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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学 | 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专栏导语

吴承学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1-09


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 专栏导语文/吴承学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吴承学教授




1936年,陈寅恪先生读了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之后,评价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此语提出一种由字、词观察历史文化的路径,在方法学上对于人文学术研究具有普适的指导意义。从文体学研究角度而言,我们也不妨说,“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发展与演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学的意义,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史意义。在中国文体史上,各种文体之间都是互相影响、互为渗透的。上古时期,虽然文体种类比后世要少,作家还没有清晰的文体意识,同样存在文体趋同现象。与后世相比,上古文体趋同往往直接与当时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比如,促使诰和命两种文体走向融合而形成“诰命体”,其关键语境就是周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有时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如实地记载周王的训诰和册命,由此形成诰与命合为一体的新文体。与后世文体趋同多由作家创新意识驱动不同,上古文体趋同是无意识的,几种文体之间往往是不期而会,不约而同,一切都处于自然、自在的状态;后世文体因其各自内涵相对明确集中而彼此界限比较严格,文体趋同大多发生在两种文体之间,一般不会发生一种文体向多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而上古某些文体则因处于动态的发展演变过程之中,内涵比较宽泛,因而存在向多个方向发展、与多种文体趋同的可能性;后世文体趋同大都通过作家个人的创作活动来实现,而上古某些文体的趋同则涉及多个环节,一篇文章的创作往往需要一个创作群体来共同完成,这种群体创作方式给文体趋同带来了变数和偶然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体之间的互相渗透。陈桐生《上古文体趋同论》一文回到文体生成的文化语境,通过对上古几种有代表性的文体互相渗透、趋同、融合现象的学术梳理,揭示出上古文体生成和变化的独特性。中国早期文体的生成与礼乐制度、政治制度密切联系。上寿文兴盛于汉代,其文体生成与汉代政治活动、社会思潮、汉儒心态有互动关系。汉儒利用上寿文,在规范君臣秩序以尊君的同时,运用话语权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上寿文生成的文化原始语境看,汉代上寿文除了祝颂帝王之外,作为“臣语”体系之一种,大臣借上寿场合阐述己见,表达立场和诉求。这种文体生成目的的双重性,决定了上寿文的文体形制上的两重性:祝酒辞部分类似燕射歌辞中的上寿歌诗,但同时因汉儒借助上寿场合表达自己的政见,又带有章表文体的“臣语”属性。天人感应学说作为汉儒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代重要的社会、学术思潮,也是汉代政治、礼乐制度构建的思想基础。汉儒借助上寿场合进行的祥瑞书写,与天人感应这一汉代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张奕琳《汉代上寿文与汉儒话语权的运用》一文以文体生成的文化语境为研究切入点,探讨上寿文思想、体式的渊源及特征,还原其发生机制,从文学发生学角度,挖掘上寿文所呈现出的文体形态的内在因素,从而揭示了文体生成与文体形态、政治活动、社会思潮、汉儒心态等诸因素的互动关系,探讨文体生成的文化驱动力,其研究方法对探寻中国文体学的独特路向有一定的启发性。20世纪80年代,山西省上党地区发现了十多种“古赛写卷”,受到戏曲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写卷记录的各种表演样式中,有一种名为“前行赞词”,是迎神赛社时由“前行色”当众说唱的文词。前行赞词具有丰富的文体与文化意义,引发一系列对古代戏曲与文化关系等问题的思考。比如:前行功能、赞词数量、赞词内容、前行色与参军色关系、赞词与宋人致语关系、赞词讲唱对古赛戏剧演出之影响、赞词文体对队戏剧本之影响、赞词与斫拨之关系、《讲监斋》的表演性质、上党古赛与傩文化之关系、“调监斋”与元杂剧坐演之异同等。前行赞词为研究早期戏曲表演形态提供了线索。比如《细开八仙赞》等前行赞词可以还原上党古赛戏剧的部分演出形态,反映出古代戏剧确实存在过“场上人物不念不唱、场外脚色代念代唱”的发展阶段,为探讨说唱文学与戏曲表演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又如通过研究《讲监斋》前行赞词,可以看出“调监斋”是一种带有浓厚密宗艺术成分的仪式戏剧,绝非过往学界和乐户们普遍认为的傩仪傩戏,对于从整体上判断上党古赛与傩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黎国韬《上党古赛写卷“前行赞词”考述》一文以文献考证的方法,对这批赞词的文化语境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对前行赞词的数量及其在古赛写卷中的分布情况、前行赞词与宋代参军色致语的“同源异流”关系的梳理,对进一步研究参军色、前行色、引戏色、冲末、副末等戏曲脚色的流变提供了帮助。这对研究早期戏曲形态与戏曲史,具有开拓意义。晚清民国时期,中西方文化相摩相荡,是传统文体变革、新文体诞生的重要推力。作为新兴文类发展壮大的“新传记文学”,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在实际书写和概念建构方面,“新传记文学”与传统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有着承嬗离合的复杂关系。本土传体文在晚清民国经历一系列翻转:在写作技巧上,传统传体文崇尚以史识拣择材料的“尚简”原则,“新传记文学”强调要对史料进行全面、充分的占有,传统传体文的“史赞”文字也被后者减省为体现客观判断的观察者视角;在语言文字上,传统传体文的“古文义法”难以成为表达新思想、新观念的载体,“活传记”在调适欧化语体文的基础上,尝试树立毋有隐曲的白话传记文典范;在题材取舍上,西洋传记文学的引介重启了“为生人作传”的创作热潮,同时也颠覆了传统史法的正则;在创作旨归上,传统传体文和小说、戏曲之间的文体界线比较模糊,而“新传记文学”将对历史真实的重视置诸文学趣味之上。常方舟《传体文的文章学传统与近代传记文学的分殊》认为,受到晚清民国西洋传记文学影响而产生的本土“新传记文学”,实际上是在通过与传统传体文作出反向遮止的基础上,建构起“新传记文学”的实际创作和理念阐发。在此过程中对传统传体文写作技巧、语言文字、题材取舍、创作旨归的扬弃,也折射出传统传体文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新传记文学”写作范式的诞生绝非无本之木。作者选择传体文的现代转型作为研究近代文章学迁变的切入口,体现了这一时期本土文章学理论的固有特点,即在受到传统文章学资源滋养的同时,对外来文学样式传入带来的学理挑战做出积极回应。这个话题的意义,已超出文体研究领域,而具有深长的文化史意味。“凡解释一体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一命题,意在说明文体研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开放的阐释空间。通过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来把握文体内涵,是文体学研究之文化取径。当然,它并非中国文体研究的唯一路径和意义,但确是重要的路径和意义。本期文体学专栏四篇论文讨论了不同时代、不同文体的生成与变化,也许可以说,它们都从某种侧面、某种程度体现了这一命题。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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