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聊如何影响了他们？抱团取暖后，却“相约赴死”
当群体“相约自杀”发生在网络这一信息时代的场域之下时，媒介、空间与网络社交在群体自杀事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不容忽略。
诗人艾略特曾在诗篇《荒原》中写“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在艾略特的笔下却成了现代社会萧瑟、生机寂灭的象征。也许他未曾意识到，在个体层面，春天有时的确是“幻灭”的季节。
图表的作者是William W. K. Zung和他的合著者。检索这位社会心理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的学术论文发现，他在那十年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探讨自杀行为的生态因素，并提出诸多假设。而自杀与季节的某种关联确实也得到更多验证。比如在刚过去的2022年，在专门研究自杀的期刊Suicide and Life - Threatening Behavior（暂译《自杀与威胁生命行为》）上，一篇探讨自杀行为与季节的论文（作者：Romer Daniel）也得出结论，3、4月是青少年自杀高峰期。当然，相反的实证数据也是有的，如在最早做自杀实证研究的《自杀论》中，涂尔干发现自杀者倾向于在夏季作出最后抉择。
是啊，人们都渴望从自杀者身上找到某种共同点，并以此作为反思问题的起点，以杜绝更多悲剧，挽回生命。这种共同点可能是自杀的方式、季节，或是出生背景、命运处境、遭遇和性格。在《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的报道中，最引人注意，也最叫人痛心的便是那句“如果要寻找四个年轻人身上的共同点，贫穷带来的磨难以及不断新添的变故或许是他们的共性。”这个结论在大多数人意料之中。而我们依然无法知道他们是如何选择了如此决绝的方式，也无法知道其中细节。我们只知道，这四个在外务工的年轻人，疑似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相约离开。他们提前写好遗书，用最简单的话阐明与其他任何人无关。“约死”“网络相约自杀”等字眼进入人们视野。
在今天的文章中，我们从传播的角度简单聊一聊网络群聊这种“网络共同体”与自杀的关系。群聊如何影响了他们？在这个共同体里，他们的痛苦得到了彼此理解，然而抱团取暖后却“相约赴死”。支持甚至鼓动他人自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正当性，都该被反对，任何理由都不能为之辩护。痛苦是真实的，但生命是唯一的。
请不要放弃生命，不只是在春天。
“约死”，对许多青少年和网络用户而言不是一个陌生词汇。随着人们进入信息化时代，“相约自杀”逐渐变为“网络相约自杀”，参与者以虚拟身份在网上结识，共同讨论自杀想法与计划，最终在达成协议后线下相约寻死。全球首例“网络相约自杀”事件发生在日本，2000年，一名46岁的男性和一名25岁的女性在一个提供自杀信息的网站相识，两人在线下联系后，共同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在国内，“网络自杀群”则在近几年受到诸多关注。以2016年为例，12月5日，《成都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被放大的自杀勇气》的文章，在卧底多个自杀QQ群后，记者报道了此类群的主要构成人员和最常见的聊天内容，让人们意识到原来有如此多看似平静、“正常”的青少年，早就有了求死的念头和计划。
尽管包括涂尔干《自杀论》在内的经典自杀理论研究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解读自杀的社会性视角，但当群体“相约自杀”发生在网络这一信息时代的场域之下时，媒介、空间与网络社交在群体自杀事件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不容忽略。
网络空间的特别之处在于让使用者逐渐形成“线上/线下”的认知结构，这种现实与网络的双重体验让我们也拥有了现实场域与网络场域的两种“真实”，我们可以在网络中塑造和释放一个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自我，尽管这种“自我”甚至是虚拟的，但它依然能够成为弥补现实自我的情感寄托。在这种可以抛却所有现实顾忌，毫无顾忌地诉说、表达的空间里，人可以感受到类似乌托邦世界的自由，并获得现实无法提供的安全感。
然而，网络世界越美好，可能会显得现实世界更糟糕，于是，只能更多地投入在网络空间里，在网络场域中，陌生人之间的距离感能够让他们更自由、更放松地索取关爱与安慰。这种线下与线上的巨大差异会进一步促进“约死者”对现实的抗拒与不满，于是，放弃现实似乎变得不那么困难。
在所有“约死群”中，“抱团取暖”是不变的诉求。
相聚在这类群的人，更多的是讨论痛不痛苦的身体感受，并共同构建出一个有别于现实中死亡内涵的“自杀”符号，这一符号下的“自杀”不再具备现实伦理与生命哲学中的意义，而是一种强烈的对现实的痛苦和对死亡的超脱，由此构建出对“死亡”的另一种想象，新的符号体系解构了死亡原本的意义，转而支持自杀行为的合法性，这也会进一步强化个体对自杀行为的仿效。
因儿子自杀而成为自杀群劝退者的胡明永，曾在潜伏一段时间自杀群后总结出成员的特点：高负债者、对生活失望的人、抑郁症患者、精神疾病、情感受挫，大都跟“钱、情、病相关”。如此多绝望的人聚在一起，试图与能有共鸣的陌生人共同构建表达自我的空间，而当这个空间充斥着对现实的绝望和自杀的合法性时，崩溃与放弃，可能会来得更快、更容易。而那些原本对死亡抱有恐惧的人，当意识到还有人与自己一起、自己并不孤单时，赴死的勇气也被彻底唤醒，于是，他们选择相约赴死，用牵起的手，共同对抗独自赴死的恐惧。
“约死”在群聊中似乎更容易实现，私聊时却很可能“难约到”。群聊能够提供一个更具实在性的空间和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个体可以隐蔽在群体之中，更肆无忌惮地发泄甚至鼓励他人自杀，尤其是在“自杀”已然是群内的主流话语时，支持和鼓励自杀的言论更容易赢得认可，而被认可的喜悦又会进一步促使他们发表更多支持自杀的言论，最终形成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使群成员在回声室效应下更加确信死亡是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
《小欢喜》（2019）剧照。
根据心理学研究，自杀群能够为有自杀想法的人提供环境，即便当中的一些人只是有短暂的自杀意念，但不断鼓励自杀、劝阻寻求精神治疗和帮助的讨论，会促使其坚定集体自杀或单独自杀的想法。
网络的虚拟性、隐蔽性和免责性以及网络自杀的感染性、从众性让“约死群”的这些人最终走上了放弃生命的决绝之路。对他们而言，自杀是一种现实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他们想要的未必是结束生命，但一定是结束痛苦。
“约死群”中，自杀方式是极为常见的讨论，而群成员们在自杀方式的选择上，除了互相建议和影响外，还会倾向于从媒介寻找答案。比如，到社交平台搜索“哪种方式自杀最不痛苦”“有没有死得快不痛苦的方法”等问题（目前，知乎等APP已关闭相关问题），尝试用这种方式寻求自杀的最优解。
从媒介学习和模仿自杀并非是网络产物。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可能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欧洲许多青年男子仿效维特的方法结束生命，不少国家为避免此类悲剧继续发生，甚至直接查禁了该小说，而这种模仿媒介产品或报道的自杀行为也被后来的媒介研究者称为维特效应。
此后有不少媒介研究者指出，报纸、电视甚至小说、电影都有可能诱发自杀，自杀报道的传阅率越高，其诱发的自杀率也就越高、越严重。而当自杀者是名人时，这种诱导效果会更加明显。
1962年，美国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自杀当月，美国增加了303个自杀案例，同比增加12%；而在张国荣自杀事件发生后，当年4月香港发生131宗自杀身亡案件，其中有几名死者在遗书中清楚写明自杀与张国荣轻生有关。
当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作为大众媒介，在信息的传播速度与范围上较之传统媒介，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而这也意味着，任何一种消息都有可能通过网络被无限放大，尤其是激发大众情绪的话题，引起的关注度和讨论度会格外引入注目。而自杀事件因涉及个体生死与社会议题，更容易引发讨论。
1998年，学者格拉汉姆·马丁在研究中指出，对自杀事件重复的、清楚的、配有图片的、放于首页的、赞扬自杀的、详细描述方法的自杀报道更易导致模仿自杀。“约死群”在某种意义上已然成为了一个不断发起自杀话题、提供详细自杀方法的平台，从这一点来看，“约死群”的存在本身就会让群内的人更容易模仿自杀。这个时候的模仿与其说是出于从众心理，倒不如说是网络“约死”本身具有仿效特质。
如涂尔干所说，真正能够促进自杀行为仿效的原因是群体构想，“也就是并不在于被传播的自杀事实本身，而在于其叙述的方式，在对自杀者的同情以及羡慕等的无意识的情绪流露，才是引发他者仿效的关键。”在网络“约死”行为逻辑中，“戏仿行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恰恰体现于它既是对抗生命逻辑全面物化的手段，也是生命逻辑全面物化的一种表现本身。”（罗晓东，邹桥.《网络“约死”：青年群体的自杀戏仿化与主体危机》.《天府新论》，2018年第5期）在“约死”群中，他们一方面在用合理化自杀的方式抵抗社会对生命价值的定义，另一方面也在促使自杀行为本身转变为一种乌托邦游戏。某种意义上，此时的自杀模仿已经超出了媒介影响范畴，变成一种“模仿的狂欢”，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每个人都能从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
在碎片化的、流动的转型社会中，社会认同的意义系统与社会组织形式都在走向复杂化与不稳定，这也就意味着个体获得持续的情感需求与价值归属变得更为困难。对还未获得自我价值实现与社会认同的年轻人来说，群体归属感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现实中屡屡遭受重创、难以获得情感支撑时，网络空间的“约死群”化作了安慰他们的乌托邦——尽管这个乌托邦导向自我毁灭。
《超脱》（Detachment，2011）剧照。
在讨论自杀话题时，我们最终无法回避的问题永远是：为什么会自杀？在不少人眼里，自杀是种无法理解的行为，甚至会有人认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脆弱、敏感、承受能力差是这些人对自杀者的评价。
《云图》（Cloud Atlas，2012）剧照。
但他们也许不知道，对自杀者而言，他们所经历的通常是一种不同经验下“累积的痛苦”（The Accumulation of Pain）。他们会持续地从不同挫折中带走创伤、损失、不幸、挫折，并对世界持有越来越负面的看法，那些自杀前经历的某一件事从不是真正的原因，而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谓的考试失败、失去工作、关系破裂、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并不是根本原因，只是些“催化剂事件”，真正让他们选择死亡的是持续的、无法治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
当痛苦达到极致，死亡是一种解脱。正如叔本华所言，“我们总会发现，一旦生的恐惧超过了死的恐怖，一个人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TED”（即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设计“Design”）演讲《抑郁，我们各自隐藏的秘密》为国内大众熟知的心理学博士安德鲁·所罗门，在代表作《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中用整整一章来分析自杀，他写道：“自杀是爱意受挫、控制感破碎、自我形象受创、悲痛以及愤怒的结果。”
《正午之魔：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英]安德鲁·所罗门 著，屠彬、张哲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2020年10月。
抑郁症、躁郁症患者自杀的可能性高于健康人群，但自杀者并非都是精神类疾病患者，抑郁和自杀之间并不存在一个简明的等式。对许多自杀者而言，自杀更像是对生命夺取某种控制权，即“我的生死要由我自己决定”，在发现生活早已脱离自己的控制，甚至已经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痛苦后，与其面对未来未知的痛苦，倒不如夺回控制权，平息和结束当下的痛苦。此时的自杀，更像是将自我解放出来的故意之举。
当然，抑郁依然是如今许多人选择自杀的重要原因。所罗门说：“抑郁是爱的瑕疵。我们是会爱的生物，也就一定会因为丧失而绝望，抑郁正是这种绝望的机制。抑郁来临时，会贬低一个人的自我，最终将我们给予或接受情感的能力侵蚀殆尽。”
不同于容易被观察、感受、理解的生理性疾病，精神类疾病的痛苦难以表达，难以言说。如何让他人知道，眼前这个四肢健全、看似毫无问题的人，实际上已经是一座锈迹斑斑的铁架，瞧着是并未崩塌，内里的铁锈无时无刻不在碾磨、侵蚀、掏空它，最终的倒下从不是突然发生，而是长年累月的朽坏。
如果说人是一棵树，那抑郁更像是依托树而生的藤蔓。藤蔓不断吞噬树，以获取营养，而与抑郁的斗争就像是亲自砍断缠绕着自己的藤蔓，并不断与它争夺土壤、水分、空气、阳光，最终让藤蔓消亡。听起来似乎不算难，但对生命力已经在不断消耗的抑郁者而言，这样的斗争艰难而痛苦。不愿继续消耗在这种斗争中的抑郁者，便选择了放弃。
对于“藤蔓”何以出现，有许许多多解释，精神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尝试作出解读。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他们是否受到血清素影响，能够走上自杀之路的那些人，一定经历难以言说的绝望感。
在现实生活中不被理解的痛苦出现在“约死群”时，唤起的是某种共鸣，那些难以言说的苦闷在一群想要相约赴死的人面前，变得清晰可感。当一群承受着各自苦难的人聚在一起，倾诉也变得容易许多，在“被理解”之后，个体会进一步信任和依赖群体成员，彼此间也就会产生更深的联结，情绪的传染力也就更强，痛苦也就被不断放大。而在个体感受到的无力与绝望已然超出对未来的希望时，甚至已经相信所谓的未来也并没有希望，只有望不到头的灰暗时，死亡似乎显得顺理成章。这个时候，能够有早已信赖的人一起走向终点，于他们而言或许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然而，正如所罗门所言，“在死亡的那一边，也许有荣耀、安宁、恐怖或虚无，但只要还不真的知道那边到底有什么，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孤注一掷，而要在我们栖居的这个世界最大限度地过好生活。”
诚然，春天可能激发季节性抑郁障碍，但我们要记得，“虽然有人‘在春天’自杀，但没有人‘因为’春天自杀”。也请与痛苦甚至与抑郁斗争的你不要放弃生命，不要在春天——并且，不只是在春天。
本文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本文作者：帕孜丽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