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国 陈欣智 ｜ 鲁迅《狂人日记》的又一影响源 ——与迦尔洵《红花》的深度关联

《南方文坛》

2023年第5期

鲁迅《狂人日记》的又一影响源

——与迦尔洵《红花》的深度关联

鲁迅《狂人日记》是中国新文学第一篇白话小说，有着复杂的域外文化文学谱系，其先行研究主要涉及它与果戈理同名小说，与明治日本的“狂人”言说，与尼采、施蒂纳的个人主义，以及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诸多关联。就其与迦尔洵（В.М. Гáршин，1855—1888）创作的关系而言，有研究更多的讨论《红花》对《长明灯》的影响^①，但不太关注作为“狂人”形象起点的《狂人日记》与《红花》的联系。事实上，二者在历史渊源、文本细节上都有明显的关系，这需要作深入探讨。本文拟从史料事实、文本细节对照入手，阐明《狂人日记》中“狂人”与《红花》的深度关联，以明确鲁迅的“狂人”具体吸收了迦尔洵“狂人”的哪些因素，以及鲁迅的“狂人”是如何发生变异的，进而揭示鲁迅打造中国新文学第一个“狂人”形象的奥秘。

鲁迅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多次向俄国作家迦尔洵投去赞赏的目光。1908年，鲁迅在留日时期和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共2册）时，就曾译介过迦尔洵的《邂逅》《四日》，分别收在第一册和第二册，其《红花》在第一册的预告中出现，但没有译出。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后的《杂识》中指出：“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②这里提到的迦尔洵的《绛华》就是其《红花》。可以看出，鲁迅当时不仅读过迦尔洵的《红花》，更是觉得这部作品“迥殊凡作也”。

▲迦尔洵：《红花》，巴金译，上海出版公司，1953

▼鲁迅：《狂人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

1871年德国统一后，大规模翻译当代外国文学，尤其注重俄国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译介。德语世界文学丛书便经由日本为鲁迅编译《域外小说集》提供极为丰富的材源。鲁迅当时接触到迦尔洵的德译小说集，即岛屿出版社《阿塔利亚·普林赛卜斯及其他小说》（1903）与万有文库版《红花及其他小说》（1906），周作人又购得英文版《迦尔洵小说集》（1908），也包括《红花》《一件意外事》^③。鲁迅的外文藏书中有德文版的《阿塔利亚·普林赛卜斯及其他小说》《红花及其他小说》这两部小说集^④。鲁迅应该是从万有文库中挑选了《战场上的四天》《一件意外事》《红花》三篇，其中《战场上的四天》《一件意外事》分别由鲁迅、周作人根据德文、英文译出刊登在《域外小说集》中，译名为《四日》《邂逅》。而《红花》未及翻译，鲁迅多年后还概述了情节：“叙一半狂人物，以红花为世界上一切恶的象征，在医院拼命撷取而死。”^⑤1932年在致增田涉的信中也曾提到过迦尔洵^⑥。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鲁迅刊行《域外小说集》的意图在于“转移性情，改造社会”，偏译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挣扎、反抗和怒吼的弱小民族的作品。“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归在一起了。”^⑦《红花》的主人公就与俄国人民反抗沙皇专制压迫的背景相关，从挣扎、反抗、怒吼这一精神层面来说，《红花》是合乎鲁迅理想的文学形态。

鲁迅在日接触到了万有文库版《红花及其他小说》，但他如何在迦尔洵的众多小说中挑选《红花》作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的预告，而不是其他作品，这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握日本鲁迅的“周边”，考察他所处的真实的历史语境。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尤其是俄国“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的活动频繁。19世纪末期的20年里，日本关于虚无党、无政府党的报道多达240条^⑧，主要涉及俄国民粹党、无政府党派的暗杀、爆炸、暴动等恐怖活动以及沙皇政府对他们的取缔、镇压等。迦尔洵的《红花》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来的，而且迦尔洵与俄国当时的革命活动也有直接关联。他的友人民意党人姆洛杰茨基图谋刺杀俄罗斯内务大臣洛里斯·梅利科夫事败被捕，为了营救自己的朋友，迦尔洵在行刑的前一天晚上上书大臣请求赦免，却遭遇失败。迦尔洵曾说：“我很想把这些人体现在我的艺术形象里，可是我的能力很难胜任。”^⑨这些历史事实构成了1883年迦尔洵创作《红花》的要素，而且其作品中带有时代缩影的“狂人”也契合了当时日本社会关注俄国的兴趣。这便是迦尔洵的《红花》能进入日本视野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

鲁迅能够在众多文本中发现并挑取迦尔洵的《红花》作为预告，又与烟山专太郎有关。1902年初，烟山专太郎发表了《论无政府主义》一文连载于《日本人》杂志，该年4月又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专著《近世无政府主义》。在这部作品中，烟山专太郎首先摒弃了因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和憎恨所带来的偏见，并从纯历史出发，“尝试探明狂者、妄者呈现于现实社会的事实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其渊源发展过程如何”^⑩。从李冬木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烟山专太郎尤其突出了“施蒂纳”和“尼采”，他认为前者是近世无政府主义的祖师，后者是晚近无政府主义的代表，并用九页、十四页的篇幅分别介绍施蒂纳和尼采。

出于个人主义的斯蒂纳、尼采以及后来的哈佛的无政府主义，不就是主张自我中心，进而推崇自由意志，鼓吹发挥我性和本能自由，以至于最终否认我之以外一切权力的吗……尼采哲学，动摇了一代思想界，世界所到之处皆有其信徒。夫进步之动机，在理想撄人心故。^⑪

借助施蒂纳和尼采，“无政府主义”崇高的个人精神和意志力被鲁迅抽离出来。李冬木证实了鲁迅读过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文化偏至论》中的涉及的“斯契纳尔”的一部分基本来自于“后编”第一章“近世无政府主义之祖师”^⑫。在1908年鲁迅发表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能明显感受到施蒂纳、尼采的精神内核，他称施蒂纳为“先觉善斗之士”，详述其个人无政府主义主张，“其思想行为，必然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⑬。尼采则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也”，“嗟夫，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而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⑭鲁迅将“无政府主义者”编织到重构的“个人主义”叙述中，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中国人精神主体的确立，强调“立人”的首要性和重要性。烟山专太郎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在鲁迅那儿得到回应，鲁迅将其内化为自己精神上的东西。

当鲁迅读过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带着自己的视角审视周边的文学作品时，迦尔洵的《红花》与鲁迅的相遇就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迦尔洵《红花》中的“狂人”正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背景下的一位精神界的战士，它符合鲁迅心中“个人主义”的斗士形象，鲁迅在回国之前心中便有了关于“狂人的雏形”。1918年，鲁迅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创作了《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迦尔洵的《红花》也就成为鲁迅塑造“狂人”的精神资源之一。

鲁迅带着“狂人的雏形”回国，将从日本汲取而来的精神资源转化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深入其中，会发现鲁迅不仅借鉴了迦尔洵“狂人”的外壳，也呼应了其内在精神。但鲁迅不是简单地嵌套和拿来，而是将“狂人”形象纳入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极的结构中，生成了关于自己民族、个人新生的思考，实现了“狂人”的中国化创新。

  ▲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其一，外壳的借鉴。迦尔洵《红花》的主人公，是一个具有妄想症的狂人，作者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我”的心理进行了描写。首先，“我”将医院视为秘密行刑处，医院里的医生视为害人且作恶多端的形象。当主人公“我”被带到疯人院，“我”仿佛进入了地狱，工友带“我”去洗澡，“我”认为他们想要用沸水煮熟我；在后脑上贴上膏药，“我”认为他们有谋害我的意图，想要撕裂我的后脑勺。“我”的眼中的一切都散发着阴森恐怖的气息，洗澡室的墙壁和拱顶都呈现出血一般的暗红色，周遭的建筑都是低沉的黑色，“我”随时面临着成为社会“殉教者”的风险。小说中将大量的笔墨花在了“我”臆想出的“精神象征物”——恶之花上，世界上的所有的罪恶都凝结在了医院的三朵“罂粟花”上，它随时威逼着人的性命。“我”三次摘花，不顾性命也要铲除这世间的恶之花。由此可见，迦尔洵构建了“我”这样一个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狂人形象。《狂人日记》借用了《红花》中“我”这个狂人的外壳，留有明显的痕迹。《狂人日记》中“我”也有“被迫害妄想症”。“我”看到村子里的老百姓有给知县打枷过的，有给绅士掌过嘴的，听到“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⑮的声音。“我”怀疑狼子村的人是吃人的，“我”活在一个随时随地可能被人吃的世界里。“我”继而研究历史，发现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字缝里，满面都写着吃人，于是“我”回想起“我”大哥要吃“我”的情景。而标志着“我”的臆想达到顶峰的是——“我”自己也吃过人。

在文本细节上，《狂人日记》和《红花》塑造的两位“被迫害妄想症”者有相似之处：

病人转过脸来冲着医生，吓得他差点踉跄而退，那对疯狂的眼睛里迸发出多么强烈憎恶和仇恨的凶光。^⑯

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⑰

两处都涉及看的神情，显露凶光。《红花》中的凶光是“我”发出的，是“我”对“恶”的憎恶与惊恐。《狂人日记》将这一“凶光”移植到“我”对老头的感受上，暗示着“人在互相吃的社会”这样的主题。“眼睛”作为国民性黑暗的象征盘踞在鲁迅的内心深处。

继续看相应的细节：

月光穿过铁栏杆照进房里，落在上面照着床头和病人憔悴而苍白的脸，此刻他也没有任何疯狂的迹象了。^⑱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今天见了，精神格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⑲

《红花》和《狂人日记》都运用了月亮这一共同的意象。《红花》中狂人在夜晚有月光照耀之时，神志完全清醒。《狂人日记》也吸收了这一点，月光唤醒了狂人发昏的头脑。《红花》中的狂人白天疯癫，晚上几乎跟健康人一般，《狂人日记》的狂人也是在晚上认真思考。白天清醒、夜晚休眠这一普遍的规律被迦尔洵倒置过来，鲁迅的狂人延续了这一特点，并更加强调了“月光”这一意象。“月光”这一意象被研究者指出，《狂人日记》的觉醒乃是源于月光的照临，月光也因此被视为“某种新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的象征”^⑳。

还有这两处文字也多有相合的地方：

工人把病友带进这间阴森可怕的房间，准备给他洗澡。这时候他感到恐惧了，他动怒了。种种荒唐念头在他脑子里乱转。这是干什么？是宗教裁判所么？……也许这就是地狱吧？^㉑

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

万分沉重，动弹不得；他的意思是要我死。^㉒

《红花》和《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都感受到了周遭环境对他们的深深压迫，甚至威逼着他们的性命。鲁迅借鉴了迦尔洵刻画疯人心理的手法，通过营造恐怖、阴森的氛围来表现人物心理的惊恐、沉重和不安。这种黑色的基调在《狂人日记》的其他地方也可以见得，“黑漆漆的，不知是日还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㉓。

鲁迅吸收了迦尔洵描写“精神病患者”症状的许多手法和特点，但《狂人日记》在《红花》的基础上加强了“我”被迫害的感觉——通过吃人的方式加以呈现。小说中闪现了幻觉中吃人的动物，鱼、狗、海已那、狮子等，形成了人与动物一体的维度。“我”的恐慌之情也由浅及深，蔓延开来。鲁迅借鉴的域外这一被害妄想症的外壳，并熔铸在传统文化的历史中。《狂人日记》中例举了不少历史证据，“吃人”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构成一部四千年来的“吃人史”。“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什么’上，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㉕因此，狂人在“仁义道德”的历史里看到了“吃人”，不仅揭示了封建纲常伦理中泯灭人性的一面，还揭示了中国有集体无意识的“吃人”的习性。鲁迅从历史文化的层面解释了狂人患病的原因，狂人的病症归根到底是封建制度的沉疴痼疾所致。鲁迅从被害妄想症这一外壳回到了现实国民性本质的问题，熔铸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察和批判。

  ▲ 迦尔洵：《迦尔洵小说集》，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其二，精神的呼应。19世纪60年代中期，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虽为资本主义注入活力，但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农民与贵族的矛盾。沙俄专制激起知识青年、农民的反抗，由此催生了“无政府主义运动”。1868年，无政府主义代表巴枯宁提出的“人民的精神、政治、社会解放”问题对民粹主义者产生重大影响。屠格涅夫《父与子》的主人公无政府主义者巴扎洛夫，“虚无主义者是一个不服从权威，不跟从旁人的信仰接受任何的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受人尊敬的”^㉖。《红花》就是为无政府主义牺牲者所作，迦尔洵自己谦虚地说：“我很想把这些人体现在我的艺术形象里，可是我的能力很难胜任。”^㉗可见《红花》中“我性”“个人主义”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精神。《红花》中狂人的强烈意志和主体性与烟山专太郎从无政府主义中抽取出来的崇高的个人精神有形神之似。鲁迅于此不仅看到了狂人的外形，还看到了尼采式“超人”的影子。

《红花》中的狂人有三大突出特点。首先，否定一切，否定权威，向着传统文化宣战。“整个世界都要震动，必须甩掉它陈腐的外壳而获得新生，变得美丽异常”^㉘，“我代表彼得一世皇帝陛下宣布视察本疯人院！”^㉙狂人将沙皇专制视为陈腐和恶的源头，对传统文化、制度予以强烈的批判。狂人认为“红花”是一个神秘的怪物，换上了谦和纯洁形体的阿里曼，他将统治阶级伪善、虚伪的一面揭开来，追求真诚的社会面貌，对一切迷信、风俗、文化予以蔑视。其次，有强烈的意志和斗争精神，尤为张扬个人思想的独立。《红花》中不止一次描述了他精神思想上的毅力，无坚不摧。他并不听取医生、病友的话，麻痹自己的思想，与病人为伍，而是“我就有这种思想……通过自身悟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时间与空间，我超越一切时代。我超越空间，我无所不在，我又并不存在”，“要象人类的第一个战士，因为在此以前，还不曾有谁敢于一下子跟世界上恶搏斗的”^㉚。狂人想要通过解放自己的思想达到精神的自由、独立。狂人以狂傲战士的姿态捣乱摧毁世间恶，张扬个人本我之意志。再次，鲜明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观念。这在文本中体现为狂人具有与恶搏斗、舍身忘死的精神。狂人三次不顾生命危险去摘“恶之花”，“它的恶会渗进他的胸膛，他的心灵，在那里它将被打败，但若他得胜了，——那它自己将会毁灭、死去，不过死得象个忠诚的战士”^㉛，“最后一朵了，今天不是胜利，就是灭亡！”^㉜狂人强力护住“恶之花”，不让花的恶流蔓延到世间，强烈的道德使命感鼓舞着狂人完成拯救世界的伟大的功绩，哪怕献出性命。罗迦契夫斯基评价迦尔洵：“他的一生中，常常感到别人的苦痛，渴望将一切的恶德，即行扑灭，但竟寻不到解决之道而烦闷了。”^㉝乌基宾斯基在迦尔洵之死一文中写道：“生命凌辱了他的正义感，使它陷入悲哀的境地，生命违反正义感这一思想，乃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㉞

  ▲ 屠格涅夫：《前夜 父与子》，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鲁迅笔下的狂人也具有反叛传统道德的精神内质，和《红花》中的狂人形成呼应。狂人反问“从来如此，便对么？”^㉟狂人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踢了一脚，这些都说明狂人自一开始就质疑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并且看到了国民性中虚伪、奴性、麻木、卑怯的一面。敢于挑战权威、质疑传统、推翻一切是狂人的特质，迦尔洵为鲁迅提供了反观自己民族的一扇窗户，也是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逻辑起点。鲁迅笔下的狂人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并坚持本我的意念。狂人遭到人迫害也未曾放弃与狼子村人的战斗，而且还保持向着未来的真心。“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㊱他执着地想要打破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吃人禁区”，也表现出他的个性刚烈、毫不动摇的一面。狂人身上明显有《红花》精神战士的影子，二者在人物个性上都有先觉者的气质，敢于呐喊，敢于斗争，敢于实践。“狂人”追求的道德是赋有生命本能的道德，是消除道德“虚伪”现象的存在，而非凌驾于个体的道德权威，这与《红花》内里的“道德”具有一致性。狂人致力于打败“恶之花”以自身生命为动力，以超越精神为导向。鲁迅称迦尔洵“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压迫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作家”^㊲，《狂人日记》呼吁“从真心做起，世界上容不得吃人的人”，亦是鲁迅从生命自然的胸腔里呐喊而出。

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要求和个人主义与基督教有相契合的地方。迦尔洵受到精神病的严重侵袭后抱病到亚斯纳亚·波良纳去看托尔斯泰，和这位伟大的作家进行谈话。托尔斯泰强调的个人道德中的爱、良善、圣洁，深深影响了迦尔洵^㊳。迦尔洵极力张扬人道与博爱，具有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精神，显然与托尔斯泰的思想一脉相承。《红花》中的狂人具有指向耶稣式拯救世界的使命，正是这种基督教精神的展现。鲁迅所关心的“个人主义”也与基督教的传统相关，他的思想也受到基督教的滋养，尤其是基督耶稣先觉者的思想。鲁迅提倡的“内曜”是心底纯净光明，洗涤污秽，涤荡奸恶。许寿裳回忆鲁迅一生都在追求诚与爱，而绝非瞒与骗^㊴，这说明鲁迅的“个人主义”是“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个人主义。鲁迅和迦尔洵笔下的狂人都未沉溺于世态现状，而是在精神、道德层面上走向更高、更深广的境界。

其三，回归“真的人”。迦尔洵致力于将《红花》中的狂人打造成为一个“圣洁的狂人”，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消除世间的恶，超越“常人”“庸人”，朝着神性宗教的方向发展，既有崇高思想的一面，又赋予了丰功伟业的一面，以拯救者的姿态站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的高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站在“人”的延伸线上的产物。被纲常伦理桎梏的百姓丧失了“人”性，鲁迅想要改造国民性，恢复人应有主体性，所以说：“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了人。”^㊵正是他所说的“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㊶。鲁迅的立人思想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强调个体的具体的人应该怎么做，企望由真的人建立“人国”，所以鲁迅的狂人更加偏向“真的人”的层面。由此我们看到了迦尔洵和鲁迅的两条不同的路径，迦尔洵的狂人朝觐圣人/牺牲者，鲁迅的狂人则向着“真的人”回归。

沿着这两条不同的路径看迦尔洵的《红花》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的结局，也能更好了解两位作者的不同意图。《红花》描写了狂人死去的场面：“他的遗容安详而又欣悦；那消瘦的面孔，那薄薄的嘴唇，那深深陷下去的闭上的眼睛，流露出一种高傲的幸福。”^㊷狂人的死亡面目呈现出寂静之美，死亡再生了活着的意义，是更富有神性、更具有神话色彩的叙述方式，和耶稣的形象无限靠近。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救救孩子”结尾，通过呼吁营救下一代，为孩子掮住黑暗的闸门来改变中国的面貌。鲁迅的目光始终望向着“人”的生存发展和个体的真的生命。无论是作为先觉者的狂人，还是作为精神战士的狂人，都由上至下回到了“人”本身。“我”从害怕被人吃到发现大哥吃人再到醒悟自己也吃人，这不仅意味着自身怀有忏悔与反省意识，而且也表明“人”没有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

如同从许多青年身上看到的那样，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㊸

狂人真正参与、亲历中国的现实与苦难。由此可见，鲁迅摈弃了迦尔洵狂人神性的成分，创造了当时中国语境下的“真的人”形象。

鲁迅虽吸收借鉴了迦尔洵《红花》狂人的外壳，但基于各自不同历史语境、个人原因创造出了不同的狂人形象，对这些方面的进一步探索，有助于理解两位作者笔下狂人的现实取向。

迦尔洵创作《红花》的背景是俄国民粹党人参加解放斗争最为激进之时。面对一批具有革命情感的进步青年被警察逼害，革命组织的政治运动遭遇失败，迦尔洵心理充满了愤慨。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身亡，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不但没有改革国家制度反而加强了专制恐怖统治。迦尔洵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空想家和只身战斗而无人民做后盾的人的处境是无可挽回的悲剧，但同时，他又崇拜他们的“疯狂”，认为这种疯狂比上流社会中的明达清醒来得高尚、可贵而且合乎人情^㊹。另一方面，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还未成熟，不能在思想上引领普通大众。迦尔洵此时的思想处于迷茫阶段，他欣赏民粹党人的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但却苦于无法找到出路，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尚不信任。《红花》的狂人的形象则是当时作者这种心境的写照。狂人凝结了民粹党人所有的精神和品德，但同时迦尔洵也赋予了他能铲除世间“恶”的超能力，闪烁着“圣洁狂人”的光辉。这一形象实质寄寓了作者对先哲、圣人的崇拜，这也与俄国的宗教传统相关。受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迦尔洵将个人道德提到很高的位置，极致地体现在《红花》中的狂人身上。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与此相对应，《狂人日记》中“真的人”也被提到很高的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中国没有通过政治、经济改革转变民族命运，反而陷入更深重的民族危亡中。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鲁迅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希望。但辛亥革命后，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依旧如故。鲁迅想往的个人精神独立自由、建立“人国”的愿望破灭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㊺

辛亥革命的破产使得鲁迅将批判的重心指向了旧体制产生的国民性的恶。这就是为什么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创造了一个吃人的世界，进而批判奴化国民的纲常伦理和封建礼教。辛亥革命的失败还使鲁迅明白，光有先觉的精神战士是不行的，个人主义的精神必须植入人民大众，才能凝结群众的精神力量走向“人国”。

鲁迅在早期文学活动中满怀个人主义热情，期待“自意振臂一呼，人必将靡然向之”^㊻。然而现实并非如此，1907年，鲁迅打算和朋友一起创办《新生》杂志，但无果而终。而怀着同样目的出版的《域外小说集》（1909年），也几乎没有销路。鲁迅回国后，于1911年与许寿裳的信中说：“尚一思将来，足以寒心，顾仆颇能自遏其思，俾勿深入，读《恨赋》未终而鼾声作。”^㊼日本回国后沉寂了十年，足以说明鲁迅心中的绝望。鲁迅的失败使他意识到中国的现实与自己的理想相距甚远，他不得不对自己微薄的力量予以反思。这说明鲁迅从先行者的神坛上走下来，与现实中痛苦的人民逐渐站在了同一阵营。另外，当时鲁迅与原配妻子朱安一直保持名义上的婚姻关系，这也让鲁迅没有完全与封建传统决裂。《狂人日记》中狂人从被迫害者转向意识到自己也吃过人的现实的契机，可能是鲁迅发现了那个处在现实层面的自己。鲁迅在对现实的抵抗中完成了自己的“回心”。

由此，鲁迅“狂人”的形象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着反省自身的主观内在性；第二，强烈的意志力和战斗精神；第三，反抗传统、反抗一切的个性；第四，内在道德的自觉。《狂人日记》诞生了一个精神战士，但又不同于《红花》中“神人”“圣洁的人”，它的主旨在寻找“真的人”，这是鲁迅回归现实的一种方式。他的自立、发展的“真的人”和“吃人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鲁迅思想中“人”的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中西方结合的产物，它受到章太炎、梁启超、严复、尼采、叔本华及浪漫主义诸诗人的影响。李冬木佐证了“狂人”和“真的人”其实是血脉相连的兄弟，他认为《狂人日记》是“人”诞生的宣言^㊽。从这个层面理解，“狂人”显然具有“真的人”这一现实品格。

鲁迅在日本的文化语境下遇到了迦尔洵的《红花》，并将迦尔洵“狂人”的雏形带回中国，熔铸在《狂人日记》中，打造自己的“狂人”。鲁迅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和个人的体验，将迦尔洵“圣洁狂人”神性的一面剥离出去，为“狂人”增添了更多“真的人”的色彩，在“真的人”的基础上完成自己的“回心”。这样的“回心”也标志着鲁迅实现了“真正的个人主义”，在根底上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鲁迅主体性的诞生使得他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完成了对社会历史的超越，真正实现了对个体现代化的探索，并用“个的自觉”时刻警醒“自我”位置的偏移。吸收外来文化养料，实现民族文化上的创新不仅是文化交流互动互鉴的过程，更是继承和再生民族传统文化之路的过程。于此而言，鲁迅的《狂人日记》对当今文化构建的路径依然有启示作用。■

（蒋永国，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

陈欣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中国学者王敬文和张竹筠分别在1983年和1991年讨论了《长明灯》在象征手法上借鉴了迦尔洵的《红花》。参见王敬文：《鲁迅的〈长明灯〉与迦尔洵的〈红花〉》，《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张竹筠：《物象与象征——鲁迅的〈长明灯〉和迦尔洵的〈红花〉之比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斯洛伐克学者马利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1933—）1989年和1993年在他的两篇文章中主要讨论《长明灯》与《红花》的关联，也涉及《狂人日记》与《红花》的关系。参见马利安·高利克：《鲁迅的〈呐喊〉与迦尔洵安特莱夫和尼采的创造性对抗》，《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1期；《鲁迅的〈长明灯〉与V.M.迦尔洵的〈红花〉两部短篇小说的文学比较观》，《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5期。

②⑤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172、502页。

③崔文东：《青年鲁迅与德语“世界文学”——〈域外小说集〉材源考》，《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④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西文书目次》第3卷，内部文稿，第31页。

⑥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194页。

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72页。

⑧㊽李冬木：《狂人之诞生——明治时代的“狂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

⑨㉗㉞㊳㊹别亚列依：《迦尔洵》，陈瘦石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第70、70、69、75-77、68页。

⑩⑪转引自李冬木：《鲁迅的精神史探源：个人·狂人·国民性》，秀威咨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113、223页。

⑫李冬木：《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东岳论丛》2015年第6期。

⑬⑭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第52、53-54页。

⑮⑰⑲㉒㉓㉔㉕㉟㊱㊵㊶㊻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46、447、444、453、449、452、448、453、451、452、58、83页。

⑯⑱㉑㉘㉙㉚㉛㉜㊷迦尔洵：《迦尔洵小说集》，冯加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第277、274、271、281、269、275-276、284、284、298页。

⑳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07页。

㉖屠格涅夫：《父与子》，巴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第188页。

㉝罗迦契夫斯基：《人性的天才——迦尔洵》，鲁迅译，载《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第324页。

㊲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02页。

㊴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第137页。

㊸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16-117页。

㊺㊼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1-32、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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