国中的实践，探究其相关内容与影响，无疑可为当今提供难得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书名：武士的悲哀：崇文抑武与北宋兴亡

作者：陈峰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