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时间拉近了看，胡塞尔现象学的当下则应当指扎哈维所强调的21世纪。新世纪有了新问题，胡塞尔手稿的持续整理出版对于现象学文献与历史的探本清源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滋养于欧陆哲学传统中的现象学发展出它自身的一套话语系统，这里面有对传统哲学概念的新的意义赋予，有对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等）概念的借用，也有新的概念的创造。这些概念和话语的出现，首先是导源于现象学家们以手术刀式的精细切近到我们意识和精神生活的最精微处。分疏这些概念是出于（当然也应当要出于）一种根本的理论诉求，即跟随着现象学家们一起去面对意识和精神生活的繁复和纵深。意识生活本身并不允许我们在此过多地去使用奥卡姆剃刀，这是现象学文献与概念研究的正当性之所在。然而，阐释并非单纯的重复，新问题和新视角的引入，对于激活和展示经典文本的当下意义来说，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新研究范式的建立与新文本的整理出版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如有所偏废，则要么新研究范式因为失去文本的支撑而沦为“六经注我”，自说自话，要么这些文本因为缺乏赋义行为而未能被激活，从而变得僵化，并逐渐埋入故纸堆之中。事实上，现象学既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它既关联于两千多年的西方思想史，也旁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多门其他学科），也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现象学作为一门严格的哲学本身，它始终面对的是人类精神亘古以来的那些大问题，溯源历史的根本关切当然在于，在与思想家的“历史碰面”中有厚度地探究大问题。因此，所谓哲学研究的历史进路和问题进路，本来就不能是泾渭分明的，在现象学研究中，它们可以是而且也应当是一体两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