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桐 / 徐诗颖 | 关于新南方写作（一）
《南方文坛》
2023年第2期
朱寿桐 | 汉语文学的南方书写与澳门城邦文化写作
徐诗颖 | 周洁茹与“新南方写作”——以散文集《在香港》为例
汉语文学的南方书写与澳门城邦文化写作
文 | 朱寿桐
澳门是现存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东方城邦意义的中西文化合璧且具有相当历史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有关这座城市的“东方城邦”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确认过，更从来就没有被真正重视过。这是否是造成澳门文学写作历史性贫乏甚至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语文学概念的提出，告诉我们必须将澳门的文学书写纳入大中华文化圈的汉语写作中进行总体性的考察，于是，我们除了从明清之际的吴历、屈大均等杰出诗文领略到汉语文学的时代风采和地域魅力而外，澳门的文学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可谓乏善可陈。进入汉语新文学时期，澳门文学的书写其成就和影响力无法与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相提并论。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新南方写作理念的提出告诉我们，考察一个南方城市或一个南方地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对于激发此一地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力具有如何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新南方写作的当然对象，汉语文学对澳门的书写应该集中在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开掘方面。这就需要澳门文学书写尽可能丰满地体现南方特性、南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特性，发掘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性所包含的全部历史意义和地域风采。而要写出这样相对丰满、相对深厚的澳门历史底蕴，就必须对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历史文化性质进行清晰地确认和足够地重视，否则，仅仅将妈阁当作一座赌城，是无法写出真正的澳门风采的。
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你会发现围绕着澳门这个城市的文学写作在历史上曾经显得那么贫乏，澳门文学的文化资源显得极其单薄，好像除了赌博其他什么都没有。其实，澳门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城市，具有东方人相当陌生的城邦文化特性。理解这样的特性才能真正将澳门书写深入辖区，并且能体现出汉语文学南方书写的重要特性。
从南方书写的特征性记忆中可以发现，澳门文学作为东方城邦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不仅相当丰富，而且极有价值。澳门文学的个案充分显示出这样的文化原理：文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自身，它还必须充任社会的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比起其他文献或档案，文学记忆是最丰富、最生动甚至也是最可靠的内容，因为它既然可以贯通官方与民间，又能够以最为具体生动的事象与情态、情感状态的鲜活，为历史记忆保鲜，具有一般历史文献所无法保存的心理情感内涵及现场感。对于澳门这样一个罕见的东方城邦社会文化的标本而言，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东方城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消减了古代西方城邦的政治含义，而代之以文化生活和文学生态的活跃。因此，澳门这样的城邦文化需要历史记忆的整理，而历史记忆固然要依仗历史文献和档案数据以及各种博物藏品，但更主要也更有特色的则是它的文学历史和文学形态。澳门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总体艺术水平不高，但文学历史和文学形态的如此价值，在整个汉语文学的历史架构和板块框架中不容忽视。
一般的文学理论都会片面强调文学写作的“微观视角”，细节描写意味着生动而富有特色。这样的理论比较符合具有习惯性宏观视野的大地块文学，比较能够救正过于宏观的叙事对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生动性采取忽略态度的通常缺陷。但对于澳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相当微观的南方城市而言，太多地强调其微观细节，往往会让读书界对其采取普遍的忽略态度。于是，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一提起澳门就联想到赌博，一涉及澳门人就关注土生心态，这样的细节化、微观化的处理并不能体现澳门叙事作为南方叙事的特质和风采。这时候，澳门这个地理逼仄、历史特别、人口稀少的城市，要想能够在南方书写和汉语文学书写中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必须“宏观地”展现足以表现中国经验和中国历史文化心态的内容，这样才可能体现澳门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特性与时代魅力。
▲朱寿桐主编《澳门文学编年史》，花城出版社，2019
明末清初伟大的文学家屈大均，写了数首影响深远的《澳门》诗。他的诗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从国家、民族的命运感描写澳门及反思澳门的历史，从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意义上把握澳门的文化脉息，因此，他笔下的澳门是中华命脉的一个环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隘，在汉语文学世界就具有一种时代性的意义。他的《澳门》之一这样表现澳门的“雄关”：“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所描写所思考的是守卫疆土，外据洋戎的重大国防问题，以凸显澳门作为雄伟舶口的重要性。他的另一首《澳门》这样描写澳门与大中华的历史忧患：“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人惟真白氎，/国是大红毛。/来往风帆便，/如山踔海涛。”他看到的是“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从外国人侵占我国土经商的事实，忧郁地联想到这种事件的历史影响，很可能牵连到我国守疆将士千年难熄的战事。这是一种历史的巨大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将澳门与大中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而体现出丰富的中国经验，体现出深刻的民族关怀，具有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值得长期关注的价值和意义。
在文学书写方面，必须习惯于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审视澳门，这样才可能在中国经验、南方书写和时代叙事的角度把握宏观的澳门。而这种对澳门进行宏观把握的重要历史文化节点，就是对澳门进行东方城邦的整体考察。
城邦从空域概念而言乃是指一个中心城市及其所控制的有限区域，即使不是拥有主权的国家，也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样的政治实体同时又是一个鲜明的文化区域。在这样的认识上，历史和社会文化学者一般将香港和澳门同德国的柏林、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以及英国的直布罗陀同视为主权国家内部的城邦政体。其实，澳门比起这些城邦区域来其城邦特性更加明显，特别是它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意义同时又具有相对完整的文化实体意义，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近代和现代城邦的价值体现。
当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历史上的城邦概念来完成澳门的全部内涵，但将其赋有的东方特色与西方历史上城邦社会的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应能通向更为准确的学术把握乃至日常表述。对于澳门而言，政治称谓一直模糊，直至澳门特区政府成立，“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定位才得以明确，而关于它的社会地理定位也同样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历史上曾有“澳门乡”之称，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它称为“城市”，虽然如果径直称作“澳门市”似乎又显得不伦不类。“澳门街”的称呼倒是耳熟能详，但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称谓，从来不能承担全澳门的总称职能。有人曾试图用“含有邦国性质的城市”指称香港和澳门①，不仅内涵更加模糊，而且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政治定位有碍。如果需要将澳门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将政治称谓、社会称谓和文化称谓统一起来，则大可以将之称为“东方城邦”。
东方城邦区别于古代西方城邦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它政治属性的相对减弱与文化生态的相对活跃。
“城邦”一词是汉语对于西语“polis”的绝佳翻译，这一词语至少在汉语中的巨大生命力超过了西语本身。在西语中，它常常指向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形态下的政体模态，这就使得它天然地带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政治性。厚重的历史感使得它相应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强烈的政治性常常冲淡了它本应具有的浓厚的文化意味。而在汉语表述中，它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与古老的政体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不少人认为，“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城邦社会”②，——但是，在现代汉语的学术讨论中提及“城邦”一词，绝对无法直接唤起对于春秋诸雄争霸的历史的直接记忆，更不可能为那一时段中国历史的学术表述所独占。当然，“城邦”作为一种社会架构体现着不言而喻的政治体式，但在汉语的语感中更多地带有社会文化的特定性质，这样的性质不一定与历史直接相联系。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澳门连同香港这样的城市与政体合一、政治社会体制相对独立的“特别行政区”，以“东方城邦”作文化和学术的表述，应该是可行的。
作为东方城邦的文化标本，澳门比它的近邻香港更具有丰富、复杂的现象和更其悠久的历史；作为拥有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长期独特性的东方城邦，它的典型意义超过了香港，甚至它的传统产业结构，它的（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制度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分层特性，连同它的精致小巧，都更多地展示出东方式城邦的社会文化特征。现然，这样的城邦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在社会分层等内涵上有着很大差异，特别是其政治地位及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与古希腊城邦无法同日而语，但即便如此，它的政治相对独立性仍然长期超过香港，因而在较为传统的意义上更接近城邦的性质。香港被英国实行殖民统治以后，政治制度甚至社会价值体系存在着“英化”趋势，其政治地位的附庸性超过相对独立性。但澳门不同，尽管葡萄牙人对澳门的控制时间比英国人对香港的控制时间长得多，但由于葡萄牙人在政治上“实行双重效忠”，即一方面宣誓“向葡萄牙国王效忠”，另一方面“受到明清政府的严格约束”，甚至，“澳门市政议会在实际上所受的中葡二元化领导下，更多地倾向于接受中国政府的领导”③。在经济上“只求互利共荣，而不刻意强求建立起政治、军事或宗教上的支配地位”，在文明层面，“葡人放弃了西方列强向来所自居的文化上的中心主义、优越主义、自大主义”④，这些层面保证了澳门政治长期以来既区别于明清政治，又相对独立于葡萄牙政治，当然与香港政治更相距甚远。因此，即便是在强调“城邦”的政治属性的相对独立性的原始意义上，澳门也比香港更加典型。
当然，作为东方城邦的最典型的代表，澳门所体现的城邦特色或者城邦属性主要是在文化层面。西方思想家从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学术实际出发，往往都是将城邦社会的政治品性向文化品性方面作推演。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古希腊城邦的重要特点是“城邦空间”（Sphere of Polis）与“家庭空间”（Sphere of Oikos）具有了清晰的界限⑤，这样的界限保证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可能具有的自由，实际上是使得人们在公共领域的社会生活中拥有足够充分的私人自由，因而体现出古代民主政体的基本属性。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作为民主政体的延伸，城邦社会的公共空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这种城邦空间往往由宗教性公共建筑（教堂、神庙、祭坛、圣殿、公共墓地）、市政公共建筑（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大会会场、法庭等）和文化运动场所（露天剧院、公共剧场、运动场、摔跤场、体育馆等）构成，它们的基本功能提供古代公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和一般社会文化生活的便利。只有在这样的城邦体制下，政治活动才可能与文化活动合而为一，而且最终取向于文化品质。例如，城邦露天剧场不仅仅举行戏剧演出，更举行带有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在戏剧演出的同时可以配随着政治仪式，包括向牺牲者致敬，对烈士遗属的抚恤等：“聚集于同一剧场的公民观看同样的表演，经历同样的感觉。这样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一个区别于剧场之外、区别于其他剧场的整体，它们之间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情感。”⑥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⑦。
对于城邦社会公共空间的考察诞生了对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深有影响的哈贝马斯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中，延伸到近代的报刊、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被理解成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⑧。在这样的文学公共领域中，“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⑨。
这种政治生活与文学生活在公共空间相融合、相趋同的现象，不仅是古代城邦的特色，也是澳门文化和文学的基本属性。所不同的是，澳门作为东方城邦与西方古典城邦处在反向融合状态：政治公共领域常常消退为文化和文学的公共领域。
在所有的人文空域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澳门这样需要保存自己的文化记忆，而且也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强化这种记忆。一个东方式城邦的区域，蕴含着各种各样的传奇、神话、故事，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情感和现实感兴，汇合成外延相当明显的集体文化记忆，这是澳门与其他城市甚至包括与香港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之点。包括香港在内，许多城市的文化记忆可能也有鲜明的特性，但却缺少明显的外延。
中国传统生活秩序在香港所遭受的冲击显然比在澳门大得多，香港市民社会对于英国文化的认同度，决定了这个现代都市的集体文化记忆外延不会十分明晰。
▲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澳门基金会，2008
澳门作为东方城邦区域，与香港相比，其文化外延清晰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也正是这些方面决定了澳门的文化和文学记忆显得更重要或更有价值：
首先，从澳门开埠或被世人发现的那一时代开始，澳门就是一个笼罩着鲜明文化氛围的特定区域。史家因谓“在澳门到处都可见到妈祖文化的影响……在葡萄牙语中，澳门之名为‘阿妈港（Amacao）’，或是‘妈港（Macao）’，它反映了妈祖文化在澳门久远的影响”⑩，或谓“Macau的词源，足以反映妈祖文化在澳门历史中的渊源”⑪。以一种极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历史和民俗文化笼罩着整个区域的历史发现过程，甚至直接作用到原始的命名。固然，这样的命名所具有的词源学意义仅能概括这个区域文化现象的一个方面，但它无疑是这个区域文化现象中最富有特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澳门后来发展成为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妈祖文化、儒教文化、佛道教文化以及岭南地域文化和葡萄牙远洋文化多元啮合、交相辉映的文化杂合体，但妈祖文化的笼罩则是自始至终的文化氛围，它宣示着澳门文化特有的南国风情与地域特色，是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澳门文化的基色和品貌，勾勒着澳门文化的历史起点和基本外廓。拥有明显的历史起点和基本外廓的澳门文化体现着城邦文化而不是一般城市文化的气势和魄力，形象与风貌，这是香港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所不具备的。充满着文化记忆的“出场”或者叫“出世”，使得澳门的文化记忆较之任何别的城市都显得特别有意义，特别重要，也特别有可能。
其次，在葡萄牙人统治的相当长时期，澳门只是作为“蕃坊”为前者所管辖，并不是殖民地，就是说，葡萄牙统治并不是始终具备征服者的身份在这个城邦中推行他们的殖民政策，在更多的时候，澳门的主权归宿于华人朝廷，这个城邦社会的政治、文化的自主性因而并没有受到葡萄牙人的侵略性改造与颠覆，这是澳门在中国版图上保存中华传统文明较为完整和较为清晰的重要历史原因。明清朝廷对于澳门的管治被历史学家描述为：“在确保中国在领土、行政、司法、贸易关税等方面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居澳葡人得从借住过渡到租住，并允许掌有对葡人小区内的部分管理权力……”⑫这充分说明澳门长期处在中国主权下的城邦社会状态和独特而独立的文化生态。同时，又由于长达数百年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下，原本就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整合力的中华文化在澳门这块特殊的区域显露出更加包容的气度与活力，它能够在许多方面与西洋文明和平共处，无论这样的文明和文化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逼近自己。当然，在近代以来日趋强势的西洋文明也在这种生态下面对古老厚重的中华文明有条件地收敛了自己，东西方文明在这块弹丸之地却是那么巧妙地、富有历史智慧地处理着空间的紧张，彼此达成基本的和谐，至少可谓相安无事。对于西洋文明近在咫尺的存在，中华文化必然以一种参照和竞生的态势维持自身的完整，完整便意味着活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文化所具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完整性、自然性和清晰性，是香港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完整而包容的文化格局，清晰而又有混合性的文化形态，使得澳门的文化记忆充满着多元的色彩和历史的力度。
最后，澳门因其物质文化的独特性和悠久性而被公认为文化之城，澳门主城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从此它之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可与罗马、佛罗伦萨等古城邦差可拟。历史文化名城的美，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几乎都带着丰富的传说，这些传说组合成整个城市的文化记忆，而这记忆的深度、力度、历史感和传奇性，确非一般城市记忆可比。据有关史料，即便是从起源意义上统计，妈阁庙的传说多达十八种，大三巴的传说亦有十二种之多。这些在坊间流传至今而且有时候还不断变异的传说，其实就是关于这古老城邦的一种有历史厚度的记忆方式，它是文化，是文学，也是历史本身。
就现实性而言，澳门所体现的城邦社会和城邦文化特征也还是较其他城市更为彰明。澳门社会是一个充满社团组织的社会，这样的情形反映了这个相对自由的独立城邦中人们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最起码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存在于有自由社团之处，而不是处于国家权力的监护之下”，这似乎正道出了澳门社会的基本情形。当然，现代的东方的澳门是一个文化性质的城邦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城邦，于是它所拥有的庞大的社团群较少政治色彩而多具文化性质，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社团在整体上“能够举足轻重地决定或改变国家政策的进程”⑬，但它们可以在整体上决定这个城邦社会的文化性质。此外，澳门比起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更加典型地处在所谓家族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城邦文化状态；“在一切政治共同体中，城邦一直都被看成是最喜欢言谈的”，“在城邦的经验中，尤其是在源自城邦经验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和言语开始相互分离，彼此间成为越来越独立的活动”。这样的独立性与城邦文化形成之前或成为城邦文化基础的家族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⑭。澳门是在著名的家族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城邦社会，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决定了它作为城邦社会的固有的传奇性和历史典型性，这样的传奇性和历史典型性需要文学记忆加以呈现，加以还原。
▲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澳门体现东方城邦文化的典型性，可从澳门长达四百多年的“蕃坊”史加以观察。相对于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史，“古老的”澳门之于城邦文化记忆的意义更加明显。四百多年政治主权的若隐若现，四百多年文化脉息的连绵不断，四百多年多元文明的和平竞争，四百多年经济生活的独辟蹊径，使得澳门发育成典型的城邦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典型的城邦需要典型的文化和文学记忆，澳门需要与这个特殊的东方城邦相匹配的文化记忆，而这样的记忆之中，文学记忆的意义不可忽略。
城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自身有着不依赖于其宗祖社会的独立性，这样的独特性远非一般城市甚至都市所具有的地域特色所能相提并论。广州作为粤地的大都会，其地域特色非常明显，但它很难与粤地的其他城市拉开明显的文化距离，无论从外在的物质状态还是从社会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其文化的独立性无法与澳门相比。甚至香港也是如此，它作为东方城邦并不像澳门这么典型，原因就在于它文化上的独特性远远无法与澳门相比。文化的独特性主要是通过两个管道加以体现和展现：一是充满活力地呈现于社会生活之中；二是生动地蕴含于文学叙说之中。越是独立性强的文化越需要借助文学记忆的力量加以呈现，越是文化特性明显的社会生活越能给文学带来认知价值和魅力。
澳门作为南方城市的历史文化的性质，是否可以概括为东方城邦，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从文学书写和南方叙事的角度看，将澳门这个特别的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东方城邦的学理把握，有助于揭示其文化特性，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培养汉语文学家从较为宏观的和较为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观照中把握澳门历史及其独特性的习惯，进而激发和提高他们从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角度进行澳门书写的能力。
（朱寿桐，澳门大学）
【注释】
①陈剩勇、杨馥源：《建国60年中国城市体制的变迁与改革战略》，《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②王秀臣、陈彦辉：《春秋城邦社会特征简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王昭明：《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④卜奇文：《澳门模式与“文明冲突论”》，《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⑤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of a Category into Bourgeois Society，Boston，The MIT Press，1989，p.3.
⑥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⑦王邵励、张季云：《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⑧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4-35、205页。
⑩⑪⑫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澳门基金会，2008，第1045、46、I页。
⑬查尔斯·泰勒：《吁求市民社会》，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75页。
⑭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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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茹与“新南方写作”
——以散文集《在香港》为例
文 | 徐诗颖
从20世纪90年代出道至今，周洁茹的作品给人一种强烈的空间感。尤其是她的城市小说，地理概念一直是最重要的部分，这似乎与她本人的旅居轨迹相关。据此，我们可绘就一幅文学创作地理图，以见证她从成名、离开到最后回归的游牧之旅。接近十年的美国经历，也使她的作品多了一层世界意识。一直流浪与漂泊，艰难地寻找存在的意义，最后将香港作为回归落脚点，也是她以“他者化”视角来观察世界的选择，以解域化思维和跨界身份对人性做深入地挖掘和思考。而支撑她走过一段又一段的人生旅程，便是爱。2015年是她正式“回归”文坛写作之年，开启了“新移民”系列，在重新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她也逐渐对香港产生认同感。香港在她生活第八个年头后正式成为心中的“这里”，对香港的融入使得她的写作精神和文本审美呈现出不少“新南方写作”的特质。2019年出版的散文集《在香港》，从一个“在”字可读出她本人对漫游者身份的确认，也可看出她重新出发的渴望，让我们见证这位当年的“美女作家”已转型成为“新南方作家”。
周洁茹出生在常州，位处江南地区。古时的“南方”基本指的就是江南一带，因江南长期处于文坛中心。在世界性的视野中，“南方”呈现的是复数性和混杂性特征，比较著名的例子是美国的南方作家流派以及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现象等。近几年，国内各种期刊相继推出“新南方写作”评论专辑。“新南方写作”逐渐变成一个自觉的学术概念，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从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三个方面对这一概念做了定位和理论上的阐释。杨庆祥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定为“南方以南”，也就是：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①。无独有偶，周洁茹搬回离父母（或家乡常州）距离更近的香港，情感上希望“近一点点”。至于为什么选择香港？在一次访谈中，她是这样提到的：“我停留在香港，大概也是因为香港最后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美好的东西，而且香港一直在很努力地保护着这些东西。香港作家们的架构可能都是松散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混来混去，大家都要谋自己的生，以写作之外的方式。写作成为真正干净的一件事情。”②周洁茹用“停留”二字，实际上说明她对融入并没有很刻意，只是用一种“旅行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哪里觉得适合了就选择哪里，比较在意的还是拓展自己、自由写作并回归自己的内心。与此同时，环境对于她来说也不是特别重要，她曾用“流动的风”来形容自己与环境的关系③。刚开始，香港于她而言只是过渡之处，是她人生历程中的“中转站”，没想到停留了将尽八年后，香港正式成为“这里”，也是她承认已“在”的地理坐标。
周洁茹曾写过系列以“到……去”为题名的小说。表面上给人作为漫游者的周洁茹在确认方向乃至追求“寻找”本身的印象，但实际上聚焦的是在路上“来回”的没有安全感本身。没有去的地方而要“去”，不谈“在”某个地方，因为一旦“在”，作家的在地感会很强烈。但周洁茹很少用“在”，从而提醒她需要改换生活地方之时，她的方向往何处前行，最终到达何处。在她的小说中，最重要的就是写与父母关系的小说。她没有办法陪伴在父母身边，所以与父辈间形成了很大的“距离”。而这个“距离”，只能通过作品拉近。比如《到深圳去》，让我们看到作为孩子的“我”，为了给父母寄行李，历经多重困窘艰辛，终于顺利过关到深圳，最后发出“好了！这不要紧了”④的释怀，让读者的心头大石放下，爱的力量油然而生。故乡对于周洁茹而言，是回不去的“家”，可她已下定决心，“一定要活下去，直到回到故乡”⑤，这也是她永远要“去”的方向和目的地。
▲周洁茹：《吕贝卡与葛蕾丝》，海天出版社，2018
正因为周洁茹在写作中不会过多考虑自己与周围人和环境的关联，所以她的写作不会有太多的束缚，语言随着感觉和心灵一同呈现，没有太多的刻意雕琢，或为了谁而写作。虽然周洁茹的内心有向着父母的“北望”情结，但她的写作却不会“北望”，而是诚实的“向南方”，也就是立足当下生活的现实和人性的变化，回归自己真诚的内心，表现出一种叙事主体和叙事精神的独立，从而以自身写作的独特性来影响香港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她曾经说过：“如果我写的什么也能够让你哭，肯定是因为我不在高处也不在故意的低处，任何一个站在旁边的位置，我在里面，我写我们，我不写你们。如果我要写你们，我会告诉你。尊重他人的生存方式才能够得到你自己的尊重。诚实是写作的基本条件，如今都很少见了。”⑥诚实地面对写作与人生，是她的“新南方写作”的重要方向。
曾经大红大紫的周洁茹，看到“繁华将要落尽”的写作事业，便毅然决定离开中国，去一个能让她做出“不能写”理由的美国展开生活。十多年后，当她回来重新写作时，她已不再执着于“转身时的华丽”，而是用实际行动面对某些质疑的声音，即作品语言的过时。这种质疑使周洁茹非常愤怒，亦使她认识到回来写作的艰难，并持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写下去。这种内心的叩问给了她前行的勇气和力量，鼓励自己“不过是多一倍的努力，我还活着，就接得回来”⑦。另一方面，支持她前行的理由，肯定是爱，来自父母的期许和爱，她十分同意齐邦媛对故乡的看法，因为“唯一还会爱我，对我有期许的，当然是父母”⑧。在香港的生活，也让她产生书写香港的想法，尽管她坚持的只是在香港写小说，而不是写香港小说，写作的方向仍然朝向故乡。至于写作的状态，她是期盼能“独立写作，内心自由”⑨，因自己是一个不属于地球的“飞来飞去”的流浪者。这种流浪游牧的精神属性正如评论者马兵所言，是与香港这座城市相洽的，而每篇标识出地名的小说，则显现出“她对空间的敏感和对空间所表征的政治文化身份的多重指涉意义的敏感”⑩。在她的心里，即使未能完全融入香港，也仍然不妨碍读者对她笔下“香港”的理解，即颓废色彩浓重的人间风情之地⑪。无论书写哪个地域的小说，都离不开对“人”的书写，不会因香港的地方性差异所在而忽略了对普遍性意义的理解。周洁茹的创作谈《在香港写小说》已显现出世界性的视野：“我写了香港人的生活状态。就冷漠到残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一点确实也是没有地域的界限的。所以对于我来说，香港人也是人，香港小说，其实也就是人的小说。”⑫实际上，周洁茹对大城市没有太多好感，在她的印象中只有生活过的小城常州是最亲切可爱的，但随着逐步融入香港生活，她意识到不管承认不承认，自己真的是“在”里面了。既然已“在”香港，总得还是要活下去，这促使周洁茹重新思考写作和生活，并将这些思考形成散文集《在香港》。
周洁茹作品众多，但在内心里，有一个信念始终支撑她前行，那就是：生活永远比写作重要⑬。因此，无论读她的小说还是散文，都会感受到发自她扎根生活后流露的“真情实感”。这种被评论者蔡益怀高度评价的“锐气和灵敏的触觉”⑭，使她碰触到生活的细节，进而书写这座城市的“华丽与苍凉”。这种书写生活的真情实感同样表达在新近散文集《在香港》。
▲周洁茹：《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在香港》涵盖了四个专辑，分别是故乡、香港、写作、问答。收录在内的文章的时间跨度超过二十年，其中后两辑把写作和访谈的时间均标识出来，内容先后触及父母亲情、香港生活、创作谈以及访谈录等，可谓是周洁茹从出道至今思考人生和写作的时空集大成者。书名“在香港”给人颇有意味之感，初读题目以为全书贯穿的是周洁茹书写香港的内容，实际上是周洁茹在香港书写并思考人生，同时投射了她的“香港视角”。虽然这种视角被不少本地人认为是外来者而欠缺他们熟悉的“香港味”，但周洁茹不在意这些观点，而是持续她的本真写作。细心观察会发现，周洁茹更多地在散文抒发她对香港的感受，并得到她生活中的朋友的认可。对此，她曾做过一番解析：“散文就是生活……他们都是真正生活在香港的人，散文里出现的字、场景，都是他们每天要过的生活，真正的生活。”⑮重新回归写作的时候，她深知重启主业的艰难，也不无焦虑，可此时依旧没有忘记最重要的是生活，便写了很多散文，从中调整自己的写作状态。
香港生活节奏快，地方文化精神的传承在全球化语境下面临断裂的危机，对资本成长的追逐构成香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周洁茹也不能置身事外，身份焦虑的事实同样发生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即使她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地方。她的流浪情结甚深，所以更愿意做移居作家而不是移民作家。在这种情结的影响下，周洁茹选择“在香港”回望故乡和美国生活的点滴，与两地均形成若即若离感，成为她散文写作的特色所在。尤其在美国，她是没有办法写作的，但让她觉得神奇的是，离开美国后有了书写美国的动力。这种“不即不离”的返乡姿态，引发了评论者陈培浩进一步的思考：漂泊者该站在哪里，异乡人如何重建故乡⑯？这也就归结到中国文学史上的“家园”母题。
反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家园”母题，可以看到它既是对古代文学“家园”母题的继承，同时又具有开创性。这种开创性不仅可弥补文学史书写的不足，而且也可重构文学史上一些传统母题的模式以及深化其意义。“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本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寄寓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乡感、归家感⑰。海德格尔诗学中的“家园”充满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如“接近源泉之地”“接近极乐的那一点”，且与“存在的敞开”“诗意地栖居”“澄明之境”等相联系。他认为家园（源自荷尔德林的名诗《返乡——致亲人》）“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⑱。因此，“家园”的内涵既包括出生和栖居之地的地理要素，也包括人们追求回归心灵原乡的精神要素。现代人对“家园”的阐释更接近于海德格尔的阐释，隐含着对人文家园守望的形而上意义。由此，对“家园”意义的追寻实际上也与人类对三大哲学难题的终极追问是一致的，那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对于周洁茹而言，眼中的“家园”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变迁，在无法真正“回归”的情况下，她选择用文字来建立精神原乡。
实际上，随着在香港的落地生根，香港也已经慢慢成为她心中的“此岸”而非“彼岸”。那么她是如何走进香港？对此她曾道出三句“真言”：生活在香港，对香港有感情，写作香港⑲。三个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在香港”，只有“在”才会将所发现和观察的变成日常生活。因此，《在香港》的散文给我们亲切有爱的生活感，便源于此。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
在“故乡”一辑里，周洁茹用“食物”缓缓带出故乡的“味道”。这种“味道”，包含对父亲身体逐渐变差的难受和痛楚（《父亲瘦了》《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笑了》）、回味家乡食物的味道（《故乡的食物》《鱼片干》《萨其马》等）、自身曾与故乡或美国食物发生关联的回忆（《水煮鱼》《一个人的串串》《三丝鱼卷》《砂锅鱼头》等）以及当下在香港与食物发生关系的事件（《龙华酒店》《金雀餐厅》《冒菜》《食物与人生》等）等。酸甜苦辣滋味尽在其中，包括：有无法陪伴在双亲身边的无奈与痛楚、有青少年时期自由自在的生活气息、有长大回乡后品尝食物的孤独，更有在香港生活的各种喜怒哀乐等。五味杂陈，尽在这一辑得以展现。面对一系列的变化乃至于挫折，周洁茹并没有失去信心，而是相信总有一天会迎来希望。我们可从最后一篇《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笑了》见证新生，“活下去”成为周洁茹在“故乡”一辑的关键词。只有念念不忘，她才能最终回到心中的“故乡”。
与其对应的“香港”一辑里，在地感颇为显明，世事变迁与人情世故两个主题在周洁茹的笔下慢慢流淌出来，耐人寻味。安排在该辑第一篇章的作品为《乌溪沙》，也是周洁茹在香港最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里带给她的不是“全香港最浪漫观赏夕阳的海滩”之感，而是对那段越南船民逃难史的诸多思考：逃难的船民“为什么离开家乡，为了更好的生活？你梦想的生活？很多人的离开，只是要活下去”⑳，给香港这一“迁徙之城”做了历史的注脚。半世纪后的香港，是否同样生活着一批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背井离乡之人？这些问题引人深思，历史感油然而生。收录在这一辑的其他篇章同样使人陷入对当下香港现状的思考，包含对某些人的生存现状描画（《利安邨的空姐》《利安邨的疯子》等）、也有对香港人际交往暖心情谊的流露（《香港的人》《香港服务》等）以及对近些年高涨的“本土意识”（《九龙湾》《马铁》《大围有个火锅店》等）。此外，不少篇章还涉及香港本地高效率的生活节奏及其对人日常的影响等，尤其是“语言”的使用牵连到背后的国际政治问题，描写了不少内地人在香港生活的无奈和压抑，让人唏嘘。然而，再不顺心也依旧需要过衣食住行的日子，所以在本辑的最后一篇《我有两条路》，周洁茹描画了普通人一天的日常，“高速而又不失秩序”成为港人典型的生活气质。在这一辑里，周洁茹从自身的经历回顾历史、反观当下并关联世界，思考的格局由此展开，“地方性”和“世界性”在此得以体现。
从前两辑可以看到，周洁茹并没有完全被环境牵制，而是放慢脚步，思考人生的来处，用心体悟城市种种细微的众生相。后两辑“写作”和“问答”则与前两辑形成呼应，分别由创作谈和访谈录构成。这不仅道出她二十多年的写作心路历程，也对自己“在香港”的回归之旅做了总结与展望。
周洁茹系统写作中断十余年，但创作谈是没有中断的，记录着她心里的诸多起伏与纠结。尤其对于“为什么写作”这件事，通过创作谈可以看得出她在近二十多年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在2017年的创作谈里，她总结了这段心路历程：“这个为什么，简直纠缠了我的整个人生，二十一岁说我写是因为我孤单，二十二岁说我写是因为我不自由，二十三岁说我写是因为爱，二十四岁二十五岁三十四岁三十五岁，直到三十九岁再回来说，我写是因为爱。”㉑从视线只有“我”到逐步扩展至世界，人生经历的沉淀使她更为懂得“推己及人”的意涵。而收录在第三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写散文（2019）》似乎给自己的创作留下阶段性总结，探讨的正是散文写作的目的所在。在周洁茹看来，写散文有两个原因：一是经常将小说和散文的语言倒过来写，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把小说写舒服了，散文写痛苦了”㉒，可以使自己在慢节奏呼吸中安静下来；二是让自己回到本真和自由的写作，而周洁茹判断文学的优秀标准正是自由。在香港如此高效率节奏的生活中，历经岁月淘洗的周洁茹能够学习调整自己的写作心境，实属不易。
如果说“写作”专辑更多涉及周洁茹的创作自述，那么“问答”专辑则是在此基础上做更多维度的拓展。该辑谈论的内容广泛，涵盖家乡、香港、工作、阅读、电影、音乐、写作等，而谈论“生活”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从多个方面回应了前面几个专辑，让我们对周洁茹的为人为文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比如对前面创作谈中提到的写作与生活之关系，周洁茹在访谈中做了回应：“不迎合，不抗拒，没有欣喜，也不必悲伤。我只写我想写的。”㉓然而，这并不妨碍她投入生活的洪流中，即使看似平静的文字依然有着浓郁的情感，因为她深信“我们当然是我们生活的参与者”㉔。在她看来，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并不一定要“走万里路”，而在小空间反思自我也是可以的。对于这类修行的人，周洁茹认为他们会时常思考“人是什么？生活是什么？为什么和为什么？都没有答案”。这是由于人的局限所致，但也算是有进修的心。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离不开所居住之地香港。前面三辑周洁茹以各种方式诉说了自己与香港的关系。在访谈录里，周洁茹用“寄居蟹”的心态做了形象比喻，而且如有来世绝不再做，由此可以回应前文提到的“流浪者”的心境。事实上，访谈录已成为对周洁茹创作最好的回应，而且充满哲理思考。对于读者普遍提到的问题，周洁茹在该辑最后做了“自问自答”。以一种朴实真诚的姿态面对读者，更为重要的是，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
由此可见，周洁茹的《在香港》站在香港回望故乡、立足当下，用文学审美方式描绘独特的个人体验，在尝尽人生百态的生活后，将人情冷暖缓缓道出。不管是家乡常州，还是美国或香港，它们之于周洁茹都是“他者”。然而，这种“他者”眼光并不影响周洁茹与这些地方的互动，反而因写作背后有“人”的存在，使得她的“新南方写作”有了更多反思的姿态，并在各个地方的互动写作中有了“世界性”的品质。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写作未来可期的方向。
相较于北方，中国南方的面积不算辽阔，但人文特征差异较大，文学创作风格驳杂，呈现出多元化的写作气象，使“南方”在不断新变中得以再生。不少学者和作家也关注到这点，期盼“新南方写作”能有“质”的突破，体现新的高度和境界。其中，曾攀认为“新南方写作恰恰是重新融通并提供多元化的镜像，为‘南方’复魅与赋型：边地充沛的野性及诡谲的景象、区域链条中文化的复杂联动、海洋文明的广博盛大、发展与开放并置的国际视野，由是引触新的融合及创造，在充满未来可能的衍生中，不断激发‘南方’的新变、新义与新生”㉕。也有学者从语言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像杨庆祥从现代汉语写作层面对“新生”加以阐述，并认为：“因为现代汉语写作版图的扩大，它不仅仅面对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在不同的民族和区域间进行语言的旅行、流通和增殖，因此，它的主权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一性民族国家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主权）无法抵达的地方，汉语的主权却可以预先书写和确认。”㉖由此成就“新南方写作”最有意味的地方。此外，“新南方写作”的世界性也是其中的要义和使命所在，如朱山坡心中的“新南方写作”应是“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关心的是全人类，为全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和独特的个人体验”㉗。唐诗人也有类似的观点：“新南方写作”在突出“南方以南”因地域文化差异有着不同的故事内容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南方以南”的文学经验蕴藏着何种世界性品质㉘。在此基础上，蒋述卓认为“新南方写作”应该要体现建基于未来性上的超越性，即它不能仅仅局限于地理、植物、食物、风俗与语言，而应该是在一种多元文化形态中形成观察世界的视角与表达方式，代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无穷探索㉙。
▲周洁茹：《大围有个火锅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
▼周洁茹：《美丽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
可见，在还未完全成型的批评话语“新南方写作”面前，学者和作家对它是充满期待的。杨庆祥文章最后一句的“时间开始了”，则是对这一概念在批评话语体系中的落实发出了呼告。实际上，周洁茹早已通过写作为“新南方写作”涂抹靓丽色彩。从前文对《在香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洁茹的写作虽不拘泥于地方，但用南方的视角不断书写流动的“世界”。至于语言问题，这是周洁茹最为看重的部分，也是她创作主要依靠的元素。无论是英文写作还是中文写作，她的语言都颇有个性，轻而不失透明、细碎与尖锐，没有北方作家创作时背负土地的沉重负担，体现了南方写作语言的特性所在。从《在香港》的各个专辑和篇章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篇章之间看似各自独立、互不相关，实则构成一个可以互相联动的整体。资深媒体人傅小平曾把周洁茹长篇小说里的每个篇章比喻成“一座座水汽氤氲的岛屿”，并“连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也就是说篇章之间的安排是充满内在节奏感的，刚好契合了她所身处充满诸多岛屿的香港地理环境。与此同时，她也是很重创作篇章内部结构之人。内在结构的布局同样与感觉和情绪相关，充满“水汽氤氲”的混沌气息，并不容易让人轻易分辨。可见，语言上的“轻”、结构上的“氤氲感”以及视野上的流动性构成了周洁茹“新南方写作”的三个重要特征。
这种“氤氲”的流动感与香港流徙空间相关，也与周洁茹长期关注新移民的身份认同话题有所关联。文学审美上偏向后现代风格，如同颜敏曾形容周洁茹的城市书写像一篇篇“浮城沙画记”，形成“具有辨识度的都市流离美学效应”㉚。然而，这种叙事审美模式更多偏向突显漂浮的叙事主体，背后的思想创造仍有可提升的空间。随着年月沉淀，周洁茹已逐步放慢自己的写作速度，开始向内看，并将更多的反思与内省划入人心。这一点，在2022年的散文新作《此间》㉛中得以充分展现。文章的点睛之笔在于周洁茹读到苏东坡的《记游松风亭》中发出的感慨“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时，瞬间深感身心轻松自在，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放慢速度寻觅，也契合了前文提到她的“生活永远比写作重要”的信念。
《在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的其中一种，颇有前瞻意味。香港文化作为大湾区文化主体一分子，也会影响文学发展的走向，因为这涉及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互动范式，而其中的文学与文化关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蒋述卓和龙扬志作为丛书主编，在为丛书作序时也提到这点：“总是从具体的主体开始，而由地缘、文化甚至血缘所塑造的情感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区内在的凝聚力量，并强化为一种建立在‘交往’基础之上的‘地域共同传统’（area co-tradition）。”㉜实际上，这正呼应了前文提到的“新南方写作”的超越性和未来性所在。
周洁茹曾把自己的创作比喻为盖“房子”，那么这座房子未来呈现什么新的设计和布局，是否出现如刘俊所期待的“周洁茹风（气派）”的文学“房子”出现㉝？周洁茹的写作在大湾区发展下的前景，值得期待。
［徐诗颖，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香港文学中的‘香港书写’与岭南文化认同研究（1985—2017）”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CZW047］
【注释】
①㉖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②曹瑛、王芫、周洁茹：《〈后来的房子〉及其他》，《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6期。
③沙丽、周洁茹：《我判断优秀只有一个标准》，《山西文学》2021年第6期。
④周洁茹：《吕贝卡与葛蕾丝》，海天出版社，2018，第124页。
⑤邵栋、湘湘：《后记：我们都是飞来飞去的》，载周洁茹《吕贝卡与葛蕾丝》，海天出版社，2018，第198页。
⑥⑬周洁茹、王小王：《它本来就是一个飞船——关于〈岛上蔷薇〉的对谈》，《作家》2016年第8期。
⑦周洁茹：《十年不创作谈》，《南方文学》2014年第8期。
⑧刘雅麒、周洁茹：《飞来飞去（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30页。
⑨周洁茹：《我当我是去流浪（2015）》，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188页。
⑩马兵：《游牧者周洁茹——周洁茹香港小说读记》，《南方文坛》2016年第5期。
⑪⑫周洁茹：《在香港写小说（2015）》，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183-184、185页。
⑭蔡益怀：《周洁茹的“香港故事”》，《中华读书报》2017年11月1日。
⑮邵栋、周洁茹：《双城记（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50页。
⑯陈培浩：《在香港，望故乡——读周洁茹散文集〈在香港〉》，载周洁茹《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10页。
⑰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7页。
⑱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4，第15页。
⑲戴瑶琴：《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时代的作家——周洁茹访谈录》，《粤海风》2021年第5期。
⑳周洁茹：《乌溪沙》，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90页。
㉑周洁茹：《我们只写我们想写的（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230页。
㉒周洁茹：《我们的香港（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215页。
㉓李浩荣、周洁茹：《关于小说集〈香港公园〉（2017）》，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37页。
㉔杨晓帆、周洁茹：《我们当然是我们生活的参与者（2016）》，载《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第323页。
㉕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型》，《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㉗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㉘唐诗人：《“新南方写作”的地方性与世界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9日。
㉙蒋述卓：《南方意象、倾偈与生命之极的抵达——评林白的〈北流〉兼论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2年第2期。
㉚颜敏：《浮城沙画记——读周洁茹小说集〈美丽阁〉》，《文艺报》2022年1月21日。
㉛此文发表在《香港文学》2022年1月号。
㉜蒋述卓、龙扬志：《区域文学的共时呈现》，载周洁茹《在香港》，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序言第9页。
㉝刘俊：《房间有了，房子还没盖好——论周洁茹的小说创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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