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武何梦洁 | 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李长之

Original 文学武何梦洁南方文坛

2024-09-26

《南方文坛》

2023年第6期

文学武

何梦洁

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李长之

文 | 文学武何梦洁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李长之无疑是个性最为鲜明、命运最为多舛的批评家之一。这位极有天分的批评家，还在青年时代就写出了《鲁迅批判》一书，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留下了不同凡响的贡献。稍后撰写的《苦雾集》《梦雨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批评著作更是一步步夯实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基础。遗憾的是，这位批评家的理论贡献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公正评价，多年来只有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和于天池、李书的《李长之和他的朋友们》等为数很少的研究专著，相关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如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许道明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虽然也都把李长之列入专题进行论述，但或多或少存在失之简单的地方，这和批评家的实际成就是远远不匹配的。事实上，如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少了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特立独行的批评家，就很难说这是一部丰富、闪烁着独异思想的批评史，正是因为有类似李长之这样批评家的存在，才构成了现代文学批评史较为完整的生命乐章。

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成功的因素固然有多种，诸如学识、经历、眼光、修养、感情、批评方法等，但是李长之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构成批评家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批评精神。李长之不仅反复强调批评家应该有批评精神，而且还把这样的批评精神贯穿在其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和中心环节，这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中都是较为罕见的，也是李长之文学批评最有生命和价值之处。他和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共同维护批评的尊严和独立地位，流露的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种种外在环境压力下不屈服的、孤傲的灵魂。

李长之从事文学批评的时代，正是一个充满巨变的时代，文学批评如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面临着政治化和商业化的冲击，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商业化的操作等司空见惯。不同政治信仰和文学观念的人更是把批评当作攻讦的武器，一时间文坛充斥着紧张的气氛，这些都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李健吾曾经说：“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匿，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作批评的根据。”^①沈从文也提及说：“目前大多数批评家还不能把他们的批评同‘政见’‘友谊’‘商业’分开，纵卖膏药的批评家也还俨然道貌的在批评上保留一种说教传道者的模样。”^②这些现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批评界的混乱，这种状况的延续，无疑对正常的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都贻害无穷。

▲李长之：《李长之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对于当时文学批评界这些不健康的现象，李长之的态度是十分清醒和坚决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中国批评界的状况有严厉的批评。李长之认为批评界充斥着“浅薄和愚妄”，“彼此都没有战斗力，都没有论据，糊里糊涂的一幕一幕在演，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学术上的贫困，却又无知妄作，是目前批评界的浅薄愚妄的大原因”^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李长之系统提出了批评精神的观点，并对这一理论内涵做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释。李长之所理解、提倡的批评精神，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始终保持批评家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唯有如此，一个批评家才真正有了灵魂，才能在任何外界因素的高压乃至诱惑下不为所动，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批评家和平庸批评家最本质的区别。李长之说：“伟大的批评家是在他伟大的批评精神的。伟大的批评精神是反奴性的。是为理性争自由的，所以所有那些五光十色的眩惑者，无论其奉命于谁，以及受支配于谁，和批评可说毫无干连。”^④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李长之认为那些形形色色、听命于书店老板或者专门写捧场文章的人，不敢得罪作者或作严肃批评的人不仅不是伟大的批评家，甚至连批评家都谈不上，即使他们热闹、显赫于一时，却终究会遭到无情的淘汰，在批评史上默默无闻。批评精神对于批评家而言，正如同文章的风骨，是批评家伟大灵魂的呈现，这样的批评才代表着人类健康的精神活动，也才能推动着文学事业健康的发展。同样，当一个批评家以文学批评为职业，这就决定了他几乎悲剧式的角色，他必须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他必须富有同情心和宽容的胸襟，必须毫不含糊地亮明自己的态度，决不能骑墙左右逢源；更敢于以钢铁般的意志直面权威、挑战权威，痛快淋漓地发挥战斗精神。为此，李长之激情澎湃地喊出：“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⑤可以说，这段话最精当地诠释了李长之心目中批评精神的精髓，如黄钟大吕般回荡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其睿智、才情远超一般的批评家。因此不难想见，能够在李长之心目中具有这种批评精神的人是很少见的，也只有孔子、孟子、司马迁、王国维、莱辛等少数人才具备。因为这些批评家身上的反抗性和对世俗的拒绝符合了伟大批评家所具备的精神特征，他们用批评文字印证了伟大的人格。如司马迁，这是李长之极为崇敬的历史人物，同时李长之也把他当作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批评家来看。李长之认为司马迁不仅在文学批评的理论上有着卓越的贡献，如文学创作心理、文学功用、创作原理、艺术节制和幽默等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更主要是在他的批评实践中所表现的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则完美体现着伟大的批评精神及批评家的独立人格。李长之举例说，司马迁对老庄申韩的批评能够摆脱世俗偏见，给予他们正确的评价：“在那一个混乱的思想斗争中，司马迁独能超出儒道之上，作如此精确而公允的批评；两千载之下独感到他的目光如炬，令人震慑，诚不愧为一伟大的批评家！”^⑥同样，李长之认为，司马迁用了很多篇幅赞美屈原，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屈原对污浊现实不愿同流合污的反抗精神感染了司马迁：“屈原的真价值却在‘与愚妄战’！他明知自己力量不大；但他以正义和光明来与一切不可计量的恶势力战斗……邪曲害公，方正不容，就是中国整个社会上下五千年的总罪状，屈原的价值乃是对这种社会做战士，后人只能见其小，司马迁独能见其大。”^⑦天才、同情心尤其是傲岸不桀的光辉人格才最终铸就了司马迁成为伟大的批评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开端具有里程碑式的大批评家王国维，李长之也是充满敬意，这是因为王国维在对《红楼梦》批评中所表现出的挑战世俗的勇气，这正是少数伟大批评家之所以赢得尊重的关键。李长之总结说：“哪一个批评家不是富有反抗性的？现在的顾忌太多了，怕得罪人，怕骂，怕所谓‘摩擦’（这是最可笑的一个名词），怕读者，怕编辑，怕书店老板，这样不会有批评！”^⑧李长之所痛斥的这些现象在当时的文学批评中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和生活习惯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滞批评精神的产生，这也是中国历史中文学批评欠发达、远不及西方的根源所在；唯有具备了批评精神，才能真正留存于文学史的长河之中。

▲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于天池、李书，《李长之和他的朋友们》，秀威信息科技出版社，2007

李长之不仅孜孜寻求、建构着批评家所应有的批评精神，力图纠正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不健康风气，更可贵的是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努力贯彻着这样的批评精神，终其一生，用一个个文字符号来累积批评生命的丰碑，构成了他批评世界中独异的精神现象。李长之这种批评精神尤其在他对鲁迅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充分。对于鲁迅，李长之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尊崇之心，他把鲁迅和孟子、歌德等列为影响自己最大的几个人：“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恐怕不仅是我，凡是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大都如此的吧。——我们受到鲁迅的惠赐实在太多了”^⑨。因此，李长之在刚开始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时候，就首先把鲁迅作为他研究和批评的主要对象。他在《鲁迅批判》中直言，自己并不满意于当时不少批评家所勾画的鲁迅形象，他要写出自己心目中真实的鲁迅形象：“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⑩因而，李长之在鲁迅研究中并不因为鲁迅当时崇高的文学地位而采取虚美的态度，更不是无条件地、盲目地一味赞颂，对于他认为不完美的地方仍然坚持己见，绝不附和他人的观点，为此他还专门列出一节，论述鲁迅文艺创作的失败之作。对于鲁迅思想家的称谓，李长之也按照自己的理解提出异议。这些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青年评论家来说，承受的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但这正是李长之所捍卫的批评精神。即使在后来的政治高压的严酷环境下，李长之也没有改变他的主张。对于李长之来说，批评精神对于批评家犹如身躯之骨肉，离开了独立的批评精神，空有一副皮囊又有何价值？

李长之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除了批评精神的建构，还在于他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所取得的成就。李长之对当时活跃在文坛的众多作家都给予关注和评论，对其文学史的地位加以总结。此外，他还对一些文艺理论范畴进行辨析，并在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评论，一定程度冲决了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桎梏，还原了作家的创作生命，这些都是值得珍视的成果，彰显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绩。

▲李长之：《鲁迅批判》，新北书局，1936

李长之的文学批评中，现代作家和作品占了较大的比重。作家论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现象，如茅盾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撰写的大量作家论《鲁迅论》《王鲁彦论》《徐志摩论》《女作家丁玲》《冰心论》《落花生论》等，其他的如胡风的《林语堂论》《张天翼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许杰的《周作人论》、沈从文的《论冯文炳》《论落华生》《论郭沫若》等也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然，作家论之所以受到较多关注，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批评文体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现批评家对作家生活道路、思想变迁乃至审美特征等的把握，也给了批评者更大的自由和阐释空间。在这种大的批评背景下，李长之也撰写了多篇的作家论，涉及的作家包括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许钦文、张资平、吴祖光、卞之琳、林庚等，这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李长之对鲁迅的评论。李长之一直把鲁迅视为自己生活道路和思想的领路人，因而一生都为鲁迅的评论和研究付出了很多精力。1935年起，李长之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连载发表了多篇有关鲁迅的批评文章，并在第二年由北新书局以《鲁迅批判》的书名出版，后来也陆续发表了有关鲁迅评论的文章，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可以说，李长之的鲁迅评论和研究在鲁迅研究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都是无法绕过的。“在《鲁迅批判》之前，还没有人像作者一样做过如此浩繁的工作，经营擘划过全部关于鲁迅的评论见解。这里有量的进步，同时更有质的提高。”^⑪比起同时代人的鲁迅评论，李长之自有他独到的视角和判断。如他非常注意观察鲁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更多地注意到鲁迅思想性格和环境的关系；他对鲁迅小说抒情性的分析、对鲁迅杂文的高度评价以及对鲁迅翻译的重视等都有着真知灼见的地方，开辟了鲁迅研究新的领域。中国现代小说自诞生之日起，较多地继承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客观描写方法，无形中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抒情特征。为此周作人提出了“抒情诗小说”的概念：“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抒情。因为文学的特质，是在感情的传染。”^⑫鲁迅虽然没有过多涉及抒情理论，但在小说创作上却有意识地借鉴了抒情手法，开辟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道路，并影响到许多后来的小说家。对于鲁迅这方面的贡献，李长之敏锐地捕捉到了，他对鲁迅小说这方面的成就极为赞赏，称之为艺术上的圆熟之作。他说：“鲁迅的笔根本是长于抒情的，虽然他不专在这方面运用它；在他的抒情的文字中，尤其是长于写寂寞的哀感。”李长之称鲁迅八篇抒情性浓郁的小说为鲁迅文艺最完美的作品：“文字又那么从容、简洁、一无瑕疵。”^⑬如果说李长之觉察到鲁迅小说抒情性特征显示了他细腻艺术感觉的话，那么他对鲁迅杂文的肯定则表现出他思想的深邃。当时鲁迅杂文大量问世，虽然引起过人们的注意，但在评价上却众说纷纭，除了左翼阵营的瞿秋白等，大多人尤其是自由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往往排斥鲁迅的杂文。而李长之却能突破自由主义文艺观的束缚，对鲁迅杂文的生命有自己的看法。李长之说：“就鲁迅自己而论，杂感是他在文字技巧上最显本领的所在，同时是他在思想情绪上最表现着那真实的面目的所在。就中国十七年来的新文学论，写这样好的杂感的人，真也还没有第二个。”^⑭这样的评价某种程度上甚至呼应了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评价，如果考虑到李长之的文艺立场，就更加难得了。至于李长之对鲁迅翻译的评价，这几乎是一个很少有人关注的领域，然而李长之却独辟蹊径用了专文进行评论。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由于卷入革命文学的论战，迫使鲁迅用了较大的精力翻译苏俄和日本理论家的著述，对于鲁迅这些翻译的影响和贡献，李长之十分重视，他从鲁迅所翻译的文艺论、科学的社会主义艺术观角度充分肯定鲁迅译著的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颠覆了梁实秋对鲁迅所谓“硬译”的指责。

不仅在评论鲁迅中显示出学术识见，李长之在对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等现代作家的评论中也同样能见到其不俗的眼光。他重价值判断，但更重审美经验的分析，这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李健吾在批评当时一些拙劣批评家的时候，痛斥他们是“寄生虫”“应声虫”等，“有的更坏，只是一种空口白嚼的木头虫”^⑮。显然，李健吾所批评的就是这类批评家完全缺乏艺术的敏感和审美能力，只知道用机械的、枯燥的文学理论去剪裁作家的作品，成为支离破碎的、坏的批评标本。对于李健吾所指出的这些问题，李长之是有着警觉的，他在评论的时候对作家创作个性和审美倾向有着特别的关注。李长之在评论茅盾的《蚀》三部曲时，用了较多的篇幅分析《蚀》在艺术技巧上的成功之处，如擅长描写动乱、人物心理等。对于乡土文学的作家许钦文的小说，李长之也认为其对女性心理的描写尤为成功。在评论曹禺的时候，李长之认为曹禺的剧作巧于构思，又富有诗的节奏，并预言说：“不错，曹禺依然还是一个青年，但他已是像写过《穷人》之后的朵斯退益夫斯基（二十四岁）那样的青年一样，不能不让我们毫不疑虑地说，这将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煊赫的群中之一员。他是绝对有优异的天才的。”^⑯事实上，现代文学史证明了李长之的这种判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李健吾：《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王永生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李长之长于理论思辨，因而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上的探讨有浓厚的兴趣，尤其他提出文学批评中的感情主义，即“感情的型”成为其批评理论最独具特色的地方。“感情的型”是李长之自己创造出的概念，他在相关文章中都不同程度论述过这个概念，主要用来描述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所独有的心理体验。李长之反对那种客观、冷静的自然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相反他特别强调情感对于批评家审美的作用，要求批评家满怀感情地介入批评的整个过程，和作者一同经历创作的艰辛、痛快与欢乐：“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他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一个批评家的主体意识越强烈、情感越分明，他就越能进入自己的批评对象。当然，李长之也提醒人们，这种感情并不是批评家自己个性的感情，“所用的乃是跳入作者世界里为作者的甘苦所浇灌的客观化了的审美能力”^⑰。李长之以具体作品分析为例，指出批评家审美的过程就是层层剥离的过程，而优秀的作品到了最后的一层，批评家就失去了感情的具体对象，留给批评家的就只带有普遍意义的、恒久的价值。由此李长之提出把“感情的型”作为审美的标尺。他说：“这种没有对象的感情，可归纳入两种根本的形式，便是失望和憧憬，我称这为感情的型。在感情的型里，是抽去了对象，又可溶入任何的对象的。它已是不受时代的限制的了，如果文学的表现到了这种境界时，便有了永久性……感情的型是好文艺的标准。”^⑱李长之所提到的这种“感情的型”和李健吾所主张的全身心投入感性体验，避免各种外在因素干扰的所谓“感情的旅行”有着相似之处。李健吾曾说：“我们首先理应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有一本书在他面前打开了。他重新经验作者的经验。和作者的经验相合无间，他便快乐；和作者的经验有所参差，他便痛苦。”^⑲而此时的美学家朱光潜也提出了“创造的批评”观点，强调对作品直觉的审美感受。很明显，李长之、李健吾、朱光潜都是出于对当时盛行的社会学批评模式不满，他们自觉地把文学批评拉回到心理学、美学等的理论框架之中，为纠正文学批评的偏差做了切实的努力。就如一位学者所肯定的那样，李长之“感情的型”堪称李长之的诗学理想：“不仅指它是学理层面上由批评家—作品—作家连缀的精美珠链，它更是一颗闪耀着高贵的精神气质与深挚价值情怀的钻石。”^⑳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相当长的时间停留在以直觉、顿悟式为基础的感性认识阶段，相对缺乏科学实证为基础的辩证思维方式，各种诗话的兴盛就是这种思维方法的表现。到了晚清时代，随着大量外国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随着王国维、鲁迅等批评家的出现，这种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总体来看，现代文学批评史上还是印象式、随感式的批评居多，那种大量的书评、评论多半带有读后感的性质，泛泛而谈，缺乏缜密和逻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批评的深度和价值。有感于此，李长之的批评就特别注重吸收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思想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和理论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各种批评的素养中，李长之特别看重哲学背景，这多半是因为李长之受到杨丙辰的影响，十分推崇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杨丙辰在北京大学德文系任教，也曾经在清华大学兼职，对德国哲学有很深的造诣，也翻译过不少德国文学作品，李长之对杨丙辰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把他作为自己人生和学术的引路人。李长之回忆说：“在学识上，杨先生是有丰富的德国古典文学知识，还有唯心派的哲学。他的知识，真恰如所谓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这部门的。”^㉑在杨丙辰的影响下，李长之醉心于德国思想和学术的渊深体系，在不少场合都谈到对德国学术思想尤其哲学方面的推崇。在为他自己所翻译德国学者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著作的序文中，李长之这样评价德国学术：“简单说至少是周密和精确，又非常深入，对一问题，往往直捣核心，有形而上学意味。”^㉒在另一篇文章中，李长之也说：“德国却又有一种神秘性，他们喜欢深沉的冥想，他们喜欢形而上的探求。”^㉓这样的学术取向决定了李长之的文学批评渗透了很深的德国哲学、美学等因素，强调哲学、美学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作用。他在为批评家理解一部作品所开列的三个基本条件中，哲学头脑被列为第一个条件。在他看来，没有哲学的根基和基本训练，批评家就无法了解作家的中心观念，而这中心观念正是指向作品的灵魂和钥匙。有时作家对自己的哲学思想未必都很清晰，而这些正是批评家要帮助他完成的地方。李长之甚至认为，在文学研究中，文学是科学的对象之一，因此在研究中必然要有科学的精神，最后也必然进入哲学的天地和范畴。对于美学在文艺批评家中所处的地位，李长之认为其和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同等重要。此外，他还把文艺美学即诗学列为文艺批评家所必需的专门知识。这种强烈的哲学意识和美学意识使得李长之对当时批评界那种随感录式的批评十分不满，认为这种批评“抓不住作家的思想、心情和技巧的中心”^㉔。李长之决心改变这样的状况，让文学批评具有更多的理论属性，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感情的型”这个概念所做的步步深入、抽丝剥茧似的分析。李长之先是对“感情的型”做了一番形态的分析：“在我们看一个作品时，假设一分析它的成分，接受物质限制的大小排列起来，我们会一层层的（地）剥，而发现一种受限制最小的层，这一层就是文艺作品之感情的型。”^㉕然后李长之一层层剥开语言的外表，一直进入到第七层，也就是具体的感情对象完全消失，成为抽象化的艺术存在形式，最终进入经典文学的行列。李长之所描述的概念“感情的型”不少地方带有哲学晦涩、思辨的语言，同时却又遵循着严格的逻辑论证范式。他主要的批评专著《鲁迅批判》《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等虽然算不上皇皇巨著，但是其体系的完备和严密却是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所少见的。《鲁迅批判》一书从鲁迅思想性格、环境影响、生活创作历程、作品艺术考察、杂文等多重角度审视鲁迅作品的特点和价值，最终在结论中概括出鲁迅作为诗人和战士的角色。而《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体系的追求则更趋鲜明，李长之在批评实践中自觉地把深邃的思想和严密体系的建构作为目标，赋予文学批评更强的学术化、学院派特征。

至于李长之别开生面、带有批评家强烈个人气质的批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带有独创性。李长之从事文学批评之时，当时盛行的批评理论大多带有哲学反映论的倾向，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性、阶级性等外在因素。更有不少批评家纷纷完全照搬外来的批评理论，过于夸大世界观等在批评家心灵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排斥批评家的情感、精神、人格等主体地位，甚至用阶级等标签随意剪裁作家作品，导致那种机械唯物论批评模式风行一时。对于这些现象，李长之有所察觉，他虽然承认外在环境和时代对作家的影响，但同时又坚持批评家在整个批评过程中的介入，批评家很多时候需要投入浓烈的感情：“只有深刻地把我们的全生命沉入其中，同时又得跳出作品的世界，却把那作品的伟大和人类的伟大来取一个印证。”^㉖为此李长之特别重视批评对象丰满的精神世界，注重人格与风格的统一，尽最大努力获得和批评对象之间平等的精神交流，因此传记式的批评方法成为李长之的首选，他的批评才华在这种批评方法的支配下发挥得游刃有余，其《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等都沿用了这种批评方法。李长之这种批评方法的选择，仍然和他所受到的德国思想影响有关。李长之对德国思想家宏保耳特（今译洪堡）的论文《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十分欣赏，宏保耳特的论文侧重分析席勒精神世界的进程及其变化，而且文采斐然，激情四溢。李长之说：“自从读了宏保耳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über Schiller und den Gang seiner Geistesentw-icklung），提醒我对一个作家当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须看出他的进展过程来了，于是写过一篇《茅盾创作之进展的考察及其批评》……现在批评鲁迅，当然仍是承了批评茅盾的方法，注意本质和进展，力避政治、经济论文式的枯燥。”^㉗在《鲁迅批判》中，李长之紧紧抓住鲁迅诗人和战士的精神本质，把鲁迅精神进展分成六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由于面临的环境不一样，鲁迅的思想和创作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李长之更是深入司马迁悲剧命运的精神世界去体会批评对象复杂的心理处境，投入自己的欣赏、崇敬、同情、悲愤等多重经验，最终在著作中完成了司马迁精神世界的铸造，还原出伟大人物的高尚人格以及作品独到风格，其分析之细腻、感情之激越、爱憎之鲜明、语言之精辟都是独步当时批评界的。李长之所采用传记的批评方法和李健吾所采用的印象主义批评方法、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方法、茅盾的社会学批评方法等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多样化景观。

从晚清时期开始，由于受到域外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也产生了一些重要成果，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域外文学批评理论的大规模输入，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批评家的观念，参与了中国现代学人多元的知识建构，更推动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换和文论话语、批评方法等的现代更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由此进入新的境界。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链条中，李长之是重要的、不可缺失的一环。他一方面承继着五四先驱者开创的批评传统，同时又以自己特有的批评家禀赋在批评精神、批评实践、批评体系和批评方法等方面提出开创性的见解，这些都为后来的批评家提供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而李长之本人的悲剧命运更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中诠释出批评者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写出了一个大写的“人”字。■

（文学武、何梦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ZD258）

【注释】

①李健吾：《序一》，载《李健吾文学评论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第2页。

②沈从文：《关于“批评”一点讨论》，载《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第398页。

③李长之：《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载《李长之文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第38页。以下所引《李长之文集》版本同此，不再一一注明。

④李长之：《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史》，载《李长之文集》第3卷，第25页。

⑤李长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载《李长之文集》第3卷，第155页。

⑥⑦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420、422页。

⑧李长之：《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载《李长之文集》第3卷，第155页。

⑨李长之：《鲁迅批判》，载《李长之文集》第2卷，第106、60-61、67页。

⑩李长之：《鲁迅批判·序》，载《李长之文集》第2卷，第5页。

⑪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第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