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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柔柔丨记忆残骸与现实折影:中国大众文化文本中的“废土想象”

文艺争鸣 海螺Caracoles 2023-06-11

一、

反乌托邦、后启示录与废土想象

在20世纪科幻叙事的近未来想象中,充满了对灾难与文明崩解的预言。无疑,它们回应着世界大战、核威胁、冷战等现实危机,并通过叙事完成预警或救赎。在20世纪后半叶,生命科学、网络技术与人工智能提供了更为复杂的灾难想象空间,一些变体随之出现,如地外文明、丧尸、病毒、疾病、虚拟世界的侵袭等。这条的叙事脉络包含着丰富而庞杂的文本,在对它的命名与讨论中,“反乌托邦”“后启示录”是较为常见的关键词,前者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阿道司·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等,关联着19世纪的乌托邦想象,强调对某种灾难性的阴暗社会整体的刻画,而后者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疯癫亚当”三部曲、《饥饿游戏》(Hunger Games)等小说、《疯狂的麦克斯》(Mad Max)系列、《机器人瓦力》(Wall-E)、《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等电影,则更偏向于对后末日情境的再现。

这种想象在当代中国科幻叙事中同样留下了痕迹,如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三体》、王晋康的《豹人》《癌人》、韩松的《高铁》《地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近未来的灾难。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后末日式的废墟情境似乎在本土大众文化中变得尤为流行。例如,动画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颇为跳脱地将“修罗界”具象为赛博朋克风格的都市废墟,既未延续前作中的玄幻设定,更与原“白蛇传”的情境相去甚远。而2019年由艺画开天制作的动画《灵笼》,也以末日后的人类生存为主题,讲述地震引发的毁灭性灾难——一种以人类情感构成的“生命源”为食的新生命形态出现,将其吸食过的人类变为“肉土”(即干尸)。文明几乎被破坏殆尽,而一座空中监狱因其封闭性荫蔽了最后的人类,并且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形态。动画中,随着猎杀者的地面行动逐渐显露出了灾难后的文明废墟,而《灵笼》所引发的观影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这种对末日情境的细腻刻画。此外,2016年上线的国产手机游戏《崩坏3》,同样虚设了一个人类对抗未知的污染力量“崩坏”的后末日世界,主要以各式废墟——破败的城市街道、废弃的实验基地、数据紊乱的虚拟空间等——作为主要的游戏场景。

不过,这一流行与前述后启示录或者反乌托邦的叙事有一定的差异:对末日的偏好,与其说是为了回应某种真实的历史经验或现实危机,不如说是为了借用其废墟景观。因此,本文更倾向于选择“废土”(wasteland)作为关键词来指涉这些大众文化文本。“废土”一词来源于1988年EA公司推出的同名游戏《废土》,用以描述在核战争之后的残败土地。1997年由Interplay公司开发的《辐射》(Fallout)系列游戏沿用并扩充了这一设定,铺展了更为细腻、复杂的废土生态,并极大影响了此后的游戏、电影中的末世想象,成为了其中最为核心的造型元素,“废土”一词也随之演变为区分大众文化文本类型时常用的标签之一。可以看到,“废土”与后末日、后启示录或者反乌托邦等概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首先,它有较为清晰的视觉特征,强调对末日后情境的拟想,而对灾难的反思与批判相应弱化。例如,尽管冷战中的核威胁无疑是废土想象最初的成因,但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与流行中,这个清晰的历史地标逐渐转变为了一些“去历史化”的想象性灾难,如地震、病毒、未知疾病等,随之凸显出来的,是对废墟本身的迷恋与深描。其次,在叙事上,废土想象大多侧重于秩序的崩毁与重塑,而丛林法则几乎成了新秩序想象的唯一选项。

相较于游戏、电影、动画等视觉媒介,近年来网络小说写作中大量出现的“废土”设定,更为清晰地显现出了它的景观化趋向。例如,在以言情为基本类型的网络文学平台“晋江文学城”中,越来越多的小说选择将爱情故事放置在危机四伏的末日情境之中,并与其他叙事元素——穿越、校园、游戏、玄幻、都市异能、灵异等相杂糅。其中,丧尸题材尤为受到青睐,如《不死者》(淮上著)、《丧病大学》(颜凉雨著)、《绝处逢生》(焦糖冬瓜著)等小说往往开篇预设人类文明毁于某种未知的丧尸病毒,以幸存者在丧尸围城中的极限生存为情节主线,而感情线索则退为辅线。此外,在另一些小说中,末世降临的缘由更为无序、简单和直接,大多是某种未知的突发疾病或者一次无预警的地质灾难或气候灾难。如《不驯之敌》(骑鲸南去著)中孤岛文明的出现,来自“大地震的频繁爆发”以及“世界性的人员大迁徙”。《小蘑菇》(一十四洲著)以地球磁场无缘由地突然消失为灾难之源:“2030年,地磁消失后,整个地球直接面对太阳风暴和宇宙射线的袭击。外面的辐射太强,大多数土地都被风暴直接掀开了,水分消失,大气层变薄。干旱、皮肤病、癌症……地球上的人死了一半,这就是‘沙漠年代’。”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废土想象同样有别于两极化世界中的底层想象。后者往往被追溯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时间机器》中的未来社会结构——地上之人美丽柔弱但不事生产,地下之人粗俗可鄙但有生命力——这显然是对19世纪欧洲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问题的空间化想象。此后,同样的想象在弗利茨·朗的电影《大都会》得以复现,并逐渐在大众文化文本中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近未来世界图景。这一图景包含着废土式的、如垃圾场般的下层弃地,然而不同的是,它一般带有强烈的批判性,或者对反抗与救赎的期待,而主人公在世界之间的穿行,构成了主要的叙事线索。如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中三层空间等级之间的绝对区隔,显然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体认与反思,而生活在第三空间中的垃圾工老刀,在穿越不同世界时所见的强烈对比,隐含着某种批判色彩;电影《阿童木》中高科技的空中之城与被垃圾掩埋的地面世界的对立,无疑是世界秩序的抽象而简单化的隐喻,而阿童木作为两个世界的英雄,最终以一己之力托举摇摇欲坠的空中城,让它得以平稳落地,两个世界也随之得以和解。然而,这种根源于现实秩序的立体想象并未出现于近年来以废土想象为题材的创作中,对于后者而言,几乎不再有救赎的可能与批判的空间。在这类创作中,陈楸帆出版于2013年的长篇小说《荒潮》或许是一个较为特别的例子:小说同样将故事放置在一个想象性的两极世界图景中,即“高速区”(以美国为代表的、电子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大国)和“低速区”(以中国东南一隅“硅屿”为代表的电子垃圾丢弃与处理场)。然而,在叙事中,“高速区”几乎是隐形的,它仅仅间接地显影于美国惠睿公司代表斯科特·布兰道及其翻译陈开宗身上,被寥寥几笔谈及。相对的,“硅屿”作为布满电子垃圾的废弃之地,其遭到污染的海水、肆虐的病毒、拖着残破身躯艰难求生的“垃圾人”、被侮辱的女孩、变异的海洋生物、充满致癌物的食物等,陈楸帆笔下都有着浓墨重彩的摹写。同时,尽管硅屿的存在提示着某种批判性的维度——“全球化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从未达成共识,从未试图去建立一个公平的秩序……在全球化时代,没有永远的赢家,因为你所得到的,终有一天要失去,而且还会算上利息”,然而,它却并非一处亟待被改善的破败空地,而是生长出了扭曲但顽强的另一重“宁可和垃圾做伴”的野蛮生态,其基本逻辑借硅屿三大势力之一的陈贤运之口道出:“由古至今,我们从来只有一个社会,那就是丛林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荒潮》或许更应被放入“废土”的文本序列,而非《北京折叠》这样的社会寓言。

通过上述辨析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废土”元素的流行,已疏离了其源头中核恐惧的历史语境,亦有别于社会等级寓言中的底层弃地。而相对于“后末日”或“反乌托邦”等包蕴反思与批判的范畴,它也更倾向于对废墟自身的拟想与深描。这固然如“穿越”等元素一样,是类型化叙事中某一种设定的借用和增殖,是在电影、游戏等媒介经验影响下的拼贴、杂糅,但在笔者看来,其流行与相关的叙事惯例的形成,也带有一定的症候性。

二、

废墟景观:历史记忆的残骸

在废土想象中,地标性建筑的残骸时常可见,往往构成颇具张力的景观。电影《流浪地球》中的人类因地表被冰封而长期避入地下,一次执行地面任务进入上海境内时,他们赫然看到被板块位移挤压到高处的东方明珠电视塔,感喟“我们的家,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架空历史、虚设世界的《灵笼》中,随着“猎荒者”在地面寻获物资的行动,也逐渐显露出一处处来自旧世界的废墟,如因土地开裂而变形的旧日都市等。无疑,现代文明遗骸本身便构成了视觉奇观,提供着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批判距离,同时这些废土勾连着新旧世界,一方面萦绕着旧世界的记忆,居住着旧世界的鬼魂,另一方面不断侵扰着“新世界”看似牢不可破的秩序,提示着后者的缺残与危机。

残骸不仅显现为造型元素,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它的结构性作用。如前所述,《荒潮》将故事架设在近未来的中国东南沿海一隅:这处落后而封闭的“低速区”充斥着盗版、废弃物与走私,也因此留存下了大量未被抹去的“旧时代”印记。幼时随父母辗转到美国的陈开宗,在回到故土之后见到了重重似是而非的“习俗”:
这景象竟与他童年记忆惊人地重合,不,与其说是景象,不如说是那股浓烈的香火味儿,一下子把陈开宗带回那遥远的21世纪初。他仿佛看到去世的奶奶带着自己,高举香火纸钱,挤过重重人群,跪下,三叩首,把供品献上施孤台,再阖目低头,念念有词,为阴间的亲人祈福……表面上一成不变的传统,历经千百年,终究还是在科技面前渐渐败退。
搭载在虚拟的冥币与冥界银行中的“传统”,在此也显现为某种仪式的残骸,与“像一个股份制公司”的“宗族制度”、饱含重金属污染的传统美食、以商业交易的方式拜神佛等一样,构成了《荒潮》中两重时间的嵌合体,显影出“在科技面前渐渐败退”的“表面一成不变的传统”。“小米”在落神婆的“叫代”仪式上的“觉醒”中,这一特征达到了高潮:为了救莫名昏迷的儿子罗子鑫,罗锦城依从落神婆的预示寻来“垃圾女孩”小米,希望通过小米在叫代仪式上的失措尖叫,令罗子鑫身上的“不干净的东西”转移到她的身上,终使她代替病人死去。仪式以一种悖谬的方式进行着——一方面,落神婆无法掌控局势,仓皇中骗术被揭破,另一方面,曾感染了与罗子鑫相同病毒的小米却在仪式的激发下开启了一重虚拟人格,也正由此,她通过“额头贴膜的射频通信及传感器”所搭建的“无形意识之桥”,触摸到了罗子鑫大脑中那个阻碍着生物电传递的病毒,令他苏醒过来。此时,“叫代”仪式既完成了,也未完成——它来自过去的内容被抽空了,但它的残骸又扮演了唤醒科技之鬼魂(即赛博格小米)的触媒。
残骸或废墟,在文化记忆理论中被赋予了独特而重要的功能。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中,着意处理了与文化记忆形成张力的一组概念:痕迹、废墟、碎块、残片、遗留物等。前者支撑着身份认同与意义生产,是既有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和维持的集体记忆,后者则往往未被“纳入一个社会意义结构”,因此存储着某种来自过去的记忆,成为嵌入在既有秩序中的异质残留物,“包含有无用的、变得冗余的、陌生的、中性的、对身份认同抽象的专门知识”。这些残片极具惰性,长期处于沉默、被遗忘的状态,但是它们又有着结构性的关键作用,一方面,提供着“更高程度的可信度和原真性”,另一方面,标示着某种历史未能完全中断,仍然等待着被召回、唤醒,以及“所有错过的可能性、其他可能的行动、没有利用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以近未来为背景的科幻小说中对“旧世界”残片的独特关注:它混合着现实与过去的记忆,尝试唤起一种延续至今、处于消逝危机中的“传统”,并以此抵抗另一种正在形成的现实趋向。反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之作《一九八四》中,一块“真正的老古董”玻璃镇纸显然是负载“老时光”的残片:
吸引他的倒不是那东西的美丽,而是因为它似乎有着一种不属于这一个时代,而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气息。这种柔和的、雨水般的玻璃,不像他见过的任何玻璃。这件东西尤其可贵的是在于它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用处,尽管他可以猜得出来,以前一定是把它当作镇纸来用的。
于主人公温斯顿来说,玻璃镇纸的意义恰是它“没什么用处”,仅仅携带着“另一个时代的气息”。在裘莉亚好奇的询问下,他再次强调,“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东西——我是说,我认为从来没有人把它派过用处。我就是喜欢这一点。这是他们忘掉篡改的一小块历史。这是从一百年以前传来的信息,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辨认”。显然,来源、时代以及功能均无法辨认的玻璃镇纸所指涉的历史是高度抽象的,它仅作为一个未被消化的残骸,提示着一种曾经存在过的可能性。同样的,它的被摧毁也喻示着温斯顿的挣扎与反抗的终结。在阿道司·赫胥黎《美妙的新世界》中,这块碎片则化身为更具体的“莎士比亚全集”,以抽象的人文主义立场抗拒生物技术与机器工业操控下的“新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都结构性地内嵌着旧世界的残片,但是相较兴起于20世纪的反乌托邦想象而言,近年来大众文化中的废土想象中的情形似乎更为混杂、游移。前者的玻璃镇纸与莎士比亚全集或许可以被打碎、毁坏,但它们所象征之物——抽象的人文主义——却是清晰而坚固的,是等待召唤的过去,也是另一种选择的基石;而后者中的旧世界残片,正如《荒潮》中种种传统之物所示,已渐渐被“科技”蠹空、抽干,变成内容混杂模糊的景观。可以看到,在这些废土想象中,应对现实危机的力量不再源自过去,残片在其中仅作为景观存在,并未提供另类可能,其功能也从曾经的记忆载体,逐渐变为了遗忘的标记物,提示着“老时光”无法避免的消逝:“只要这个历史继续得到传承和回忆,废墟就是记忆的支撑物和基石……但是如果它们失去了语境,丧失了知识,突兀地挺立在一个变得陌生的世界之中,那它们就变成了遗忘的纪念碑。”这或许是一个文本症候:反乌托邦中历史与现实的张力在废土想象中难以继续维持,似乎标识着现实世界正“变得陌生”,亦即,历史与记忆的阐释能力正在逐渐衰弱,难以支撑有批判力的想象。

三、

坍塌或融合:现实经验的折影

如前所述,以核战争后的废墟为原型的废土想象,在近几年的大众文化中逐渐被去历史化,灾难的起因更多地变为某种地质灾害或未知疾病,相应的,废土也不再是一段历史的延续,而是对历史维度的抽离和截断。其最为明显的叙事特征是,末日后的社会空间显现出了一种以丛林法则为基础的再分配:原有的世界在毁灭性的灾难下彻底坍塌,最终分解为彼此对立的人类孤岛与无人荒漠,其中最为核心的冲突往往是人与非人(丧尸、恶劣环境、异化生物等)之间简单清晰的矛盾。同时,资源的紧缺与充满未知危险的无人区的威胁,使人类孤岛的社会想象空间被极大地挤压:或者悬置、淡化社会图景,将焦点放置在无政府主义式英雄的末日生存上,这在丧尸类小说中尤为常见,如小说《不死者》中以特种兵在丧尸肆虐的废土上寻找病毒抗体为情节主线,而残存的社会图景则十分模糊;或者直接沿袭反乌托邦叙事中的集权社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灾难以及强大的外部敌人的存在,这种社会形态往往被合理化了,同时相应地减弱了反乌托邦叙事中的反讽性。《小蘑菇》中的人类孤岛便是如此:残存的人类基地权力高度集中在“审判者”陆沨身上——有着辨识感染者能力的他被赋予了可以随时审判、射杀他人的至高权力,同时每一个人的生活与物资都由基地掌控与分配,女性则作为“生育资源”被集中在“伊甸园”里,延续着最早幸存的女性的“玫瑰花誓言”,即自愿成为生育机器献身于延续人类物种。然而,人类所面临的异化危机,使得陆沨与“伊甸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暧昧,一方面遥遥回应着20世纪反乌托邦集权想象,但另一方面又成了毫无其他可替代路径的唯一选择。同样的,在《灵笼》中,悬浮于半空的人类最后庇护所“灯塔”曾是一所封闭的监狱,残存下来的人类本是监狱看守与犯人,这一极具反讽性和隐喻性的设置,却在最后的情节反转中含混起来——反叛者最终被独裁者告知,人类情感实际上是供给异化生命的养分,因而灯塔扼制人类所有正常情感的集权社会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面目不清而又强大非人的外部敌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可避免的权力集中……这些趋于一致的废土想象在某种程度上显现出历史想象力的枯竭。与之相对的是,一种代偿性的、含混的拯救和希望被构想出来。它在《荒潮》中是赛博女神小米:这个被凌辱和献祭的底层女孩,却偶然地获得了超越性的神秘力量,以人类与机械的混杂身份引导着底层“垃圾人”对大资本的反抗。《灵笼》最初的地面场景中,拥吻的“肉土”(抽空了生命源的干尸)以及被重新发现的小说《简·爱》,似乎指向了某种陈旧的二元想象——如监狱一般抑制人性的灯塔与拥有“自由与爱情”的旧世界,而“爱情”也作为“人性”的提纯物,几乎成了故事最为核心的叙事动力,促使猎杀队长马克的觉醒与出走。但是,它最终未能支撑起有效的反抗,相反,当秘密被揭开之时,“人类情感”成了引致灾难的祸源,因此,救赎力量被转交给了变异为半人半兽的、仅仅保留一丝人类意识的马克,以及能够剥离、操控情感/人性的地面人类小队。《绝处逢生》中,人类被彗星病毒感染后异变为丧尸,而这种病毒经过改造后,培养出了能够对抗丧尸的特殊任务部队。同样的,《小蘑菇》中一切趋于混乱与混融的世界中,最后一线生机由惰性的、介于物种之间的蘑菇承载。小说结尾处,审判官陆沨也离开了人类基地,接受了人类族群的灭亡:
人类走向灭亡的最后一次挣扎,不是一场波澜壮阔的战争,而是一声低沉的呜咽。它的生存、进化、灭亡,在世界的变动里,虽自以为至关重要,却一次又一次自证无力与渺小。
是的,人类这一族群,在事实上灭亡了。
被“绝对稳定的频率”感染后,他们终于获得了恒久稳定的免疫。有时候,因为一个频率,他们甚至能够获取怪物的基因,获得那些强大的体征和形状,而意识仍然清醒……与怪物基因和平融合后,人类自身的力量得到增强,不再那么依赖数量有限的武器和装备。他们开始用怪物的方式对抗怪物,用朴素的方法来攻击和防御。
总之,城市解体了。
全球幸存者不到五千,他们再也组织不出宏大的社会结构,或是军队这种东西……钟声响起,人类活了下来,人类的时代宣告结束,他们好像开始作为一个普通的物种,艰难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通过主动接受“绝对稳定的频率”来放弃人类身体,进而放弃人类所有社会组织形态,仅仅保留一分清醒的意识,这种救赎以人类的视角开始,而以非人类/超人类/后人类的视角收束,这与去历史化的灾难想象相比,更为清晰地指向了对一切社会形态的否定与历史感的坍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废墟之上,一种新的现实经验似乎也以隐喻的方式显现出来。同样以《小蘑菇》为例,其灾难想象开始于人类面对基因异变的挣扎求存,而终结于一切边界消失的、绝对的物质融合——“这个世界就像被火熔化的蜡一样,正在渐渐、渐渐混成一团”,这种“量子级别的畸变”,是“整个世界的所有生物、所有非生物、所有物理法则的大灭绝”。因此,在宇宙维度上,人类文明被书写为一个偶发的、短暂的事件:“宇宙频率本来就是混乱的,人类只不过是在短暂的稳定中诞生,当稳定的时代结束,一切又要回到混乱中去……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律,只有永恒的混乱的恐怖……一切规律都在坍塌……所有东西都会变成另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模样。”
这种不可逆转的混融,在废土叙事中并不罕见,甚至构成了某种文本症候。《安全打工手册》(西子绪著)中以轻松戏谑的笔调构建了一种颇为奇特的末世:游戏、动漫、电影等文本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逐渐融合,而来自不同文本的世界与人物携带着其所有原初设定,混乱无序地艰难共存,并由此造成了无数毁灭性的灾难。主角作为协调者穿行于各个融合区,接受不同角色的委托帮助他们适应新的世界。小说无疑是穿越类型网络小说的变体,但它同时反身隐喻着近年来网络小说的趋向,即不同媒介、不同叙事类型、叙事元素之间越来越多的杂糅与混融。在其他的废土想象中,也大多有着某种规则坍塌或边界消融的设置,如《不死者》的病毒感染、《第九农学基地》(红刺北著)的生物异化、《不驯之敌》的赛博身体改造以及《限时狩猎》(唐酒卿著)的虚拟世界入侵等。或者可以说,这种对于混融的想象与恐惧,正是现实经验的折影:它不仅存在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工程等技术编织的当代神话当中,也存在于网络原住民的情感结构当中——被信息技术和新媒介所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令差异与边界日益消失,而曾经建立在这些差异上的话语也逐渐失效了,世界图景变得混杂而未知,“一切规则都在坍塌……所有东西都会变成另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模样”,而孤岛般的个人无法想象过去与未来,只能尝试以一种同样混杂的主体身份接入世界。
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
成稿请查阅《文艺争鸣》。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文艺争鸣”,感谢公众号“文艺争鸣”和作者赵柔柔老师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 | 徐奕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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