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 · 时代 · 回归——林白长篇小说《北流》研讨会纪要
母语 · 时代 · 回归
——林白长篇小说《北流》研讨会纪要
金 理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尊敬的林白老师，尊敬的王安忆老师，尊敬的陈思和教授，尹志勇社长，在座的各位嘉宾、各位师友、各位同学：上午好。此刻我们在复旦大学召开林白老师长篇小说《北流》的研讨会，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时刻，我知道此前《北流》已经开过研讨会，复旦大学现当代学科以陈思和老师为代表的学者对林白老师的创作有多年的跟踪和研究，《北流》必须再流经一次复旦大学才能功德圆满。这次活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以及南方文坛杂志社共同主办。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到场的各位嘉宾（从略），下面有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老师致辞。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刚才走进会场，看到屏幕上有林白接受采访的镜头，一下子还没有认出林白，她像我一样，已经一头白发了。最近媒体把60岁以后的艺术家获得艺术成就说成是重新启动生命按钮，因为对人生而言，在西方是称作70岁，在中国是称作60岁，都为生命周期。过了60岁就叫一轮花甲，这么多老年人都在跳广场舞，或者在体验农家乐，也有的在为子女照顾孙辈，都在发挥生命的余热。但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还在走向生命新的爆发力。他们还在创作，而且不断地在向上攀登。林白就是这样。她最近几年一部又一部新作品问世，疫情也没有妨碍她，年龄、身体、健康都没有妨碍她，一直在那里翻出新篇，更重要的是她的每一部作品跟以前的创作相比，都有很大的超越。
以前读林白的长篇，都是十几万字一部，最近她的几部长篇都是三四十万字，砖头似的一本。本来这是年轻人干的活，老年人一般就写点随笔、散文、回忆录。她倒过来，年轻时先是写诗，写中短篇小说，后来写小长篇，现在就写史诗般的大长篇，《北去来辞》《北流》都是鸿篇巨制，看来作家的创作力不完全是生理的体力问题，更重要的是心智的问题，只要心永远保持青春，创作也会迈向越来越高的境界。林白为大家树了榜样，向林白学习。
现在关于《北流》评论很多，研讨会也开过，媒体、文学界都非常关注，这也是林白的一部力作。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她在香港浸会大学做驻校作家，我正好去开会，碰到她，她很兴奋地告诉我，她突然发现她可以用广东话与香港的学术界进行交流了。香港人讲英文，大陆的普通话听不懂，但是广东话却可以成为双方交流的桥梁。好像那次是她去朗诵诗歌，用广东话朗诵很受欢迎，我于是建议她可以试试用广东方言来写作。这样一说，大概已经过去十来年了。我也很久不到香港去，林白现在终于拿出了厚重的《北流》。这部《北流》获得成功，我可以见证她的辛苦。因为我多次收到林白寄给我的《北流》的新版本，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到一个新版本，她一直不停地在修改小说，形式、叙述、内容，一直到书出版了还在改，每一次收到她的新版本，她都说还要接着修改，这是试读版本，不断地修改，不断地追求叙事完美。我虽然是广东人，但是我不会说广东话，林白的书里有大量的广东话、广西话、北流话，还有流行的普通话，读起来确实有点累，但语言很有力度，包含了丰富的内涵。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启发，因为这是当代最具有先锋意识的一部小说。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过一次叙事方式的转型，涌现出一个势头强大的先锋文学思潮，苏童、马原、孙甘露、余华等，莫言也算一个，他们都拿出了非常有力量的先锋小说，20年过去了，也可能是30多年过去了，先锋文学的思潮越来越弱，这些作家当然还在创作，但先锋意识越来越淡化。十多年前我在复旦中文系当系主任时，曾经与王德威教授合作举办过一个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研讨会，会议特意安排了一批年轻作家和资深作家进行对话，希望激发新的先锋因素，但是没有成功，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相对成熟、稳健的状态，那种探索性、实验性、否定性的先锋一时无法被激发出来。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论文学的“中年危机”，讲到现在的社会氛围更接近中年人的成熟稳健而缺乏激情。但是我看到像林白这样对创作充满探索的热情、还那么努力做实验性文学的作家，这非常珍贵。当下我们几乎找不出另外一部在艺术形式上、在叙事文本上做出那么艰苦探索的文本。尤其是在文学语言的探索上，不是说先锋文学比别的文学更先进、更前沿，关键的特点就是“非主流”，和走市场的文学、大众读物的文学相反，先锋文学不可能被流行，等到先锋文学流行了，这个先锋就不是真的先锋了。现在进入了“中年危机”的文学状态，基本上属于比较稳重、缓慢发展的文学状态。在这个文学状态中，林白宁肯把自己放在不成熟、实验性的位置上，放在流行市场的对立面，这种精神非常纯粹，也非常珍贵。
读这部小说肯定会碰到很多语言障碍，读起来觉得累，不那么顺，也是对当代先锋文学精神的弘扬。先锋文学并不是走到时代前沿就算先锋。回想100年以前的欧洲，乔伊斯、普鲁斯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作家，他们的创作也是从语言的实验开始，这个语言实验在今天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使用各种方言来打破大一统的官话，打破比较成熟、完整、顺溜、便利的流行语言；方言有两种，一种是走向市民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市井口语，一种是深深扎根于民间乡土，用反流行通俗的方式，用一个个读起来疙疙瘩瘩的语词，寄托了作家真正要表达的思想，或者说是反主流的思想。我比较欣赏的是后一种语言探索，是呈现出社会底层、反映出真正大众的生活内容和情绪表达，这样才可以创造出新的先锋文学形态。
王安忆
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直接谈小说，林白和陈染作为标志性写自我的作家，林白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是写作的第一材料，这是很危险的，也有很多陷阱，像在刀刃上走路，一不小心就滑到“私小说”，滑到大众写作刃面，另一个刃面的危险是深入的障碍，认识自我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隐私里的公共价值又是需要权衡的挑战。尤其是在今天，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抒发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么是什么来决定林白的“我”是虚构的，是文学，“我”是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是独立于林白的。
林白一直坚持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我认为创新不是林白所要做的事情，林白想尝试把个体的书写放在一个与现实隔绝的形式里，和真实、纪实性、非虚构区别开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如果书写他者，主体和客体的界线很清楚，就很安全，而当两者混淆的时候，如何设立边界就成了一个困难的工作。其实是很艰巨的。我个人很喜欢《北去来辞》，以为主客体边界分明又呈现互文的和谐状态，很可惜错过了“茅盾文学奖”，公布“茅盾文学奖”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会有她这部书，这部书又不自然又自然。但是获“茅盾文学奖”需要很多工作，我记得“茅盾文学奖”有60个评委，可以想象票数如何分散了。现在马上又到评奖的时候，这本书更加悬了。我想这本书里林白做了非常大胆甚至鲁莽的尝试，我们提出很多的问题，林白总结发言时要回答的。为什么要用一个麻烦的叙事方法，把所有的故事、人物、场景甚至语言都切碎，再以怎样的逻辑和原则组织起来，你用的“注”和“疏”作章节题目，是企图离间写作的我和文本的“我”的亲密关系？光看目录绝对不会怀疑这是无意识的组织，不会写到哪里算哪儿，这一类小说需要有一个总体的策划和规划，能不能透露一点你的企图，出于什么理由，是不是唯一的理由？这本书需要诠释，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林白的回答作为诠释的最佳答案，有时候作家写东西不是那么清醒的自主，而是有另一个主宰者附在身上。
我对这类文本很好奇，比如说《尤利西斯》，我非常好奇，他到底要写什么，我做很多的功课。后来似乎慢慢找到答案，他想用经典解释，或者反讽日常生活，最日常、最琐碎、最无聊的生活细节，却用典籍进行解剖，比如《圣经》、《希腊神话》、爱尔兰历史事件等，我以为是对平庸市民社会的批判。找到答案以后，这本书就丢下了。这一类的书写对阅读的要求不能过高，应该允许有误会和错接，在林白很可能是想以“注”“疏”这样道统的合规性质和个人化的材料划一个界限，林白的写作一直坚持着对自我的表达，一定是有非凡的必要性，以至于无法用公众性的材料替换。这里的价值是林白写作的动力，那么是什么样的价值，以怎样的形式最大程度体现，最终独立存在。这些问题会不断地产生，一本书能够产生那么多问题很不容易，很多书看了以后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陈思和的话我有点不太同意，60岁的界限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会有一个对60岁的恐惧，我们不是用肢体表现为工作的职业，比如运动员、舞蹈者，为什么要给思想者一个60岁的界限，恰恰思想者60岁是成熟的阶段，60岁的暗示可能来自退休的年龄规定，每个人都觉得60岁已经老了，这是社会的一种暗示，觉得60岁就是一个槛，其实对作家来说60岁是很好的时候，有能力和自觉控制自己的某些状态。所以千万不要被年龄的暗示所影响。托尔斯泰在80岁的时候写出《复活》，这是他最好的作品。当然首先要身体健康，活下去，所以不要预先被60岁的陷阱困住。
潘凯雄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
我对林白的印象就是中国文坛特别不安分的一个人，又是特别具有个人标识性的作家。从1994年《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到现在已出版9部还是10部长篇，每一部都让你不舒服，没法一下子把这个作品读下去，老是对自己产生怀疑。这是第二次参加她的研讨会，第一次是《一个人的战争》的研讨会，当时看《一个人的战争》确实没有看懂，不知道怎么说，字都认识，但是就没法说。后来一直憋着不发言，最后逃不过，我就只好老老实实说真的没有看懂，真的不知道怎么说，这不是林白的错，是我的错。《北流》这部作品似乎看懂了，但是自己又不自信，这个作品是2021年在杂志上连载，北京也开过讨论会，作品也看了，讨论会的纪要我也看了。我跟大家谈三点自己很肤浅的观感。
第一，林白是不断颠覆我们对小说写作认知的作家，其他很多优秀的作家也不断给我们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不断丰富小说创作，但是林白在这一点上走得比较极端，自己对自己也是一个颠覆，对大家的阅读也是一个颠覆，这在小说史上也是非常态的事情。林白的每一部长篇都给我们一个重新的认识，让你去思考一些小说写作上根本性的问题，这在中国文坛上是不多的，所以是一个特别值得尊重的作家。
第二，这个作品的结构，用疏、注、笺、异辞、尾章、别册，一些近乎中国传统文献学的一些术语作为全篇的结构，这些术语的指向既是时间更是空间，这个空间似乎又没有边界，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四梁八柱，一会“我”，一会弟弟，一会奶奶，跟传统的阅读感觉不一样，在广阔的时空里需要足够的内容来填充，同时填进去的东西还要让读者看得懂，还要能够吸引读者，这是林白给自己出的一个难题。这样一个结构以及构想既是给读者出难题，更是给自己出的难题，但林白在这部（形态的）作品里完成度非常高，每一个字都可以看得明白，但是合起来整体想想还得形成一个整体的印象。小说的丰富性、创新性得到了足够的体现。
第三，用疏、注、笺、别册这些特定意义的概念作为小说的结构，肯定有一个注是什么、疏是什么、笺是什么，于是在这个作品中就看到了中国现当代的发展史、林白的个人成长史，包括家人、包括她的周边，有集体的、有个体的，有家国的命运也有小家的命运，统统整合在里面。
林林总总的过去和现在，以及进一步荡开的种种枝枝蔓蔓，把特殊的结构、文本填充进去，这些东西既是小说内容的主体，读者又可以在里面有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些东西一定是先设计好的，临时搞不出来，因为整体的结构注、疏、别册、支册在这里，还是很严谨的，就像工程师一样先做好设计。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鲁迅在1929年致韦素园的一封信里说，有些读者不爱看别的，只爱看小说，“看下去很畅快的小说，不费心思的”。读者有此需要，许多作家果然也就专门写这类无须“费心思”而只觉得“畅快”的小说。《北流》肯定不是让读者读得“畅快”的小说，它需要读者“费心思”，帮助作者重新拼接。无论疏、注、笺、散章、异辞，林白都将它们从某个整体中切割出来，阅读时需要重新组装。《北流》属于罗兰·巴特所谓“可写的文本”，读者需要帮助作者再次写出已经完成的作品。《北流》人物活动的空间有三个层次，即北流这个“地方”（当然还有中国其他很多地方）微观历史，1960年代到新世纪的“国族”和“世界”的宏大历史。北流这个“地方”写得最充分，相对而言，小说只能透过一些北流人的活动，有限地触及国族与世界。跟上述三个层次的空间对应的是三种语言形态，即方言、普通话和外语（主要涉及突厥语和英语）。地方/方言、国族/普通话、世界/外语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其中有太多交叉重叠。比如北流人既说勾漏片粤语这种特殊方言，也不断接受普通话无所不及的渗透，包括不得不学习一些外语。
今天很遗憾，没有请广西粤语勾漏片的语言专家参会，以后肯定会有语言专家从方言角度切入。勾漏片是成熟最早的粤语，比广州粤语、香港粤语还要早。这就意味着古代汉语书面语会更多渗透进去，许多貌似北流独有的“白话”的背后，或许正隐藏着一些古代汉语共通语的内容。被编入《李跃豆词典》的那些北流方言，来自不同方言区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有些固然如读天书，但有些也能猜出大概，并非全然陌生。跟方言一样，绝大多数北流人的生活并不局限于北流这个封闭地方，而是频频遭遇国家民族的大问题，同时也与外面的世界息息相通。生活空间和语言世界这种展开与交叉，是“五四”新文学百年来的文学主题，每个作家从各自修养、经历和文学观念出发，具体处理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林白是幸运的，她找到了合适的书写对象，就是不同时代那些不安分的北流人。不知是事实如此，还是出于林白的设计，反正《北流》中的北流人最大的共性就是不安分，比如“母亲大人”及其同事，比如“李跃豆”的许多亲戚、发小、朋友、插队时的“插友”，都很不安分，都不愿安居在小地方，一定要冲出去。书中写到“小五”罗世饶，在六七十年代居然独自流浪，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完全是传奇式人物。等他醒悟过来，正好到了退休年龄。李跃豆本人也是到处奔走，展开她自己关于家乡（地方）和国家、世界的认识与思考。所以《北流》绝非孤立封闭地只写北流这个地方，也写到北流人眼中的国家与世界。从60年前一直贯穿到新世纪，差不多每个历史阶段在小说中都留下了痕迹。不仅人物和他们的世界，还有南方特有的动物、植物，都搅成一团。这才是《北流》需要读者拼接起来的完整世界。林白此前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都有这个特点，《北流》在这方面又达到一个新阶段。
最后讲一下主体问题。凭《一个人的战争》进入文坛的林白，一开始可谓挺身而出。但这样的主体慢慢会变成负担，变成林白自己也不想继续背负的类型化标签化的形象。《北流》中的“我”隐藏得很深。不说别的，光作家身份的李跃豆的出场，林白就给她设计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轮番更换。我不知道这种人称变换有什么规律可循，但在效果上，叙述主体肯定因此变得更加隐晦，不可能再像《一个人的战争》那样挺然跃出。大家都讲到《北流》特殊的章节设计，有正文、注、疏、笺等。但到底什么是《北流》需要“注”“疏”“笺”的“正文”？我起初以为，“正文”或许就序篇《植物志》，一首长诗，后来发现并不是。《植物志》以及后面各卷“注”“疏”“笺”，似乎都是“正文”，又似乎都不是。真正的正文或许在小说之中，或许在小说之外？但长篇序诗《植物志》还是把我打蒙了。可惜我不是诗人，没法说出这首长诗的好处，但这里面显然已经展开《北流》的世界，也隐含着足以撑起《北流》全书统一而模糊的叙述主体。
我特别注意到序诗最后一个字：“簕”。《李跃豆词典》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刺”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词义：一种是“簕树”，细节不多说了，反正这种树的枝叶都有刺。二是高大的竹子，“簕竹”，上面也有刺。看来林白将“簕”简化为“刺”，也没错。如果写一篇《北流》的评论，题目就可以叫“人海一簕”，这个“簕”如绵里藏针。《一个人的战争》中挺身而出的孤立无援的主体，那个被大家凝固化的林白的自我形象，又被放回到她丰富的世界和语言里去了。但隐身于各种语言所展开的复杂世界的主体形象也太不安分。《北流》中的林白对别人来说是一根“刺”，对她自己来说，也是生命中永远拔不出的一根“刺”，只能终身携带，以提醒和标识自己的存在。每一代人的生活过去之后，面目都会模糊，被时代和历史不断塑造。不仅个人，甚至历史久远的方言都会消失。小说最后以科幻笔法展望2066年，那时广州粤语和香港粤语还在使用，勾漏片北流粤语却已经消失。作者承认方言被淘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正如李跃豆对普通话的态度也很矛盾，一方面她觉得男人用普通话写信给她，无异于戴了面具谈恋爱，根本没法交流。但小说也有另一些细节，写很多人对普通话那么痴迷，觉得普通话太漂亮、太高级了。关于方言和普通话（也包括英语）的这种矛盾态度，都是“簕”，刺向别人，也刺向主体自我。模糊丰富而有待于重新阐释的那一根“簕”，就是《北流》给我最鲜明的印象。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一个人的战争》到《北流》，林白就好像从一条很危险的窄路上走到一个天高地阔的地方。从当年的角度，想象不出林白会走到现在这样的广阔境地。林白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境地？据我自己的观察，林白有一个特别好的品质，很天真，很多东西都不懂，当然有的是装不懂，但也确实有很多是真的不懂。这个“不懂”很好，她从来不掩饰她的不懂，但是她会对不懂的东西特别好奇，特别想去弄懂，这个状态就很好。林白不知道小说应该怎么写，大家认为好的东西怎么写她不知道，她就是按照自己的写法写出来，然后写出来就跟大家写的不一样。因为不知道怎么写，她就按照她自己的本能的感受去写，所以一开始就写成了《一个人的战争》；当她的生活慢慢发生变化，她随着变化写到《万物花开》，写到《妇女闲聊录》。她不是有意去破坏小说写作的规矩，她是不懂有这样那样的规矩，因而她也就没有规矩的习惯和规矩的束缚。
我从《妇女闲聊录》那里获得了一个读她小说非常愉快的方法，就是不要把它当成小说读，读得兴致盎然，读得兴高采烈。不把它当成小说读，是不是说它不是小说？不是，它就是小说。不把它当小说读是说要放掉那些关于小说的习见和阅读小说的习惯，写作者没有这样的习见和习惯，读者还怎么能老是抱着那些东西不放？用读《妇女闲聊录》的方法读《北流》，可以读得很轻松，她的“注”就是“注”，她的“疏”就是“疏”，这一段是这一段，那一段是那一段，不用急着拼接起来，不用连。这个放松的状态会使你获得什么？获得支离破碎得充分的感觉。不要先要一个整体，为什么先要一个整体呢？支离破碎得充分，换一个说法就是个别得充分，个别得独立，它们本身的存在就有价值和意义，不是要靠一个整体才获得价值和意义。那么就没有整体了吗？当然不是。
《北流》有“注”、有“疏”，我们看古书，有正文才有“注”和“疏”，《北流》的正文是什么？我自己想了一个词：生活世界。《北流》写的就是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可以讲成一个哲学的词，但我们还是不要往抽象的路上走，就从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上理解这个词就好。生活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不是一个内心的、不是一个主体的，生活世界就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庞杂、枝蔓、支离破碎，但是庞杂、枝蔓、支离破碎的东西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搅成一团。这个生活世界的概念大于时代、历史、家国、个人。正文就是生活世界。对于生活世界的抽象描述和概括总结不重要，而生活世界里面的枝枝节节很重要。用“注”、“疏”、散章，一方面把庞杂的世界梳理得清楚一点，另一方面又使它更加支离破碎，这很好。生活世界具体到个人身上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全部信息。一本书全部的信息就是正文，全部的信息写不完，才要“注”、要“疏”，才有支册、别册。非常充沛，过了60岁这么充沛，这是最让人欣喜的东西。
曾 攀
《南方文坛》副主编
今年正好是我在复旦博士毕业的第10年，因为我主持下半场，所以金理兄把我安排到上半场，但在我复旦的几位老师后面发言，倍感压力。我和林白老师是同乡，同样来自粤语勾漏片区，自南方而来，亚热带的气候炎热、潮湿，《北流》里面经常写到的“回南天”，有时候屋里像水帘洞一样，雨水丰沛，雨季持续时间长，等等。这样的地理环境和地方气候，很容易让人产生某种幻想、冥想，《北流》在某个层面而言也许就诞生于这样一种精神/思维状态之中。就像小说的《植物志》，在南方生长着无穷无尽的植物，流淌着漫无迹涯的河流江海，它们时刻包裹着我们，围绕在人们身边。《北流》于是生成了关乎南方的植物形态，包括北流河等延伸出来的江海视角，形塑了一种独具异质性的自然的、天地的畛阈。
《北流》一开始就是作家返乡的过程。“作家返乡”在文学史中又可以有丰富的阐释空间，也即叙事者带着什么姿态和立场进入乡土/故土。然而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作家在这个时候返乡，为何在此时/此际重启南方的想象，以及以什么样的形式开启一种新的南方的想象，《南方文坛》近年一直在开展“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就是试图回答这样的课题。这便不得不提及北流的方言，我们读《北流》时一开始可能会很难进入，那种陌生和异质的元素太驳杂了，但是如果以北流方言/粤语而不是普通话的思维来读，便会展开另一番新的图景，那种苍茫的野性的南方，那个泥沙俱下的民间，以及瘦硬而奇崛的语言及其所塑成的景别，流动并充溢于文本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北流》里面的北流方言实际上面临着三重压抑：一是普通话的权威，这比较容易理解；二则是正宗粤语的压抑，比如里面提到萧继父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用正宗的粤语跟孩子们说话，这就使得方言内部包孕着某种权力秩序在里面；还有一个自我的抑制，从小说看，叙事者从香港得到启发，才勇于启用自己的方言，从压抑的状态释放出来。《北流》的方言书写内蕴着对抗、反抗如是之压抑，但是同时又显得很复杂暧昧，对普通话的态度如小说所言有一种“缠绕”的状态在，这恰恰构成了现代汉语增殖与增益的过程。而从整个小说的结构和叙事的形式来看，注卷是“入北流记”，疏卷是“出北流记”，以及其间不断穿插的散章、异辞、别册、时笺等，叙事的枝枝杈杈极为显明，能指的滑动有如北流河的绵延四溢，展开的是我一开始所提到的无穷的生活世界、纷繁的自然天地以及无尽的意识流动。
叶立文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小说诗学的角度看，《北流》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容纳了语言哲学与博物学传统这类重要的诗学命题。
首先，《北流》里的语言哲学，既像《马桥词典》一样表现为用方言反抗普通话中心主义，呈现语言与存在的病象关系，同时也通过揭示粤语内部的权力等级，实现了对方言写作的一种去中心化。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小说的本体可能就是一两个词语在时间中的奇遇。就像“孤独”这个词创造了马孔多一样，小说家会倾心于闯入他们精神世界的词语，凭借着天赋、经验、想象和观察，锲而不舍地追随它、描摹它，直至一条河流、一座高山和一片森林出现，那些词语终将被延展为一个小说的乌托邦或异托邦世界。这也是为什么当我读到《北流》的时候，会好奇很多陌生的名词，会问“它是什么”？一旦经历了时间，我会继续追问“那后来呢”？接下来还会有新的追问：“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北流》里的名词，创造了小说世界，语言也因此从《马桥词典》里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认识论。这意味着《北流》其实反映了当代小说方言写作的三个进阶：一是修辞学意义上展现南方的人文地理和民俗风貌；二是在语言哲学层面反抗语言权力，表达存在关怀；三是从认识论维度借词语以创世，由实入虚，缔造一个疏离于北方中心主义或主流汉语写作经验的近乎奇幻的艺术世界。
其次，《北流》还传承了中国小说至关重要的博物学传统。在中国小说传统里，物和人起初并无高下之分，小说原本就是各种闲言碎语、饾饤见闻、八卦秘史，直至近现代以后，随着启蒙文学的兴起，小说才堕入相对单一的人学传统。相较之下，我认为《北流》的博物叙写并不是为了服务于人学传统，它对河流、植物、山丘以及大量具象的速写、铺排和深描不吝笔墨，随时溢出情节主线，成为一种闲笔和离题。它有时候会自外于故事之外，甚至会瓦解、抵消和颠覆密实的情节发展，因此让作品呈现出结构松散的特点。而这种碎片化的写法，正契合小说的中国经验——即小说就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它隐入历史尘埃，叙写存在的细节，索隐抉微，尽显小说之“小”。一旦林白将这种“小写”方式带入博物观时和人情世故的描摹之中，那么她就会借助《北流》播撒和弥散自己的个人经验，继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完成。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北流》是一部扎根我们民族文化传统，同时又具有现代性价值的鸿篇巨制。
王宏图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离第一次读林白的作品已近30年，她前期创作的代表作《一个人的战争》开篇第一句我至今还记得，“那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它像是奏鸣曲当中的主旋律，给她的全部作品定下了基调，尽管在日后《致命的飞翔》《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等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变调，但这一主旋律一直没有变过。《北流》当中呈现的是一个繁茂的世界，刚才张新颖老师给了非常好的命名“生活世界”。林白的作品现在越变越广阔，但是它的内核没有变。一些批评家希望作家时常变出新花样，但是实际上一个人的内里是无法改变的，它是一个人的本源，变了就不是你，除非经过基因工程的改造。《北流》全书开头的《植物志》展示了繁复绚丽的热带风貌，涉及的植物花草近百种。它们热烈奔放，让人忽忽欲狂，而这些完全源自人的肢体感受。在此，肢体远远高于逻辑，高于任何理性。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里人们应该说“我有肢体故我在”。正是因为有了肢体、有了对自己的抚摸才有了周围浩瀚斑斓的世界，那些植物的繁茂都是要靠人的肢体来感知。花粉那么浓郁，颜色那么艳丽，每个人的身体对此的反应都各各不同。
乍看之下，《北流》和《一个人的战争》好像差别很大，但在感知的起点和方式上有很相近的地方，它们都从肢体的凝视和抚摸展开，在《一个人的战争》中作者感知的聚集点落在自己的身体上，到了《北流》它从个人的肢体扩展到外部世界。面对那么多的植物，像木棉花、凤凰花、剑麻、菠萝之类，人们当然可以用植物学家的方式加以分类，但是想用理性的方式，将它们建构成一个黑格尔式的世界图景是徒劳的，它们就是繁茂生长在那里。大家可以注意到，《北流》这部作品是林白老师年过六旬以后写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她将往昔作品中所有的意象、主题和情感作了一次综合，重新加以演绎，甚至有的人物都重新出现。这一切并不是抽象观念的表露，而是从作者的身体感受出发，奔涌而出。全书尽管有某种程度的设计，但设计也是按照身体感觉的尺度，所以她自己说：“这本书装下了我几乎全部的感受，同时与世界更有了联系。”
接下来我借萨义德的论述谈一下这部作品所体现的作家创作晚期风格的问题。孔子曾说过“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在人生晚期创作的作品中，作者往往会呈现出不同以往的不拘一格的胸襟、情怀。中国古代诗人也意识到这一现象，比如杜甫谈到南北朝诗人庾信的时候写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晚年流寓在北方，思念南方故土，情真意切，感情深度远远超出早期创作。而作家晚期写的作品，很多批评家都认为会呈现出某种超凡脱俗的宁静，你可以在莎士比亚晚年的《暴风雨》《冬天的故事》中体味到这种情调，因为经历了大悲大喜，作家不再计较世俗的沉浮得失。但在另外一些作家的晚期作品中，人们还是能发现一种不和谐、不宁静的张力。《北流》中的主人公李跃豆带着鲜明的自传色彩，经历了数十年的变化，她精神也没有被摧垮，她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还是带着一根刺，包括与她的亲人朋友在一起时还是会感到诸多不适。但李跃豆没有陷入毁灭性的境遇中：没有自杀，也没有陷入自暴自弃、疯癫、发疯等，最后赢得了一种相对宁静的心境，但是心中还不时呈现一种不安宁、不和谐的张力。可以想象，作者如果是完全心静如水，就没有必要写出这部作品，而且根本写不出。所以萨义德谈到晚期风格时引用德国思想家阿多诺对贝多芬的作品的评价，“他的晚期作品仍然是一个过程，但不是发展；有点像两个极端间一团吸引人的火花，它再也不允许有任何安全的中间地带或自发性的和谐”。阿多诺发现贝多芬晚期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倔强的力量，在形式方面显得极为任性和古怪，明明知道人家很难接受，但是他就是不在乎，似乎向世界昭示“我”就是这个样子。这种任性和倔强同时也是一种否定性，“在人们期盼平静和成熟的地方，人们反而发现了一种耸立着的、艰难的和不屈不挠的——甚至也许是不近人情的——挑战。”此外，阿多诺认为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成熟，并不是像人们在果实中发现的那种成熟。它们……不是丰满的，而是起皱的，甚至是被蹂躏过的。它们没有甜味、苦味和棘刺，不让自身屈从单纯的欢愉”。从这个意义上说，《北流》这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当中是非常特殊的存在。从媒体传播的角度看它还没有成为现象级的作品，但是它内蕴的那种强烈的异质性和陌生性，既是对林白自身创作的一种超越，更是对众多光滑、柔腻、香甜无比的文本的抗拒。它昭示出当代写作新的维度和空间，以及可能达到的高度。
季亚娅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
主办方肯定想让我作为编辑讲一讲出版发表的情况。我最早读到的是8.0版本，在《十月》发表的版本是8.3，最后成书的版本是10.0，但是在8.0和10.0之间还有好多个版本，我们一遍一遍跟林白老师沟通，她确实有很多结构调整的想法。全书的整体形式不是前面有老师提过事先经过精心的设计，有很多是林白老师灵机一动的结果。我一开始读到这个稿子的感觉是，在一个文学从形式和内容都日趋保守的年代，突然《北流》有这样的作品出现，对编辑来说当然是很幸福，让我觉得创新和年龄没有关系。
当然它是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但读它我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有进入难的问题，反而有一种节日般的狂喜。作品包括方言在内的语言形式、语言背后的世界观，它的文本结构，它所呈现的地方性，这种地方性与世界的关系，还有“我”的来处，“我”的母系血液，“我”所成长的女性经验，20世纪地方日常生活中掺杂的大历史，这些包含着宏大的叙事野心，当然林白可能是无意中有这么一个宏大的叙事野心，用进进出出的流动中获得的眼光去重新回望传统、地方与个人经验；甚至她一遍遍反复涂抹叠加，像油画创作般的写作方式；那种丰饶与多元的创造力就像庆典的烟花，像铺面而来的大雪。所以我挺激动，努力去说服领导，要以两期连载这种不常见的方式，把它留在《十月》。
要理解这一切，不仅要回到林白老师自己的创作脉络，也要回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里去阅读；未来，《北流》也必定是一部经得起长时间考验、反复阅读的作品。《北流》出来不久，“新南方写作”恰好也同时期提出，就兴奋地发现了这部作品，并将之归到“新南方写作”脉络里。但我想这肯定不是一个地方性的写作，或者说它是一种世界关系中的地方性写作。它有一个进出北流的空间结构，甚至它的主线就是在漫游中完成对北流的回返，就是一个与当代中国史、与时间有关的漫游者大集合。进出北流的也不是一个人，在小说中除了李跃豆还有泽鲜、罗世饶等，这些人都是在北流之外找到自己的主体性。所以《北流》写的不是“消失的地方”，而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地方变成了什么。它还有一个结构是“时笺”，就是写在当下，“世界”活在北流之中。
与此相关联来说语言。小说中有一部《李跃豆词典》，一说词典就想到《马桥词典》，在“马桥”的叙事背景里，地方和世界、方言和普通话有种对立的关系。但是林白老师使用的方言，只是这个文本中诸多语言的一种，它不拒绝沟通，反而指向沟通。甚至最后借用科幻小说的情节，设想有一种语膜技术，在未来北流方言完全消失的时候，在语膜的帮助下重塑语言中的北流。所以作家是要把《李跃豆词典》，镶嵌在现代汉语书写的书面语里。而为什么使用这种语言？是因为在北流，那个原初的世界相关的感觉世界和日常生活，用已有的书面汉语很难准确表达。我记得项静谈过这部小说中有四种语言，书面语、异辞、巫言巫语、诗歌语言，反正方言不是占比最多。小说中用方言的部分，是必须用这样一种方言才能去谈论他们的生活、爱、争执与簕。《北流》不仅和主人公成长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活史有关，也与大历史有关，而且时笺部分也有无数的宏大当代世界历史进入到当地的小历史里。这两种经验分别对应不同的语言方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微妙的表达效果。所以方言的存在恰恰是为了沟通，为了理解的顺畅，不是为了通常意义上的方言/普通话的二元对立关系。
再讲一下结构。我有一个遗憾，林白老师最初发给我的8.0版本开篇是《异辞》，后来变成了《植物志》，我想说服她仍旧把《异辞》放在前面，她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最后《异辞》放在末尾，尾章之前。当时读到《异辞》那种语言，那种南方母系民间的语言讲述历史的方式，非常震撼。它是上古汉语和方言的混合，而且混合着性别，是女巫般的语言，绝对不是父系的语言，可以视之为语言上的母教。它是创世纪式的叙述，但又不是启示录和先知式的，是巫言巫语。而且《异辞》关涉历史陈述，它佶屈聱牙的、古奥的语体里，有非常坚硬具体的历史标签，路标式地存在着。它关涉当代史的部分，却采取一种正史之外的表述，把家族史、地方史抽象出来，用这种女巫般的语言标记在文本里。我这一代人对这部分内容没有经历过的那段历史实践感兴趣。所以《异辞》放在开篇，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子，会从《异辞》得到路标式的启示，但是我没有说服林白老师。
我刚才说，这其实是一部反复书写的文本，反复修改、涂抹和调整结构；若把《异辞》放在开篇，那可能是另一部小说。我理解，《异辞》与那个难以言状的、宏大的、反主流历史叙述的民间性有关，它是特别强大的另一种地母般的秩序；《植物志》与作者主体有关，这些文字有一种林白性，林白的风格，林白处理和感受世界的方式，那其中涌动着的生命欲望与蓬勃往事，那种流光溢彩的艺术原创力，那种任性与不死的激情，那种一代女性文青的主体性，她提示你要这样去读。这是两种进入文本的不同方式，两种历史观。最终她选择女性自我的写作主体，在母系民间主体之前。
她的理由是考虑读者，但其实诗歌也会屏蔽掉一部分的读者。我理解她是定了一个调，这是一部主体性很强、提示性很强的作品，应该按照“我”的方式读，按照女性知识分子、充满激情的诗歌阅读的方式去读。把《植物志》放在开头，是阅读方式的提示。前面我们说她的写作方式是油画般涂抹的写作方式，不仅仅是指这部作品她改了十遍，更指这部书里面有一些内容和记忆、经验书写有前文本，像《致一九七五》等都反复出现过，最终呈现的效果和笔触有关，是一种精心设计过的蓬乱笔触，首如飞蓬却不掩国色。而这种蓬乱带来的困惑，用诗歌阅读的方式就很容易进入。
我其实是诗歌爱好者，所以进入起来很容易。我在想这种油画般涂涂改改的写作方式，可能也源于林白老师是一个诗人，诗人组织文本的方式是从感受和热情开始，后期再来调整结构。这个小说的写作方式很像是写一首长诗，不是事先想好做什么，从哪里开始，把人物关系做好，把“注”、“疏”、“笺”内在逻辑严密的理性结构建立好；而是先把材料写出来，然后再来组织结构。小说的核心肯定不是故事和人物的情节走向，而是时间和记忆，是感受和小说的核心世界观，是她试图告诉我们的那个历史观、女巫的巫言巫语，甚至是语言本身，这样阅读就很容易，顺着她的语言顺流而下，感受她带给你扑面而来大雪一般的各种意向纷呈就行了，何必搞清楚叙述框架呢。所以这个读起来就像一首长诗，按照《植物志》的方式去读就对了。去用这个林白式的自我，遇见另一种形式的历史表述，《异辞》和《植物志》两个主体在对话；去用一种充满奇异植物蓬勃生命力的抒情意志，去触碰《异辞》里坚硬的历史与奇怪的方言。
方岩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
面对二流作品时，我们常常会滔滔不绝，而在遭遇杰作时，却会词穷。所以，在看完《北流》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不知道如何用一种形象、直观的形式来呈现其先锋性、丰富性以及那种令人着迷、无穷无尽的未完成性，或者说生长性。直到我看到一幅画，张晓刚的《舞台3号：城堡》。这是一幅长6米、宽2.6米三联油画。画面的远景是三栋连在一起的黄色建筑物，稍加辨析便不难发现，它们更像是带有特定历史风格的权力机构的变形，比如学校、监狱或机关大院等。一些梦幻感强烈的物象散落于这些建筑的前方，比如，骑马的男人被蒙着双眼，一面镜子倒映着军绿色的大衣，旧报纸的碎片，一个小姑娘和一个长着狗脸的人并排跪着……高耸的电线杆上面架着高音喇叭，断裂的电源线，这两种物体既切割着画面空间，亦区隔着那些魔幻的物象。整个画面既非单点透视亦非散点透视，像是各种梦幻元素的拼盘。事实上，当每个元素被单独凝视时，便会发现它在以自身的构图原则和景深在召唤一种独特的叙事及其时空。所以，魔幻元素的拼盘，也就是成了诸多独特叙事及其历史空间的并置。而随着叙事的各自生长，它们将在某些时刻彼此呼应和关联，那些断裂的电线也就成了隐秘联系的伪装。这幅画就像是在把城堡里秘密摊晒在阳光下，这就像《北流》一样，多重的叙事及其时空在其中重叠，其复杂而隐秘的关联在等着我们去探险。
《北流》有着复杂的叙事声部，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借助“人的返乡”完成了“历史重述”，而两者的同构关系则需要凭借诸多具体元素来实现。首先是，父亲之死。李跃豆的亲生父亲曾经被划定为“右派”，后来病逝。诡异的是，父亲的死亡虽被不断提及，却一直未曾触及当初被定罪的原因，父亲的生平也很少被讲述，死亡的原因更是模糊不清。于是，父亲之死变成了历史之谜的隐喻，贯穿于小说的始终，阴郁的氛围如影随形，如同历史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人的日常。这正是我们今天讲述历史时的困境，或沉默，或回避，抑或语言的碎片永远拼贴不出历史的真相。方言固然是《北流》叙事的重要元素，但我并不主张将其当作特殊性来谈论。因为人与历史的关系要最终落实为具体的人、具体的思维和言行，而这一切都首先表现于“方言”之中。“方言”涉及的是地方性知识、地域性的习俗和日常，呈现的是人与历史关系“自然”的一面。人对历史的讲述与记忆的遗忘、修正和杜撰相关，日记便就成了《北流》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不管是日记的毁坏、丢失，还是日记的片段摘录，或日记内容的回忆和重新编制，都在影响着历史讲述的形态。所以，关于日记不同处理方式本身就能造成众声喧哗的历史讲述形态，而众声喧哗与真相之间永远在无止境的纠缠。历史进程与人的命运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往往体现于一代人或一群人的内部迥异的人生经历中，人物传记也就成了《北流》中重要元素。返乡之旅固然带着个人成长史的色彩，或者说是一个人的战争。然而个人成长史的生长性、丰富性和开放性却离不开群体、代际人物群像的共同参与。《北流》中出现了不同形式人物传记，有的是较为完整的叙述，有的则为人生片段的截取，还有公文式的人物简介。人物传记的详略程度和书写方式不同，固然与个人成长史的叙述需要相关，但是也意味着不同的人与一段大历史之间远近亲疏的关系，既是具体的人与历史之间不同相处方式，亦是历史对具体的人的不同的塑造方式，更多的人则匿名、淹没于历史之中。既然《北流》与历史重述相关，所以评价也就隐藏在讲述之中。在北流之外，林白还讲述了“滇中”“香港”两个时空的故事。滇中的时空里始终充盈着丰富、开阔的安逸、祥和的氛围，像是林白为自己所叙述的历史和现实所打造的一个平行世界，她好像是在暗示：假设那些伤害和痛苦不曾发生，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而香港的故事，则在努力讲述我们在封闭的时空中所经历的那些历史和现实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但无论怎样，“滇中”和“香港”既像是关于历史的批判，又像是关于历史的重新设计和想象。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张晓刚的《舞台3号：城堡》创作于2007—2022年之间，而林白的《北流》则创作于2013—2021年之间，两位同是1958年生人。当一位画家和一位作家，以更为充沛的先锋姿态在历史幽暗处相逢时，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悲观或许能稍稍缓解。
陈国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北流》阅读具有比较大的挑战性。很显然，某种意义上说《北流》是林白小说创作上的集大成之作。人物、场景和情节都和她以前的创作有着互文性的特点。刚才王宏图老师说这是她的晚期风格之作，陈思和老师用的是“中年写作”这一概念，都是指作家个人发展到一定阶段表现出的主体性，是一种内敛的创作。林白在文学创作上先是以诗人身份出场，后来以女性写作代表作家为人们所熟知，而真正走向成熟则是从《妇女闲聊录》开始的乡村小说创作。当然，她的乡村小说也不属于传统经典意义上的乡村小说。可以说，林白一直是当代文学的独立存在。林白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北流”这个文学故乡。为响应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当下文坛正在提倡“新南方写作”。实际上，林白一直在进行着“新南方写作”。她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地方志色彩。地方志文学书写作为一种写作策略，不同的作家具有不同的创作特点。《北流》表现了林白地方志书写的鲜明特色。
第一，方言。方言志是地方志的主要内容。文学评论家张燕玲认为，林白与黄锦树、黎紫书和陈春成等作家都可以纳入“新南方写作”的范畴。她所说的“新南方”，指的是与主流普通话区别的南方写作，囊括的地理意义暂不明晰，但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野生感。与一般的“新南方写作”中的地域性、民族性书写不同，林白的新南方书写始于一场语言的漫游（《重新看见南方》）。刚才叶立文教授指出《北流》中方言修辞的三个层面的文化意蕴，非常精彩，我完全赞同，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当然，应该指出北流方言区虽然代表地方文化，但是这一文化对普通话世界充满了向往，《北流》的乡村是城乡融合中的乡村。这和诸多北方作家书写的闭塞的乡村形象不同。《北流》就是地方历史、地理和文学的融通。
第二，诗性。《北流》的诗性主要通过名物志来实现的。名物以抒情，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北流》中主要通过两个维度进行表现，首先是具有南方鲜明特色的植物名物，如赴滇中的火车上、在香港参加学术会议，看见红豆树、凤凰木便想起北流的往事。于是，北流生活的朋友、同学、亲戚与文友在小说中相继登场，组成北流的生活烟火，这种书写方式自然让读者想到“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民间慨叹，“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传统文化，“人”的生命能量与“物”的生存状态错综复杂、秘而不宣地纠缠在一起。其次，《北流》通过空间建筑来复活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彰显北流的南方特色，激活小说的诗性美学特征。北流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如县图书馆、县体育场、戏台、防疫站、沉鸡碑等反复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铜阳书院、县文化馆、北流中学图书馆等空间不断再现。这些建筑有些早已成为历史尘埃，有些早已成为断壁残垣，承载着北流丰富的历史痕迹。空间的变换、建筑的变迁以及名称的异动，呈现了北流地方的历史沿革和建制转换。
第三，人物。《北流》中“时笺：倾偈”一章把母系家族历史、人口变迁都一一呈现出来，这是方志人口篇的文学表达。其他的还有一代人的求学插队生活故事以及后续的改革开放时代的生活情况，还有特殊年代串联的故事。不过，林白跟其他人书写人物不同，林白无意于写出历史的厚重感，而是写这些人物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每个人的命运又是如此的不同，难以预测、难以把握。这些生活细节、人物典型主要源于真实回忆与虚构梦境的融合，这种写作策略固然源于作家敏感的艺术想象，更源于梦幻的南方地域特点。正是这种人物和环境的高度契合，小说才创造了刚才老师们说的搅成一团的生活状态。
李丹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跟林白老师很多年没见了，我说林老师越来越漂亮了。这并不是一个谦词，对一个作品的阐释有很多路径，其中最直观的切入就是她本人、她的外观。“漂亮”听上去有点俗，但真正想表达的是这个人看来更丰厚了。北流是林白的家乡，小说开头亦写到李跃豆返乡，这让我们联想到文学史上的乡土书写。如何返乡？又以怎样的身份和姿态？像鲁迅的启蒙、沈从文的乌托邦追溯，后来还有莫言等人的书写，他们带着各种记忆和苦闷回返故乡。和他们相比，林白的《北流》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作家的返乡。作家的身份、写作的焦虑在此变得相当触目。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职业写作者，他的写作动力和持续性在哪？这在当下是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鲁迅那里可能也有类似的顾虑，但不像今天这般棘手）。前面谈到作家的年龄（60岁）、体力，也可纳入其中考察。我们看到，有的作家希望通过回返乡土、回到人民书写来解决自己的创作危机，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弄不好会有“作”的嫌疑。林白在《北流》里举重若轻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返乡很简单，“我”回的不是现实的故乡，而是语言的故乡。这真是个圆满的解答，稍有点遗憾的是，小说到最后不该回避自我的构建。可以把李跃豆这个主体写得更丰满些，但最后散掉了。这对林白来说也许是非常舒服的方式。前面几章虽然也散，但散得有理，后面呢，有点太任性惬意了。
很钦佩林白老师一直保持着这样旺盛的探索精神，《北流》的先锋特质，是公认的。对于外面的评价，林白的回应很有意思。张新颖老师说她“天真”，我觉得是“混沌”，这也是她创作的天赋和根本。除“先锋”之外，评论林白还经常出现女性、民间等关键词，对此，林白在书写中都有具体的应答和调整，但她本性的东西却很顽强地立在那里，拒绝命名和改变。评论中某个词对她可能有触发的作用，但真正写起来就不大能接受它的概括和控制了。她不知道边界在哪里，整体是什么？这成了创作最动人的地方。正因为不知道边界在哪，整体为何，所以才有如此强烈蓬勃的诉说。
开篇的长诗《植物志》在叙事上确实有些冒险，它会阻挡一部分读者，但这是不折不扣的林白特色。林白是需要情绪来点亮的人。《北流》的篇幅这么长，连她自己也没想到。《植物志》的出现，就是情绪到来的标志和索引。《植物志》下面是小说的正文，就两个字：北流。北流是什么？有了《植物志》的铺垫，不难体会，北流就是一团情绪。“我”不知道如何界定它，它的整体是怎样的？所以“我”要返乡，要注释，“注”（卷）后还有“疏”（卷），“疏”后还有“笺”、散章、尾章、别册、支册等，欲说还休，绵绵不绝，就这么把自己原原本本地道出。林白的世界是混沌未开的，很独特。从少数、边缘的角度看，故乡北流、女性、先锋（对林白而言）其实是一个词。自始至终，“我”只是耕耘着“我”的本色，展现着“我”的本色。小说的目录、结构是经过设计的，林白也说过，她在结构上想了很多种形式，但这种形式的考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把“我”的话全部装进去，让它成为小说的模样。至于它是否能成为一个逻辑有序的整体，“我”是根本不在乎的。这是一种全方位、情绪化的生命倾诉。文中大量的小标题，诸如“悦豆见米豆”“往时的米豆”等，亦如情绪的火花，火花跳出来了，就写下去。一种相当本色的文学书写。只要有时间，这本《北流》还可以延续下去，它永远不会有定本。
小说第一部分写作家返乡，李跃豆跟周围有很大的隔膜，这种隔膜、疏离跟小说内部敏感丰盈的感觉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反比。小说《北流》并未触及自我的边界，与世界的隔膜感让语言源源不断地涌出，如此丰厚，如此迷人。“我”很想弥合与世界的隔阂，“我”很想说清自己，原原本本地展现自己，甚至动用了方言，很多生僻的字眼，但结果，这些方言和生僻字却把“我”和世界的隔阂固定下来。为什么不能把李跃豆写得更泼辣、更可爱一点呢？对于后现代式的松散、碎片化，有时要警惕些。人本能都喜欢穿拖鞋，不愿穿夹脚的皮鞋，这是性情、自由的展现，但文学也被“自由”绑架了。
项静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我前面已经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里面引用过胡兰成的一句话，“驱使万物如部队不如让万物卸甲归田”，这部小说就是让万物卸甲归田，让万物自己言说、各成其是的一部文学作品。我今天想稍微跳开对林白老师作品的印象和感受，谈谈由这部作品带来的一些思考。我比较早就认识林白老师了，那时候她不认识我，2000年左右的时候，在书摊上看到她跟陈染老师两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她们漂亮的封面照片。后来我来上海读书，在学校里围观她参加的文学活动，应该是2005年，第一次真实地见到她，在上海大学的“文学五四周”活动上。在现场嘉宾坐定，另外一位老师可能是见面打个招呼，随口说了一句，林白你今天脸色不太好，她马上掉眼泪了。这个场景我记忆特别深刻，以至于我觉得作家就是这样子，这样的作家就是我心目中的作家的样子，它塑造了我对文学艺术家的想象，对他们世界的想象。同时我也明确知道自己跟他们的世界关系特别遥远，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最近几年跟林白老师见面的次数算是多的，跟她见面和聊天发现，她跟我从前想象的不一样，我发现她特别善言谈，很喜欢讲话，有好多年轻的朋友愿意跟她聊天，她给我带来很多有启发的知识。由林白老师的这个变化，我想到一个问题，文学到底对作家来讲是什么？在当代文学史和整个中国的文学河流里面，文学有时候带给我们的是忧郁、痛苦、伤感，有时候是批判、疾言厉色，还有记录等非常多的方面，我们经常会忽略创作跟人的修为关系。如果文学仅仅是以上种种作用，可能作家这个职业本身就有点无趣。我们古典文学特别讲究滋养人，滋养作家、滋养读者，这个滋养不是让人简单地变好和变善，而是可以丰富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因为写作变得更喜欢自己和生活，或者简单来讲就是活着是有价值的，人的意味更丰富。从林白老师的作品和人的关系上，我感受到文学有这样一种作用和价值存在，有时候文学系的学生和老师都总是特别焦虑，学文学干什么，总是问这样的问题，她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第二个阅读感受，这个作品以其复杂和探索创造了新的读法。我自己读这个作品时放弃了去寻找一个解释它的框架或者解读它的一个理念，它就是像现代游戏的感觉，一个拼贴，一堆卡片放在一个抽屉里，随便抽出一个来，就能阅读得很开心。每一个自成一体的章节都可以拿出来看作一个小长篇或者中篇。这个作品的形式上有很现代的感觉，比如整部作品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自成一体的系统，比如说是方言的系统、北流人的系统，甚至有一个现代知识的系统，我也可以从里面所涉及的书目看到林白的阅读史，她与知识界的关系，看到她对中国知识界的回应，当然也有世界革命的、民族、边疆史的东西，都以各种各样小的系统存在。读者的个人经验决定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如果我对哪一部分感兴趣就可以到里面抽取这一部分自己更深入地阅读和理解。在这部小说中，我喜欢两个人物，罗世饶在中国大地上乱荡乱行，另外一个在边疆向世界革命进发的梁远新，小说里面写到梁远新的一段话特别令人感动，梁远新的生活肯定跟世界革命有关系的，对世界是充满了希望，不仅充满希望，而且在希望的尽头还有一个像万花筒一样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缤纷绚丽的。这个小说也是缤纷绚丽的，可以随便找一个跟自己生活有关系的部分。我经常跟我的朋友们推荐这部作品，年轻作家要读一读这部作品，正像刚才有老师说它是可写的作品。这个作品和《红楼梦》当然不一样，《红楼梦》是比较有秩序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像张爱玲所说，给一奉十，它有丰富的可能性和层次，有很多材料和未完成，它是可以多方面安放读者心的小说。
第三点，有理论家分析托尔斯泰和福楼拜的区别时说，托尔斯泰的小说没有很多的比喻，福楼拜就有很多的比喻。看现代青年作家的作品时，我发现大家特别喜欢用比喻，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写法。《北流》这部作品里几乎很少使用比喻，我经常一页一页翻看，没有什么比喻句，这个很有意思，用比喻时看起来写得很形象、很生动，但是比喻多的文学作品其实是理论的世界。如果一个作品里更多的是动词、名词、对话的时候，它往往是一个多汁细节的世界。
从以上几个阅读的感受可以看到，这部作品一方面是一个很有冒犯精神的作品，对主流文学界或者对其他的同时代文学作品来说，它是一个冒犯和感叹号。另外一方面它又非常有平常心，小说里面有一句话“县城是中国的平常心”，有多汁的细节和生活感。
林白
作家、《北流》作者
在自己衰朽之年，也没有太朽，衰微之年到复旦大学开作品讨论会，自己觉得如梦如幻，如此的欢喜，如此庆幸。希望自己对文学的心不要沉下去，希望将来自己还能够有点滴的成长。我先讲一下阅读的难度，除季亚娅表示阅读很兴奋之外，其他所有老师都说阅读有挑战。只要我把《异辞》放到后面，不当成正文基本上就没有阅读难度。一段一段的读保证是很顺畅的，而且方言没有大家声称的、媒体渲染的那么多，最多只有10%的方言。这个方言可以读明白，不用看《李跃豆词典》的，弄一个词典是为了方便我自己，最后弄出来，作为间隔，就像诗一样用来隔断的作用。其实现在的读者水平很高，到豆瓣上看看读者的评论，都很专业，看他们的留言，受教育程度很高，跟以前真的不一样。读者不见得要看一个三分钟的一个戏剧点。碎片的问题，有几位老师说到支离破碎，我自己坚决不认可这个说法，我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整体在哪里？在混沌未开也可以，肯定有整体性。四梁八柱也是有的，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地看到，作者本人、读者都不会那么清楚看到，正常看不见，但是肯定在里面。在里面也不清晰，但是肯定有。没有四梁八柱，不一定叫四梁八柱，就叫一个结构也可以。小说里，罗世饶那一部分很长，有一个原型，我表哥，基本的经历是有的，但是所有的过程从哪里到哪里都是我虚构的，是我编的。
然后讲到形式，王安忆老师说为什么要用这么麻烦的形式？麻烦的形式是没有总体规划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最早我给季亚娅的版本是8.3，在之前我有很多的版本，最早的结构叫《降落伞》，一个中心，这个伞的几个支柱，表哥、姨妈等。我自己推翻了，慢慢到了一个版本，叫《巨象》。我一边写，一边把《妇女闲聊录》拿出来看。2004年来一直保持这种习惯，我们家有一个保姆她在我们家三年，她父亲去世，去世三天她又回来了，她讲的东西很生动，就记下来，不记下来就忘了，我就要把这个东西放到《北流》，还有百科全书、亚里士多德、动物、植物，很多东西是浩荡的文本，上百万字差不多有的。所以叫《巨象》。后来又改了一个，《织字九章》，又弄了一个版本，还是不理想。忽然有一天中午这个形式跳出来了，忽然受到某种启发，神奇，注疏出来了，马上觉得这个可以把乱七八糟、所谓支离破碎的内容，甚至《妇女闲聊录》都可以放在里面。小说里有一个章节《七线小城与世界革命》。我们（北流的）上一级和曾攀老家是六线小城，我就依此类推，他是六线，我们一定是七线小城与世界革命，很生动的。比如木珍到天安门要搜身，她说别摸了都是肉，那个人一听就笑了，也就没有摸她。
生活世界大于时代、历史、个人，新颖讲的这个我很认可，正文一开始是《异辞》，《异辞》之后就是《植物志》。季亚娅也说了，同时把两种不同语言形式的文本放在一起，所有的读者都被你吓跑了。我就把《异辞》挪到后面去了。丹梦老师讲到这个结尾，我真的觉得结尾很好，一条河一条蛇变成了蛟，然后从河到西江，到珠江，到大海，梁远照穿着短西装、短裤，骑着自行车，李跃豆坐在后面，有一个大水牛，白鹭停在水牛上，《植物志》和前面呼应了，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我自己很喜欢。
我希望还是不要整理成文字，因为开会时讲自己的一点，还得回应，非常不好。我应该微笑着谢谢大家，每个人的发言我都觉得挺精彩，再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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