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作品国际研讨会】丛治辰 |在西藏书写的谱系中理解《尘埃落定》
（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十辑）
（本文作者：丛治辰）
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无疑是以西藏为题材的汉语小说中流传最广、读者最多、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部。就市场表现而言，小说于1998年出版之后，仅十年销量即已超过百万，并畅销至今；就专业评判来说，小说问世以来评论界和研究界就给予极高评价，2000年又因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在当时被公认为是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最实至名归的作品。此外，小说还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多国译本，并受到海外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关于《尘埃落定》及作者阿来本人的论述层出不穷。
以《尘埃落定》出色的文学品质，独特的文学题材，尤其是小说中呈现的复杂地缘关系和权力关系，以及多族群杂处交流的议题，受到海内外读者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当然绝不令人意外。而论者讨论的角度也因此可想而知。本文则希望将这部小说放置在另外的谱系中加以讨论：《尘埃落定》诚然是不世出的杰作，但当然也不会凭空产生。在《尘埃落定》之前那些书写西藏的优秀作品、新时期以来当代汉语写作的解放与进展、作品创作期间的社会变迁与文化思潮，一定都至少潜移默化地对小说创作产生影响，这是不必讳言的。一部作品之伟大不在于它从未受到任何影响，而恰恰在于超越了这些影响。汉语文学以西藏为题材是从共和国建立之后才开始的，第一部西藏题材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奠定了改革开放之前书写西藏的主流模式：军旅作家创作为主；不重点凸显西藏特殊的地理和民族风情，而着重表现西藏这块沉睡已久的土地如何进入现代，并以此作为确认新中国优越性的依据。它所着力的现代与前现代的命题，甚至可以说为此后一切关于西藏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譬如到1980年代，马原这样的外来作家和扎西达娃这样的藏族作家，都在寻根与先锋的潮流影响下书写一个神秘的独具风味的西藏。但对独特西藏的发掘，同样也是在现代与前现代、全球化与民族性的思考框架下进行。这样一种框架，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必然成为阿来写作《尘埃落定》的前提。
阿来所书写的西藏显然与《我们播种爱情》，与马原和扎西达娃虔诚敬畏的那个莫测高深的西藏都大相径庭：阿来的西藏更具世俗性。那些藏民们虽然身穿藏袍，信奉佛教，在古老相传的种姓制度下坚守各自的本分，但本质上他们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人们都无不同，一样充满了世俗欲望，陷入对权力与财富的角逐当中。多年后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动机时，阿来首先强调的就是“权力”。的确，《尘埃落定》中土司与土司之间、土司的儿子们之间、土司与有颜色的汉人们之间无休无止的权力争夺是小说最具有情节张力的所在。权力主宰着小说中写到的康巴藏区，甚至宗教的力量都不可与之抗衡，《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不信奉佛陀，只信奉枪支和银元。
但书写西藏这块独特土地上的“权力”，真的是《尘埃落定》之所以迷人的原因吗？在小说出版的1998年前后，甚至直至今天，文学对世俗权力的关注相当普遍，甚至被认为开辟出不少小说亚型。仅就对权力的表达而言，《尘埃落定》既算不上最刺激，也算不上最精微，更谈不上最深刻。他的深刻另在别处，如果将目光仅仅聚焦在《尘埃落定》中对于世俗权力的书写，或许反而会买椟还珠。重要的不是书写了权力，重要的是如何书写权力，权力在《尘埃落定》所建构的世界里如何运作，以及这样的运作背后揭示了什么更深层的东西。
小说中丰沛的世俗气息显然首先与阿来精心选择的叙事角度有关，他让他的藏区故事发生在最为微妙的时间和最为微妙的地点。《尘埃落定》的故事发生在承前启后的民国时期：古典时代已经破碎，而现代又面目不清。因此这正是一个挣扎混沌的时期，是欲望丛生的时期，是群魔乱舞的时期。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四川康巴藏区，因此若以行政划定的西藏自治区为西藏的范畴，则《尘埃落定》竟不能算是西藏题材的小说。但这一点早被读者甚至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的影响如此巨大，已经使人难以忽略。小说的叙述者这样描述他所在的土地：“汉族皇帝在早晨的太阳下面，达赖喇嘛在下午的太阳下面。”“我们是在中午的太阳下面还再靠东一点的地方。这个位置是有决定意义的。它决定了我们和东边的汉族皇帝发生更多的联系，而不是和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地理因素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关系。”[1]阿来有意选择了汉藏文化的边缘地带展开他的故事，似乎以此来丈量某种权力关系，但实际上不应忘记，空间的不同实际上也代表了时间的不同。康巴藏区正好处在藏区与内地交界的地方，处在那个古老传统的西藏文明与现代相交接的前线阵地。
小说还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讲述者：麦其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所生的傻瓜儿子。傻瓜总是处在清醒与疯狂之间，而他的身上又留着藏汉混杂的血液，因此这个讲述者也和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一样，处在一种边缘的境地。或许这正是为什么，这个傻子总是表现出超出常人的预见性，作出最符合历史趋势的选择，从而在与他的聪明哥哥的权力角逐中一度处于上风。没有人会比他更清楚地明白，身处这样的剧烈变动的时代、矛盾汇聚的空间，土司的统治早已风雨飘摇，现代的脚步已越来越近，亘古不变的社会形态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瓦解了。
因此当罂粟随着汉人的现代军队第一次出现在西藏的土地上时，傻子就已经嗅到了腐朽没落的气息，不祥的死亡气息。而当他好战的哥哥在南方边境依然用古老的方式通过战争来政府其它土司的时候，傻子却在北方将用于军事的堡垒敞开，变成市场，让每一个土司都可以到这里来自由交易，康巴地区第一个边境贸易市场出现了，通往藏区和内地的道路修好了，甚至连金融系统也逐渐形成，曾经的军事堡垒逐渐成为一座繁荣的商业城镇。尽管在小说的最后，一切传奇都淹没在历史的偶然当中，但傻子在北方边境的作为，却分明向我们呈现了藏区走向现代的另一种可能道路。而较之权力故事，这样一种可能性从无到有的构建过程，其实才是《尘埃落定》真正深入藏族历史隐秘的所在。以此观之，用权力视角理解这部小说，未免小看了它，将它的深度降低到官场小说层面；对西藏身处古典与现代边缘时的多重可能之探索，才真正构成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
《尘埃落定》的阅读快感中，当然包含了和马原和扎西达娃的小说同样的审美元素，即《我们播种爱情》一类小说并未刻意强调的西藏在地理、民族、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独特性。小说那种华美的叙事风格，以及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飘忽感，都有赖藏文化的神奇底蕴作为支撑。但是阿来并无意营造一个文化上的异度空间，而是用世俗精神与权力逻辑重新阐述历史。在权力面前，西藏似乎也并无特殊。更为重要的是，阿来以新历史主义的笔法，改写了重要历史时刻藏族地区的际遇与选择。真正使土司制度统御下的传统西藏社会形态趋于瓦解的，或许并非某种政治势力或军事力量，而是现代，以及因现代而引发的那些隐藏于传统当中的权力欲念。在这一意义上，《尘埃落定》既无可置疑是独特的，又注定要作为西藏书写谱系中重要的一环而存在。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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