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评论》|当下中国电影的类型自觉与价值建构

Original 陈晓云中国文艺评论 202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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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电影的类型自觉与价值建构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11期

陈晓云

类型意识的自觉，类型电影的发展与垦拓，不同类型的杂糅与互渗，以及类型电影的本土化创作实践，成了当下国产电影的一种重要景观。与之相关，电影工艺能力的提升、电影明星策略的运用，则为类型电影提供了更具愉悦功能的视觉奇观，而在这种视觉表象背后，则是其价值建构与文化取向上的变化。不同影片中不同时间向度的中国叙事，因又都不同程度地指涉当下社会心理而引发关注讨论，在运用类型电影基本模式、通过“中国故事”的讲述表达当代中国文化价值观方面，提供了一些意义深长的案例。

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动画片

电影《战狼Ⅱ》→动作(军事)片

电影《流浪地球》→科幻片

好莱坞百年电影工业的基础，一般认为主要取决于制片厂制度、类型电影和明星制这三大基本要素。对于长期以来更关注电影功能而较少追问电影本体的中国电影来说，电影工业意识的强化以及类型意识的重新自觉经历了一个并不短暂的历史阶段，以至于我们至今对20世纪80年代以所指并不严格的“娱乐片”来指陈今日所谈的类型电影，以及“娱乐片”在那个电影文化复兴时期的“异响”依然记忆犹新。如果说，“娱乐片”的说法更多还是指向一种与“教化”相对应的电影功能的探讨，那么，“类型电影”的说法显然更为切近电影的本体论意义。从当年对于电影“娱乐片主体论”以及更为通俗的“要钱还是要脸”的争议，到今日类型电影事实上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主体，其间隐含着当代中国电影观念演变的一条或隐或现的轨迹。电影工业以及类型意识的自觉与强化，并不意味着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艺术电影”的简单对抗，而是一个对于电影的认知重新进行调整的过程，或者说，“艺术电影”与“类型电影”的结构性共存，本就是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业得以合理建构的题中之义。

中国电影类型意识的自觉体现在具体类型上，喜剧、恐怖、爱情、罪案、魔幻、功夫、动作、青春等方面，均有一些值得讨论的案例，以及创作上的经验抑或教训。其中既有以《烈日灼心》《解救吾先生》《追凶者也》等在类型上寻求突破的罪案电影，以《画皮2》《妖猫传》《长城》《寻龙诀》《捉妖记》等探求中国电影工业新高度的魔幻电影，也有多年来始终在低质量低口碑下徘徊不前的恐怖电影。在当下中国电影发展的语境之中，类型的垦拓基于多种多样电影的或者非电影的因素，如何寻求经典电影类型的中国表述，始终是一个处于不断摸索中的创作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与世界类型电影保持着某种“对话”关系，不同类型电影之间的相互渗透、杂糅，成为一个突出的创作现象。

以“科幻”与“魔幻”之差异来比较好莱坞电影文化与中国电影文化的不同特点，虽然可能会流于简单粗暴，但却会引发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论题。可以相对容易辨析的，是其在“时间”意义上的区别，前者指向“未来”，后者指向“过去”，但此处所谓的“未来”与“过去”，并非全然是物理性的时间概念，比如作为当代中国魔幻电影初始阶段的《无极》，其时间指向是颇为可疑的。从《流浪地球》到《上海堡垒》引发的关于中国科幻电影历史、现状与未来的讨论，实际上始终基于两个背景：一是小说原作者刘慈欣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提升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国际水准；二是中国电影科技与工艺的明显长进。赢得一致口碑的《流浪地球》毫无疑问是中国电影类型自觉与工业机制建构背景下的产物，但仅仅根据其小说原作或者影片的时间设定与视觉表象，将其单纯归结为“科幻电影”，至少在学理层面是一个值得辨析的论题。事实上，它更像是一部包裹于科幻／灾难类型之中的伦理电影。或者说，它也是当下这个时代类型杂糅的产物。《流浪地球》(点击查看相关微评)所激发的对于中国未来科幻电影的想象，在2019年暑期档上映的《上海堡垒》(点击查看相关微评)中迅即被打回原形。

△电影《流浪地球》剧照

电影工艺的提升，也是比单纯而局促地抒发个人情怀更有意义的一种现象。所谓“电影工艺”，体现在剧作、叙事、表演、摄影、录音、美术、剪辑等各个不同的创作／制作环节。2019年度一部连续剧集《长安十二时辰》(点击查看相关)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于古装／历史题材影像作品的关注与讨论，尤其是在其制作层面体现出来的对于影像工艺技术的重视、对于历史细节试图还原的努力，都显现出了国产连续剧集的一种趋优走向。而其作为古装反恐类型的特质，则与当下观众的接受心理之间获得了共情的可能前提。《流浪地球》之视觉魅力，首先在于那种具有强烈工业／后工业感的影像建构，《上海堡垒》则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

△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片花

与上述讨论相关的话题，即是关于电影明星。明星本身通常是类型化的，因此常常未必以演技为第一要义和判别标准。在电影明星身上，更被关注的，是通过摄影机镜头被呈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外形和气质，因而，它与类型电影之间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随着网络文化的弥漫性影响而出现的所谓“流量明星”，与本文所要谈论的“电影明星”之间，依然有着清晰的差异。一方面，虽然电影明星未必以演技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但在好莱坞，依然有着“一线明星”与“声望明星”的分界。即使如并非以演技获得褒奖的“一线明星”而言，也需要一些值得关注与讨论的影片文本作为支撑。以此视角来观察，国内的一些“流量明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电影明星”，即便他们可能同样参演过电影。另一方面，与“流量明星”相关的“粉丝”，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会买票去影院观影的电影观众。

由于类型电影往往以受众和商业价值为其显在的主体诉求，客观上也决定了其价值观表达的大众化与主流化。在当下中国电影类型自觉而带来的类型电影创作与制作工艺提升、叙事能力增强的同时，一度颇受诟病的电影价值观问题的表达，也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努力尝试符合现代社会与大众诉求的价值建构，与类型叙事、明星策略等类型电影的基本要素一同，构成了当下中国类型电影的核心内容。另一方面，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类型电影，对于现实问题以及现实情感的介入与表达，始终成为其创作能否让观众产生共鸣乃至共情的主要前提。《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嘉年华》《找到你》等影片或正是在这种直接指涉现实的意义上，引发观者的强烈共鸣。《我不是药神》(点击查看相关)触及的题材，虽然是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但其通过这一案例对于现实医疗问题的反省，却几乎是任何人都无法逃离的一种存在。与通常较为常见的以现实批判力度取胜的影片不同，部分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我不是药神》更追求一种电影本身的叙事效果，将一个现实故事的讲述置于类型电影的框架之中。在一个敏感题材的选取与创作中，年轻的导演显示出既保留现实批判性、又具备故事观赏性的叙事才能。《战狼Ⅱ》的叙事主体是吴京扮演的已经脱下军装的冷锋卷入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重回战场实施救援的故事。其所指涉的“家国叙事”成为一个重要的叙事母题，也成为当下中国电影价值建构的主体内容之一。在影片中，民族／国家情结是通过一位中国银幕上并不多见的孤胆英雄来承载的。尽管影片关于爱国主义主题的表述方法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对处于类型电影建构过程中的中国电影来说，相较于早期大片主题的空洞或者偏颇，这种表达仍然是有意义的。在一定意义上看，依据叙事惯例进行创作的类型电影，是工业时代重构神话的产物，英雄神话便回应着久远的神话与文化传统。

当下中国电影在类型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并将之贯彻到电影创作与制作的不同环节之中，以及试图通过更具现代工艺特质的影像叙事来呈现与表达基本的价值观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变化。但如黑马般偶尔浮现的影片个案，依然更像是电影生产的常态，如何提升中国电影工业的整体水准，促动各种类型的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陈晓云，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本文节选自《中国文艺评论》月刊2019年第11期文章，全文及详细注释请点击“阅读原文”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故事的影像生产》(项目编号：18BC03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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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责任编辑：陶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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