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热评】梁海 | 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读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一辑）
（本文作者：梁海）
●●● 一 ●●●
阿来的《云中记》是一部以汶川地震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创作于2018年， 此时，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了十年。其实，灾难发生之后，许多相关文字便随即诞生，不仅仅是及时性的新闻，还有很多文学作品。人们迫不及待地用手中的笔记录这场人类历史上惨痛的灾难。其中，有对灾难的纪实性描述，对党和政府抗震救灾的歌颂，对民间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的正能量精神的弘扬，还有对灾民坚持不懈的精神的励志书写。这些作品是一曲曲波澜壮阔的人类抗震救灾的英雄赞歌，在灾难发生之后的那些岁月里，的确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然而，当时间抚平了心口的创痛，那些曾经长歌当哭的文字便显出稚嫩的色彩。在一定意义上，这源于灾难题材文学共同面临的问题：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对自然灾难做伦理批判。灾难作为恶的象征，这无疑让人类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这一道德的“约定俗成”抹杀了非常态下我们面临灾难时本有的繁 复多样以及人性的宽容，由此也影响到灾难文学表达的深刻性和持久性。从这一点来看，《云中记》显然是有所超越的。
我想，阿来之所以在十年之后，才去触碰这道地球的裂痕，也正是出于对不朽文字的追求。在谈到《云中记》的创作时，阿来曾说：
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始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这种警惕发生在地震刚过 不久，中国作协铁凝主席率一团作家来灾区采访，第一站就是到四川作协慰问四川作家。我突然意识到在全国人民眼中，四川人都是灾民。那我们写作地震题材的作品，会不会有意无意间带上点灾民心态？让人关照，让人同 情？那时，报刊和网站约稿不断，但我始终无法提笔写作。苦难？是的，苦难深重。抗争？是的，许多抗争故事都可歌可泣。救助？救助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但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些新闻每时每刻都在即时传递。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点什么？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性的苏醒与温度？有脉可循的家国情怀？说说容易，但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吞没，真正实现的确困难。！
这是阿来的困惑，也足以让我们看到一位优秀作家的责任和担当。他将文学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要让文学之光照亮现实的困境。所以，他没有以与时间赛跑的速度去扫 描苦难，而是在时间的沉淀中，去寻找埋藏在那些长长的地质裂缝里的残骸，提取其中生命的DNA，让它们在废墟里绽放希望之花。他在擦干眼泪后，去领悟死亡的意义，去发现苦难中生命最高贵的东西。
从《云中记》整个文本的叙事策略来看，汶川地震是一个向四下发散的内核，如同充满内暴力的震源，向外绵延出故事的整体结构。阿来显然内心对自然充满了敬畏，所以，在他描写这场灾难时，自然是以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主体形象出现的。我们没有看到尸横遍野、血肉模糊、恸哭失声的惨景。地震给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心灵震撼，我们感慨于自然的威力，感慨于我们无法控制的自然的律动：
“共同的回忆中，有一刻， 那越来越大的，像是有无数辆拖拉机齐齐开进的轰隆声突然静止了。世界静止。接着， 大地猛然下沉，一下，又一下，好像要把自己变成地球上最深的沉渊。而另一些人感到 的不是下沉，而是上升。大地上蹿一下，又猛地上蹿一下，好像要把自己变成比阿吾塔 毗还高的雪山。”
在回忆起灾难的瞬间时，主人公阿巴的脑海中回旋着云中村古老史诗的唱段：“大地不用手，把所有尘土扬起；大地不用手，把所有的石头砸下。大地没有嘴，用众生的嘴巴哭喊；大地没有眼睛，不想看见，不想看见!”这是千百年来云中村 的人对自然、对大地的认识，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最原初、最直接的生存关系。人和自然不是一对矛盾冲突的对立体。相反，人和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这一整体中的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感应，相互渗透。人类无法操控自然，源自自然的律动是人类无法干预的。所以，面对自然，我们要心存敬畏。这是阿来的自然观，也是他创作这部 地震题材小说的独特视角。在这样的视角下，阿来的笔墨是克制的，他没有过多地晕染 伤痛，拒绝用哀号、痛哭等中国人惯常对待死亡的态度来书写死亡，而是寻找更庄重、 更有尊严的方式，探寻生命的本质和意义。阿来说，“世界上有很多令人伤心的事情， 我们的灵魂需要美感”。正因为如此，阿来的书写跳出了灾难事件的时效性，表现出对超越性和终极性的审视。
当然，作为一个将人作为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的小说家，阿来不可能回避地震发生时人的状况。他通过主人公阿巴的回忆，展现了地震过后抗震救灾的真实场面。阿巴的侄 子仁钦在震后的第一天，冒着被满山滚石砸死的危险，赶到云中村。“他脑袋上缠着绷 带，浮肿的脸上满是泥土。他的两只鞋都破了，乌黑的脚指头露在外面，走路一瘸一拐。”即使这样，他依然镇定地指挥救援，直到“因为疲惫，因为悲伤，因为在从县城 奔赴云中村的路上被飞石击伤头部，伤口发炎化脓而在废墟上昏倒”。在《云中记》中， 还有许多这样动人的救灾场景，这样的描绘把我们带回灾难现场，让我们聆听人类在与自然、与命运抗争中的壮烈赞歌。
直升机运来了解放军，运走了伤势最重的伤员。直升机运来了药品、罐头、方便面、瓶装水，运来了衣服和毯子，运来了装尸体的口袋和消毒药水。
运来了帐篷。那么多东西，用都用不完。直升机运来了医生，运来了拿着喷雾器到处喷洒药水的防疫人员。
云中村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子热闹，从来没有让人这样子心潮澎湃，这样子极度悲伤又极度欣喜。悲伤夹着欣喜，欣喜中夹缠着悲伤。
自然灾难唤起了人与人之间的患难真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激情鼓舞着人 们度过艰难的岁月。而政府更是积极投入灾后的重建工作，修缮房屋，疏通水渠，修建 道路……地质专家在考察中发现，“地震在后山上造成的那道裂缝非常致命。山体的重力作用会造成一个巨大的滑坡体，云中村就在这个滑坡体上，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移民搬迁”。于是，整个云中村迅速搬迁。新建的移民村充满了现代文明的气息，“新居的水龙头一开，热水器呼呼喷吐天然气幽蓝的火苗”，村民学会了天天洗澡，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新生活。
在我看来，阿来对灾后重建、抗震救灾的现实书写，并非像大多数灾难文学那样仅 仅讴歌“祖国”“人民”，最后呈现一个空洞的对国家意识的情感认同。他没有去表现人 定胜天的乐观主义和大团圆结局，没有让慷慨的激情和盲目的乐观压倒人类面对灾难应有的敬畏和悲悯。他尤其清醒地意识到，物质上的救援和重建并不能完全缓解灾难引发的伤痛，“一切向前看”的世界观不能从根本上治愈灾难“后遗症”。阿来更多是思考灾后重建中关乎人伦、道德、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在灾难的强大暴力面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人的精神危机，并由此挖掘人性的深度。地震发生后，云中村不仅是政府救援的主要对象，而且还收到了来自祖国各地志愿者的捐助。可是，这些物质救助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却无法抵御人心的涣散和道德的沦丧。为了尽快重建灾区，云中村所在的瓦约乡开 始大力发展旅游业，村民们只顾赚钱，又脏又臭的厕所居然还要收费。“还有瓦约乡人牵马驮游客上山，他们心疼自己的马，在陡峭的山路上要游客下来自己攀爬。有农家乐 涂改了乡政府制定的菜价标牌上的数字。还有人家用山羊肉冒充野羊肉，以提高价格”， 更有甚者，一盘普通的野菜就要两百块。这让那些曾经救助过灾民的游客很伤心：“地震时，我们来当过志愿者，我们捐过款，今天来旅游，也有支持灾后重建的意思，可这 些老乡，忘恩负义啊!”人们的善良和同情心被廉价地消费了。在地震中失去一条腿的央金姑娘被视为身残志坚的典型。震后第五年，她带着轮椅回到了云中村，她在“五年前，大地震动毁灭一切的那个时刻”，扔掉拐杖，单腿舞蹈。阿巴为央金姑娘感动得老 泪纵横，以为她是在祭奠那个苦难的时刻。可是，他何曾想到，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表演，都是作秀。央金在用自己的苦难和不幸换取名利。在物质利益面前，创伤和苦难都成为明码标价的资本，这是何其的不幸！同样，祥巴一家中唯一逃过一劫的祥巴，地震后从未回到云中村祭奠死去的亲人，然而，在云中村即将消失之际，他忽然乘着热气球回来了。“祥巴乘热气球上云中村时，摄像机一直在拍摄。他们提前就在网上宣传了， 热点就是乘热气球看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旁观他人的痛苦，消费苦难，难道地震的 滑坡导致的是世界滑向贪婪和罪过？所以，灾后的重建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上，还有 人性与道德秩序的艰难修复。我认为，这正是《云中记》的深刻之处。它不仅还原了灾 难现场，更是在还原中完成了对人性、对民族的存在主义式的拷问。
阿来
《云中记》
●●● 二 ●●●
我想，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阿来的灾难书写在生命体验、伦理价值以及人文关怀等方面呈现出悲剧的美学意蕴。这是崇高生命的震撼，是生命在不断受伤和复原中所寻求的超越。这一点，在阿巴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文本的开篇，苯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祭师阿巴回到了云中村。此时，汶川地 震已经过去四年了，云中村被地质学家们判了“死刑”，预言不久之后整个村庄将随地质滑坡彻底从地球上消失。所有村民迁往移民村，而阿巴却决定一个人留在云中村，守护那些逝去的亡灵。于是，整个文本就在倒计时中展开，从阿巴回到云中村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村庄消失的“那一天”，书写了一个祭师的坚守，书写了责任、信仰、 牺牲和崇高。
面对随时可能消失的云中村，在常人眼里，阿巴的留守行为是那么不明智，甚至有 些愚蠢。但是，阿巴却固执地认为，活人有政府管，但死人呢？抚慰亡灵是他的职责。况且，在巨大的灾难之后，面对无数亲人的离去，人们精神无所依托，安抚鬼魂便成为他们緬怀亲人、寄托忧思、安顿心灵的方式。“地震发生前，云中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谈论鬼魂了。人在现世的需要变得越来越重要，飘渺的鬼魂就变得不重要了。对鬼魂的谈论是地震后才出现的。”村民们开始请求阿巴去安抚鬼魂。尽管，在一定意义上， 阿巴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祭师，他甚至怀疑鬼神是否真的存在。安抚鬼魂的技能，还是在震后他的外甥仁钦派他去邻村现学的。毕竟，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安抚鬼魂的事情，也就是安抚人心”。所以，阿巴也常被村民讥为“半吊子”祭师。但是，阿巴又是一个伟大的祭师。自从决定回云中村，他就抱着必死的信念决定要和云中村共存亡。仁钦上山 劝他敬奉山神、安抚鬼魂后就立即下山，因为这不仅关系到阿巴的生命，还关系到仁钦的个人前途。作为代理乡长的仁钦已经向领导下了军令状，保证云中村不留一人一户， 阿巴的坚持很可能影响到他的前途。但阿巴没有妥协。这并不意味着阿巴自私、绝情， 而是表明他明白什么才是人生最珍贵、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不再一味地关注一己私利，而用自己的生命沟通自然的生命，去体悟宇宙最深最真的奥秘，将自己置于不分物 我的智慧生命状态中。这是一种宗教的境界、信仰的境界，同时也是世俗世界最崇高的 境界。这种境界让我想到了《神异经》中记载的那个有着诸多名字的“西南大荒之人）
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长一丈，其腹围九尺，践龟蛇，戴朱鸟，左手凭青龙，右手凭白虎，知河海斗斛，识山石多少，知天下鸟兽言语，知百草木盐苦，名曰圣，一名哲，一名先通，一名无不达。凡人见拜者，令人神知。！
这位身材伟岸、力大无穷、能够征服各类奇异灵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西南大荒之人”，拥有凡人无法企及的四个名字：“圣” “哲” “先通”“无不达”。“先通”是天之灵赋，“圣”“哲”则关乎人伦。这就意味着，神性的“先通”与人性之“哲”相融通，便可抵达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圣”。而一旦为“圣”，便可“无不达”，也就是古人所推崇的“圣智”。“圣智”之人有宇宙中最高的自然智慧，也有最为健全的人性和最高尚的品质，总是表现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美德，是人中之圣。盘古、黄 帝、炎帝、神农、大禹便是“圣智”的代表。他们打通了神与人、自然与社会，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可以说，这种理想人格充分展现在阿巴的身上。作为一名祭师，他的职责是搭建人神之间的通道，尽管他并不具备与神鬼沟通的“技术”，但他 却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信仰，坚守职责。我们看到，阿巴一回到云中村就开始挨 家挨户去慰藉亡灵，甚至因为忘记与村民没有往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的谢巴一家而自责不已，专门上山为谢巴一家祭奠。他以悲悯的情怀关爱着云中村的每一个亡灵，用坚定的信仰去履行祭师的职责。最令人感动的是阿巴一个人完成的祭山仪式。这座山本来是乡政府重点规划的旅游项目，却因地震而没有实施。四年后，山上已经看不到人烟，没有往昔祭神时穿着盛装载歌载舞的村民，但是，阿巴并不孤独，他在召唤山神阿 吾塔毗，召唤亡灵，一个人的起舞便化为了千万个人的起舞：
阿巴一边舞蹈，一边往火堆里投入更新鲜的柏枝。烟柱升上天空，在适时而来的风中微微弯了腰。风从通往东南的峡谷中起来，烟柱便向西北方微微偏转。那是闪烁着纯净水晶光芒的阿吾塔毗雪山的方向。阿吾塔毗闻到桑烟里柏树和杉树的香气了。阿巴且歌且舞，往火堆里投入糌粑，青稞。云中村的成年男丁们，也往祭火里投入糌粑和麦子。女人们在祭火的下方，曼声歌唱。现在，烟雾里又携带了云中村庄稼地的香气，飘到了天上。阿吾塔毗闻到云中村 糌粑和麦子的香气了。
烟柱扶摇直上，连接了天与地，连接了神与人，阿吾塔毗和他的子孙可以互相感知了。阿吾塔毗应该下界来了，此刻应该在他后世的子孙们中间了。"
阿来说，汶川地震三四年后的一天，他看到一张摄影师朋友拍摄的照片：在一个废弃的村庄，一位巫师孤身一人为死去的乡亲们做法事。这张照片对阿来的震动极大，尽管当时他没有立即动笔，但这个挥之不去的巫师形象终于在十年后定格到这部长篇小说中。他要在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人性的崇高，写出面对自然灾难，冀图通过道德理性来引领人类走出困境的伟大精神，从而营造出一种宽宏刚毅的悲壮，呈现出神圣的生命状态 中的悲剧美感。
●●● 三 ●●●
阿来说，“《云中记》也是我在莫扎特《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乐声中陪伴下写就 的“安魂”是《云中记》的写作基调。在我看来，“安魂”绝非是单纯的对在灾难 中的亡灵的超度，而更多的是一种对行将消逝的古老文明的緬怀，对诗意的理想主义的 追求。其实，从《尘埃落定》开始，阿来就没有停止对在现代化进程中弱小民族文化被无情吞噬的思考。麦其土司家族的轰然倒塌、机村的随风飘散，都带着挽歌式的情调， 追忆那些遥远的充满传奇的故事。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 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 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云中记》同样书写了在现代性的挤压中云中村的破 碎，只不过这种破碎是在自然地质灾害中集中爆发的。云中村的消失也并非仅仅是一个 村庄的消失，同时也喻指一种文明的消失。正像张清华指出的，“文明之力是这个小说 所要表现的。文明本身有一个逻辑，内在的自我破坏的逻辑。这是阿来一贯关注的，就是文明本身的悲剧、文明本身的自我毁灭的一个内在逻辑在当代的一种显现，但是这次它是和重大的地震灾难连在一起” 。这一点，同样可以在阿巴身上得到印证。
阿巴出生在一个世代相传的祭师家庭，但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些相信世界上绝对有鬼魂存在的祭师了”。他的童年在那个破除封建迷信、禁止相信鬼神的年代度过。尽管夜深人静时，他看见在磨坊偷偷祭神的父亲，知道父亲是在安慰鬼魂，但学校老师所讲的不怕鬼的故事，还是让他对鬼神之事持有怀疑。13岁的阿巴成了一名拖拉机手，18 岁时他又成为“云中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电员”。当阿巴用哆哆嗦嗦的双手合上电闸， 让云中村被从未有过的灯光照亮的时候，他神情庄重，内心充满荣耀，他忘却了父亲在黑暗中起舞时，曾经打动他的“油灯下一团小小的光亮，以及四周空旷的黑影”。那时的阿巴是云中村的风云人物，是现代文明、先进文化的代言人。然而，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发电站，竟在一场滑坡中一夜之间消失，阿巴也随着滑坡“深陷在一滩正在凝固的泥石流中间”。从此，阿巴像是被浑浊的泥土和沙石填充了大脑，成了一个失忆的傻子。阿巴的失忆显然是有寓意的，那就是在现代性的全面祛魅进程中，科学技术的话语不断 扩张、膨胀，“从技术的格局来看，人与社会都被‘技术形态化。这一“形态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诗意的沦丧和人性的异化，工具理性以不可阻挡之势僭越到价值理性之上。
所以，尽管阿巴的苏醒是“被电唤醒的”，但是，电所唤醒的仅仅是他的意识。只有当老喇嘛把清澈的泉水倾倒在他头上的时候，他才感觉到“沉甸甸的脑袋松快多了，嘴里的硝石味道也淡了许多，代之而起的是新鲜泉水的味道”。或许，现代性启蒙开发的心智恰恰遮蔽了我们内心对自然的直接感悟能力。就像《庄子》中记载的那位叫 作“浑沌”的大神，因为面目浑沌，好心的鯈、忽二帝便试图用斧凿为其开凿七窍，结果浑沌却死于二帝的斧凿之下。浑沌是中国神话中最早的歌舞之神，在未经斧凿之时， 与歌舞相伴，享受着自然诗意的恩泽。然而，这一诗意的世界却在鯈与忽的斧凿声中轰然倒塌。七窍，作为人的本体特征潜藏着颇有意味的喻指，象征着人后天的心智。在此意义上，浑沌之死便意味着人类智性对诗意神性的戕杀。
其实，在云中村，这种戕杀早已开始。阿巴在当发电员的时候，就曾发出感叹: “我们自己的语言怎么说不出全部世界了，我们云中村的语言怎么说不出新出现的事物了。”“时代变迁，云中村人的语言中加入了很多不属于自己语言的新字和新词。‘主义’ ‘电 ’‘低压和高压’ ‘直流和交流’云中村人把这些新词都按汉语的发音方法混入自己的语言中间。他们用改变声调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新词，使之与云中村古老的语言协调起来。”正是在这样含混不清的搅拌中，诸多传统的“旧”东西被“新”事物取 代了。可以说，现代性的介入总是以传统的陨落为代价的。阿巴的父亲就是在修机耕道时被炸药“和那些被炸碎的石头一起炸到天上，又掉到江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且，就连云中村纪年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修机耕道那年拖拉机来那年修小学校那年。” 一切都在与时倶进，哪怕是云中村人世世代代信奉的苯教，也遭遇被“抛弃” 的厄运。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阿巴坚守的不仅是职责、信仰，也是千百年来云中村的古老文明。尽管这种坚守如飞蛾扑火，但飞蛾燃起的那团火焰却让我们在这个越来越世俗化、功利化的社会，感受到与我们庸常的生活渐行渐远的诗意。信仰苯教的人已经很少了，地震后更是寥寥无几，阿巴却坚持用他的信仰和方式，在与天地的沟通中，营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嗡嗡鹿鸣，食野之苹。”这个小鹿早已绝迹的村庄，忽然恢复了自然的生机。无需播种，只要松松土，那些埋藏在地下的种子便自然发芽，长出嫩绿的叶子。就连罌粟，这种曾经被赋予伦理色彩的植物，也彻底剥去了“罪恶”的外衣，自由地绽放了。可以说，这里所有的生物都摆脱了人为的规约，恢复了自然的本性，“没有 死亡，只有生长”，在废墟上生长出信仰和希望。或许正是在这种信仰和希望的感召下， 人们才能度过一段段艰苦的岁月，重建当下生活的意义。我们看到，在仁钦那段被误解 而降职的日子里，给予他精神慰藉的恰恰是那朵生长在废墟里的鸾尾花，他在母亲的灵 魂里找到面对困难的勇气和希望。由此，我们在一个村庄、一种古老文明的陨落中，看到了人性温暖的光芒，还有神性的心灵慰藉。
在我看来，《云中记》无疑是阿来继《尘埃落定》《空山》之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其实，从《尘埃落定》开始，阿来便将文学视为一种“大声音”，他说'“佛经上一句话，大意是说，声音去到天上就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云中记》 显然是阿来又一次发出的“大声音”，蕴含着宗教的悲悯、理想的诗意、现实的残酷、人性的追问、历史的反思。这是文学的担当，也是文学的使命。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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