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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升｜自居“中国”与重定华夷：五胡王朝的“中国”观
2021年第4期
摘 要
十六国时期，五胡入主“中国”，而晋室则僻居扬越。为与东晋争正朔，五胡王朝依托中华传统的夷夏互变、地域以别华夷理念，自居“中国”以示五胡居“中国”而变为华夏；以族类意味浓厚的“扬越”指代东晋，以示晋室居扬越而变为蛮貊。五胡王朝自居“中国”、重定华夷的宣传，旨在以中华传统的“王者居中国”“正朔不加夷狄”为依据，自居中华正朔而斥东晋为蛮貊僭伪。为应对这一挑战，东晋刘宋之时南人通过礼制改革，逐步树立了建康的天下中心地位，将“中国”“徙到”东南。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之争，使南人摒弃了狭隘的“吴人”身份认同，转而认同“中国”。南北双方共同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意识的形成，为中国重归一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作者简介：刘东升，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副教授
十六国时期，五胡诸君多以“中国”自居。这既是其进入中华文化圈后族群身份再认同的展现，更是其建构王朝合理性的关键。可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五胡王朝对自身“中国”身份的宣传，就是想藉中华传统理论，配合五胡居中国(中原)、东晋居扬越之事实，以重定华夷。五胡的这一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也是对“中国”涵义、范围进行重释的过程。其间，五胡王朝斥南方(华夏)政权于“中国”之外，而将自身打造成了中华正朔。在五胡政权的文化压力下，东晋南朝也经历了以“中国”指代中原，再到将“中国”“徙到”东南的过程。通过南、北政权对“中国”的不同释读，“中国”逐渐超脱了地域、族类概念，而越发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十六国时期，掌握政治话语权的五胡重释“中国”，可以说是非华夏民族释读“中国”的开始。尽管其真实意图是为建构合理性，以与华夏王朝争正朔。但经过五胡的诠释，原本族类意味鲜明的“中国”，变得更具包容性。与此同时，“中国(人)”也逐渐超越了族类界限，成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的共同称谓。而这共同的中国人身份，弥合了各族群之间的族类差异，从而加速了中华民族的融合进程。不仅如此，随着十六国以来北族的自居“中国”，以及刘宋以降“中国”范围的“南被”，使得“中国”成了分裂的南、北双方共同的称谓。这为隋王朝终结二百多年的分裂、重新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必要的心理基础。
一、王者京师必择土中：
五胡王朝的“中国”释读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在中华传统观念中，即便是天下分崩之时，真正荣膺天命、有资格代天牧民的“王者”仍然是唯一的，至于其他并立之君，不过是擅命自专的僭逆罢了。永嘉南渡后的数十年间，即便晋室偏安江左，五胡迭兴中原。但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北方夷夏却依然认为正朔在晋。故而，十六国前期，非但中州晋人引领南望，“思晋之怀犹盛”，甚至内迁诸胡势力在其“创业”之初，亦“皆借王命以自重”。可以说，华夏政权——东晋的存在不仅使五胡王朝面临着切实的政治、军事压力，更使其政权的合法性饱受质疑。是故，后赵君主石勒行将就木之际，尚以“司马家犹不绝于丹杨，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籙”为忧。而依当时形势，五胡尚无力灭晋而一统华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否定晋室的正统地位，建构本朝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就成了五胡王朝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
五胡之中率先挑战晋室正统地位的是匈奴人刘渊。刘渊在建国伊始便打出了“宗汉立国”旗号，此举既是为了淡化反晋斗争的民族性，以争取中州士人支持，更承载着其以汉统承继者自居，否定西晋王朝正统地位的政治诉求。《晋书·刘元海载记》载，永兴元年，刘渊自称汉王。在即位诏令中，刘渊不仅追述了两汉及蜀汉三祖五宗的功烈，更重点述及王莽篡汉、光武中兴和曹氏篡汉、昭烈(刘备)续统的历史。藉此历史记忆，刘渊一方面意在传达：大汉皇统累世相承，王莽、曹氏、司马氏虽能篡(灭)汉，但此辈不过是篡窃之臣罢了，故魏、晋王朝与新莽一样，是不入正朔的；另一方面意在宣称：大汉皇统虽屡绝于篡臣之手，但皆有宗室(刘秀、刘备)能兴继汉统，故“自(蜀汉)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之后，身为“宗室”，自己亦有灭僭逆(西晋)而中兴汉室之责。而“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正其时也。
然而，刘渊单纯地依靠伪造谱系、冒称汉后的方式建构政权的合法性，实难厌服天下人心；另外，永兴元年刘渊建立汉国，距汉统终绝已八十余年。其间魏、晋代兴，经过两朝的统序建构，魏、晋继汉而有天下，为中华正朔，已然深入人心。故此，刘渊的“宗汉立国”举措，实难撼动西晋王朝的合法性。而当永嘉、建兴之际，汉国兵灭西晋，虏获怀、愍二帝，据有长安、洛阳二都，由偏居并州一隅的微末小邦，一跃成为北方之主。晋室南渡、中州易主，随着夷夏格局的剧变，使汉国在正朔之争中的被动局面为之改观。据“中国”(中原)者为正朔，成了汉国在正统建构中的突破口。《晋书·刘聪载记》载，建兴四年，汉国太史令康相为君主刘聪陈说天象时，便有了“据中原”即正统的表述：
(康相曰)蛇虹见弥天，一歧南彻；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异，其征不远也。今虹达东西者，许洛以南不可图也。一歧南彻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叡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亦不在他(按指东晋)，此之深重，胡可尽言。
在当时盛行的占星学理念中，星象被视作是人间帝国秩序的投影，而紫宫、太微之星象则正与受命“王者”相对应。大分裂时期，谁能应太微、紫宫之变，甚至成了膺天命、获正统的依据。康相既然将“据中原”作为汉国应“紫宫之异”的论据，足见君“中国”在汉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已然成了居正朔、承历运的依据。
不管是刘渊时期的“宗汉立国”，还是刘聪时期的“据中原”即为“历命所属”，两者都是旨在自证正朔而否定晋室的合法性。只不过与刘渊的向壁虚造不同，刘聪时期汉国的合理性建构方略显然更具说服力。这是因为自三代以来，中华正朔序列中的王朝皆定都中原，亘古不易的“历史经验”，使得“王者京师必择土中”之观念已然近乎“常识”。于是，君临“中国”就成了初主中华的五胡化解正统困局的突破口。故此，当石勒晚年因“吴蜀未平，书轨不一”而黯然神伤之时，其中书令徐光亦援引前朝(即匈奴汉国)“成说”劝慰之：
(徐光曰)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即汉晋旧都长安、洛阳)，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归？
其中，徐光将现实中的后赵、东晋、成汉鼎足而立，比附为历史上曹魏、蜀汉、孙吴天下三分，强调了东晋与蜀汉一样，虽云前朝(西晋、东汉)之胤，但因两国或偏安江左或僻居巴蜀，故不在正朔。徐光藉此宣示，值天下分崩之际，只有居“中国”(中原)者方为应历、受命之主。此后，中州之地虽数易其主，但五胡诸君却皆以“中国”自居，以明正朔在己。
两汉之时，“中国”表意有广义、狭义之别。其中，广义“中国”指代两汉王朝，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还饱含着“我族中心主义”意味。在时人看来，“中国”傲视四夷、天下独尊，乃文明之区、正朔所在；而狭义“中国”则仅指代中原，并无上述意义。因此，即便是三国鼎立时期，据有中原也未成为各方论说正统的依据。故吴、蜀两国在以“中国”指代曹魏政权的同时，却皆斥之为僭逆、汉贼。而到了十六国时期，康相、徐光等人刻意混淆“中国”的广、狭之义，通过发挥中华传统经典中“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之义理，赋予了狭义“中国”(中原)以正统之义，这既否定了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的合法性，更树立了本朝中华正朔的形象。
以居“中国”明正统，只是五胡重释“中国”的开始。自前秦王朝起，为弥合夷狄不能为天子的困境，五胡利用中华传统天下秩序中华夏居“中国”、四夷居四裔之华夷位次，配合本朝君临“中国”(中原)、晋室僻居扬越的事实，公然以中华自居，转而诋东晋为“文身”，斥之为“南裔”。所谓“文身”，即东夷之俗。故《礼记·王制》有“东方曰夷，被发文身”之说。所谓“南裔”，即南夷，亦或南夷所居之地。孔颖达以“裔训远也，当在九州之外”。“南裔”既在九州之外，故自非“中国”也。由于古有帝舜投“四凶”族于四裔，继而“变”为四夷的传说，故“南裔”亦有南夷之意。
事实上，五胡政治话语中的东晋乃“南裔”“文身”之诮，与其说是无端强加，不如说是基于长期以来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对江南的异域意象。这是因为，东晋立国的扬越之地虽自秦以来便已进入“中国”的政治版图，但人们对扬越乃荒服之域的历史记忆却始终存在。甚至是永嘉南渡后，避难江表的北人仍以会稽为蛮荒之地，以吴人才情、资望逊于北人。而北人对江南刻板印象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分裂造成的。魏晋之际，北人向以神州上国自诩，而视吴、蜀为荒裔。如王朗称蜀汉处“羌夷异种之间”，“与华夏乖绝”；司马孚、羊祜等人于奏议中称孙吴为“荆蛮”，而南人则更被诋为貉子、鱼鳖。这既是北人基于敌视情绪的文化自觉，更契合了魏晋政府政治宣传的需要。因为，天下分崩之际，各方自称天命。魏、晋要斥吴、蜀为僭逆，以示本朝承天获命，就需要建构一个蛮夷化、异类化的南土、南人形象。甚至到了西晋一统天下后，左思为申明大晋承魏正朔而有天下，故于《三都赋》中盛赞曹魏，而对吴、蜀极尽诋辱。他用绚丽的辞藻勾画的“熇暑”“瘴疠”之南土与“魋髻而左言”“镂肤而钻发”之南人，正迎合了当时中州主流社会的南土、南人意象，而《三都赋》的风靡则进一步固化了北人对南土、南人的刻板印象，加剧了南人与北人之间的心理隔阂、文化冲突。
二、居越而越，居夏而夏：
五胡王朝的夷、夏身份重构
至十六国中期以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晋人对五胡的抵触情绪逐渐消弭，故国之思趋于淡漠；南方侨人观念中的故土也变得越发模糊，而对于二代侨人来说，他们甚至了无故土意识。在他们的意象中，中州之域已然沦为“空荒之地”“习乱之乡”，而中华遗黎已渐同于“戎狄异类”矣。故永和年间，羌人姚襄遣其参军太原薛讃使晋之时，晋征西大将军桓温竟戏称薛讃为胡。至于刘宋元嘉之际，南人更将臣事“魏虏”的中华衣冠视同“久处北国，自隔华风”的鲜卑。总之，自东晋中期以降，在南人的意象中，洛阳便是“荒土”，而“长江以北，尽是夷狄”矣。
南人的北土、北人意象之生成，与当时南北分裂的政治大背景有关。这是因为在中华传统华夷之辨中，除血统、地域、文化外，人群的政治归属也是辨别夷夏的标准之一。永嘉之难后，晋室南渡，五胡迭兴，中州“衣冠之士靡不变节”仕胡。北人既附胡而与晋为敌，那么南人自然会将其视若寇仇、夷狄。纵使是在东晋中期以后南渡归晋的北人，也会被打上“晚渡北人”的标签，而遭到南人的鄙夷和排斥。“晚渡北人”的尴尬境遇，不外乎是因为他们曾久沦胡尘，或身仕“伪朝”(即胡朝)，或与胡族通婚。在南北敌对的时代背景下，南人自然会对这些“晚渡北人”倍感疏离。
天下分崩后，南北晋人的故国、故土之思，以及共同的族群认同是维系彼此的纽带。但十六国中期(亦即东晋中期)，当这些情感纽带相继断裂后，沉寂四十余年的南北文化冲突便再度兴起了。南人既视沦没“胡尘”、效命“虏庭”的北方遗民为胡虏；北人亦转视偏安扬越的南人为南裔、文身。五胡王朝自居中国、重定华夷的合法性构建，正是在这种舆论背景下展开的。
北人以南人为南裔、文身，非徒意气奋争。因为在先儒构设的畿服天下秩序中，中国(华夏)居中国(中州)，四夷居四裔。在中华传统民族观念中，族类又向来不是一个恒定的概念，华夷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居处地域向来就是辨别华夷的重要标准，是以荀子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说。故而，畿服制规划的“华中夷表”的华夷位次也可以这样理解，即居中国(中州)者则为中国(华夏)，居四裔者则为四夷。如此，南人既居南裔，故“变”为文身矣。居四裔则渐变为四夷，不仅是北人诋南人为南裔、文身的重要“论据”，更是一些侨人的深深隐忧。故东晋中期，征西大将军桓温在其“檄胡文”中亦有“瞻望华夏，暂成楚越”之叹。按时人常以楚、越指代南方族裔，故桓温的“瞻望华夏，暂成楚越”，实是感叹中华衣冠侨居楚越之地四十余载，有化同蛮夷之虞。因此，他才要兴师北伐，荡平胡羯，恢复旧都(即洛阳)，“拯抚黎民，即安本土(即中州)”。
十六国中期以降，占据中原的五胡诸朝在其主流意识形态领域诋东晋为南裔的同时，更以中国(华夏)自居，着力建构本朝的中华王朝形象。为“印证”居中国(中州)者为中国(华夏)，五胡诸朝在先世书写中，大多为本部族“选择”了华夏祖先，如慕容氏诸燕在追述先世时，称“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后秦姚氏自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酋”。五胡王朝对其先世起源的叙述方式明显取法于《史记》的“吴、越世家”。如《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越之先世乃“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越与诸燕、后秦虽祖源各异，但三者的起源传说却都遵循着相同的叙述结构，共同讲述着一位华夏圣王子孙，因受命君临蛮夷之地，而“变”为蛮夷的故事。在历史人类学领域，将这种“沿用而产生许多文本之范式化书写、编辑与阅读模式”称作“文类”。诸正史的“文类”之所以会相互“模仿”“复制”，是因为它们有着同样或类似的社会情境。就《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而言，其中讲述的少康庶子封会稽而变为蛮夷(即越)的故事，实则建构了越地三代以来便为中华服属，越人与华夏同源共祖，皆中华圣王子孙的“历史”。而司马迁意欲藉此“历史记忆”消弭华夏对越地乃蛮夷之区、越人乃蛮夷之人的意象，使越地、越人能为主流人群(华夏)所接纳。
诸燕与后秦王朝的起源传说仿效“越王句践世家”的叙事模式，藉高辛氏(即帝喾)封其少子厌越于北夷和大禹封帝舜少子于西戎，暗示北夷、西戎之域自上古即属中华圣王之封疆，慕容氏、姚氏之先世(即东胡、西戎之君)与中华同源共祖，两者虽因君北夷、西戎而“变”为戎狄，但绝非“化外”蛮邦。诸燕、后秦的这种与华夏同源共祖的起源书写，不仅能从某种程度上消弭中州晋人对其族群的异质感，扫清双方合作的心理障碍，更有助于突破传统观念中“夷狄不能为天子”的窠臼，进而合理化五胡君临“中国”的现实。
另外，在五胡入主“中国”、晋室南渡扬越的历史大背景下，五胡于国朝先世起源传说中纷纷“选用”程式化叙事结构，不仅是为追本溯源以中国(华夏)自居，更饱含着其重定华夷的政治意图。五胡将“历史”投射到现实中五胡居中国、晋室居南裔的政治地理格局之中，实则是向世人传达着这样的讯息：在“历史”上，本部族先祖因获封戎狄之地，君戎狄之人，而“变”为戎狄。那么，现如今本部族既然入主“中国”(中原)，君“中国”(华夏)之人，自然就复“变”为“中国”(华夏)。晋室虽曾为华夏，但现今已然偏居吴越之地，君吴越之民，故实已“变”为蛮夷之邦。
五胡王朝自居中国、夷狄东晋的舆论宣传，不仅存在于其“国朝”历史书写的隐喻中，更充斥于五胡诸君的政治话语中。前燕慕容暐以东晋为“遗烬之虏”，并以“混宁六合”为己任；而前秦苻坚则更视东晋为偏居东南一隅、“未宾王化”的蛮邦，为“芟夷逋秽”使四海归一，故起天下之兵，“躬先启行，薄伐南裔”；南燕慕容德感愤于“奸逆乱华”，故誓欲“先定中原，扫除逋孽，然后宣布淳风，经理九服，饮马长江，悬旌陇坂”。可见，在五胡诸君的言辞中，“国朝”俨然成了傲视诸伪的中华正朔，而晋室不过是未沾王化的僭命蛮邦罢了。故一时间，“扬越” “江吴” “吴越”就成了五胡官方话语中东晋的代称。
在历史上，吴、越之国自三代以来便是蛮貊之邦，而江、扬之地则向属“卑薄之域” “荒服之国”，汉时尚有“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强，三代要服，不及以正”之说。因要服、荒服于五服体系中属夷狄之服，故五胡以“扬越”“江吴”指代东晋，实则是斥晋室为蛮夷。这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的江南意象，更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因为“东汉末年和六朝之初的江南与华南地区，尽管华夏民族已经占有一定的人口比例(其中包括已经土著化了的华夏殖民者和已经华夏化了的土著族群)，但底层社会主要还是非华夏人群”。在《魏书·僭晋司马睿传》中，魏收关于东晋治下多 “巴、蜀、蛮、獠、谿、俚、楚、越”之民的记述，实非诬妄之辞。而一个政权的夷夏属性，不仅与其上层统治集团的族属有关，更取决于其统治区域与治下主体人群的族属。是以商周之际，有太伯、仲雍奔“句吴”，君“荆蛮”，而“文身断发”变为蛮夷之传说；秦汉之交，有尉他(即尉佗)称王南越，“居蛮夷中久”，而“反天性，弃冠带”化同夷狄之成例。而现今，晋室既居“要荒”之地，君“蛮貊”之民，故自难免“扬越”“江吴”之讥。
在天下分崩、胡晋鼎峙的历史大背景下，五胡以“江吴”“扬越”讥贬东晋，不仅是为强调晋室居卑薄、荒服之域而“变”为蛮貊之邦的“事实”，更是要以传统观念中“正朔不加”夷狄为依据，将东晋排斥于中华正统序列之外。沿着五胡王朝的合法性建构路径，北魏入主中国后，在自居中国以明正朔的同时，亦斥南朝为“龌龊边方，僭拟之属……事系蛮夷，非关中夏”。正是因为北方诸胡政权之重定华夷并非单纯的意气奋争、偏袒本朝，而是有着舆论基础、现实依据和传统理论支撑，这使得南方华夏政权的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中国”之争与南北双方
“中国人”身份意识的形成
东晋至南朝时，南人不仅“修订”了“中国”的地理坐标，以南朝为“中国”，就连其自我身份认同意识也发生了由“吴人”到“中国人”的转变。“吴人”身份认同意识出现于汉末，强化于孙吴、西晋之时，是一种由于长期以来的南北政治分裂、文化冲突，而产生的与“中国”对抗性的身份认同意识。纵使是在永嘉国难之际，“吴人”与“中国人”仍属两个对立的身份，故陆玩有“仆虽吴人，几为伧鬼(吴人诋‘中国’人为伧鬼)”之调。可自东晋政权建立后，南人的“吴人”身份意识便骤然淡化，这既是永嘉南渡后南北文化交融的结果，更与五胡的重定华夷有关。
由于与“中国”一样，“吴”也兼具地域与族类双重意义。故入主中原的五胡在自居华夏的同时，更以晋室偏居吴越之地，而称之为“吴越”“江吴”，于是南人遂负“南裔”(即南夷)、“文身”之讥，“吴人”也由此沦为了饱含族类意味的污名化标签。即便是到了南北朝之时，北、南双方仍以“吴”“虏”(时人蔑称鲜卑为“虏”)互诋。如《梁书·羊侃传》载，羊侃曰：“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按羊侃三代仕于北魏，以大通三年归附萧梁。羊侃先前效命北魏，故梁人称之为“虏”；如今叛奔萧梁，是以魏人诋之为“吴”。再如《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载：“(张景仁)会稽山阴人也。景明年初，从萧宝夤归化，拜羽林监，赐宅城南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景仁住此以为耻，遂徙居孝义里。”足见，诋南人为“吴人”，不仅存在于北朝官方宣传层面，在北方士庶观念中，“吴人”也属污名化的称谓。
十六国北朝时期，由于五胡对“中国”和“吴”等概念之族类意义的强化，遂使南人不得不摒弃与“中国”(中原)对抗性的“吴人”身份认同意识。至南朝之时，随着“中国”的“南移”，南人的“中国人”认同意识愈发强烈。南人从孙吴之时的强化“吴人”认同意识，以对抗“中国”(吴称曹魏为中国)；到西晋时期的因被排斥，而疏离“中国”(即对西晋政权缺乏认同)；再到东晋南朝时期摒弃狭隘的区域性身份认同(即“吴人”认同)，继而认同“中国”，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意识。而南人自我身份认同意识的历史性转变，既有赖于南人的主观自觉，更是南北“互动”的结果。此时，南、北虽互以“虏”“吴”相称，但双方共同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意识的形成，为南北重归一统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可以说，五胡王朝自居中国、重定华夷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使五胡融入华夏，更在于使“中国”这一地域概念，打破南、北地理界限成为历代王朝封疆的总称。而“中国人”认同则将生活在不同地貌、生态之中，有着不同文化、习俗的人群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虽多次分裂，但在华夷民众共同的“中国人”意识的维系下，在华夷诸君“一统中国”的政治自觉的驱使下，中华不仅能重归一统，还始终保持着多民族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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