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房伟、王晖、许金龙 | 关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二）
《南方文坛》
2023年第1期
姜 涛 | 趋近“成熟”还是动力“衰减”？——从鲁迅文学奖看当代诗的“新常态”
房 伟 | 历史、自然与现实生活中的探索与创新——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综述
王 晖 | 收获与检阅——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作品述评
许金龙 | 文学翻译盛，则中华文化盛——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审小考
趋近“成熟”还是动力“衰减”？
——从鲁迅文学奖看当代诗的“新常态”
文 | 姜 涛
鲁迅文学奖四年一届，参评作品中的多数，也是近四年来的新作。但要更好地评价、把握这些新作，仅仅关注最近四年的实绩肯定是不够的，某种更纵深的、更深长的视野，应该不可或缺。因为，新的文学地貌的生成，有时要依靠断裂、崛起、不同板块间的剧烈碰撞；更多时候，则是文学史内在运动趋势长期演进、沉积的结果。仅就诗歌奖而言，这次参评的诗人不少都有三四十年以上的写作积累，甚至曾是当代诗歌剧烈“造山”运动的发起者、推动者，这也为“长时段”的观察提供了可能。
2022年7月，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为臧棣的新诗集《世界太古老，眼泪太年轻》组织了一次线上的研讨，当时臧棣的一段自述，很可以在这里引述：
我属于“60后”这代诗人。这代诗人经历过当代中国很多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代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变，也促成了当代诗歌的大起大落，并导致当代诗歌的内部关系特别多样，特别丰富；进而也影响到当代诗歌的脉络的复杂性。这些都是很独特的背景。韩东去年在《青春》杂志上编发我的一组诗时说，我的诗里有当代诗歌发展脉络的很多印迹。①
在当代诗歌的“复杂脉络”和“多样关系”中，臧棣和韩东“占位”不同，曾是不同诗歌趋向的代表。如今，两位60后诗人惺惺相惜，并非出于一般的诗歌友谊，更多还是当代诗歌“大起大落”之后“同时代人”对过往历史印痕的共同感知。
一个多月后，臧棣和韩东双双获奖。这两位60后先锋诗人的获奖，可能是本届诗歌奖的最大亮点，对于观察当代诗歌的来踪去迹，也有指标性的意义。特别是在延展原有写作脉络的同时，两位诗人近年来的写作都发生了一些潜在的新变，当代先锋诗歌整体的转化趋势也隐约显现其间。譬如，用素朴、冷峻的日常语风，刻写生活感知的细腻层次，是韩东一贯的风格，获奖诗集《奇迹》自然延续了这种风格，不动声色地写动物、人事，聚焦日常生活的诸多平凡。不同的是，韩东当年的不动声色，总会蕴含某一种叛逆、对抗的姿态：对抗陈旧的文学传统、对抗僵硬的意识形态、对抗平庸乏味的社会伦理。这样的姿态并不总是高亢的，往往伴随了先锋文学中常见的人和世界之间的疏离感、倦怠感。读者和批评者都注意到了，《奇迹》中的诗人已变得更温和甚至慈悲了，不是站在生活的一侧去观察、冷讽，而是更多倾向于安心于生活的内部，去关切死亡、亲情、离别，去体知平凡生命的脆弱和庄严。韩东的语言还是节制的、散漫的，但如日间的光线，具有了某种暖意、某种纤弱又不失广大的揭示性，让人读后久久回味。同样，这样的“变”与“不变”，在臧棣的诗中也有表现。在当代诗人中，臧棣大概是产量最高、出版诗集最多的一位。在他庞大的诗集序列中，获奖的《诗歌植物学》具有某种的总结性，在“博物”的视野中将他擅长的“博喻”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更值得注意的是，以“植物”为对象的写作，已脱出一般“咏物诗”的模式，更多是要以“植物”为友：不是将花卉、草木、蔬菜作为“我”观察的客体，而是看作是亲密相伴的家人、友朋。由此一来，精湛的语言技艺所要彰显的，不完全只是“心灵的骄傲”，按照好友西渡的解读，而是“我”与植物之间、我与世界之间“互为主体”的关联。②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颁奖现场
不准确地说，两位先锋诗人的“变化”印迹，具有一定的同步性，同样更为舒展、从容，有了一种与世界和解、与日常生活对话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落回到某些情感和文学主题的基本面。从年龄上看，不少60后已接近耳顺之年。这是否意味着当代先锋诗歌经过了热烈莽撞的年代，也已走向中年的开阔、甚或老年的成熟？抑或说先锋的动力已有所衰减、消退，需要在更宽广一些的伦理感受、生活感受中得到转换？如何观察、理解这样的变化，或许要作为一个问题看待。兰波曾说：“诗必须绝对现代。”在7月的线上讨论中，臧棣重申了对这一贯穿性原则的认同“就是要求现代诗要有一种包容、吸收，转化，更新事物的能力。一种自觉的创造力”、也就是“把自己的一大部分，交给未知的领域，未知的命运”。事实上，这一“现代”原则不仅贯穿了先锋诗歌的历史，放大一点看，同样也是中国新诗百年来内在的“引擎”，也由此塑造了新诗整体的美学风格、文化气质。借用20世纪30年代林庚的说法，“自由诗”（“新诗”）因要突破陈旧的感受模式，不断创造新的感觉、不断冲锋陷阵，“紧张惊警”成了它的特征和前提。珍视这样“现代”活力的同时，林庚又担心一味“紧张惊警”，自由诗会走上偏僻一途，失去了自身的公共性。他转而认为“格律诗”可以构成调和、纠正，因为“格律诗”具有可以普遍接受的形式，有了“普遍形式”的帮忙，能抵消“自由”的尖锐、紧张，为新诗带来“从容自然”的风度。从林庚的角度审视，“必须绝对现代”的当代先锋诗，经过了三四十年的滚动，它的某些动力在衰减，某些的视野和层次在打开，大概也是由“紧张惊警”而趋近“从容自然”了。在公众面前，先锋诗人还会延续历史的惯性，扮演一类文化“异端”的角色，可这个“异端”大概不会特别具有挑衅性了，在满足文化多样性需要的同时，也自我安稳下来，贴近普遍的、带了点沧桑感的人性。
厌倦陈熟、必趋于生新；厌生新者，又会返趋于陈熟。“生新”与“陈熟”的辩证，本来是文学生活的内在规律，“紧张惊警”与“从容自然”的分别，可从这个角度理解。但在林庚那里，“从容自然”还不只是一种风格，同时也和某种广袤、浑然的世界感、整体感相关。在他的表述中，“格律诗”也是一种“自然诗”，如宇宙一般均匀、包容，具有自然、谐和的形体。这样浑融的整体性、自然感，似乎是刻意求新、强调差异的现代诗所一向欠缺的。获得本届鲁奖提名的诗人阿信，在诗集《裸原》所附的诗论中，就针对这一点谈了自己的理解：
不容否认，百年新诗是汉语诗歌传统之上的一种再造。当代诗歌在处理纷繁复杂“现代性”经验时更是达到了汉语诗歌前所未有的精神广度和深度。但不容回避的是，当代诗歌在抵达语言的所有可能性向度的同时，也隐含着种种精神危机。其中之一就是遭遇着人类生存图景的变异，传统审美情境的消失。身处城市的诗人们的经验和想象力遭遇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的重重侵蚀。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去在诗歌中面对分裂、冲突的精神镜像和怪诞、非理性的人生体验。似乎，人类的诗歌传统中作为根基的那种稳定、明晰的价值底座和信仰的标高正在消隐。诗歌的智性元素在异常丰富活跃的同时，诗歌内在的精神力量却在不断衰减。③
这一段反省“现代性”的议论，说不上有多深刻、有多少新意，但结合阿信自己的创作来看，却让人感觉相当恳切。阿信长年来生活在甘南草原的腹地，他自称是“边缘”诗人，但让他深感幸运的是，身后的青藏高原也许构成了一种精神的屏障，让他能远离浮嚣的“现代性”，安然于自然的赐予，对于造化的力量保有一种虔敬。阿信的诗与获奖诗人陈人杰的“西藏书写”，在题材上有些接近，同样打上了山川、草原、天空的深刻印迹。相对于陈人杰的空灵、高远，阿信的风格更偏细腻沉实，在简朴细微的自然感知中，寄托了“浑厚氤氲”的生命理解和人文意涵。不知这个感觉是否准确，这种疏远“现代性”的紧张，诉诸人和自然的和谐整体感，回归某些文学和人性恒常基本面的倾向，似乎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为不同风格诗人所分享的一种状态。比如，获奖诗人路也，她的诗风在女性诗人中独树一帜，浑厚又奔放：
给悲伤装上轮子，就这么一直开下去吧
给孤独装上引擎，就这么一直开下去
给苦闷装上底盘和车身，就这么一直开下去
——《辽阔》
打开诗集《天空下》，首先读到的，就是这样辽阔的句子。她的诗行也如车轮滚滚，“就这么一直开下去”，不断拓开生活的近景和远景，也如宽袍大袖，能将天地万物卷入其中。同时，向上、向前飞腾的语势，总是伴随不断的下沉、回落（“装上底盘和车身”），始终基于对生活情境、历史情境的真切感知。这让“辽阔”的诗句不致空疏，同时有了某种经验的“贴身性”。此次进入评委视野、得到较多认可的诗人，如韩文戈、剑南、叶丽隽、池凌云、张战等，他们的诗风迥异，有的沉郁顿挫、有的灵动飞扬，但都有类似的“贴身性”，从地方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脉络、纹理中展开丰富的经验层次，有浑然的整体感和浓郁的人间气息。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奖作品
作为资深一点的读者，在当代诗歌“大起大落”的印痕中阅读这些诗作，感觉是有些复杂的：一方面，无论处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还是开掘日常生活的审美空间，褪去先锋的火气、戾气之后，当代诗的确日臻成熟，似乎进入某种相对稳健的“新常态”；另一方面，题材和风格的常态化乃至某种趋同性，也会带来一点疑问：这样“常态”是不是太安全、太稳妥了？这还是曾经震撼过我们、冒犯过我们，与我们已有的感受和认知发生剧烈碰撞、不断唤醒新的激情的当代诗吗？在最近的一次讨论中，诗人冷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当代诗的场域中，大家各写各的，看起来“好诗”不断，但在“诗人个体写作充足的动力与当代诗整体动力不足”之间存在错位。诗歌界看起来很繁荣，但写作题材上逐渐窄化、趋同，特别是，诗人之间和批评界之间由竞争而产生的扩容、观念冲突和相互纠正也在消失，而这种“抗辩”的逻辑曾一直是当代诗歌的内在引擎④。“个体写作动力的充足”与“当代诗歌整体动力的不足”，这种错位大致对应于“大起大落”之后当代诗所复归的“新常态”。如何看待这样的“常态”？当代诗歌整体“动力”的衰减，是因为诗歌自身的成熟，还是因为缺乏了针对性，社会思想和文化语境的转变，也不再能提供新的刺激和动能？在自我抗辩的“动力”衰减之后，是否需要重新构造新的引擎，去保卫它的“紧张惊警”？这些都是不由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回到兰波的命题：“必须绝对现代。”约略来说，这种决绝的姿态指向一种开放的、强调变化的历史意识，正如“现代性”的风格，也可约略对应于经验的繁复与破碎。然而，在兰波的语境中，“必须绝对现代”不单是一种美学立场、一种写作方法，同时具有潜在的政治性、行动性，指向了一种立足当下、一种于虚无中创造未来的果敢。这样的态度发生在布尔乔亚文化成熟、僵硬以致颓败的时刻，是革命性在语言中的预演，揭示“现代”历史尚未关闭，有可能在“此时此刻”被重新打开。同样，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崛起，也绝非是对20世纪寰球“现代性”的被动参与，当代中国社会变动带来的思想、观念、意识和情感震荡，构成了“先锋”形塑自身意识和对话关系的一系列前提。那些桀骜不驯的姿态、那些言过其实的宣言、那些过度“行为化”的实验，也包括历史顿挫之际深切的反省、希望个人能介入历史的愿望、希望语言能对峙于现实的信念，先锋诗歌在其最饱满、最紧张的时刻，总是具有一种立足当下、又能撕开当下观念痂壳的敏锐性。即便是旁敲侧击、歪打正着，也总是能触及时代精神、时代心理相当核心的层次，或与之形成强劲的呼应。那些“由竞争而产生的扩容、观念冲突和相互纠正”，正是发生于这样的价值冲突、重建的时刻，也由此赋予当代诗以动态的身姿、进击的线索。如果抽空了问题得以生发、延展的路径，抽空了与历史、现实的张力关系，将当代诗歌某些技术、美学层面孤立出来，只是作为合理化的现代“原则”去重申，正如有批评家指出的，当代诗的展开会变得更为光滑、自如，但难免也会窄化自身的可能性⑤。由是观之，当代整体动力的衰减，与“现代性”原则的美学化、抽象化不无关联。因此，重申“必须绝对现代”是必要的，但需要重申的不简单是那一套的方法、趣味，更需要重申的，是那种立足当下的历史意识、开放意识，是要在当代生活的广阔性中去保卫它的敏感性、敏锐性。
当然，要重构当代诗的内在引擎，并不存在现成的、可预想的方案，要等待新的时代精神、价值冲突在某一时刻与诗歌感性重新汇合、形成新的激荡。那么，在相对“常态”的时期，批评也可以起到一些作用，比如，通过不断的质询，在诗歌写作和阅读的周边制造一些氛围，渲染某种问题的意识和感觉，敦促写作者在“舒适区”内保持一定的“紧张”和“惊警”；或是耐心观察，留意那些在常态之中看似旁逸斜出、实则包含可能性的路径。当代诗歌常态化的原因之一，其实是诗歌场域的稳定、固化。无论官方、民间还是学院，大小诗歌群落彼此交错，大家相安无事、“各写各的”，都是当代诗这一行当的圈层中呼吸、感知，时间久了，免不了大致趋同的常态。包括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如今得到较多反思的“个人化”写作装置，在当代诗歌中之所以如此稳固，倒不是说诗人没有主动突破的自觉，而是因为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当诗歌的“场域”脱离于具体生产和实践的场域乃至学术思想的场域，诗人的写作不能不是“个人化”的。试想，排除了争议性的题材，能够安全进入“个人化”的视野的素材有什么？不外乎是对自然的凝视、日常的体验和不安、个人精神的内向探究，比如一点记忆的追溯、一本书的读后感、某一次旅行途中的见闻和感怀。再多一点、再激烈一点，不外乎依托网络媒介提供的信息，基于常态的正义和人道良知，回应一些热点的公共事件。相对而言，某些游离于当代诗的现场，从具体岗位、职责出发的写作，因联系了更广阔、更特殊一些的基本面，反而可能会构成个人化装置的溢出。
有趣的是，要观察这些溢出的可能，严肃庄重的鲁奖倒是提供了某种便利。作为国家级的奖项，鲁奖自然有自身的导向性、限定性，但正因为是“官方奖”，它也保持了一定抽离性，不会特别代表某一圈层、群落的趣味，参评作品的来源广泛，参评诗人的身份也会更多元，有军人、教师、干部、企业主、工人以及更普通的劳动者。像获奖诗集《岁月青铜》代表的，就是当代军旅诗歌的实绩，诗人刘笑伟的诗风格刚健，将现代诗的技巧融入了政治抒情诗的传统中。让人印象深刻的军旅诗人还有陈灿，他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负过伤，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他的一系列抒情短诗、讽喻诗，十分别致，记录真实的战争体验之外，也从一个“局内人”的视角，部分写出了对当代政治生活变动的思考。这是个人化的、偏重日常生活的当代诗歌比较少有的层次。陈人杰的《山海间》被称作是一部“走遍西藏山山水水写下的心灵之书”，这种“边走边唱”的写作方式，自然与他援藏干部的身份、十余年来扎根基层的工作经验紧密相关。在本届参评的诗集中，还有一类作为“项目”完成的作品，即诗人作为“项目”（如“扶贫”）的参与者，进入某一乡村社区，利用第一手的工作经验，完成诗集的创作。这种“项目化”写作的成绩如何，暂且不论，抛开当代的文学成见，说不定，它能将深入生活的传统重新带入当代诗歌的场域中。当然，深入生活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对于作家、诗人的要求也很高，能否突破常识化的框架，在社会生活的肌理中磨砺自己的感知力，捕捉到变动的社会光影和新的语言活力，具有相当的挑战性。考虑到“为社会订货”而写、让写作成为一种介入性的行动，本来就是20世纪先锋诗歌传统之一种，以实务和工作为媒介进入现实的方式，说不定，可以冲击一下当代诗歌的“常态”体制。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诗歌卷》，作家出版社，2022
在这方面，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来自更基层、更具体岗位的劳动者的诗。近年来，得益于有心人的编选、整理和批评，“工人诗歌”的群体进入了公众和批评家的视野，他们对劳动生活艰辛与异化的书写，对社会流动中个体漂泊感受的抒发，比较能引起对社会问题有所关切的读者的共鸣。当然，类似题材的写作也容易被读者和批评家的阅读期待所引导，回收于这样那样的“诉苦”模式，失掉其原本丰富的社会实感，或让这些实感被习见的社会感伤所稀释。本届参评的诗集，也有几部出自工人或劳动者之手。引起了几位评委的注意的年轻诗人榆木，就是一位矿工。榆木写诗的时间不算太长，语言还有些稚嫩、粗糙，但他的诗有一种特别清新的活力。这里，可以和诗人老井做一点比较。老井，是已经得到认可的当代工人诗歌的代表，他参评诗集《坐井观天》，一整本的诗都与在矿井下的劳动相关。他的诗极具个人风格，并不是刻意渲染井下的艰苦，而是用一种超自然的想象力，将黑暗地层中的挖掘写得栩栩如生。但正如标题“坐井观天”所示，一整本诗集都是写井下的劳动，读后也会稍有雷同之感，鲜活可感的经验似乎被嵌入在某个稳定的格式中。榆木也是一名矿工，他的诗集《余生清白》也写井下的生活，却不是“坐井观天”，而是将井下与井上、井内和井外衔接一起，将劳动之外的生活场景，将亲人、邻人、工友的命运，一同写到诗里。简言之，在榆木笔下，矿工的世界，不单是一个劳动的世界，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有疲倦也有欣喜，有困厄也有喘息，有自我更有他人。这样比较，不是要矮化老井的写作，他的诗依旧保持了较高的质量，《坐井观天》读后略有“审美疲劳”，应该和诗集编选的策略有关。可以讨论的是，将劳动生活中最艰苦、最致密的部分，以风格化的方式呈现出来，会带来感受上的冲击力，但也会有将部分从整体中抽离而出的不满足感。这正如有些专业“诗人”，将日常生活从千头万绪的纠葛和关系中抽离出来，只是作为沉思的、凝视的对象，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同样会因此被缩减。榆木的自我意识素朴而且松弛，没有因特定的身份而刻意的自我设定，对各种人事的诉说反而让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及内在的沉痛更自然地浮现出来。
像很多出身乡村的诗人一样，榆木不仅写矿井和矿井的周边，他也写村庄，写村庄的衰败和病痛。这样的书写免不了有些程式化，他的好处是，不仅是在写“我”的村庄，在写“大家”的村庄，或者说也是从整体的村庄视角，去感受社会状况的变迁。比如，这首献给乡村的《致辞》：
满山的风，吹进暮色里。阳光从黄牛的眼中
落下去。乡村的傍晚，刚好是落在树梢的那只灰喜鹊
赶黄牛的喜贵，年近六十了。是这个村子里最年轻的人
他牵着牛走进夜色里。是繁华的小镇，缺失的一部分。
诗中写到暮色的降临、山风的吹拂，而感知自然变化的，不是某一个“我”、某一个落魄的回乡客、某一个抒情的远眺者，而是黄牛和喜鹊，是空寂村庄里剩下的牲口、鸟雀，抑或就是空寂的村庄本身。“赶黄牛的喜贵，年近六十了。是这个村子里最年轻的人”，这一句漫不经心，却颇有几分喜剧感，举重若轻地写出年轻人纷纷出走、乡村空心化的现实。偏爱书写乡村凋敝的当代诗人不在少数，但大多习惯从“我”的视角出发，写我的病苦、爹娘父老的病苦，好像我的苦、爹娘的苦、他人的苦、村庄的苦，是可以相互贯穿、相互替代的。榆木也写乡村的病苦，但少了一些“我”的感伤性，更多从村庄的整体出发，从我和亲人、邻人乃至动物“共在”的生活境遇中出发，这是特别有意味的一点。
获得提名的诗人伽蓝，是本届诗歌奖的又一亮点。他也是一位“新人”，不怎么活跃于当代诗歌的现场，但实际上，伽蓝有多年的积累和摸索，也一直在汲取当代诗诸多观念、技巧的滋养。和前面的几位诗人相仿，他的写作和他的工作相关。他是一位教师，长年在北京门头沟的山区工作，教师岗位为他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进入生活的路径，而他的写作又没有被这个岗位特定的立场、形象所收束。表面看，《磨镜记》在题材上并无特殊性，无非在写自然、写周边的人事、写社会和教育“围栏”之中不愉快却还天真未泯的儿童。可不管写些什么，伽蓝的句子十分耐读，有相当厚实的层次，较少套路化的情绪，始终洋溢了一种明朗的活力，不时还有睿智的洞察和反转。在先锋的动力衰减之后，进入常态的当代诗如何在自身的场域之外，与更广泛的生活和人群交接？如何在制造语言奇迹、提供人性抚慰的同时，还能带来深层感知结构的扰动，打开新的敏感性？上述从具体岗位出发、从生活世界“共在体验”出发的写作，虽然还只是“自发”与“自在”的，一时谈不上构成什么方向，但其中确实蕴含了一些线索，值得进一步观察、延展。
（姜涛，北京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参见“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微信公众号2022年7月25日发布的《在这29000字里读懂臧棣：臧棣新书研讨会实录》。
②西渡：《互为主体性与植物的智慧：臧棣植物诗在诗歌主题学上的发明》，《上海文化》2022年7月号。
③阿信：《盐巴也许产自遥远的自贡》，载《裸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第250-251页。
④许小凡、苏伟：《在诗歌底部工作：“艺术实践的现实问题”讨论（二）回顾》，2022年9月29日发表于微信公众号“unpick office”。
⑤张桃洲：《重审1990年代诗歌的意识与观念》，《当代文坛》2022年第5期。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历史、自然与现实生活中的探索与创新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综述
文 | 房 伟
本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组共有二百三十七部作品参评，申报作品多，艺术水准高，类型丰富，笔法多样，创作队伍老中青年龄结构合理，涉及社会生活和文化建设多重领域，展现了近些年中国散文的巨大成绩。最终获奖作品为沈念的《大湖消息》、李舫的《大春秋》、江子的《回乡记》、陈仓的《月光不是光》和庞余亮的《小先生》。
总体而言，自然书写、历史叙述与乡土关怀占据了三大主要比重。参评作品探索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提倡环保意识，反思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这些作品的视野从锦绣江南到塞外荒山，笔触涉及牧场森林、高山大海、草原大湖。作家们关注花果、昆虫、鸟类乃至自然万物。参评的历史散文，关涉历史各时期与诸多地域，眼界开阔，风格各异。有的沉郁厚重，有的飘逸洒脱。它们将复杂的史料与散文独特的文学性结合，强调以历史真实情境烛照文化心灵。乡土关怀既是传统散文主题，也与作家时代使命感紧密相连。作家追索故乡回忆，审视乡土现实，关心乡村教育，思考乡土现代化，将个人生命情感融汇于山河故人的独特体验，既有感人至深的人性之美，又彰显了强烈的大地情怀。
自然书写依然保持了良好势头。此次获奖的《大湖消息》，可以说是此类作品的优秀之作。湖南作家沈念，以梦幻般诗意灵动的笔触，叩问着“水”的生态保护主题。他抚摸着洞庭湖的前世与今生，追索鸟类飞行的轨迹，迁徙的路线，以及“鸟与人”之间不断上演的残酷生存游戏。那些经济作物“黑杨”的苦涩故事，故道江豚的悲歌，麋鹿的消失与再生，都提醒着我们，人类和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作者既写湖区的自然，也写湖区的人民。他关注许多“普通又不寻常”的人，也愈加敬重那些历经艰难的开拓者。沈念摆脱了一般生态写作的博物志写法，以访问心路融合大湖历史与文化，将自我体验、诗性反思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视野开阔，气魄宏大，又精微准确，细腻从容，积极推进了当下自然书写的深度与难度。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颁奖现场
纵观参评作品，边地书写与少数民族写作，是自然书写的一大亮点。小七的散文集《解忧牧场札记》热情描述了新疆阿勒泰牧场的生活，宁静自然，有轻散文的抒情笔致的治愈系风格，《交际羊》《踢人的羊驼》写得很有趣味，《毛毡里的马槽子》通过一个小误会，写出了对牧民文化保护的积极心态。阿微木依萝的《檐上的月亮》是一组记人散文，有鲜明的彝族女作家风格，语言干净节制，每一篇类似一个人物小品，写手艺人、行乞者、隐心人、骑手、汉字捕食者等各色大凉山人物，令人印象深刻。土家族作家叶梅的《福道》是一部描述锦绣山河，引领生态保护，彰显“中国故事”特色的生态之书。作家足迹遍布青海湖、神农架、秭归、丹东、江津等地山川河流，以博学的素养，将神话传说、民族信仰、异史逸闻、现实与未来融为一体，为“人类生存”留下深切思考。青年作家甫跃辉的《云边路》，书写云南故乡的故事和人生感悟，意象绵密，呈现出在大都市与边地故乡两极之间的漂泊青年的灵魂。彝族作家超玉李的《楚雄书》是一部有地方志特点的散文集，书写云南楚雄的人文地理、历史沿革、神话典故、民间传说、地方野史考辨，语言神秘而富于温情。艾平的《隐于辽阔的时光》，以呼伦贝尔为背景，再现那些看似“古老”实则“文明”的生产生活细节，以诗性与理性传达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艾平不仅写草原传统牧民，更关注猎人、牧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塑造出多位“自然之子”的形象。热合曼的散文集《一根葡萄藤》有浓郁新疆地域风情，作者写儿时回忆、新疆美食，写薄荷芽、地皮、葡萄等新疆植物，代表作《一根葡萄藤》细腻描写葡萄藤的形态变化，充满了生命的喜悦。
博物志类的散文，占据一定比例，反映了近些年文学界对大自然的关注及中国人生活意识的变化。人们反思大都市生活，向往自然和荒野，在返璞归真之中找到意义。李万华的《山鸟暮过庭》是一部写“人与鸟”的自然书写之作。作家以细致笔触，写了数十种鸟类的特点，一篇篇关于鸟的故事之中，心灵与自然的碰撞，激发出美丽的花火。梁衡的《树梢上的中国》树立“文化森林学”的文学版图，通过对三十三个历史时期（从远古到当代）的树木的实地考察，将文化地理学与中国历史文化结合，展望生态保护的未来。刘学刚的《中国时间：二十四节气》，选择角度很巧妙，以中国时间体验为切入点，将个人乡土记忆、气象地理、农业知识、美食文化等熔铸在二十四个短章，语言平实含蓄，充满韵味。崔岱远的《果儿小典》，写了六十四种水果，融合历史性、知识性、趣味性及生活性于一体，语言幽默风趣，可读性很强。格致的《帮助南瓜》，作者对乌剌街文化进行了微观社会学的考察与博物志式兴趣采集，对昆虫、动物、粮食、河流、候鸟、水源、蔬菜，都有精致描述，文笔含蓄隽永。半夏的散文集《与虫在野》，写蟋蟀、蜘蛛等昆虫的世界，《人虫对眼录》一章写人与虫的对话交流，别出心裁，很有趣味。朱千华的《稻作原乡》以十二处稻米产地的种属特征，结合水稻流传的千年历史，再现了大中华稻米作物的精彩故事。吴佳骏的《小魂灵》有着众生平等的关怀，让一朵花、一条河流、一棵树、一只蝴蝶和一个个鲜活人物，在文字乐土中互助互爱，打造出一个神奇大千世界。安然的《独坐羊狮慕》与盛林的《半寸农庄》，都属于荒野散文，安然写独居江西大峡谷的感受，文字干净，有生命感悟，有与峡谷万物的交流，也有对喧嚣日常的反思。盛林则以北美隐居生活为蓝本，写了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建立小农庄的“瓦尔登湖式”的生活，情感真挚，描写自然风物感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月鹏的《海上书》。他关注胶东半岛的大自然，写自然，但不拒绝人间烟火气；写“海”，更写“人海”，在人与自然的互为观照中完成关于海的书写。王月鹏从惯性隐喻思维中奋力跃出，以寓言化笔法，写出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
历史文化类散文创作，也不断取得突破。获奖作品李舫的《大春秋》，是近些年来大历史散文创新之作。此书的时间和地理跨度大，难度非常大，文化含量高。书的结构巧妙，以“士、脉、道”为三大板块，将文人命运、地域文化独特气质及中国文化道统传承，紧密结合在一起。李舫笔下，“春秋”不仅是历史时间范畴，更代表了在忧患中顽强进取、追求真理的品格。作家徜徉在“中国故事”里，试图梳理一条跨越千年，潜藏在中国文人和志士身上的精神信仰，那些在苦难中追求真善美与人间正道的文人，那些在历史变迁中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仁人志士，共同打造了一个“中国春秋”。作家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理想和信念，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才能够保有理想和信念。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
地域历史书写，是参评作品的一大特点。叶兆言的《南京传》以作家精妙之笔融入南京的历史长河，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穿透重重史料，再现了六朝古都的历史风姿。刘东黎的《北京：当历史成为地理》以北京大大小小的地域为考察点，结合北京历史文化，从紫禁城、菜市口，讲到法源寺，娓娓道来，很有可读性。北乔的《远道而来》是一部凝练开阔、具西部风情的散文集，融合游记散文和哲理散文写法，作者对西部山水风土人情，有着独特感悟。徐兆寿的《西行悟道》也是一部书写西部情怀的文化之书，既问道于荒原，也叙述草原往事，探究佛道于西部传播的路径，也流连于昆仑与敦煌的辉煌文化传承。高洪雷的《楼兰啊，楼兰》以大历史散文气魄，对张骞、汉武帝、玄奘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有趣的阐释。
以历史人物和历史时空为直接书写对象的作品，也有不少。王军的《李商隐》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简约笔法，塑造了时代变革中的诗人李商隐的复杂形象。夏坚勇的《庆历四年秋》，以“庆历四年”为时空考察点，以大历史散文的宏阔视野，结合年鉴派新史学的微观研究法，真实再现了北宋庆历年间波谲云诡的历史原生态。仇媛媛的《与东坡为邻》以史料和诗文为基础，以有生活温度的语言，再现了苏东坡在黄州、惠州和儋州的贬谪生涯，描写了苏东坡有趣的灵魂，讲述了他的文人特质，他与众多好友的友谊，他的美食观、文学理想和人生抱负。祝勇的《故宫的书法风流》，以心灵与史料相遇，以人性沟通古今，以书法写中华文化的精髓，在作家充满灵性的抒情笔触中，我们走入李斯、文天祥、苏轼、颜真卿、李白、蔡襄等文化大师的书法作品，体验了不一样的精神盛宴。
还有的历史叙述散文，讲求多种方法的融会贯通，难度更大。官布扎布的《人类笔记》是一部气魄宏大、有人类学特质的文化大散文。作者从生存目标、历史方向、权力形成、宗教、迁徙、文化演进等几个问题，对人类的历史和未来进行探讨，视野广阔，知识量极丰厚。冯杰的《北中原》是典型的文化散文和生态散文结合的写法，分为动物考、植物册、纪事簿、地理志、器物传等几个部分，以生命趣味观物，人与物，自然与生灵，都在文本之中形成了和谐统一。耿立的《暗夜里的灯盏烛光》，具有强烈冲击的画面感和小说般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以大文化的视野，观照生命的激情与生死感悟。汗漫的《居于幽暗之地》，以文人心性写现代语境下的文人故事，有时幽默，有时深邃，不乏苦味涩味，又颇多哲思。
此次参评的历史文化类散文，值得关注的，还有徐风的《江南繁荒录》和苏沧桑的《纸上》。《江南繁荒录》以三个词牌（青玉案、声声慢、风满楼）为结构，讲述宜兴的历史记忆，既平实晓畅又简洁典雅，浓淡相宜。徐风的史料使用严谨，又能以文学之笔将之“化开”，以巧妙的文思加以组织。他的笔下，有苏轼等历史名人，也有“水利报国”的无名书生，有当代外交家、国际棋手，也有普通农民和野郎中。他写历史轶事，也写书画圈子、紫砂艺术。徐风为我们提炼出一种独特的江南品格，即“世情风流不忘家国之念，雅俗之间尽显人性关怀”。苏沧桑的《纸上》是一部文化散文佳作，也是一部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诗意之书。作家以轻盈跳脱的梦幻语言，带我们走入江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空间。在茶叶、春蚕、冬酿、民间戏剧的求索与体验之中，每篇散文的主角都身怀绝技，是某一传统艺术或技艺的民间传承者，也给我们带来一次灵魂的奇遇和文字的美学之旅。
乡土书写是中国散文创作的重头戏。此次参评作品中，此类作品分量最重，数量也比较多，反映了中国当下乡土社会转型的种种问题。此次获奖的江西青年作家江子，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散文创作。他的《还乡记》以“冷热交织”的笔触，熔铸着饱满激情与冷峻审视，打造了一个卓尔不群的赣江吉水乡土世界。那是一片崇文尚武、有血性担当的土地。那些真实感人的“故乡故事”，没有矫饰感伤，也没有情绪的渲染，却忠实铭记着乡土历史，照亮着乡土现实，也记录着人间的出走与返回、永恒与变奏、热闹与寒凉。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携带着他们生命的故事，走入江子的纸上疆域，也带给我们长久的感动。江子的文字，如同他笔下的山河故乡，爽朗直率又深藏锦绣，有着坚硬的意志与柔软的温情，显示了汉语散文丰腴的地域内涵与优美的文体意识。
此次获奖的陕西作家陈仓，在散文、诗歌、小说等多个领域，都建树颇丰。获奖散文集《月光不是光》集中体现了陈仓的文学成就。他写父子深情、故乡亲人消息、乡土树木万物，语言平实简朴，内敛含蓄，略带幽默自嘲的笔调中饱含真挚之情，写尽人世沧桑，尽显厚重深沉的陕西文化底蕴，感人至深。他擅长将浓浓的亲情、生死的体验、乡土的苦难与逍遥，放在现实主义背景之下，进行细腻的“拟写实”写作。这本散文集中，对于“父亲进城”种种尴尬无奈的细描，让人会心微笑，对父亲与死亡的斗争的讲述，则让人潸然泪下。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散文杂文卷》，作家出版社，2022
另一个获奖作品，江苏作家庞余亮的《小先生》，则是一部面向乡村教育的优秀散文集，也是一部非常独特的散文创新之作。它跨越散文边界，以散文笔法结合儿童化视角，写乡村教育的记忆往事。作家的语言清新细腻，细节丰富饱满，既有精细的白描，又有儿童文学的天真趣味，将回忆中的乡村青年教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化作意兴盎然的笔触，那些美丽的豌豆花、跳大绳的女孩、奔跑的兔子和黑狗、飞跃的纸飞机，还有那些教学中发生在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趣事，都化为“真善美”的涓涓细流。“小先生”既是中国乡村教育工作者的化身，让成年人为此动容，也感动着无数的儿童读者，对塑造新时代的教育伦理、奉献精神，都有着积极意义。
除了这三部获奖作品，还有很多乡土题材散文，让我们眼前一亮。傅菲的散文集《元灯长歌》，既有地方志特点又融合散文与小说笔法为一体，涉及地域方言、乡土伦理等多个层面，将个体体验与赣东枫林村的历史风俗、民间传说结合，有着大地般的悲悯与对人民的关怀。《盆地的深度》中杨绍醒的麻风病悲惨经历，《申阴文科》提灯歌中蕴含的生命敬畏，都令人动容。羌人六的散文集《绿皮火车》是一些有关“断裂带的山河故人”的故事。这位年轻的作家，有着强悍鲜活的生命意志和丰厚的生活阅历。面对川西群山深处生生不息的人们，作家冷静克制的笔端，虽不乏诗意，但更多流淌出的却是复杂难明的情感选择和价值判断。那些残酷的生存挣扎，如同片刻闪耀的人性光辉，都让读者泪流满面。蒋蓝的《蜀人记：当代四川奇人录》，是一部以奇笔写奇人的“奇书”。作家以奇诡又工稳之笔，写了十三个蜀中奇人，夹金山上种玫瑰的陈望慧、民间制琴大师何夕瑞、民间漂流第一人冯春、红军坪守陵人聂正远等。这些民间小人物，都有着奇特的际遇和追求，在对这些“奇人”的言说中，蒋蓝表现出川人执拗又浪漫的人生态度，及反抗平庸的理想主义激情。杨献平的《南太行纪事》也具有高度乡土象征性，在“杨家坪村”的叙述中，熔铸了民间秘史、乡土情事、乡村风物与历史变迁，将乡土微观政治与个体心灵成长史集合，塑造了别致新颖，充满了残酷与温情交织的生命记忆。刘云芳的《给树把脉的人》写故乡人事与打工记忆，在生命的质感中追求诗意，在乡土的深切表达中追索“隐喻中国”的能力。李登建的《血脉之河的上游》，颇有齐鲁文化风范，厚重古拙，充满了含蓄的深情和内敛的文化道德激情，其散文叙述性强，有强烈情感投入和令人震撼的真诚。安宁的《寂静人间》也是不错的乡土散文，有较强的个人气息和女性视角，借助乡村体验，传达个人化情感体验和人生思考。盛慧的《外婆家》是一部有关故乡的人和事的散文集，描写苏南风土人情、亲情友谊，在温情中有思考和批判，对农村现实的破败和相关现实问题也有涉及，在回忆中有展望和畅想。
反映当下乡村问题，记录新时代语境下的乡土社会的扶贫攻坚、共同富裕等新现象，也是乡土散文的重要看点。丁建元的《沂蒙山好人记》，对沂蒙山新时代各行业优秀人物，进行了细致书写，讴歌了牺牲精神，其叙述融和了散文、报告文学、非虚构等跨文体写作经验，为生活在沂蒙山的二十九位平凡又具非凡人格力量的人物造像。他从“人”出发，注重人物细节和生活真实，捕捉人物内心的波澜起伏，透彻书写人世间纯良朴素的大爱。陈年喜的散文集《微尘》，语言朴实，写实性强，将小说笔法与散文笔法结合，主要描写对象是秦岭矿山的生活。该散文集带有作家自传色彩，充满对残酷生活的反思批判。阿慧的《大地的云朵》写在新疆棉田工作的河南人的故事，歌颂劳动者，语言朴实。杨一帆的《扶贫手记》与陈涛的《群山之间》都是面对现实的散文作品，分别以滦平与甘南为考察点，考察当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世间百态。这两部作品，都有着作者深入生活的第一手体验，勇敢直面乡土中国的现实问题，洋溢着建设新时代的勇毅坚韧之精神。
游记散文和记事怀人散文，是散文两个主要类型，虽然这些年随着“新散文”崛起，单纯的记事怀人与游记散文，似乎难出新意，也难以体现散文的文体创新和艺术高度，但依然有很多作者在这两个领域深耕细作，写出了有分量的作品。记事怀人题材方面，参评作品有不少佳作。著名编辑张守仁的《名作家记》，记录自己从事编辑数十年与王蒙、汪曾祺等作家交往的点点滴滴，幽默风趣，又严谨准确，有较强的史料学价值。类似特点的还有白描的《飞凤家》，兼具知识性和史料价值，比如记录了对于路遥和雷抒雁的回忆。史鹏钊的《文学的荣光》，则记载陈忠实、邹志安等文学大家与编辑李禾的通信经过，对文学史研究有一定价值。龚曙光的《日子疯长》，写父母故事，感人至深，尤其对母亲的回忆，展现了母亲坎坷的一生，母亲逐渐失去记忆的过程，写得令人动容。梁晓声的《我那些成长的烦恼》，语言质朴感人，怀念亲人，再现作家成长心路。蔡天新的《我的大学》记录读书生涯和人生记忆，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文化现象有直观的感性体验。彭程的《心的方向》是“人生回望”之书。文字沉郁老辣，写人生感悟、自然万物，都有着一种理性哲思与悲悯的心态。人生苦雨，悲欢离合，枯荣兴替，宇宙洪荒，尽在优雅简洁的叙述中给人以启发。
参评的游记散文，也有不少令人印象深刻之作。理由的《荷马之旅：读书与远行》属于文化游记，融合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与人文关怀于一体，以通俗易懂笔法，以旅行游记为切入，再现了荷马史诗时代的古希腊风貌。90后女作家时潇含的《无尽的远方》，是一部颇有青春气息和才情的游记散文集，写欧洲旅居生活的感受，语言清新流畅，又杂学旁收，旁征博引，文字有较强个性。简默的《时间在表盘之外》，以作家游荡青藏高原的所感所见，努力照亮时间深处的黯淡。石油作家马行的《无人区手记》，书写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在西部茫茫沙漠的惊险之旅。他将西部无人区的异闻怪事、勘探人奇特的日常生活，以简笔画或速写的笔法，忠实记录下来。王彬的《袒露在金陵》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游记散文，作家对野狐岭、桃花源、翠屏山、六诏等凝聚中国文化的精魂，又潜伏于历史的褶皱之中的“奇妙之地”，进行了一番精细的研读与审美重塑。
▲第八届鲁奖散文杂文奖部分参评作品
除了游记和记事怀人题材，学者散文也是此次鲁奖参评引人注目的散文类型。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投入散文创作。他们的散文作品，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术随笔和人生小品，而是以丰富学识和理性眼光，赋予散文以深度和智性灵光，不仅凝结着对很多学术问题的思考，且风格典雅含蓄，延续了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余秋雨等人的创作。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以文学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结合，利用文学眼光和笔法，探究历史深处奥秘，从赵武灵王到康熙，从中华民族内部的游牧与中原民族的关系入手，既有文化整合的大文化散文的恢宏思考，也有微观的对历史人物内心的洞察。林岗的《漫识手记》，既有批评家的敏锐生动，又有学者的丰厚学养，以三百个关键词方式，表达了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哲学思考。王尧是新世纪学者散文家的代表之一，王尧的散文，节制而深情，既有理性的深思之美，又有感性的细节和优雅简洁的语言。散文集《时代与肖像》书写记忆中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生活。王尧在回望来路时，追索学者生涯的精神生活的养成，也有对时代烙印的深刻感悟。青年批评家黄德海的散文集《诗经消息》，穿越狭窄的竖琴，寻找来自远古的诗意的眼神，将个体体验与汉语的历史记忆相联系，既有对《诗经》的灵慧解读，又有反观自身的顿悟，为我们打造了一个神奇的“诗经王国”。
女性散文写作，也是此届鲁奖参评作品的一个亮点。塞壬的《镜中颜尚朱》，作家以个性的个人化文字，回忆漂泊都市心绪，找寻自然心声，在个体命运与世界生活之间，找到了富有张力的艺术体验方式。金仁顺的《众生》，将女性意识与少数民族意识结合，承载着朝鲜族独有的文化记忆和感受方式，语言干净爽利，又有着丰富内涵。海男的《带着幸福的灵魂去拥抱你》以女性心理，写女性体验下的世界故事，生活种种处处显露出温暖的灵魂治愈意味。池莉的《从容穿过喧嚣》以温暖自在的语言，带领我们探索生活百味，重新认识自我，并回应当下的火热生活。
本届鲁奖参评散文，还体现出散文艺术性的提高与文体的创新，凸显了散文本体意识。它们有的继承文章学传统，在致敬古典文化中找到别致文字表达；有的承接先锋散文和新散文特点，既凸显个体心灵表现力，又拓展文体疆界，吸纳其他文体特质，这些特点都表现出近些年来散文作家在艺术上卓有成效的探索。
黑陶的《百千万亿册书》延续先锋散文余绪，发展了新散文外延，充满着神奇的文体实验，是散文、诗歌、小说、随笔等诸多文体跨界融合的产物。全书以金木水火土组织文本，将瞬间心绪、哲学思考、历史掌故与现实种种，以短章的蒙太奇方式组合，形成了散文化象征森林，既有诗的轻盈、散文的绵长，间或小说的故事细节及随笔化哲思。短章《闪电书签》类似散文诗。《潮神》更像穿越杂糅版“伍子胥”故事。黑陶挑战了惯常的散文概念，喜欢难度的散文读者读后会欣喜若狂。朱朝敏的《黑狗曾来过》，语言灵动跳跃，自然从容，在生与死的对话、记忆与现实的穿梭之中，作家尽显超脱冷静的睿智才情。张鲜明的《信使的咒语》风格比较突出，以梦境、神话与诗性打造了几十个寓言化散文短章，篇幅短小精悍，富有哲理趣味和反思性，《绝对零度时间》《脚印》都是不错的篇章。
网络散文写作，也有着令人欣喜的变化，表现出时代对散文文体的影响。网络作家格十三的《了不起的中年妇女》，是一部具网络语言风格的、有强烈生活气息的女性散文集，大胆幽默，风趣泼辣，又往往有出人意料的警句。作家关注女性生存，尤其是中年女性境遇，《结婚十年，我活成了大哥的大哥》等文章，都是红极一时的网文。
本届参评作品，表现了近四年来中国散文创作的成绩，也暴露出近些年散文发展的一些问题。很多作品还流于抒发个人情感，回忆生活琐事的层面，题材比较单一，写法也比较老套单调，缺乏散文审美的文体自觉，也缺乏思想深度和美学难度。自然书写的泛化，导致“博物志手法”泛滥，对自然的关怀流于琐细物态描摹，失去了社会与人性维度。有的大历史散文与学者散文，表现出空洞化倾向，思想难度降低，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史大于文”与“学大于文”的情况比较明显。史料的堆积，学术的思考，理论的思辨，无法用文学笔法“化开”，显得冗长乏味，缺乏阅读吸引力。有的乡土散文和现实书写，缺乏文体意识，亲情书写过于故事化，现实书写则口号化，缺乏真情实感和宏观视野，以及对社会生活的深度挖掘。散文类型整体也发展不均衡，乡土散文占据绝对优势，而探索性的散文、学者散文、女性散文等类型还有待发展，有的新类型，展现出了很强的活力和读者接受度，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大影响，提高品质。例如网络散文，整体偏于轻松口语化，虽贴近生活，反映网络时代变化，但尚缺乏美学提炼和文学提升。
（房伟，苏州大学文学院）
收获与检阅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作品述评
文 | 王 晖
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揭晓，《红船启航》（丁晓平）、《江山如此多娇》（欧阳黔森）、《张富清传》（钟法权）、《中国北斗》（龚盛辉）和《国家温度》（蒋巍）等五部作品获此殊荣。四年一届的中国文学最高奖评选由此落下帷幕。应该说，这五部作品是此次338部（篇）报告文学参评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们与另外五部提名之作——《大河初心》（高建国）、《热血在燃烧——大三线峥嵘岁月》（鹤蜚）、《野地灵光》（李兰妮）、《青藏光芒》（马丽华）和《迟到的勋章》（王龙），代表着四年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实绩。任何评奖都是“遗憾的艺术”，一些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未能获奖甚至未能进入被提名之列，但都不妨碍这些优秀之作与获奖作品一道，参与、见证、关注、聚焦近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特别是对其中影响广泛的重大事件、重点人物或重要现象的倾力书写。这不啻是对近几年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新收获的一次全面检阅。
历经百年沧桑的中国报告文学，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余年间，渐趋复兴之势，优秀之作频出。报告文学是否称得上“优秀”，也许会有多种认知的途径。从文学评奖的角度看，作品“优秀”的评选大体是要以此次修订颁布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为准绳的，即“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新时代现实生活，塑造时代新人形象，表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优秀作品，予以重点关注。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注重作品的艺术品质，鼓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条例强调需“重点关注”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现实生活、时代新人、民族复兴等内容的作品，此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国文艺提出的“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的基本要求相一致。总体而言，近几年来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积极投身重大主题文艺创作，努力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其突出的实绩创作出了无愧于“重点关注”的作品，此次鲁迅文学奖的获奖及提名作品、参评的优秀作品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我看来，以近几年的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新时代英雄模范人物、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抗美援朝70周年等为重要再现对象的“主旋律”创作，是报告文学现实关怀特质的重要体现。这不仅凝结着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注、热点聚焦、文献价值等要素，呈现其鲜明的非虚构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民族精神、崇高之美和意蕴高度。这无疑也是自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降，报告文学深度参与、见证、书写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之波澜壮阔历程的文体叙事传统。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颁奖现场
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中国北斗》《国家温度》和《江山如此多娇》等以全新视角详尽再现新时代以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新成就和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新成果。《中国北斗》以宽阔的视野聚焦中国卫星导航工程建设，通过“凝眸神州”“放眼亚太”和“极目寰球”等内容的叙述，全景式呈现从“北斗一号”立项研发到“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完成的20余年艰辛历程，展现出奋发图强自主创新、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与此相类似的报告文学《粲然》（叶梅）则聚焦“两弹一星”之后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发、建成和投用，以及中国高能物理科技工作者将理想照进现实、谱写新时代“科学诗篇”的执着和初心。同属于脱贫攻坚题材的《国家温度》和《江山如此多娇》，描述的角度各异，前者偏于宏观再现，选择陕西榆林，新疆乌鲁木齐、和田，贵州铜仁，上海，黑龙江省佳木斯、哈尔滨等五省七地进行扶贫工作的“田野调查”；后者则主要再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的贵州高原之“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人民的脱贫攻坚事业。两部作品分别描述脱贫攻坚的“面”和“点”，以深入的现实体察和生动的艺术描绘，将中国东中西部成功应对“消除绝对贫困”的世界性难题、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性举措呈现在世人面前。此外，《扶贫志》（卢一萍）、《国家战略：延安脱贫的真正秘密》（邢小俊）、《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何建明）和《高高的元古堆》（秦岭）等作品也从不同角度对脱贫攻坚国家战略作出广泛而深入的描述。“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仅使全体人民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同时也为世界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读本。中国对扶贫体制、政策、方式进行的全方位改革创新，无疑对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温度》里作者所说的这段话既充分揭示出脱贫攻坚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也提升了报告文学题材拓展和开掘的新空间。
《红船启航》、《革命者》（何建明）、《天晓：1921》（徐剑）、《迟到的勋章》、《铁血旅顺》（刘长富）、《静静的鸭绿江》（周建新）、《照金往事》（和谷）、《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曾平标）、《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诞生记》（程树榛）、《百炼成钢》（唐朝晖）、《金乡》（哲贵）和《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章剑华）等作品聚焦建党百年、抗美援朝7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年、小康社会建设等中国现当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书写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建党精神，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绚烂图景，成为具有较高文献价值的作品。《红船启航》的作者在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基础上，激情追忆和重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壮阔历程，讴歌牢记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红船精神，反思逆历史潮流的失节叛党行为。作者在书中写道：“100年过去，中共一大13名代表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故事已经写进了历史——是谁不忘初心？是谁牢记使命？是谁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在信仰面前，他们做出的或坚定或动摇或背叛的选择，写就了他们各自或辉煌灿烂或可歌可泣或可悲可耻的人生。”通过生动翔实的描述，作品再现了13名一大代表的人生旅程，爱恨褒贬之情跃然纸上，因为在作者看来“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革命者》在描述革命先驱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程的同时，重点再现牺牲在上海的200多名革命者的形象。《天晓：1921》则以主要篇幅聚焦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迟到的勋章》的作者用十年时间进行追踪采访，从一枚无法认领的勋章讲起，再现深藏功名33年的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柴云振的传奇人生经历。这是一位具有军人本色和老兵情怀的可爱又可敬的人，“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都保持着‘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在作者笔下，这不是一个人的遭际和传奇，而是一支军队的精神标识，是千万将士的英雄群像。与此类似，《静静的鸭绿江》亦是再现深藏功名回乡务农、做了半辈子生产队长的志愿军老英雄孙景坤。《金乡》以温州古镇金乡的若干企业家为描述对象，探索和反思改革开放40年给这一地区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变迁。《世纪江村：小康之路三部曲》则以苏南开弦弓村百年发展为叙述背景，重点讲述费孝通、费达生等人实验的“江村经济”，以及由此实现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社会”的现实图景。
再现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英模人物和先进典型，亦是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作品聚焦的一个重点。《张富清传》、《大河初心》、《祖国至上》（刘国强）、《守山》（肖林、王蕾）、《大医百年》（杨红昆、朱镛）、《大地如歌》（紫金）、《一生的长征》（彭东明）、《雀儿山高度——其美多吉的故事》（陈霁）和《永不打烊的警务室》（王向明）等诸多作品深情描述英模人物在各条战线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和崇高人格风范。《张富清传》再现的是深藏功名60载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90余年的人生故事，清晰还原人物秉持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宗旨和信念，出生入死、苦干实干、甘于清贫寂寞、无怨无悔奉献的平凡英雄本色。《大河初心》以近60万言的篇幅重新发掘“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不为人知的经历和故事，还原这一曾经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英模典型的生活、工作及其精神品质，并以丰富的细节和人物呈现，讲述“焦裕禄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在新时代的进一步传承与光大。此外，《祖国至上》里的当代优秀战略科学家黄大年，《大医百年》里的百岁抗疫医学专家李桓英，《大地如歌》里的被誉为“新时代雷锋”的北京基层民警高宝来，《永不打烊的警务室》里的坚守“孤岛”27年为民服务的扬州社区民警李树干等英模形象，也从不同维度丰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远意涵，成为立根塑魂、道德重建的楷模。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
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作品对于新时代以来重大主题的艺术呈现，将中国当代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进程的基本面清晰地呈现出来，是历史叙事、民族叙事和国家叙事的有机结合，具有了某种书写“中国故事”的史诗气象和品格。“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①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时刻，报告文学的这些“主旋律”书写正逢其时，因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②作为深具现实感的“时代文体”，报告文学有责任有条件以非虚构之艺术形式创造新时代中国的新史记和新史诗，此为国家与民族之需，亦是文学发展之必然。
除强调“重点关注”的作品之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标准还提出“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注重作品的艺术品质，鼓励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等要求。就报告文学而言，如果说“重点关注”的作品可以用“主旋律”来概括的话，多样化的题材、主题和风格的作品则可称之为“多声部”。报告文学“主旋律”与“多声部”的交响曲一直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已经成为这一文体“中国化”的重要标识。近几年来，作为“主旋律”的报告文学佳作频出，以其磅礴厚重的书写标定着这一文体的思想高度。而作为“多声部”的报告文学则以多样化的题材、主题和风格艺术地再现与传达当下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显示出这一文体写真现实的宽广度，不仅仅是践行非虚构性，也在文化反思性和跨文体性等方面作出可贵探索，尽显文体的生命强度与活力。
在我看来，报告文学作家同时也应该是勇于思索、善于反思的思想者。在当下网络资讯发达、浅尝辄止式的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的融媒体时代，于看重新闻性的报告文学文体中强调其深度思考的文化反思性，应该是必须和必要的。《中国北斗》在叙说中国开发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直陈其尖端高科技对于一个“大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这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同时也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胸怀，亦是所有北斗人的理想与愿望，更是北斗应用推广的最高层次和崭新境界。”在《红船启航》的“尾声”中，作者有感于13名党的一大代表或喜或悲，或正或邪的最终人生归宿，写下凝聚自己深思的感慨——“在那个长夜难明、血雨腥风的年代，在那个风雨如磐、长夜漫漫的年代，个人信仰的选择，就是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是生命生死的抉择。……信仰是方向，也是方法；信仰是初心，也是使命。”在有关描述生态现状或生态危机的作品中，反思也无所不在。《青藏光芒》以翔实而细腻的文字表达，全景式展现中国科学家在作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上的艰辛科考旅程，在致敬科学家的严谨、求实与卓见的同时，思忖青藏高原的前世今生及其对全球生态未来的重要影响。《虎啸》（任林举）以对珍稀野生动物东北虎进行全程跟踪的田野考察，深思动物与人类的相谐共处之道，以及全球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等当下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这莽林中古老而唯一的王者——它们留在大地、山林、时光中的身影和梅花般点点足迹，已经为我们暗示或表明了生命之道、自然之道、兴衰与共的和谐之道”。《荒野归途》（张赫凡）、《治沙愚公》（陈玉福）和《冻土笔记》（古岳）等作品也从普氏野马由濒危到复活的拯救保护、甘肃八步沙从荒漠变绿洲的治理、青海达森草原“源文化”探寻等角度描述与反思中国西部的生态现状，肯定为恢复健康生态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野地灵光》（李兰妮）的作者以一个忧郁症患者的身份赴精神病院住院治疗60余天，观照林林总总的精神疾患现象和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探幽特殊的人性表现，反思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航宇）见证著名作家路遥在生命最后日子里所遭遇的病痛折磨、亲人失和、经济困窘等问题，以此再现其真实的人生轨迹和鲜明的爱恨情仇。《舌尖下的中国外卖小哥》（杨丽萍）聚焦“外卖员”这一居于产业末端的新兴职业群体在系统算法之下的奔波艰辛。此外，还有探讨中国粮食安全的《中国饭碗》（陈启文）和《粮食，粮食》（何弘、尚伟民），关注人的或执着或温情等精神状态的《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口述）、《协和大院》（韩小蕙）、《你和我》（万方）和《无声之辩》（李燕燕），追古论今、探究城乡之变和社会发展的《天下第一渠》（白描）、《寻路中医》（詹文格）、《涅槃：北京“动批”三十年》（董保存）、《海南岛传》（孔见）、《梁庄十年》（梁鸿）、《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鲁顺民、陈克海）、《无尘车间》（塞壬）和《疫中之家》（普玄）等。这些贯注反思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既是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现状和精神风貌的写实，是作家的责任感及其由此生发而出的现实主义态度的具体表达，也从一个侧面活现出作家的理性之光和理想主义境界，其作用在于砥砺社会、呼应民众诉求、表达民生的喜怒哀乐，生动呈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价值追寻，因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③。
▲第八届鲁奖报告文学奖部分参评作品
通过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与现实世界最为切近的“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比之其他文学文体更具有建构“主旋律”叙事的特出优长。值得欣慰的是，作家们并没有止步于或满足于或陶醉于以此类“主旋律”为代表的重要主题创作的题材“正确”或主题“宏大”，或依据某种久已成规的写作“套路”和“惯习”进行自我复制或复制他人的“流水线”式作品生产，而是充分利用报告文学的“跨文体性”写作规范，在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和语言表达等诸多方面进行新的尝试，以兼容小说、诗歌、散文和影视等文学艺术文体的艺术表现手法，或借鉴、“植入”新闻报道、书信、历史文献、公文、社会调查报告、数据表格等非文学要素，形成跨文体艺术表现的特质，扩容和拓展了报告文学的表现空间，为当代报告文学的文体革新提供了新途径和新范本。《红船启航》将历史回眸——1921年建党与现实聚焦——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新时代进行对照书写，并以“红船精神”的发源和赓续作为“一根红线”贯穿之，显示出报告文学描述历史的新维度。《中华水塔》（陈启文）、《虎啸》等作品融合小说式的情节叙述、细节与场面描写、人物形象的再现，以及对山、水、林、动物或其他风物油画般绚丽的诗意呈现，使朴实的写实与灵动的跨文体文字有机结合，创设出一种理趣型报告文学样态。由《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再到《梁庄十年》，梁鸿以学者理性加作家感性的亲历沉浸方式，描摹再现自己家乡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喜忧参半的绵长而有力的“生命线”。《野地灵光》《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和《你和我》等也属于这种亲历沉浸式文本。《金青稞》（徐剑）以国际视野和历史眼光观照西藏的脱贫攻坚，在演绎宏大主题的同时，不忘赓续旧日情怀、寻找乡愁与诗意。《百炼成钢》将笔触投向首钢一线工人，以原生态口述话语呈现时代洪流中的国企流变和“时代变革车轮上卑微而激越的螺丝钉之歌”。诸如此类的作品还有《我心归处是敦煌》、《粲然》、《李劼人往事：1925—1952》（龚静染）和《横渡长江》（杨波）等，它们都在不同侧面和维度上给予报告文学创作新气象和新启示。当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以忘乎所以，因为对作品的优秀程度和是否能够成为经典，身在“庐山”之中的我们往往可能是会“测不准”的，因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④。一切只需留待时间。
长篇报告文学在参评此次鲁迅文学奖中占据多数，而这已经不是一个新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的长篇化趋势有增无减，中短篇作品则日渐稀缺，个中原委比较复杂多元，关涉到作者、出版、传播、获奖等诸种因素。但总体来说，曾经以对现实作迅速反应的、有着文学“轻骑兵”称号的这一文体，如今成为动辄十万数十万字的皇皇大著，其文体长度变迁所隐含的意味并非字数的增减那样简单。这其中，再现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作品又占有相当的份额。此次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除却脱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生态保护、改革开放等现实题材外，参评作品有相当多以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70年、抗美援朝70年等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作为描述对象。这似乎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至今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书写倾向。客观地说，这里面不乏堪称优秀的作品，但仍然有一些作品存在比较突出的“史料化”倾向。这些作品在数十万计的文本中堆砌不加选择的各式历史材料，或者对同类型材料不加精炼地使用，以至于使文本成为历史材料的“汇编本”或者历史事件的“大事记”。作为叙述历史为主体的报告文学运用历史材料本无可厚非，从文献价值的角度上看也是实属必然。但此类作品对报告文学现实性的把握存在明显不足，仅仅讲述过去的故事，而忽视历史事件或人物与当下现实的关联。这种“故纸堆”式的纪实写作基本等同于一般历史文本写作，从中很难看到作者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而报告文学的存在价值或曰与其他文学文体的差异化发展，正是在于其对现实人生和现实社会的聚焦、关注及其富于力度与深度的“答疑解惑”。如果一味坚持“史料化”写作，报告文学的文体本性就很难体现出来，最终只会给读者带来对报告文学文体认知的混乱。
与“长篇化”和“史料化”问题相关的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精品化”意识还需加强。应该说，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338部（篇）参评作品较多属于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但毋庸讳言的是，其中一些作品离“精品化”还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除了思想意蕴，主要体现为艺术表现方面的差距，这又不仅仅是300余部（篇）作品的问题，而是当下报告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我看来，这些艺术表现问题可以归纳为“文学性弱化”和“文体意识模糊”等两个方面。“文学性弱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常常表现出“有报告无文学”的症候，说到底，即是作家艺术表现能力的弱化。具体表现为对采访素材的整理选择能力不足，导致材料或堆砌重复或主次不分或本末倒置，剪裁不当；在结构文本时缺乏艺术营构意识，或平铺直叙或沿袭新闻消息、调查报告、总结等非文学文体的结构范式；语言表达未脱新闻或宣传稿体式，缺乏文学语言的形象性和蕴藉美。可以说，报告文学的“长篇化”和“史料化”与作家对作品的整体营构有关，往往是以材料堆砌为路径刻意“拉长”作品的篇幅，而并非是事件或人物的自然而然之呈现。“文体意识模糊”，是指作家对报告文学的概念、报告文学的基本文体规范和美学特征等核心问题没有获得清晰的认知，在许多语境下难以分辨文体的虚构与非虚构之别。为了文本的可读性阅读效果，追求所谓的“文学性”，不惜大量使用小说的虚构方法，譬如已故历史人物的对话，人物的详细心理描写，甚至是人物形象的无中生有或较多“添加”细节等。这种“文体意识模糊”的结果常常就是突破报告文学的写作规范底线，将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文体混为一谈，最终就是消解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立性。其后果即是真实与虚构混淆不清，泯灭读者对于报告文学文体的阅读期待。以上两方面问题的解决也许需要一个过程，而非一蹴而就。这需要报告文学作家牢固树立“精品化”意识，努力创作不留遗憾的作品。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报告文学卷》，作家出版社，2022
尽管我们通过此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评奖检视出当下创作中存在并亟须解决的一些问题，但面向报告文学的未来，我们仍然对此有足够的信心。21世纪以来的20余年间，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逐渐恢复元气，走向新变和复兴。创作的兴盛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当然有报告文学作为重大主题文艺创作主力军的前置因素，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的双重鼓励与支持使之愈发活跃。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申报作品为包含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在内的所有奖项申报数量之最，似也在表明至少在数量上，报告文学的表现是最好的。另外，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萌芽、21世纪10年代逐渐升温成“爆款”的非虚构写作，成为报告文学持续回暖的加速器。在纸媒助推的同时，融媒时代又促使印刷时代的宠儿——报告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跨媒介传播，譬如通过网络或改编成广播剧、舞剧、电影、电视剧和有声读物等进行立体复合式传播。报告文学由此得以通过不止于文字的方式获得新质。早在1983年，张光年在《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曾言：“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有学者也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报告文学在与变革社会的调适中，已经产生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理想的共鸣状态。”⑤而今，近40年过去，报告文学已经基本兑现了“由附庸蔚为大国”，即由散文和新闻的“附庸”一跃而成与小说、诗歌、散文等并驾齐驱的独立文体，其话语体式、美学规范等日臻完善，真正从“时代文体”走向“文体时代”。
在当下，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道路的新百年大幕已经开启，社会与文化转型必然促使报告文学做出积极之回应。“‘写实’不可能退回传统的格局中去，而必然是一种适应表现当代生活的、适应当代审美需要的‘新’的‘写实’。”⑥因此，由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所标定的“写实”新路径和新目标，无疑已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写作的基本导向。对于有抱负有责任感的作家、批评家和研究者而言，需要更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从现在至未来，报告文学应当如何致力于表现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描摹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做的不懈努力及其精气神？应该如何使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文艺的内在品质获得新突破和新提升，从而力促文艺大国向文艺强国迈进？对此，我们似已从此次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和优秀作品的检阅中找到了些许答案，但显然还不够充分和完满。战斗正未有穷期，我们满怀期待并努力身体力行。
（王晖，南京师范大学中国非虚构研究院）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第108页。
②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日。
③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④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35页。
⑤尹昌龙：《1985：延伸与转折》，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第193-194页。
⑥张德祥：《“走向写实”：世纪末的文学主流》，《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
文学翻译盛，则中华文化盛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审小考
文 | 许金龙
文学翻译之盛衰，当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时的文化之盛衰，一如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时隔多年后终于评满五部获奖作品，亦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时期的文化之繁盛。这种繁盛从有资格参评的送审译著数量上可略见一斑——达到了八十五部这个近年来的最高值；亦可从送审译著语种上得以体现——共有包括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日语、韩语、西里尔语、越南语在内的十七个语种，这些语种所在国家和地区几乎涵盖了整个世界；还可从俄语、圣卢西亚语、阿拉伯语、英语和日语的这五部获奖译著的文类上加深这个印象——计有长篇小说、诗歌、随笔和传记这四大文类，其原著所在国广泛分布于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殊荣的五位译者的年龄来佐证这种繁盛——以竺祖慈、薛庆国、陈方、杨铁军等老年、中年译者为主，兼顾许小凡这位三十出头的青年译者，体现出我国文学翻译队伍以老带新、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颁奖现场
这个可喜局面当然来之不易，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不易！在此前七届的评审中，除了第一届和第二届评出五部优秀译著，其后五届都未能评满五部译著。尽管这种现象雄辩地明证了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宁缺毋滥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却也显现出文学翻译界的翻译质量断崖式下跌的尴尬局面。尤其在第五届评审中，竟然连一部优秀译著都未能评出。2010年11月4日的《天津日报》曾对此痛心疾首地叹息道：“文学翻译类作品首度出现空缺，未能评出一部优秀翻译作品，中国翻译界定格在了永远的遗憾，同时也给文学翻译工作敲响了警钟。”之所以出现这种“永远的遗憾”，细究起来大致缘于以下几种困境。
我们首先探讨其中的经济因素。20世纪5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早年曾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和钱稻孙的生活比较拮据。得知这个情况后，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稿酬形式每月向这两人提供生活费用，同时发挥两位先生的专长，让他们自行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完成后将译稿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可。当年，这些稿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立即出版，而是堆放在仓库中，直至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才陆续编辑出版。然而，在利润至上的当下，恐怕在全国再也找不出一家像这样长期只是付出却没有回报的出版社。为了牟取最大利润，翻译稿酬不仅未能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而相应提高，一些没有底线的所谓“文化公司”甚至寻找在校外语专业本科生进行翻译，以便将稿酬压至最低水准，同时也将翻译质量折腾得惨不忍睹。客观地说，在当今文学翻译界，如果仅靠翻译稿酬收入是完全无法生存的。当然，这只是出版市场近年以来的乱象。也就是说，这种乱象并非古来有之。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始于外国文学翻译，他用大半生精力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共译介了十四个国家约一百位作家的二百多种作品，还曾于1934年创办专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杂志《译文》，在为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本人也从翻译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自不待言，鲁迅先生的生活费用主要也是来自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稿酬。再如我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所长、俄苏文学专家叶水夫先生曾翻译《青年近卫军》一书，其后用这部篇幅并不很长的译著稿酬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真是不敢想象，倘若这两位先生仍然健在并生活于当下，他们原本依靠翻译稿酬维持的生活将如何支撑下去？鲁迅先生那三百余万字的译文和叶水夫先生翻译的《青年近卫军》不知是否还会问世？倘若这答案是否定的话，我们民族和国家原本源自于外国文学作品的那部分营养是否会随之缺失？……这种乱象造成的直接恶果，便是在我国彻底消灭了以文学翻译为职业的专业翻译家，原本应由这些早已不存在的专业翻译家产出的大批优秀译著也随之灰飞烟灭，只能转由一些具有文学翻译能力却处处受制（下面将另行讲述）的学者兼职从事这项工作。如何“复活”大批专业翻译家，使其稿酬能够维持家庭必要开支，使其能够心无旁骛地产出大量优秀译著，便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译文》创刊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水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制约文学翻译的另一个困境是学术机制因素。除了经济原因，学界本身的机制也存在很大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和诸多大学都有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文学翻译不能算作学术成果。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谬论，这种谬论认为文学翻译只是一项简单的文字置换工作，并不需要学术修养，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因而不能算作学术成果。这就使得很多具有翻译能力的学者不敢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文学翻译上，因为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出来的译著，一是挣不到像样的稿酬，二是不能算作学术成果，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不务正业”。最初制定这项规定的人可能并不知道，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学术修养和研究能力，是绝对译不出好的译著来的。同理，倘若不经过大量文学翻译实践，恐怕也难以大幅度提高学者的研究能力。这里且不说鲁迅先生，我们可以看看梵语文学的季羡林先生，日本文学的叶渭渠先生、法国文学的郭宏安先生、意大利文学的田德望先生、古拉丁文学的王焕生先生，古希腊文学的陈中梅先生等，他们都是先从翻译做起，以研究引领翻译，复以翻译促进研究，以此实现良性互动。换句话说，翻译和研究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积极关系，而绝非相互对立的消极关系。然而，这种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却被原本理应将其发扬光大的学界机制所破坏，被“文学翻译不能算作成果”的谬论将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粗暴地割裂开来，既抑制了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也阻碍了文学研究的诸多可能。当然，这两点远不是翻译质量不高的全部原因，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粗心大意、对源语言不求甚解，也是导致译文费解的重要原因。
且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进行探讨。某部送审译著的初审报告指出，译者在处理原著“寝耳に水”这个语句时，望文生义地将其翻译为令人费解的“睡梦耳进水”而非其原义“晴天霹雳”，这种处理无疑会使读者产生难以克服的困惑乃至严重误读。其实，该译者在翻译该语句时哪怕存有些许研究意识，以研究引领和指导其翻译实践，都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奖作品
记得十多年前笔者翻译大江健三郎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结尾处时，面对原文“その声と動きの頂点で、沈黙と静まりが来る。「小さなアリア」がしっかりそこを満たす中に、サクラさんの叫び声が起こり、音のないこだまとして、スクリーンに星が輝く……”，对照源语言文本中“星”的单数表述，只能将其翻译为“在那声浪和摇晃的高潮点上，沉默和静止突如其来。‘小咏叹调’充溢其间，此时，樱的喊叫声起，作为没有声音的回声，银幕上一颗星在闪烁……”。
源语言文本和参考译文中出现的“一颗星在闪烁”是个关键语句，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神曲》的《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各卷的最后一个单词“群星”。在《神曲》原著中，但丁于此处特意且精准地使用了表示复数的stalle而非表示单数的stalla。《神曲》的中译者田德望教授为此特意指出：“地狱是痛苦和绝望的境界，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炼狱是宁静和希望的境界，色调是柔和的和爽目的；天国是幸福和喜悦的境界，色调是光辉耀眼的。”由此可知，女主人公“樱”在绝望境地里始终抱持着希望并为之不懈努力，终于在偏僻农村的森林里的女人们帮助下，从边缘地区、边缘人物的记忆和传承中汲取力量，到达了“群星在闪烁”的“光辉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国”。或者换句话说，作者大江和他的女主人公“樱”都确信可以将鲁迅笔下的那座“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令人绝望的铁屋子砸开，确信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如同大江本人动笔写作这部小说前几个月在北京讲演时所引用的那样：“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是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由此可见，原著中表示单数的“一颗星”根本无法承载作者的以上创作预设。据此可以得知：这里的星应是表现希望和至善至福的复数，原文本的单数有悖于作者的创作预设。然而，笔者毕竟只是译者而非作者，不能如钱钟书先生所警告的“象（像）林纾那样的手痒”，更不能试图“充当原作者的‘诤友’”。换句话说，尽管发现了这里的问题，却也无法将这个单数的“星”译为复数的“繁星璀璨”。为了解决这个尴尬，在那次翻译实践中，笔者采用了同时具有单数和复数之语义的“星辰”：“在那声浪和摇晃的高潮点上，沉默和静止突如其来。‘小咏叹调’充溢其间，此时，樱的喊叫声起，作为没有声音的回声，银幕上星辰在闪烁……。”基于以上所述，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结尾处的“星”只能是象征着“悠久的将来”和“光明的将来”的复数，而绝非莫名其妙的单数。
这个结论可能还需要一个小小插曲来加以佐证：该译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出后不久，大江本人便由东京来到北京出席这部小说的颁奖仪式，下了飞机乘上前往机场迎候的汽车后，大江随即从后座急切地开口问道：“许先生，这部小说最后一段文字中的‘星’，你是如何翻译的？”我从副驾驶座扭头告诉大江：“原著最后一段文字中的‘星’是单数，从整个文本看起来，这个‘星’应该是表现希望的复数，典出于《神曲》三部曲最后一句用以表示至善至福程度的繁星。”于是大江便追问道：“那么你究竟处理为单数还是复数了？”我对他说：“尽管发现了这里的问题，作为译者，却也无法将此处的单数处理为复数，同时又不能对这里的单数视而不见，就将其译为兼有单数和复数之语义的‘星辰’了。”大江似乎松了一口气，旋即又难以释怀地转头对陪坐在身旁的陈众议教授问道：“这个‘星辰’是单数的语感更强还是复数的语感更强？”陈众议教授稍作吟沉，便肯定地告诉大江“还是复数的语感更强一些”。于是，彻底放松下来的大江就对我们抱怨道：“我在书稿中写的是复数，却被出版社的编辑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改成了单数，这就完全改变了这部小说的意义。”……大江本人的这段自述确切地证明了一点：只有深度解读和精准把握原著，才可能达成“以研究引领翻译，复以翻译促进研究”的良性循环，才可能不至于照本宣科、机械地进行文字置换，从而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大江健三郎：《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许金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但丁：《神曲》，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除了经济原因和学界机制以及译者粗心大意等因素，译者本身的学养不足也是制约翻译质量的重要原因。仅就我所熟悉的日本文学界而言，之所以难以产生像叶渭渠那样的大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很多从事日本文学研究和翻译的学者除熟悉日语外几乎一无所知。这里所说的一无所知当然是夸张的说法，是指诸多学者不熟悉中国古典文学，不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不熟悉世界文学，不熟悉相关历史，不熟悉哲学和美学，不熟悉文化人类学，不熟悉民俗学，不熟悉社会学，不熟悉心理学，不熟悉宗教学，不熟悉诸多原本理应熟悉的知识。由于不熟悉这许多知识，那么在面对源语言（大多数情况下为外语）文本中出现相关内容时将如何解读呢？又如何将其准确地翻译成目标语言（大多数情况下为母语）呢？更如何让其读者感受到译文字里行间的神韵呢？当然，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种种局限，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相关知识，这种消极现象肯定会不同程度地发生积极意义上的变化。
还是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进行探讨。某部送审译著的原著作者是个对中国人民极为友善的国际友人，其著作本身亦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历史参考价值，译者本人的中文功底更是极佳，曾在源语言所在国长期学习和生活，回国后亦长年从事专业外语的教学工作，其文白混用的翻译文体与原著文体也是比较贴近，最初部分评委对这部译著也都抱有期待之情，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其译文中却出现了较多本不该有的误译、增译和漏译等现象。譬如在处理原文“教育に関する勅語を降下”（“下达关于教育的敕语”）这一语句时，译者将其翻译为“明治天皇颁布《关于教育基本法》”，这就多出了原文所没有的“明治天皇”，更是由于不了解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后于1948年废止），从而误将“关于教育的敕语”处理为风马牛不相及的“《关于教育基本法》”。这里所说的“教育基本法”，其实是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1947年，基于《日本国宪法》（亦称“和平宪法”）第二十六条的精神，为体现民主主义教育原则而制定的《教育基本法》。从时间上看，两者间相差五十七年。从其性质上比较，前者鼓吹国家主义教育，后者则提倡义务教育、机会均等、男女同校等民主主义精神。倘若该译者对这两者多少有些了解，便不会犯下此类低级错误，从而无缘于这次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了。
仍然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进行探讨。有别于此，某部初审报告极为推荐、终审全票通过的获奖译著明显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质地：译者选用了贴近原著的精当词语和隽永文体，用以表现其清新的氛围和隐而不显的哲理，足见该译者对源语言所在国（日本）和目标语言所在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均有良好的学养，且对原著理解深刻、把握准确，忠实再现了原著的文体以及审美情趣。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该译者显然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且对文学翻译流程极为熟稔，否则如此之高的完成度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应用翻译，在翻译之前，也需要具备有关源语言文本的专业知识，倘若仅仅熟悉源语言本身而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话，我们是无法指望翻译出来的目标语言是准确和畅达的。同理，文学翻译当然也是如此，准确地说，更是如此！那么进行文学翻译实践时，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我觉得基础流程大致如下：
1.毫无疑问，需要相当熟悉源语言；其次，对目标语言应更为娴熟。
2.对源语言文本的内容及其反映的背景（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民俗等）比较了解，或通过查阅资料后比较了解。
3.积极了解作者生平、价值观、美学观、创作史、创作风格等基本情况。
4.反复阅读源语言文本之全文，基本解决大小文字难题。
5.反复阅读并逐渐加深解读。
6.排除干扰，全神贯注，全力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发现问题，再按其学术价值逐一分类，选择价值较高且力所能及的课题形成论文并予发表；另行安排价值更高、难度却也更大的课题列入预研清单加以培育，待条件成熟后再正式展开研究并形成论文。
7.综合以上六点所述，基本可以期待一部优秀译著行将问世，与此同时，至少可以发表一篇堪称富有独创性的优秀论文，还可以期待不远的将来发表另一篇更为优秀的论文。
8.如果译者具有足够的耐心，不妨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个作家或一个流派，以研究引领翻译，复以翻译推动研究，如此积累十年甚至更多时间，便会发现自己已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学术王国。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编《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集·文学翻译卷》，作家出版社，2022
完成以上诸步骤之后，前面所说的“富有独创性的优秀论文”确实可以期待，因为作为译者，将享有一个令人垂涎的特权——首先获得并独享该文本的全部原始信息，继而由此从容地作出选择和安排。然而，前文说到的“优秀译著”却只能是相对之言，而非绝对之物。因为所有译著都不可能与原著等值，文本中的原始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将不同程度地消减甚或佚失。换言之，除了译者，译著的所有读者阅读到的内容都将是不完整的。在谈到类似局限时，文学翻译界宿老钱钟书先生也是颇感无奈。其于1964年讨论文学翻译的标准时，表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为化境”，二十一年后的1985年，或是因其无力突破译著与原著无法等值等局限吧，老先生只能将其降格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为化境”。对于所有译者而言，钱老先生笔下的“最高理想”宛若一道美丽的彩虹般可望而不可即，其口中的“化境”固然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也是我们一代代译家需要全力以赴的最高理想，只恐怕亦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最高理想！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正逢盛世，中华文化繁荣昌盛，文学翻译随之繁盛，使得所有译者较之以往更有可能接近钱老先生笔下的“最高理想”，更有可能挨近那条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彩虹（顺便说一句，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前身就叫“彩虹奖”，由美籍华人韩素音女士资助）。君若有疑，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五部获奖译著便是明证！
（许金龙，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洪子诚 李 静 | “内部反思”与精神史的多元图景——关于《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1. 本刊从未设立官网，亦未在任何网站开放投稿渠道，也没有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南方文坛》杂志。
2.本刊唯一投稿邮箱为nfwt@tom.com。
3.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稿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
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谨防假冒网站及诈骗信息。
长按左侧二维码识别即可关注
▲版权声明：
本公众号内容均为原创，
如需转载，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