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凯东（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引用格式郭台辉、徐凯东:《政党调适与国家治理——基于发展党员两组数据的走势分析》,《理论与改革》,2024年第1期。【摘

欢迎分享与转载长按二维码关注长按二维码投稿《理论与改革》编辑部投稿：llgg.cbpt.cnki.net电话：028-87351101地址：成都市光华村街43号

曾坤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吴海琳、曾坤宁:《激活“附近”视域下的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6期。【摘

●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5期作者简介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文史哲》等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专著、译著、文集7部，为国家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摘要：学术界通行的同行评议制度近年来尽管受到不少批评，但主流意见还是认为其不可或缺。而这一制度暴露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学术诚信和学术伦理的缺位相关。信用是维系一个文明社会的根本，更是现代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重要凭藉。信用的缺失一方面是个人或团体诚信的缺失，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外部信任的缺失，具体到学术领域，表现为学术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对作为研究人员的学者的不信任，其结果就是各种监督、审查层出不穷，层层叠加，工作量不断放大。而要维护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信用体系，依托于各种行业组织、介于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社会伦理，尤其是职业伦理，就要发挥指导和规范作用。关键词：信用；伦理；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学术诚信19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学术研究在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上更为制度化、理性化。作为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对学术权力过于集中的一种矫正，过去十余年同行评议制度已基本覆盖了中国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学术民主化造成的一个显然后果就是学术评审泛滥成灾。从学术期刊文章的采用，到学位论文的通过；从国家和教育部课题的立项，到各种学术奖项的推举，无不经过严格、繁复的同行评议程序。以至于无事不评、无评不立。几乎每一位中级职称以上的学者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评审任务，其工作量成倍增长，自然不胜其累、不胜其烦。而造成这种窘境的根源在于信用（credit）的缺失。所谓信用缺失，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是诚信（integrity，honesty）的缺失，学术造假、剽窃现象层出不穷；二是信任（trust）的缺失，突出表现为学术组织者和学术管理者对作为研究人员的学者的不信任。这就导致各种监督举措不一而足，层层叠加，而这种过度监管往往又和学术伦理的缺位相关。伦理（ethics）是一个与信用密切相关的概念，可简单界定为由某一组织、团体或职业制定的道德体系（system）和规范（code）。现代社会将职业伦理（professional

李晓飞:《政党统合赋能均衡治理：新型举国体制下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式路径》,《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5期。【摘

刘惠敏（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引用格式王辉、刘惠敏:《制度变迁中的农村养老保障政策：整合逻辑与路径选择》,《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4期。【摘

●张耀铭，《新华文摘》原总编辑,二级编审。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审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中国历代奏议大典》（合编）、《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主编）、《学术期刊与学术创新》等著作，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通鉴》获第五届“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近年来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在《清华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澳门理工学报》《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西北大学学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代表作有《学术创新的几个问题》《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学术评价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其治理》《媒介融合：学术期刊转型发展的新趋势》《人工智能：人类命运的天使抑或魔鬼》《人工智能驱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转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成果、风险与对策》《数字人文的价值与悖论》《数字人文的研究与评价》《数字时代印刷媒介的危机与变革》等。摘要：英国是同行评议制度的发源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经过三个半世纪的发展，伴随数字时代的到来，同行评议在欧美国家衍生了多种类型，但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20世纪90年代，同行评议被大量应用于我国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评价的实践。同行评议引入中国之后，也出现了行政主导、人情渗透、评价指标体系不够科学、定量评价强势介入等异化现象。“破五唯”后如何“立新标”？如何建构数字时代中国同行评议的新范式？第一，重组后的科学技术部在战略规划上，要做好“以价值为导向开展同行评议”的制度设计，履行“科技监督评价体系建设”的职责。第二，学术界、期刊界、第三方评价机构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运用评价学理论指导科研评价实践,构建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同行评议的实践范式与理论范式。第三，充分发挥各学科领域学会、协会等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评价过程中的实质性主体作用，重视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适应。第四，建立专门针对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多维评价范式，如何在不同的评议标准之间取得平衡并达成共识，需要兼顾科学、公平、公正和高效。关键词：同行评议；数字时代；学术共同体；《哲学汇刊》；分类评价；新范式2018年10月24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2020年2月17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边慧敏（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引用格式山述兰、边慧敏:《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高校的使命担当与路径选择》,《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3期。【摘

蓉（1）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中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遵循朱庆跃（13）理论、历史和现实：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三重逻辑李明霞（26）政治学研究战争想象：国家建构的动员机制——以攀枝花三线建设为例郭台辉

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庞明礼、邓翔:《多重场域下街道办的角色冲突与行为调适》,《理论与改革》,2023年第1期。【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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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明（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安维复、杨广明:《元宇宙：范畴谱系、世界图像与未来昭示》,《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6期。【摘

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

（145）文章摘要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中的大历史观孙力（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特聘教授）■引用格式孙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中的大历史观》,《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5期。【摘

录论点摘编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能力的运行与提升研究余超文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

（166）文章摘要1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项久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引用格式项久雨:《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道路》,《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4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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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洪凯（70）国家治理转型与基层减负悖论———基于近年来基层治理实践的考察王向阳（83）城市治理研究构建应对重大突发风险的城市韧性民生保障机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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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引用格式蓝江:《数字劳动、数字生产方式与流众无产阶级——对当代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蠡探》,《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2期。【摘

录论点摘编分级诊疗秩序为什么难以形成？——对医疗机构等级制与分级诊疗关系的分析谢志岿、张扬文馨、

杨郑媛（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引用格式颜昌武、杨郑媛:《加压式减负：基层减负难的一个解释性框架》,《理论与改革》,2022年第1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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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琴（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叶娟丽、徐琴:《中国乡村治理研究本土化概念考》,《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6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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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经济圈是继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之后的又一增长极,但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成都和重庆以外的中小城市由于缺乏强劲的经济增长动能,多采取新城扩

勇（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引用格式王怀信、刘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叙事述论》,《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5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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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依据;对发展阶段的系统谋划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战略安排。【关键词】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话语;小康社会;民族复兴4从时间叙事到空间叙事：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现代性的话语重构夏银平

——以绵阳市上马·望蜀苑社区实践探索为例严红、李楠新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3期撰文指出：

李宝国（29）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翟坤周（40）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主体—内容—工具”三维整体框架王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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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引用格式：叶险明：《作为复杂意识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初探》,《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2期。摘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规律的宏观考察——以政治建设进程中四对重要关系的分析研究为依托《理论与改革》投稿网址：llgg.cbpt.cnki.net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

许丹敏（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引用格式颜昌武、许丹敏：《属地管理与基层自主性——乡镇政府如何应对有责无权的治理困境》,《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2期。【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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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银红（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教授）（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引用格式王宏军,赵银红.私法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独特功能[J].理论与改革,2021,(1):76-8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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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引用格式张爱军,孙玉寻.社交媒体的政治伦理边界[J].理论与改革,2020,(6):67-80.【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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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南（1954-），男（汉），江苏张家港人，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国共产党和生态文明研究。作者简介引用格式：方世南.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研究[J].理论与改革,2020,(5):12-22.摘要：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时代课题和主要任务。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由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紧密关联以及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内在同构关系所决定的。人类社会普遍联系和命运与共以及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逻辑，决定着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必须紧密联结一体化地加以构建。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实践路径，有助于强化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理念，从而在安全实践中自觉地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有机联结起来，用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紧密结合的总体性安全之力夯实我国国家安全基石，在将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有机结合中走向安全中国，并为美丽世界、健康世界、安全世界建设作出我国应有的贡献。全球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和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引发的生命危机，凸显了全球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以及将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构建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崭新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就是人类的生命，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运”则是确保人类生命存在和发展的、以生态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客观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就是因人类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而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策意识，是为了整合全球之力有效地应对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交织重叠发生的危机并发症，走向“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实践反复证明，在与人类发生对象性关系的自然界和人类生命世界里，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具有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生态生命化和生命生态化的双向运动构成新形势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态势。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实践路径，有助于强化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理念，从而在新时代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实践中自觉地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有机联结起来，用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紧密结合的总体性安全之力夯实我国国家安全基石，在将美丽中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有机结合中走向安全中国，并为美丽世界、健康世界、安全世界建设作出我国应有的贡献。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概念的科学性、基本规定性和清晰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指导实践活动成功的根本保障。为此，有必要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问题，从而全面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为此，需要从三个紧密关联的维度加以认识。一是要从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二是要从构建“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的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三是要从全球共同利益观和合作治理观的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一）从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对目前人类正处于日益严峻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状况的客观真实的反映，是一种体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对策意识的新安全观。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遭遇到如此严峻的生态-生命一体化不安全叠加爆发的严重危机。全球性生态危机引发了人类生命危机，人类生命危机又反过来加剧了生态危机。在这种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一体化爆发的总体性危机中，已经不可能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和哪一个区域可以独善其身，避免空前劫难。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汽车时代到来而产生的大量尾气排放和工厂生产排放的废气以及生活中使用的液化气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日益变暖，使地球上大量的极地冰川加快融化，促使封存在冰川中的淡水资源流到海洋，推动海平面不断地上升。目前太平洋许多岛国诸如马尔代夫等国家已经面临着被海水淹没的危险，这是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交织在一起严重地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危机。全球气温变暖还导致气候灾害更加普遍化和频繁化，热带风暴以更加频繁和更加猛烈的态势向人类发动袭击，直接威胁自然生态平衡和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气温异常导致的高温和暴雨天气将危害世界部分地区，引发森林火灾并导致病疫蔓延。而因为气温上升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将使得沿海地区洪涝灾害不断增多、陆地水源出现盐化，产生一些地区饱受洪涝灾害而另一些地区却在干旱中煎熬的冰火两重天现象，农作物减产、水质下降、生态系统失衡将使人民生命更不安全。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冰川和冻土带中封存了大量远古时代的病毒和细菌，气温上升促使大量冰川融化会释放出这些病原体。一旦这些远古病毒通过食物链进入人类生活中，极有可能造成瘟疫大流行，将会使人类遭受无法承受的毁灭性灾难。科学家认为，全球气温升高还会导致冻土带中的甲烷气体被大量释放出来，甲烷气体是一种更强大的温室气体，其变暖效应是二氧化碳的30多倍，这会直接让全球气候变暖进入一种无法摆脱的恶性死循环之中，最终可能导致人类完全无法控制的温室效应，让整个地球表面温度升高到植物和动物都无法生存的境地，从而敲响生态危机引发人类生命危机的最后丧钟。因此，从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就是要深刻认识现代人类面临的危机并不是单一的和孤立的，而是一种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的、多样性联动的整体性复合危机。注重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就是要推动新时代安全理念更加切合客观实际，更加注重全面地反映现代性危机的总体性、复杂性和严峻性，更加注重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命危机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严重影响，更加注重用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新理念来应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综合性新危机。（二）从构建“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的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生命紧密地关联起来认识安全问题的一种整体性的新安全理念，既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紧密联系的一种客观反映，也是对生态生命化和生命生态化双向交互作用的辩证逻辑的一种理性呈现，是超越传统的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各自为政的单一安全边界界限，是一种从更宏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高度看待人类整体性安全问题的新安全思维和新安全理念。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极大地带动了世界各国更加密切的普遍交往和人员、文化、信息、技术的全球性跨国界频繁流动，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恶化和病毒流行都出现了全球化趋势，意味着风险和挑战已经从传统的区域地区、局部地区和一国地区扩大到了全世界。在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两者处于相互交织、辩证互动的客观态势下，生命生态化和生态生命化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必须以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新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谓生命生态化，就是人类生命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性，生态优美，环境宜居，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则反哺人类生命和社会文明，促使个体、种族和全人类生命强壮，文明昌盛，因此，必须将人类生命安全与生态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而所谓生态生命化，就是与人类发生对象性、功能性关系的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命一样，也是有思想、有情感、有记忆的，生态环境是一种与人类生命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生命性存在，人类如果善待生态环境，生态环境也会善待人类，人类如果一味地压榨自然界，自然界就会对抗人类，这种对抗方式就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基于生命生态化和生态生命化的双向互动关系，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人类健康和生态健康是“同一个健康”的概念，这与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同一个安全”概念是完全一致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一个健康”概念，是一个用来总体谋划与综合实施公共卫生治理的规划、政策、立法和研究活动的概念，目的是促进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的交流互动，以达到更好地维护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公共卫生结果。“同一个健康”作为大健康概念，服务于人类的“同一个安全”。“同一个健康”作为一个整体性健康概念和原则，和“同一个安全”作为一个整体性安全概念和原则，都是要从整体性高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更加科学地构建，以促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整体性高质量一体化构建。（三）从全球共同利益观和合作治理观的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构建具有强烈的价值色彩，反映了人类社会普适性和特殊性结合、近期性和长远性结合、代内性和代际性结合等多方面的价值诉求、价值目标。价值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对价值的分析就是对利益的分析。人类所追求和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利益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引擎。在当今世界这个利益多样化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类思想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多样化的时代，要保障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自然界的生态安全，构建起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系，必须从全球共同利益观和合作治理观的维度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人类公共卫生健康共同体也好，本质上都是人类因为具有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共同体，是为了人类更加安全和更加高质量地生存和发展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人类是类的存在物，在纷繁复杂的多样性利益以外，又有超越某一地区、某些团体、某些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既是代表着人类所有人意志和利益要求的普适性利益，也是一种客观、具体、实在的利益，是能够通过人类每一个个体切身体验而得到从而能够获得广大公众认同的利益，如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公共服务等都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从人类共同利益直接关系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切身利益，人类共同利益是一种不特定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利益，人类共同利益是关系到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子孙后代永续发展的利益，人类共同利益是与基本法律价值相联系的有关个人的生命、健康和自由的利益等多方面的基本要求看，人类的所有人对于呼吸清新空气、喝干净水、吃放心食品的生态权益体现出的共同利益以及对于公共卫生、公共医疗服务要有助于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生命利益，都是一种最具有普惠性、均等性、公正性的人类所普适的利益。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要求全球形成维护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通过实现全球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生态-生命一体化的合作治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不断地将原则化为现实，从抽象走向具体，成为全人类持续不断地获得利益和享受利益的发展过程。上述三个紧密联系的维度说明，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人类为了有效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和维护全人类生态权益与生命权益有机结合这一共同利益，以构建“同一个健康”和“同一个安全”为价值目标，携手国际合作推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工作而达到全人类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一种总体性安全理念。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主要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作为对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模式的超越和巨大革新，显示出诸多明显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人文性特征、整体性特征、复合联动性特征等诸多方面。（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人文性特征人文性特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最为显著的主要特征。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构建公共卫生健康共同体，无论是推进生态安全，还是促进生命安全以及构建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新格局，都突出以人民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以及促进人民生命价值实现为主要内容所彰显出的人文性。人文性是围绕人的价值实现和有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体现出来的特性，人文性既体现为充分考虑人的价值实现的一种人文意识和人文思想，又具体化为一种有助于人的价值实现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文规范和人文制度。前者以教化方式和柔性形式服务于和促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后者则以制度体系和刚性方式服务于和促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人文意识、人文思想为人文制度、人文规范提供思想观念指导，而人文制度和人文规范又将人文意识和人文思想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强有力地保障人文性得到落实和体现。人文性作为彰显人民利益和为了人民价值以及体现对人民生命关怀的一种特性，其核心内容是人民性。在关注人民利益和人民价值中最根本性的是人命，即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人文性特征，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本，关心人民、爱护人民、尊重人民、造福人民，最根本的是以关怀人民和关怀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重大价值诉求，从而将抽象的人文性转化为具体的现实以及可以感受、操作和评判的人文性。为此，在日常实践活动中要高度重视人民的主体性、利益性和价值性，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精神文化价值观，弘扬以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内容的人道主义、人文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始终围绕人民这个轴心运转的，服务于和服从于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从生态安全来看，虽然与人构成对象性和功能性关系的自然界保持自身的良性运动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良性运动归根到底是为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根本保障的，没有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生态安全就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在人文性中，人民生命安全是首要的安全。之所以将人民生命安全作为首要安全，就是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消逝了不可能再来，失去了生命，也就失去了一切。因此，人文和文明的第一要义就是人民的生命，人民的生命是创造价值的价值，是人世间所有价值之源。尊重生命和通过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持生命存在、生命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是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根本价值之所在。（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整体性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一种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的生态安全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生命安全有机结合起来的新型安全，这种新型安全是一种超越传统就某一个领域安全构建安全体系和加强安全工作的一种总体性安全，体现出显著的整体性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作为一种反映事物整体性存在和应对相互关联的人类整体性危机的整体性安全，既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在紧密内在联系之中形成的一种整体性存在和发展特征的客观反映，又是对传统的部门领域安全的有机整合。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安全问题，而是紧密关联并发生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的一体化安全问题。当我们深思熟虑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时，会清晰地看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不是一种相互隔绝和两元对立的领域，而始终处于紧密联系和双向互动之中，自然界生态状况的变化会引起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相应变化，古人一直强调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思想，就生动地反映了生态对于人的生命以及国家政治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生态危机并不只涉及生态领域范围内，而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生态危机会引发社会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形成一种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深刻影响的总体性危机。在生态危机引发社会综合性危机的交叉叠加影响下，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形成巨大威胁。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病毒肆虐，都会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对传统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安全理念、安全体系、安全治理模式的变革和超越，注重的是能够有效应对自然界和人类所发生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整体性安全理念的确立，有助于整体性推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构建。（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复合联动性特征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作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总体性安全，有着高度的复合联动性。这种复合联动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多元安全领域之间的复合联动、多样性安全体制机制的复合联动以及多种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复合联动。其一是多元安全领域的复合联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弥补了传统安全领域只有单一的安全任务和单一安全治理模式的不足，结合安全发展形势的客观实际需要，从构建跨区域系统整合的安全治理高度，紧紧围绕如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以及人类生命和谐共生的安全目标、安全价值追求、安全路径选择这些重大而根本的整体性安全问题，将生态安全目标和任务与生命安全的目标和任务有机衔接起来，形成协调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关系的大安全区块链平台。一方面，有助于填补以往主要担当生态安全的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与主要着力保障生命安全的公共卫生健康管理部门留存下来的真空地带，促进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在紧密结合中达到更加精细化和完善化的程度；另一方面，有助于在生态安全建设中更加突出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个事关安全头号目标和头号任务的大事，在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紧密联结中织密和编牢国家整体安全之网。其二是多样性安全体制机制的复合联动。安全体制机制建设是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主要依靠制度，最根本的需要按照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总体性要求进行制度体系之间的衔接和联动互动，做好生态-生命一体化联动的制度变革、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传统的安全管理体制因为政出多门和各司其职，具有相对的制度密闭性，制度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由于生态安全制度体系和生命安全制度体系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连接，对于生态安全如何影响生命安全以及生命安全又如何反作用于生态安全的内在逻辑，各个安全领域往往无法从整体性加以把握并有效应对，从而无法发挥制度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有效保障作用。当生态危机与生命危机交织在一起发生时，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各种制度体系以及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健康突发事件管理部门的各种制度规范很难在有效联动中充分发挥出效能来。其三是多种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复合联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格局要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有机整合许多学科，促进各种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复合联动。不仅需要生态环境知识、生态安全知识，懂得生态环境科学、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健康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还需要通过整合人文社会科学众多知识体系，如生命哲学、生命政治学、环境伦理学、健康教育学、法学、心理学等知识体系，形成高度复合并能够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知识高地。不仅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的人才队伍懂得多种跨学科的知识，而且还需要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以及社会公众都要学习和具备有关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知识，并且能够将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知识融合起来指导工作和生活。应对生态危机和生命危机，特别是生态-生命一体化发生的危机，虽然需要各种物资条件和科技手段，但是更需要精神文化和专业知识整合形成的软实力。实践证明，人类对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以及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方面的知识掌握得越多，地球上的“吹哨人”就会越多，各种应对综合性危机的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善后处理恢复机制就会更加周到和完善，就能形成一个多种知识体系参与预防、应对和恢复的有效流程，促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和生态健康-生命健康一体化健康的发展。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践行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问题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本质上是一种总体性安全行动哲学。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主要内涵以及基本特征，都是为了更好地践行，促进人类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并提高人类整体性安全效能。充分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价值理念重构，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方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的创新，克服传统安全方式、安全模式、安全手段的局限性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新安全方式、安全模式、安全手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主要践行路径。（一）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唤起人们充分认识“类危机”的严重性和“类安全”“类生存和类发展”的重要性，充分发挥“类本质”“类主体”和“类行动”的积极作用，以实现“类价值”“类利益”和“类永续发展”等多种价值目标的复合性概念，生动地表明人类与地球上其他所有生命所结成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并不单独指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或人类生命本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有助于促进人类生命存在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以及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物质，都具有内在密切关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生态环境与生命紧密关联并发生相互影响关系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重大任务，要求人类必须将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人类整体性安全的高度推进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使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作为连接在一起的坚实基石夯实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的根基，保障人类生命延续和发展的世世代代永续性。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基于人类都具有普适性社会本质和自然本质并且都共处于同一个地球而有着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利益需要，都具有应对共同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维护共同的生态环境权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权益要求的组合体，也是一种超越了国别和性别、身份和地位、年龄和种族、文化和心理、教育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界限而形成的维护人类整体性利益和推动人类世世代代永续发展的组合体，需要将影响人类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的生态环境以及公共卫生健康问题综合起来考察。美籍华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杜维明在《对话与创新》一书中指出，地球是我们人类的共有家园，是生机勃勃的生命共同体，人类要尊重地球和生命的多样性，要以理解、同情和爱心关怀生命共同体，保障地球的恩惠和美好能够惠及当代和未来的一代又一代。必须纠正“地球只是一片不洁的土地，一件没有灵魂的物体，一具没有精神的躯壳”的错误观念，人类当以敬畏之心对待自然的丰富创造，正确理解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和保持与自然界的精神联系。杜维明看到了生态对于生命的重大价值，也精辟地阐述了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安全和人类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就是强化适应时代需要与时俱进地推进新安全价值理念建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从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全新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等方面，使人们认识到加强生态安全就是加强生命安全，加强生命安全有助于促进生态安全，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是人类的一种总体性根本安全，这就为更好地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指明了方向。（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新体制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注重的是应对全球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问题，所谓全球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就是一种复合性危机，是传统的将生命安全和生态安全切割开来治理的体制机制难以全面应对的危机，必须促进主要着眼于各国单独进行安全治理的体制机制通过国际合作整合起来，促进传统各个国家所推行的条块分割、分而治之的局部性安全体制机制有机整合起来，形成系统性安全理念，推动系统性安全体制机制形成并充分发挥整体性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巨大合力，从而取得最大化的人类合作共治的安全治理、安全发展的绩效。为此，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急需要做的是两大方面的安全体制机制创新工作：一方面，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加强国际社会合作，构建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全球性的安全体制机制。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任何单一的民族和国家，都难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国际社会必须团结合作，以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博大胸襟自觉地克服和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及安全管理上的“部落主义”，同时将国际性的生态组织与公共卫生健康组织、生态科学与生命科学有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应对影响全人类命运的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将全人类智慧、科技、物资、信息、人才有机整合起来的巨大区块链平台，通过精诚合作，共克时艰，维护好全世界各国人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和生态权益，建设好人类共有的美丽清洁安全健康的地球家园。另一方面，要按照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态势做好国内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安全体制机制的整合创新。我国围绕安全发展这个主题建立起了覆盖国土安全、海洋安全、食品以及饮用水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消防安全、核安全、传染病防控等众多安全管理部门的体制机制，这些部门围绕各自职责都建立起了具有针对性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事物联系的紧密性以及各种安全工作都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特点，更由于现代社会发生的危机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传统的安全管理体制机制已经暴露出了难以应对客观现实危机的诸多弊端。从系统整合的高度看，我国的各类安全主要表现为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这两大类型，从提高安全治理绩效看，可以进一步集合成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这个总体性安全框架。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有机结合起来实施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联动的新的安全体制机制，无法克服政出多门、职能交叉、互不通气、难以协调的机制弊端，在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中往往表现出捉襟见肘、相互推诿、束手无策、效能低下等情况。（三）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新人才当今世界，无论是科技竞争、管理竞争，还是文化竞争、知识竞争，都归结为人才的竞争。面对全球生态-生命一体化爆发出来的总体性危机，要构建强有力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系，推动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体系转化为效能，就要大力培育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新型人才队伍。培育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人才队伍，重点任务有三个紧密联系的主要方面。一是要培育将生态安全知识技能与生命安全知识技能紧密结合起来的高素质专家队伍，他们既懂得生态环境因素对传染流行病的影响、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影响，又懂得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熟练掌握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方面的基本技能、专业知识和信息网络，提高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能力水平，成为预防和抵御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将帅。二是要通过着力改变传统的安全教育培育一大批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综合知识和技能的新型人才。要革新传统安全管理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着眼于现代生态-生命一体化复合性危机的特点，将偏重于自然科学的生态环境科学和偏重于医学科学的流行病学、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等有机整合起来，开设新的综合性课程，进行综合性教学研究，形成涵盖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模式、安全体系建构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培育出有效应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新型人才队伍，成为预防和抵御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重大生力军。三是要围绕在推进社会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以人的现代化为导向的价值观念，通过开展生态科学和生命科学一体化联动的社会教育，形成爱护生态和热爱生命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社会文明环境。促进全社会都懂得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是一体和连体的，因为，自然是所有生命之母，人类生命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和类，都是在生态环境中生成和发展的，“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只有全社会都能牢固地确立将生命价值和生态价值融为一体的生态-生命一体化价值的新价值理念，才能端正人类将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起来一体化构建的价值取向，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中得到整体性构建，从而夯实预防和抵御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的坚实群众基础。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阅读链接车轴

阳（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引用格式谢新水,檀阳.论基于共享经济“软基础”的信用监管[J].理论与改革,2020,(5):165-176.【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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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之（1957-），男（汉），江苏铜山人，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行政哲学与文化。作者简介引用格式：张康之.论竞争的后果与风险社会［J］.理论与改革,2020,（4）:1-13.摘要：工业社会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竞争似乎表现为一种终极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与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是同步的，在20世纪后期，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并以风险社会的形式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和生存。竞争行为也许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行为的模式化是在工业社会中实现的。而且，博弈论的出现也使竞争行为得到了理论证明，并在博弈论反作用于实践的时候，使竞争行为模式获得了理性化的策略。在工业社会中，竞争是理性的人的理性行为，也是在社会规范的框架下展开的，但其结果却是理性不能接受和承认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具体地说，竞争行为在其所发生的每一个系统中都可能是理性的，而在溢出到系统之外的时候，就以一种非理性的结果出现了。所以，竞争把人类带入了风险社会中，而在风险社会中，竞争的后果则更加危险。在谈论社会的发展的动力问题时，人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指出，竞争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竞争赋予社会以活力，激荡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的确，之所以我们感受到工业社会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在运行和变化上都显得极其缓慢，是因为工业社会人的关系中包含着和生成了竞争，而且人们也是通过竞争行为去表现这种关系的。工业社会也可以被定义为竞争的社会，正是竞争，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使社会发展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可以认为，由于工业社会成功地建构起了竞争文化，也由于竞争行为遍布社会的几乎所有领域和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竞争形成了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甚至可以认为，竞争是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主要动力。在今天，也许人们向往慢节奏的生活、稳定而平缓的社会运行，但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而且，正是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把人类引进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状态中，表现为风险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是社会的一种客观情境，而社会的加速化也许是人在这种客观情境中所获得的一种主观感受。正如罗萨所指出的：“当涉及有关加速的问题时，人们却发现，尽管已经有了大量的加速的证据，但是这项研究最后却不得不依靠个人的直观感觉和印象。”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感受到的社会加速化是有所不同的，对不同的人的生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历史的维度中，如果去进行跨代比较的话，还是可以看到今天的社会与以往相比在运行和变化的速度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使得我们的社会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出现，而竞争则可以被认为是风险社会生成的主要原因。正是人们出于自我利益实现的要求而在一切社会活动中所开展的竞争，呼唤出了风险社会这个“魔鬼”。一、竞争推动了社会加速化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情况看，非常现实的问题是，“伴随着交通、通信、生产和消费的技术性加速，职业、家庭、伙伴关系一直到个人生活规划中的社会变迁也在加速。整个社会，即使其外部的框架保持稳固，也进入运动，对于个人的灵活性要求也在增长。人们得对地点和职业的改变，以及对社会的升迁和下降作好准备。迅速变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经验贬值。人们必须不停地改学专业。生产者变老，更快老化的是他们的产品。一切都被扯入一种巨大的变化竞争中。人们有些茫然地谈论短命的时间，表达这样的感觉，以供给和要求之增长的范围衡量，个人的时间资源变得越来越紧缺”。时间资源的短缺予人以极大的心理压力，总感到有那么多事需要做却没有时间做，总会为一晃而逝的某项时间致其错失的诱人机会而惋惜、懊恼，从而奋力拼争。然而，在加速化的条件下，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无论人们怎样奋力拼争，似乎还是感到失去的远比得到的更多。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条件下，我们每个人都感受至深的情况是，总是抱怨社会节奏太快，无论我们怎样拼命地移动脚步也跟不上社会的运行和变化，似乎总有许许多多的机会因为我们的脚步移动得太慢而失去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进入这种状态，或者说，是什么原因把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推上了加速化的进程中，致使我们拼命追赶却又总是感到追不上？应当说，原因是多样的，甚至可以说是无限多样的，其中，竞争应当被作为一种主要的原因看待。是因为人们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拥有了竞争行为模式，并用每一个竞争行为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因为自己的脚步太慢而使时间成了之于我们的稀缺资源。于此之中，也包含着许许多多社会风险，而且因为这些社会风险在量上的增长而发生了质变，即使整个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呈现出贝克所命名的“风险社会”。罗萨认为，时间结构发生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使时间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并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中表现出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罗萨说：“时间结构是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理想地点；它实现了从系统的要求到个体的行为导向的必不可少的‘翻译’，因为它也是在后传统社会中的规范性约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期望的稳定性并且似乎也被当作是自然而然的行为的方向框架。”一方面，时间结构反映了社会结构与文化的结合方式的融合程度，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是社会结构与文化的互动引起的，也是社会结构与文化互动的外在表征；另一方面，在社会结构与文化互动中，时间作为资源的属性显现了出来，而且，人的时间资源稀缺化的感受，也变得越来越深。进而，时间资源的稀缺化又反过来对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构成了约束，而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则对时间的约束进行冲击。因此形成了循环升级的状况，造成了一种深植于社会结构至深之处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存在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并使整个社会以风险社会的形式出现。就人际关系来看，如果从历史对比中去寻求对它的理解，可以发现，“在经典的现代当中，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个体化，而到了晚期现代，变成了生活的时间化，也就是说，变成了将自己的生活看作一个可以从时间上进行塑造的规划，与此同时，晚期现代的这个动态化过程同样也影响了生活角度的‘去时间化’和情境化地确定身份定位”。在近代社会的早期，社会是一个舞台，人们需要以个体的形式在这个舞台上去扮演角色和进行表演。而且，社会也可以被看作静态的人的共同体，个人可以从这个共同体中分离出来，成为自我和获得作为个体性存在的自主性。然而，随着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将社会看作静态的共同体，反而所看到的是，个体的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这种状况意味着我们即将经历的是“自我的萎缩”，无论在时间网络的节点上，还是从这个节点出发，“所有的关系，无论是空间方面的、物质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都是偶然的、可塑的，而且几乎是可以无限制的选择的，但是似乎一切都没有称谓，因为自我完全什么都不是了”。个体的人失去了现实性，自我变得非常不确定，甚至会走向消失。这种情况在主观感受上也会被理解成风险社会。因为，自我的消失不是因为“自杀”等自我选择，而是由社会引起的，而且，除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之外，具体的社会原因又是不明的。所以，风险社会这个概念也反映出了人的主观感受。时间作为资源的稀缺性主要反映在个体的人这里，或者说，是通过个体的人而传导到了社会，从而让人普遍地感受到社会也存在着时间资源稀缺的问题。就某些社会事件而言，特别是处在竞争状态中，或者，处在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会感到时间资源的稀缺所造成的紧张状态。但是，这种“感到”是人感受到的，在社会的意义上，是有多样的方式和途径去补足时间稀缺的，以至于时间资源的稀缺并不是一种真实状态。事实上，社会的时间资源是丰裕的，只是个体的人无法把社会所拥有的时间资源转化为个人所有，反而在社会时间越丰裕的情况下就越感受到自己的时间资源稀缺。就此来看，时间是一种不同于任何一种其他资源的特殊资源，社会时间的相对性也正是表现在它作为资源是因人而异的。当然，人们会说，在竞争的条件下，组织、民族国家等社会存在物也同样会感受到时间资源的稀缺。这确是实情。但是，就竞争文化以及社会框架是在近代形成的工业社会的特有物而言，又在时间上同步出现的组织、民族国家等几乎所有这类社会存在物那里，都包含着某种可还原的逻辑，即可还原为个体的人。这就是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归因或溯源思维指示的一条路线。也就是说，组织、民族国家等无非是个人的放大，它们所遇到的时间资源稀缺的问题，仍然是属于个人的。个人的时间资源稀缺状态又被带入了社会中，从而使时间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中变得越来越紧张。总之，一切竞争，无论是由组织还是由民族国家承载的竞争，都可以归结为个体的人的竞争，在竞争的归因上总能找到个体的人，社会的时间资源稀缺是由竞争引起的，个体的人就是时间资源稀缺问题的制造者。或者说，是因为个体的人总是从自我的个体利益出发而去开展竞争，导致了时间资源的稀缺。进而，因为时间资源的稀缺而不能把所有与人相关的事情都解决好，以至于出现了诸多社会风险，并在社会风险的积累中出现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也是以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形式出现的，即表现为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而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则是风险社会的表现方式，或者说，“风险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这三个方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同构性。工业社会也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功能和目标都是需要在市场中去得到实现的。市场本身就是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重要发源地，是因为市场中存在着的竞争，制造出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推动了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持续增强。就市场经济而言，活跃于其中的是“经济人”，每一个成为市场主体的人都是“经济人”，他是市场中的一种天然的恒定因素，都属于利益追求者。也许我们在人而不是“经济人”的角度上看市场主体的时候会认为他具有慈悲、怜爱和道德心，但这却无法证明作为人的群体的市场主体在整体上是属于自我利益追求的“类”，更何况在市场中活动的仅仅是“经济人”而不再是人。在抽象的哲学意义上，市场主体共同的自利性是确定的，这一点可以在理论解释上消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组织的管理中，基于人的自利性而发展出了一些管理技术，从而通过激励手段的运用而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纳入了可以控制的范畴之中。就组织的运行而言，这种管理技术的应用也确实起到了降低或消除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目的。但是，当我们的视线从组织移向自由市场时，就会看到，人的自利追求不仅不能降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反而推动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持续增长，并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达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将人类推入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状态，造就了风险社会。当然，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去看市场的话，从逻辑上说，是不会因为人的自利追求而导致社会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然而，现实中的竞争总是不完全竞争，以至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因为市场中的竞争而一直走在复杂化和不确定化的道路上。不仅是在市场中，在社会治理中也包含着推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的竞争。在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贯穿着竞争文化。不仅民主政治是一种竞争政治，而且在那些被归入到行政范畴和社会管理范畴中的过程中，竞争也是被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而加以利用的。无论是作为组织的行政体系内部的管理还是对社会的管理，都普遍地使用了挑起竞争的手段而达成控制的目的。在面向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工业社会所采用的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治理方式，不仅分类管理和控制，而且会在不同的群体之间挑起对几乎所有有形和无形资源的竞争，并在这种竞争中去扮演主持正义、化解矛盾、制止冲突的角色，即利用竞争去实现控制。一般说来，每当社会治理者遇到一些较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时，总是习惯于引入竞争机制，将社会主体置于竞争的局面中，迫使社会主体纷纷求助于社会治理体系的权威。社会治理体系则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合法性和增强了权威，实现了对社会的稳固控制。可是，这种社会治理技术却导致了社会分化和分裂，不断地制造出社会风险，并使这些社会风险积累了起来。但是，在工业社会模式化的观念支配下，人们并未意识到这样做的消极性，反而是在经营竞争方面变本加厉，不断地制造新的竞争项目、凝聚新的竞争热点和激活新的竞争力量，以保证社会治理者花费较少的精力就可以成为得利的“渔翁”。所以，工业社会中的每一个社会治理体系都在努力地利用竞争，总是在一切竞争展开得不充分的地方通过一些安排去促进竞争。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不仅要求政府大力促进社会竞争，而且要求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政府中来。这些做法直接地推动了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并让我们不得不去品尝风险社会的苦果。二、博弈论对竞争模式的建构英国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点上的，或者说，竞争是理解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钥匙。亚当·斯密把竞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他的学说之中，认为整个社会大厦的建构都可以把竞争作为梁柱。事实上，亚当·斯密是把启蒙的全部理想的实现都放在了竞争之上的。不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竞争与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现实情况是不同的，他所说的竞争也可以定义为“完全竞争”。完全竞争的假设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的，那就是，涉入竞争过程中的市场主体都掌握着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在亚当·斯密那里，完全竞争意味着，凡参与到竞争过程中的人，对于影响竞争的所有信息都能够做到充分的掌握，能够根据这种充分的信息去决定自己在市场中开展什么样的活动和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选择，从而使市场的各个方面都达致均衡。然而，这在现实中却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市场主体恰恰是把信息不对称作为竞争策略而加以使用的。而且，有些信息也是被作为商业秘密而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进程中，亚当·斯密的完全竞争假设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市场中开展活动的现实的市场主体从来都处在不平等的状态中，很多情况是像19世纪的文学作品描述的那样，通过冒险而发财致富，成为成功的市场主体。所以，完全竞争的假设是根本不成立的，对于理解实际经济过程也并不像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完全竞争因信息的不充分共享而不可能出现，而非完全竞争又不仅会导致垄断，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有害的，特别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等，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看到了这一点，也就使我们对竞争行为的普遍性价值产生了怀疑。可以想见，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虽然信息技术、大数据等的发展使得信息共享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认为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的人们能够无差别地实现信息共享，仍然是一种空想，因为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我们是不能够为了捍卫竞争文化及其行为模式而要求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继续开展竞争。事实上，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可能一切竞争都是有害的，而且其危害性会达到人类无法承受的地步。可以认为，风险社会中的人们如果继续沿用竞争行为模式的话，不仅会在很大的范围内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甚至有可能把人类带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要求终结竞争的社会，而且希望终结一切竞争。在风险社会中，人类是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因为工业社会中的竞争把人类推入风险社会，致使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合作才能增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用普遍性的合作替代竞争。总体看来，亚当·斯密对竞争所做出的是功能主义理解，他把竞争作为其全部理论的基石，却没有去建立专门的竞争理论。竞争的理论化是由博弈论完成的，也正是因为博弈论建立起了完整的竞争理论，也使竞争作为一种社会模式而得到了理论证明。我们知道，博弈论最早是由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在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来的，后来，纳什、夏普等人通过纳什均衡、议价模型等而使这一理论确立了起来。也就是说，虽然人类拥有博弈行为也许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的时代，但是，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博弈观、模式化的博弈思维以及普遍性的博弈行为等，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是在工业社会这个被我们称为竞争的社会中，人们才普遍拥有了博弈意识并付诸行动。可以认为，竞争的社会用博弈观对人进行了形塑，并要求对此进行理论上的证明。正是在这一要求的促进下，大致是在20世纪的二战前后，建立起了专门的博弈理论，使竞争的社会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当博弈论得以建构后，当人们普遍地拥有了理论化的博弈观后，再来反观社会，就会看到，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以及在人自身的行为选择过程中，都包含着博弈的问题。而且，人们试图将此作为一个解释框架，去重新描绘人类历史的演进图谱。即便是用来理解现实，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在决定是否遵从法律的时候，他就会做出权衡。当遵从法律带来的利益大于不遵从法律的后果时，方能选择遵从法律的行为。这是因为，法律只不过是一种设置，所以，在博弈的视角中，是否遵从法律才是一个可以进行选择的问题，而选择的过程也可以纳入到博弈的范畴中去进行解释。不过，在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后，一旦人的共生共在的主题被确立起来，一旦我们意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应当告别竞争社会，就必须抛弃博弈的观念及其思维，并宣布一切围绕着自我利益而展开的博弈都不再具有合理性。因为风险社会向人们提出的是合作的要求，而不再容纳任性的竞争。尽管就风险社会的生成而言，博弈论以及其所代表的竞争行为模式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在人类已经陷入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则需要对博弈、竞争等加以扬弃。可是，由于传统的惯性，在需要扬弃博弈观及其竞争模式的时候，人们却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疯狂。在迄今为止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竞争都在直接的意义上促进了社会整体的效率。然而，随着博弈论的提出，更加提升了竞争的理性化水平。在某种意义上，也从博弈论中发展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竞争技术，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整体效率。特别是在关于合作博弈策略的应用中，把竞争技术发展到了极高的程度。但是，我们也看到，人们其实是把一切竞争的消极后果都投向了环境。显然，所有竞争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系统中的，在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中，人们是把“竞争双赢”的代价转嫁给了环境，实际上也就是由社会中的那些未进入此一体系的人们去承担了竞争的代价。如果竞争的系统像“俄罗斯套娃”那样一层层地展开，那么，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切竞争代价又都转嫁给了自然界，也就是由自然界承担人类竞争的一切消极后果。所以，当人们收获竞争带来的双赢或共赢时，所造成的则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是博弈论在提升了人的竞争技巧之后所带来的真实影响。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指出，博弈论在人类将人类推入风险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的是最后一击的作用。人类在进入风险社会并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后，所面对的是人的共生共在问题了。这个时候，如果人们依然按照博弈论提供的技巧去开展社会活动，只能使风险社会的威胁进一步地加重。我们承认，在工业社会的基本框架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博弈论带来了社会效率的整体提升，以至于人们产生了对博弈论的迷信，将其颂扬为了不起的科学成就。在中国学术界，一些缺乏科学素养的学者在学习了博弈论后甚至感到如获至宝。当我们看到博弈论在促进社会效率整体提升而罔顾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时，当我们面对自然界因为不堪承受人类竞争对它的破坏而开展了针对整个人类的报复性回应时，当我们置身于风险社会之中而经常性地受到危机事件的袭扰时，也许应当对博弈论提出质疑。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政治家们因为传统的竞争行为惯性以及理论素养上的缺失而无能为力的话，那么，对于学者来说，对博弈论的迷恋也许是一种食肉动物的冲动在作怪。博弈论是一种关于竞争的理论，但它同时又是在科学名义下形成的权术，或者说，博弈论是一种披上了科学外衣的权术。博弈论之所以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受到了人们的追捧，那是因为，工业社会中人们从利益实现的角度看问题时会表现出一种为了利益实现而倾向于掌握和运用权术谋略，就像命运多舛的人相信算命打卦一样。在这方面，可以认为博弈论迎合了所谓人性自私的缺陷，让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因为获得科学名义的支持而得到了合理性证明。不过，一旦竞争的社会被风险社会否定后，人们就需要为了人的共生共在而开展合作行动。那样的话，对博弈论的追捧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其实，博弈模型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原则之下的，加入博弈过程中的行动者是把自我利益放置在首位的。所以，一切博弈论都无非是利益博弈的权术谋略，或者说，都可以归于利益博弈。显然，这种博弈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人们处在利益冲突之中。如果人们之间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那么，这种博弈即便表现出了自我利益的实现也是暂时的，因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看，通过博弈实现的那些利益就有可能凭空蒸发了。真实情况是，他（们）所实现的利益会导致共同体存续条件的恶化，致使博弈双方或各方都陷入日益恶化的困境之中。在风险社会中，如果说人们热爱博弈或希望从博弈中去提升自己的智力水平的话，那也仅仅是作为游戏而去加以尝试，而不是为了利益实现去开展博弈。事实上，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风险社会中，不仅地区性居民，全球都被置放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从而迫使博弈必须向合作转型。当然，20世纪后期开始，学者们已经将合作的理念引入进来，甚至制作出了诸多“博弈—合作”模型，要求把博弈与合作统合到同一个过程之中。也有人将这种观点表述为“竞合模式”“合作博弈”等。与单向度的博弈观相比，这种把合作引入博弈过程中的要求表面看来是理论上的一项很大的进步，但在实质上，仍然是从属于功利主义的效用原则的，以至于合作也同博弈一样，是被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手段对待的。在人的实际交往中，同样是作为工具和手段，博弈往往是被作为优先选项对待的，或者说，是把合作当作了博弈的辅助手段。在国际活动中，特别是西方霸权国家，在不想表现出赤裸裸的掠夺时，也会声称合作，但那种合作只不过是用来欺诈的符号而已。一旦这种合作遭遇了平等对话的要求，立马就会被霸权话语所替代。从理论上看，对于单向度的博弈观来说，合作概念的引入发挥了某种程度上的矫正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却是与人们的预期相差甚远的。特别是在关于具体事项的决策中，无论是地方、群体还是个人，都更多地有着博弈而不是合作的冲动。这也说明，仅仅把合作的概念引入博弈过程而不抛弃功利主义的效用原则，是无法保证合作成为人们的行动优先选项的。雷加诺评论博弈论说，“博弈论或许可以说是理性模型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尤其适合向某个纵深处探究，挖掘出它的不足，以及将其扩展应用至一些更基础、更复杂的政策情境的潜力。对博弈论的审视对于更清晰地了解或可称作‘先验分析’的问题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博弈论提供了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和在行动中发生互动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中，对“实际”进行筛选，或者说，把对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行动中的互动过程的理解和观念塞给实际，让实际合乎博弈论的理解。这样一来，博弈模型就具有了先验的普适性。然而，政策情境在理性目的的场域中的多面性，却也因此而在博弈模型中丧失了。从博弈论应用的实际表现来看，其主要是被应用于政策分析之中，是政策分析的一个理论视角。“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策话语中，博弈论被用来抽象地合理化既有政策，并非一个应用于实际情形的实践模型。”也就是说，博弈论能够很好地满足解释的需要，可以为人们提供理性证明。雷加诺是希望将各种博弈模型纳入实践过程的，要求各种博弈模型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所以，他认为“这些模型不应仅仅停留于抽象形态，而是应得以被更多地应用于常规的实际政策情境和考量进一步分析博弈模型，或者评估究竟博弈是否一个适合的模型，而非由理论模型主导我们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在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的背景下，产生这种要求是自然而然的。而且，在人际关系以及人的行为都得到了竞争文化形塑的条件下，要求把博弈模型应用于实际的政策过程，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实例的支持。但是，这样做的实践后果必然是按照博弈论的观念对人际关系和人的行动中的互动再行形塑，从而将人的那些与竞争文化不合之处完全割除。根据雷加诺的评价，“博弈论在政策话语中的重大影响在于为一定的模型或政策方向进行合理化建构。一个尤其影响深远的例子即为了证实‘看不见的手’存在于现代微观经济中，其被作为用以合理化大至全球贸易，小至小学代金券制度的政策话语工具……然而通过这些决策，每个个人推动整个社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可这一原则的数理复述和论证直至20世纪50年代方被重提”。随着博弈论的提出，竞争的形式与竞争背后的“看不见的手”合体为一了，成为可以把握并发展为策略的人际关系和行动技能的因素。就此而言，博弈论对竞争文化的诠释达到了非常精深和无比全面的地步，远远超越了人们对竞争的古典经济学式的功能主义理解。雷加诺也看到，“总体来说，博弈论并不那么有助于真正解决实际政策情境。然而，博弈论可以提供有助于分析实际情况的眼光，指出在分析中应该探索的因素”。这反映了博弈论提出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学者的基本理论取向，即试图把博弈论推广到一切可能的领域和地方。其实，即便认为博弈论所提供的政策分析眼光是有价值的，也仅仅是在拥有了竞争文化的社会中才是有价值的。所以，博弈论只具有针对特定语境的适应性，而且在这种具体的语境中也仅仅是具有抽象的合理性的。因为，社会的复杂性本身意味着人们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面对所有问题时都开展博弈的。即使为了自我利益的实现，也不限于博弈这样一种途径。如果考虑到社会的总体境况的话，比如，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人们处于命运共同体的状况下，那么，博弈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极有可能危及自身。这个时候，只要人是理性的，就不会进入博弈过程，就不会对博弈作出相向运动的反应。所以，在我们是否接受博弈论提供的政策分析眼光的问题上，也需要考虑到政策过程赖以展开的环境、总体社会背景、人的群集状态、行动的性质以及效用的视界等方面。可以肯定地说，在风险社会中是不应带着博弈论的观念去开展行动的。三、理性竞争的非理性后果当博弈论堕入了自由主义乌托邦的陷阱中的时候，虽然在行动者这里——微观世界意义的活动中——依然可以看到经济人理性，而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上，则笼罩上了非理性的光晕。这就是雷加诺说的，“试想均衡模型自亚当·斯密以降已经给了分析家一个社会乌托邦的数学对等体。再想想这一概念是如何被用来合理化整个社会建制的设计的（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试图将所有社会建制都诠释成市场交易的某种形式之一），虽然社会现实离均衡远之又远。博弈模型及相似的均衡概念误导我们，在没有处理冲突的政治形态的情况下，为政策情境求解。事实上，当这些概念被作为一个模型来诠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时，它甚至根本不要求政府的存在（当然，除了作为一种为个人赋权和保证市场运行的工具手段之外）”。博弈论的出笼，让自由主义者重新看到了古典时期的那种理想，即让政府回复到作为“守夜人”的角色上去。也许当人的眼界集中到了微观行动层面的竞争上来时，仍然可以看到“看不见的手”具有理想的功能，也就会因此而坚定自由主义信念，就会表达对政府以及任何可能的宏观政策的怀疑、排斥等。但是，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如何能够期冀微观领域中的行动增益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认为，虽然博弈论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诠释了竞争文化，并有着强烈的发展竞争策略的实践倾向，而在基本立场上，仍然是近代早期自由主义的翻版，甚至没有在理论上表现出某些进化。在社会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特征时，在我们陷入了风险社会时，它事实上是一种有害无益的理论。在工业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到竞争赋予社会以活力，即提高生产效率和社会效益。然而，如上所述，竞争亦如人类的一切活动一样，都必然会有一定的付出，人们在开展竞争的时候，必然会产生竞争成本。对于成熟的理性竞争而言，是可以将竞争成本转移给第三方的。在竞争双赢或共赢的意义上，也许直接参与到竞争过程中来的各方都获得了自己希望的结果，但他们在竞争中所赢得的，也许恰恰是竞争过程之外的人损失的。当然，如果整个社会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设想那样，不仅存在着充分竞争意义上的完全竞争，而且处在社会全覆盖意义上的完全竞争状态之中，那么，从理论上推定，是可以达致实现公平、正义的结果的。然而，当我们的理论思考再行深入一步，就会发现，即便这个假设能够成立，也仍然会存在一个竞争也需要有非竞争性的存在物作为支撑点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个作为支撑点的社会因素应当被排除在竞争过程之外。一旦存在着这种不参与竞争的社会因素，那也就不存在完全竞争了。所以说，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假设都是不存在的。既然完全竞争不可能出现和存在，那么，竞争过程中产生的成本消耗等，就必然要由这个不参与竞争的社会因素承担。至此，人们可能会想到政府以及整个社会治理体系，的确，按照早期自由主义的设想，政府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独立于竞争过程之外的。但是，自由主义理论又设定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对于“守夜人”而言，既无能力也无资格承担竞争者转嫁过来的竞争成本。另外，如果对竞争过程进行分析的话，如果竞争行为的结果与成本是等值的，那么，竞争对个人有意义却对社会没有意义，而对个人有意义则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正义的丧失，结果，是在无形中生产了社会风险。应当说，社会风险正是在这种竞争中生产出来的，而且得到了不断的积累，并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也同步踏入了风险社会。工业社会的竞争是合乎普遍主义的追求的。我们知道，普遍主义一直是希望将它所制作出来的每一个原理推广到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角落的，而竞争却以一种现实性的行为证明了普遍主义，即征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处。可以说，因为工业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同构而把竞争塑造成了最具有普遍性的人际关系和行为模式。也正是竞争已经征服了整个社会，才把竞争成本转嫁给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自然界也是属于人的，是人的自然系统。一旦看到自然系统，我们也就充分理解了竞争增益于社会的全部秘密，是因为自然系统默默地承受着来自于社会中的那些竞争成本，才使社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表现出发展和繁荣的景象。毫无疑问，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与人的智力和创造性行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就一切活动都会消耗一定的资源来看，是由自然系统默默地承受、吸纳和消化了人的活动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消耗，承担了竞争成本以及竞争所引发的有害后果。在20世纪，当人类社会也以消费社会的形式出现后，不仅是一次性消费品充斥各处，而且人们把无意义的奢华诠释到了极点。比如，在信息产业的终极用户那里，我们发现，几乎在购买所有的产品时都附带着大量的附属产品，这些产品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根本就不会使用，反而成了有害的电子垃圾。为了竞争，在产品标准化的条件下，商家是通过那些附带产品去吸引消费者的。这样做甚至没有花多长时间就形成了一种消费模式，在消费者不需要的情况下也必须接受派送，让你家中充满这些从来也没有用过的电子垃圾。所有这些，最终都要消耗自然资源，而且人们又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垃圾而抛向自然，让自然界成为人类社会的终极性垃圾回收站。在人的自然系统这个垃圾回收站被填满了的时候，不断地发酵而把“有毒气体”散播到社会之中也就是必然的了。所以，进入21世纪后，自然灾害频繁地暴发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因为这个垃圾站不仅被塞满了，而且溢出来了。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依然没有准备从根本上改变在工业社会已经成为定式的行为模式，反而显现出一种更加疯狂地开展竞争的迹象。经历了启蒙时期的理性化运动，工业社会中的人是理性的人，整个社会也实现了理性建构。所以，人们必须理性地看待竞争和参与竞争，必须接受制度、法律等规范，即在规范的条件下开展竞争。就工业社会也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而言，整个社会建构也为竞争留下了合理性的空间。所以，在人的利益实现过程中所开展的一切竞争，只要合乎规范的要求，就被认为是理性的，就具有合理性。所以，工业社会中的人与人、组织与组织等所有的竞争主体之间所开展的竞争活动只要是在规范的框架下进行的，就是得到鼓励的。但是，所有的竞争又都必然会生产出某种恶的后果。如果考虑到竞争成本转嫁的问题的话，可以断言，在终极的意义上，竞争就是一种恶，只要是存在着竞争的地方，就必然会不断地生产出恶的结果。在工业社会竞争文化的背景中，人们满足于竞争的直接收益，至多也只是看到了普遍竞争所实现的社会性优胜劣汰，而且会把这种优胜劣汰作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如果说个人行为会经常性地出现非理性的表现，那么，组织行为已经被形塑为理性行为了。就工业社会的现实而言，利益实现的要求以及利益冲突基本上都是通过组织进行的。所以，组织在利益实现过程中所开展的是理性化的行动，组织所扮演的是理性的角色，这一点是不会有人表示怀疑的。但是，我们也发现，几乎所有的组织，为了在利益冲突中谋求某种优势，又都必然会寻求权力的支持。显然，在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国家和政府所拥有的是最强有力的权力，其次才是资本的权力。任何一个组织，一旦获取了某种权力——无论是国家、政府的权力还是资本的权力——支持时，就会产生控制资源的冲动，试图通过对某些资源的控制而使自己获得强大的竞争优势。对资源的控制是具有排他性的，当组织拥有资源控制的冲动时，往往对那些它并不急需的资源也采取控制策略，因为市场及其竞争机制可以对它的这种资源控制给予某种奖赏，并在这种奖赏中反映出组织的竞争优势。所以，组织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为了谋求在利益冲突中能够制胜于其他组织，往往需要耗费许多人力、物力去控制那些也许是它不需要或不急需的资源。显然，控制资源本身也是需要耗费资源的，更不用说那些为了谋求组织优势地位而对实际上并无用处的资源占有，往往因为闲置而造成了浪费。事实上，许多资源是具有时效性的，时过境迁，那些资源就有可能成为需要再度耗费资源去加以清理的垃圾。由此可见，在竞争的社会中，组织的理性行为往往会表现在资源控制上，而资源控制的结果所反映出来的可能恰恰是非理性。正是这种非理性的结果，无谓地耗费了许多人类生活必需的资源。不仅造成了社会总体意义上的资源占有不均的问题，而且也导致了资源的不合理性消耗。也许一个组织造成的资源浪费在量上是很少的，但作为一种资源占有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则是地球无法承受的。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工业社会几百年时间就把地球生成后几十亿年演化而成的自然资源消耗到枯竭境地的状况。总的说来，在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竞争是能够显现一定的积极价值的，尽管一切竞争都包含着某种消极后果，但人类基本上是能够承受这些消极后果的，也许文学作品会对某些个人受到竞争的毁灭性打击加以描绘，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一直是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自然界并未对人类发出抗议。然而，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特别是在我们走进了风险社会中的时候，竞争的危险一面暴露了出来，似乎是在宣示人类已经无法承担竞争的消极后果了。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我们提出了用合作代替竞争的问题。我们看到，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虽然社会能够承受竞争的消极后果，但正是这些消极后果的积累而把人类领进了风险社会中。在风险社会中，可以认为，竞争对于社会以及人的生存的一切积极作用都将消失，而其消极后果则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所以，我们要求从根本上告别竞争的社会，并努力去建构合作的社会。令人惋惜的是，在今天，人们的竞争思维和行为都有着如此顽固的惯性，而且得到了诸如个人主义、博弈论的理论证明，构成了风险社会中合作行动的障碍，最终，必然构成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伤害。如果把社会看作人的互动过程的话，我们认为，人与人之间除了可以进行竞争性互动以外，也是可以开展合作性互动的。当然，在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语境中，人们会以为合作互动不像竞争互动那样有着利益追求那种来源于个人的终极动力。的确，人们之间的合作互动不同于竞争互动，竞争互动在得到了利益追求的动力支持的情况下往往产生了对社会、对自然的破坏，即造成某种恶的后果，而合作互动则不会派生恶的后果。这样一来，哪怕人们通过合作取得的只是很小的成果，也完全是积极的。我们承认，在人类社会的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中，都存在着合作互动动力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往往是在遭遇了某种危机的时候，人们才愿意同舟共济，采取合作的方式应对危机。一旦危机消除后，就出现了合作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即便存在着大量积极合作互动的事例，也不意味着合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人们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是愿意开展合作的，而在工业社会的竞争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即便陷入了危机状态，也不愿意合作，甚至会表现出更加疯狂地开展竞争的状况。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人类已经无法承受竞争性互动引发的消极后果了，以至于合作成了唯一的选项。显然，面对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各种问题，人们只有通过合作互动的方式才能在应对危机事件中取得成绩。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的活动的基本背景不同于工业社会了，尽管竞争习惯仍然占据着支配地位，但合作的意义已被认可。相信人们在风险社会中经历过几次类似的事件，是能够醒悟并开始学习合作的。一旦合作互动成为人的一种行为习惯，竞争文化的退场和合作文化的登台也将是确定无疑的了。那样的话，即使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不出现在人的行动场景中，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合作行动的方式。本文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4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阅读链接张康之

熊晶（161）容错机制典型案例：功能、问题及机制构建殷书建（176）文章摘要1论竞争的后果与风险社会张康之（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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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自中国人内心世界的深沉力量、是汇聚亿万人智慧汗水的磅礴力量、是转化为国家综合实力的强盛力量。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汇聚成礼赞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前进洪流，给我们增添了无穷正能量。【关键词】

作者简介古洪能（1976-），男（汉），四川资中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摘要：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究竟是何形态，这并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相反仍旧含混不清。根据基于集体行动组织学而构建的分析框架来考察，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是，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终极和长远目标任务，根据列宁主义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毛泽东思想设计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具体构建方案，由此构建起“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一体两翼”模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党的功能是“领导”，即决策和组织，因而是核心组成部分，是主体。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作为其余两个组成部分，其功能是执行党的决策和接受党相应的组织安排，所以是两翼。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造形态表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驱动和维系，整个国家治理的结果，以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从根本上取决于党。这就不仅有效解释了新中国的政治或国家治理状况，而且也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新中国已成立七十周年，但对于其政治体系，学界却始终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注意到，国外对新中国政治的研究基本与新中国的成立同步，但只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有对其政治体系的专门研究，此后的相应研究也是断断续续的。在国内，只是从政治学学科恢复以来，学界才开始试图把握本国的政治体系，出现了一些代表性成果。所有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看到了党（中共）在这个体系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和角色，普遍判定这个体系是党国体制或者类似的形式。但这个结论过于含混，无助于我们清晰地把握和理解新中国的政治体系。而且除去这一点，在其它方面，特别是对于这个体系究竟由哪些部分组成，各自的功能是什么，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结构），学界尚存在诸多分歧，各自所做出的描述和解释也不尽令人信服。总的来说，国内外学界关于新中国政治体系的研究状况尚不尽如人意，这在学术上不利于中国政治研究的深入开展，在实践上则不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因而需要改变，本文正是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点努力。需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政治体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事实上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之前，学界鲜有讨论国家治理体系的，这个提法极为少见，在国外学界更是闻所未闻。不过现在是将政治体系替换为国家治理体系来进行研究的时候了。所以本文实际上是试图研究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希望依据其构建逻辑而清晰和准确地把握其构造形态，从而对新中国的政治或国家治理状况做出有效解释并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一、分析框架工具为有效地把握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我们首先需要一个恰当的分析框架工具，但在这方面尚有发展的空间。（一）政治系统分析框架的不足从前没有用以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工具，而只有针对政治体系的分析工具，这就是美国政治学者伊斯顿和阿尔蒙德等人提出和制定的政治系统分析框架。伊斯顿首创政治系统论，提出了输入—转换—输出模式。他将政治系统看成是一个社会中政治互动的行为系统，该系统为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政治系统处于环境之中，并通过输入、输出、反馈环节而与环境相互作用，政治系统中则发生着将输入转换为输出的过程。在伊斯顿的基础上，阿尔蒙德等人将政治系统分析框架发展为结构—功能主义模式，从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功能维度对政治系统进行分析研究。应当说这些政治系统分析框架不乏启发性，有一定的参考和运用价值，但也应该看到它们存在的不足。其一是对政治系统的界定过于宽泛。阿尔蒙德等人说，政治系统不仅包括政府机构，也包括所有与政治有关的结构，如传统结构、非政府组织等等。这种“与政治有关”的说法太过宽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政治系统就缺乏自成一体的边界，从而丧失了作为分析单元的意义。其二是仅仅将政治系统看成是互动性质的行动系统，而没有将其看成是一种组织体系，对于其性质缺乏正确的判断，从而缺乏对有关理论比如集体行动和组织学理论的有效运用，无助于真正把握政治系统。其三是对政治系统本身的形态（组成和结构）缺乏足够的或正确的考察。伊斯顿就忽视了对政治系统本身组成和结构的考察。他强调系统分析的动态性质，重点研究政治系统的运作过程（输入—转换—输出），忽视了对政治系统本身建构和形态的研究，基本上是把政治系统视为一个黑箱。他只是在分析政治系统运作过程的时候才提及一点体系构造情况，比如在要求输入环节提到守门者角色，在转换环节提到行政当局，在支持输入环节提到权威角色结构和当局以及代议机构和政党，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非常零散的，一个被称作政治系统的东西反而没有呈现出系统的特征，不可谓不是一个重大的缺陷。阿尔蒙德等人真正关注了政治系统的构建和形态，认为政治系统的基本组成单位是政治角色，角色之组合就是结构，结构相互作用则构成为政治系统。但他们所说的结构毋宁说是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结构作为组成部分之关系（相互作用的方式）的含义遭到了抹杀甚至歪曲，因而这样的结构分析是不正确的，不可能真正把握政治系统的形态。其四，这两种分析模式都明显取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状况，形成的是以西方政治体系为模板的分析框架，比如都采纳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划分模式，还屡屡提到政党的存在，这就无法兼顾其它各国和其它时代的特殊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二）基于集体行动组织学的分析框架由于存在这些不足，上述两种政治系统分析框架模式就只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而不能将其看成是普遍适用的。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跳出既有的窠臼，主要依据集体行动组织学，自主构建一个更为一般的政治体系或者说国家治理体系分析框架。集体行动组织学是本文将集体行动理论与组织学理论合并起来的一个称谓。其中集体行动理论或者说合作行动理论、有组织行动理论，主要是由美国学者奥尔森创立的，而组织学理论在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最常见，有学者甚至专门提出了组织学（organizationology）的概念。这两个理论虽然名称不同，却是根本不可分离的，因为离开集体行动就无法解释组织（organization）何以存在，离开组织（organizing）也无法解释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因此将二者结合起来确有必要，由此形成的集体行动组织学，以理解集体生活的运转逻辑及其所引起的合作形式为研究目标，意在理解人们为了顺利行动而进行合作的社会形式和方法。从集体行动组织学的观点来看，不管何时何地，也不管其具体的规范性目的是什么，国家治理显然都不是某个人单独行动就能完成的任务。传统时代的所谓君主治国不过是一种简化的说法而已。而巴纳德指出，正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所以人与人之间需要合作。米塞斯也指出，合作比孤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人行动更有效率和生产力。因此国家治理必然是多人合作的集体行动。又根据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破解方法，作为一种多人或多方参与合作的集体行动，国家治理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而只可能通过采取独立的和有选择的激励手段（包括积极的奖励诱导和消极的惩罚强制）而人为地组织（organizing）起来。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手段和过程，国家治理体系，也就是国家治理主体（国家治理的参与者）的组织体系（organization），就被构建起来。不过无论何时何地，组织国家治理或者说构建国家治理体系都不是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的，而必然要遵循一般的组织法则或逻辑。组织（organizing）的过程，实际上是组织者（organizer）在一定目标任务的指引下，通过分工、协调和控制三个机制的设计和安排来完成的，意在使被组织的集体行动能够开展起来、持续下去并最终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这当中，目标任务是组织者出于一定的目的（主观意图），结合具体的环境条件而制定出来的。目标和任务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多层次的链条关系：这一级的任务是为了实现上一级的目标，同时又成为下一级任务的目标。分工机制是将目标任务分解和安排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或各方参与者并配以相应资源手段的设计和安排，主要有划分目标任务的类型、地域和流程三种方式及其混合方式，由此国家治理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得以形成，表现为各种角色和机构。协调机制处理的是各参与者的分工行动相互冲突的问题，主要有由上级负责协调、相互平等协商和交由独立之第三方裁决三种方式。控制机制解决的是分工行动的动力和目标任务导向的问题，主要有正面激励和负面约束两种方式。协调和控制机制的设计和安排，都是为了保证集体行动能够发挥出整体的功效，以更好地完成任务和实现目标，由此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结构（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得以形成。根据一定的目标任务指引而设计和安排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这就是一般的组织法则或逻辑，是组织任何集体行动或者说构建任何组织体系都必然要遵循的，否则集体行动根本无法开展起来，即使开展起来也无法持续下去，即使持续下去也无法实现目标。而一旦目标任务确定且相应的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都设计和安排好之后，则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就产生了。这套体系（包括其内含的构建逻辑）可能会通过宪法、法律或其它规范性文件明确表述出来，并由此制度化，但现实中通常也不完全见于这些文本或者不完全符合文本的表述，要防止掉入文本陷阱。二、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逻辑根据集体行动组织学的分析框架，要把握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首要的就应该是搞清楚其构建逻辑，也就是明确谁是组织者或者说构建者，并在什么目标任务的指引下，如何设计和安排分工、协调和控制机制，最终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对此，本文的研究有一个特别的便利之处，那就是众所周知，党是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者，同时党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因此只需仔细梳理党所依据的那些理论，我们就能够把握其中所蕴含的构建逻辑。从政党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党是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型政党，明确以某种思想意识为本党的行动指南（包括追求目标和实现路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其第一个纲领中并没有载明以什么思想意识为指导，但从其表达的目标、提出的路径和建党的原则等方面来看，明显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此后一直到1945年七大召开后，党才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在党成功建立新中国之时，其指导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这些指导思想中蕴含着党所依据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理论。（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极其宏大的思想体系，就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来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指出了两点。其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