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低分生，如何度过这个夏天
每年高考，状元和高分生光鲜万分，是舆论宠儿，可在另一边，还有大量的低分生，他们多数成绩二三百分，在万分不甘里成为了分母。
学历贬值的当下，低分生悬浮在半空，这个夏天对他们来说尤为漫长。
6月24日，夏日里的寻常一天，黄土高原上的这位少年内心燥热。后来他却总在假装平静，木然地对别人重复：成绩不重要，反正从小就不爱学习，高中三年也没努力。
成绩刷新出来了。董宁随后点开微信，找到班主任的聊天框，输入数字“248”后，打出一个问句：“老师，我是走还是补课？”
董宁今年18岁，满分750分的试卷，他获得了30%的分数，距离所在地山西省的本科线418分差了170分。
没过一会儿，班主任给董宁回了消息：走吧。
“走”的意思是放弃本科梦，今年选一所专科学校就行了。在班主任看来，董宁复读并没有意义。
生活在高考大省河北，作为今年86.2万名高考考生的一员，于亮也没有达到本科线。
6月24日晚上，于亮躺在床上，等待查分系统开通，他不断刷短视频，借助碎片夸张的剧情分散紧张情绪。手机震动起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一条短信弹入，他由此得知，自己高考总成绩342分，距离430分的本科线差了将近100分。
没开空调，于亮感觉空气冷了几度。高考前他在补习班，每次模拟成绩都有400多分，本来一家人对他能上本科线信心满满。
这个男孩性格直爽，是国家二级运动员，从小练乒乓球，高中三年也在四处参加比赛。根据高考体育生的优待规则，只要在一定级别大赛取得好名次，就能走保送的捷径，但这也是座独木桥，他未能得偿所愿。
相反，学习时间被训练和比赛占据，于亮基础薄弱，重回高考赛道，他心里没底。
考试前一周，于亮看到朋友圈里许多同学在转发孔子、孔庙之类的“福灵剂”，觉得心烦，就把那些同学全拉黑了。很难断定拉黑这个行为是否给他带来了坏运气，他仍然坚持认为：“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信这种东西没有用。”
知晓高考成绩后，同学们开始在朋友圈里晒成绩。于亮沉默地滑动屏幕，如果捕捉到有同学没晒成绩，他就会自我安慰：这位同学和他一样分数不理想。
落差感在低分生们的心里搅动。按照高考的逻辑，分数不同，前途也被分为三六九等。能上本科意味着好前途，专科似乎不值一提。高考状元会远近闻名，成绩优异者为家族贴金。相反，若没考好，就会从谈资中抹去，消失在这个夏天。
于亮父母是县城的普通职工，他们认为读本科是进入社会的必备资历。有亲戚问起于亮的高考成绩，母亲不会告知具体数字，只是用“没考好”来应付。
表面还是皆大欢喜。持续扩招之下，大部分高考生都有学上。在2022年，高考报考人数1193万，普通与职业本科院校招生约475万人，高职专科院校招生约538万人，这意味超过八成的考生有学上，近四成的考生能上本科。
2023年的高考报名人数比前一年有所上升，达到1291万人，比希腊的总人口还要多。依照往年的录取率，今年秋天会有近千万考生走入大学校门。
高考是许多青少年命运的第一次分野。漫长的暑假，年轻人们开始第一次认真规划人生。最先忙碌起来的是高分生，他们研究提前批录取、本科学校录取，挑选专业，筹备未来。而成绩未达本科线的人，就要靠后站。
低分生的录取节奏是慢的。要等七月初开始的本科批次录完，专科录取通道才会在七月底至八月初打开。董宁要等到8月10日，才能看到自己成绩能够匹配什么学校与专业。
这是一段被动的空窗期。不过董宁不算孤单，他所在的普通班里有40多个同学，仅前五名考了400分以上。余下的人里面，除了零星获得本科降分录取的特长生，其他人都未到本科线。他们大多数时间留在家里，每天与手机游戏、短视频为伴，消磨时光。
夏日愈发炎热，路边的树木绿得茂盛。董宁在白天偶尔和朋友出去玩，有朋友叫他一起去餐馆打工，但他母亲不同意，便作罢了。有同学打算复读一年，明年冲刺本科，7月底就回到学校上课。董宁也开始犹豫，老师给了建议之后，他冷静了几天，心间有了不甘。
乒乓球运动员于亮想逃离高考的苦海。他点开搜索软件，网页推荐一所位于云南大理的专科院校，风景秀美，去了那儿学习，和旅游别无二致。他告诉父母，自己不想复读，想去大理读书，结果遭到反对。
互联网上，各地的民办专科院校竭力展示自己的教学环境、住宿设施，并宣称包办专升本，能够帮助200多分、300多分的考生完成本科学历升级。
评论区里，大量和于亮、董宁一样的学生涌入，有人留言问：“230分可以吗？”
黄芳在广西柳州一所高中教语文，当了十几年班主任。她发现，出于对学历的迷信，很多基础薄弱的学生不会在中考后分流进入职高，而是升入高中，在家长的期待中冲刺大学，但往往铩羽而归。
“很多人意识不到未来要做什么。”黄芳说。现有的教育体系如同流水线生产合格的学生，没能做到因材施教，也缺乏对未来职业的引导。她举例，自己曾教过一个语文成绩优秀的孩子，但她在其他科目上一塌糊涂，由此被看作不合格的学生。
黄芳的班上，也有一批考二三百分的学生，她会建议这些低分生们选择一项自己感兴趣，或者就业有前景的专业，“哪怕是专科也能有生存空间。”
不过在选择专科院校时，需要仔细辨别。黄芳回忆，有一年一所海南的民办院校来招生，声称能够帮助学生们就业。黄芳对“就业”的说法有些怀疑，她曾听说，有民办院校以实习的名义，给工厂输送学生工，让这群孩子们到流水线上拧螺丝，既赚学费也赚中介费。
想象自己未来的人生，18岁的董宁毫无头绪，父母也无法给他更广阔的建议。
他生活在山西北部的县城，那里地势平坦，留存着夯土长城古迹，但煤炭资源已经枯竭，工业并不发达。本地人大多出去打工，或是在县城体制内工作，鲜少有激动人心的故事发生。
哥哥比董宁六岁，也不擅长读书，高考后读了专科，毕业了在家乡找了份安稳工作。哥哥给董宁提供了生活模版，他盼望着以后能像哥哥那样，也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就好了。至于是什么工作，工资或多或少都不重要，他根据有限的人生经验总结出，稳定是头等大事。
媒体时常报道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年轻人的“卷”，董宁难以理解他们。小城的生活一眼望到头，仿佛就是他的生命轨迹，他懒得像大城市的年轻人那样辛苦地“卷”，也不知道能获得些什么。
“我们这里没有'卷'这种东西。”董宁说。
县城高中生的世界很小，生活单调，每天只要早出晚归完成课业，没人教他们去看整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在董宁就读的高中，学校按照成绩，将学生们分为实验班、加强班和普通班，由于成绩落后，他一直在普通班学习。
普通班里一切都是“普通”的：学生普通、成绩普通、氛围普通。董宁回忆，高考前夕，班上同学们一如往常的散漫，他和朋友照旧下课后去走廊消磨时间，不像实验班和加强版的同学会追着老师问问题。就连高考百日誓师——这看起来是个雄心壮志的日子，也没电视剧中渲染得那么热烈。
董宁认为，高中三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七八个好朋友。
于亮的世界更小，只有乒乓球台那么大。
高中三年间，于亮每星期只有两三天出现在学校。为了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他不停参加比赛，追逐省级团体赛前六名，或单项比赛前三名，由此获得保送或降分资质。根据相关规定，有的高水平运动员甚至只需要考本科分数线的65%，就能被录取。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于亮在高考前也没有拿到能保送或降分的名次。在高考前一百天，父母为他花了两万八千八百元，在县城报名了全科补习班。但高考时，对比补习班的模拟成绩，他英语和历史发挥失常了。
尽管没能走上捷径，乒乓球烙印在了于亮的生命里。在他所想象的未来图景里，他是一家乒乓球俱乐部的老板，一辈子都在打球。
十岁开始，于亮就在摸球拍了。最初是父亲为他决定的路径，后来慢慢地，他开始喜欢这项运动。握住球拍时，于亮从不手抖，全身意识都集中在面前的橘色小球上。
在小小的乒乓球桌上，于亮能收获成就感，这是他在学习时很少体验的感受。
几年前，有一部电视剧很火，主人公是兵乓球运动员，于亮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片段，一下就发现主人公将上旋球错误地说成了下旋球。他像维护自己的荣誉一般，将这个片段转发到朋友圈，写了一段文字，解释电视剧的错误。
于亮曾经离一本如此近，距离只有球拍和未接到的那粒扣球间一般狭小。
那是高二时，他去秦皇岛参加了一场省级比赛，和另一个男孩组成了双打队伍，两人坚持到十六强，再赢一场就能进入全省前八名，有机会冲刺保送一本的名次。比赛前，于亮叮嘱队友“稳着点打”，没想到队友因为和女朋友吵架，心情很差，没好气地和于亮说：“别烦我。”
于亮与这位队友并不熟悉，只知道他爸爸是乒乓球教练，而队友并不喜欢乒乓球，和自己一样，乒乓球是考学的捷径。
临时队友的坏情绪令于亮不安，果然在正式比赛时出了岔子。比赛五局三胜，两队打成了2比2平局，到了第五局决胜局，队友的节奏变得混乱。接近赛点时，队友没有接到对方一粒扣球，两人以15:17的成绩输了。
裁判将记分牌翻到数字17，宣告比赛结束。于亮整个人都懵了，这是他离一本院校最接近的时刻。“就差一点我们就能上一本了。”于亮扼腕，他觉得不可理喻，队友居然觉得恋爱更重要，成绩不重要。
这场比赛是于亮目前人生的高光时刻，那之后他再没打出更高的名次。
高考前，董宁玩得好的几个朋友中，有一个成绩不好的男生突然开始认真了。每每见那个朋友端坐在课桌前，绞尽脑汁想不到解题思路时，董宁就走过去和他开玩笑：“别学了。”
朋友有些赌气：“就学咋了，关你啥事。”
董宁厌烦学习，这种厌烦从初中开始。他回忆，可能是那时遇到了不喜欢的老师。他有些害羞地承认，自己初中叛逆，不听老师的话，和妈妈吵架。
只有数学课能让董宁一直记挂在心间。对数学的喜欢源于小学数学老师，那是唯一一个总在课堂上鼓励他的人，鼓励的话语是珍宝，令他从小学坚持认真学数学，直到高中。
高考出分后，董宁数学只考了70分，他很沮丧，之前模拟考试他能稳拿90多分。“考试里有许多题型我以前没见过。”复盘高考数学时，他的语气再不是先前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高中教师黄芳把学生看做自己的孩子，许多低分生和她关系紧密，毕业多年还保持联系。
“这些孩子都很重感情，渴求关怀。”黄芳所教的学生，大多数从初中开始就离开家，寄宿在学校，家人不在身边，如果老师多给一点关心，这些孩子就很容易被打动。
黄芳记得，有一个父母离异的学生，平时都不怎么听课，总是在课桌下看小说。有一回，这个学生突发胃出血住院了，黄芳领着班里几个同学一起去医院探望，这件事被他记在了心里。考上大学后，这个学生回学校看黄芳，送给了她一串手链，“他说我比他妈妈对他还好。”
家长对孩子分数的重视不同寻常，在社会新闻里也能窥见家长情绪的起落。
有的考生估分很高，出分前家长已经张罗亲戚，摆宴庆祝。宴会进行到一半，真实分数跳了出来，全家族的情绪跌落谷底。还有的家长无法接受孩子的低分，坚信孩子所说的卷子被“掉包”了，于是轰轰烈烈地维权，直到在考试院看到孩子亲笔作答的低分试卷。
低分无法被接受，好成绩也牵动一颗颗脆弱的心脏。有家长在朋友圈晒孩子985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半天下来获赞两个。这位家长从此理解到，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自己发得开心，别人看着未必高兴。后来孩子考上研究生，他也就没再发朋友圈报喜。
但教育不仅仅是分数。黄芳说，许多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家长的陪伴普遍是缺位的。
她记起，一次家长会上，有个学生的妈妈言辞迫切地和她说：“老师，孩子就交给你了，我们管不了他的。”黄芳和这位家长强调，家长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教育这方面是不能缺位的，完全丢到学校，靠老师单方面的力量也无法改变。她把同样的话说给了许多家长，但总是收效甚微。
平时的教育缺失被忽略，当高考近在眼前，家长总寄望于补习班，幻想一颗“大补丸”。可对基础薄弱的学生而言，临时抱佛脚并不能解决问题。
距高考还有百天时，于亮感受到了紧张。刚到补习班，他的模拟成绩只有一百多分，要在一百天里补完高中三年的缺失，简直是天方夜谭，他尤其学不会英语和历史。
于亮不想背单词。为了让这些低分学生捕获分数，补习班的英语老师抛弃知识的本意，直接讲授应试技巧，要求学生不用费时费力去背拼写，只需要记住英文单词长什么样子，将中文词义背下来即可，以应对考试中的阅读理解，“知道个大概就行了。”
他隐约觉得这种方式很荒唐，就算按照这个方式背，英语分数也提不上去。
距离高考三十天的时候，于亮觉得时间不够了。他在晚上联系在北京工作的堂姐，请教这位上过本科的白领，还有什么方法能更快提升英语成绩？堂姐没能给他有效的答复，只安慰他，不要有压力。
坐在高考考场里，于亮发现自己的握惯了球拍的手开始发抖，他紧张了起来。
于亮的座位靠窗，考数学时，因为后面的大题都不会做，他刚写完选择题就睡着了。那一天窗外刮风下雨，一阵风沙刮到于亮脸上，他懵懂地醒了，反应过来自己是在高考了。
谈及未来，董宁努力表现出一派坦然。他固执地重复，只要找个工作，能挣钱就行。面对外界的追问，他习惯毫不犹豫地回应，让人难以辨别这是他真正内心所想，还是一种青少年的隐藏。
“那你觉得清华北大毕业的同学，和从专科毕业的同学最后都是一样的吗？”
“对，都一样，都是工作。”董宁回答。
实际上，董宁揪着的心还没完全放下来，他仍在等待8月10号，看看自己能上个什么专科。他为自己预留了开放式结局，既有可能去上专科，也可能回去复读，期望来年一雪数学发挥失常的耻辱。当然，他也有可能离开家乡，提前几年走进社会。
于亮听从父母的建议，放弃了大理那所学校，报名了复读班。蝉鸣从树丛传来，他只觉得恼人。暑假对他来说过于漫长，即使每天打乒乓球，也难消内心的纠结。
直到有一天，于亮发现爸爸养的小狗跑到了车库顶上。他先把这个奇异的场面拍照发给朋友，然后他突然停止担心自己的未来，把心思暂时放在小狗身上。
他想，这只弱小的动物如果总是乱跑，指不定哪天就被人抓住吃掉了。
*文中讲述者均为化名
撰文｜宋春光
编辑｜苑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