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理的疫情难民：暂时的逃离与漫长的不确定
根据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的统计，自7月以来，进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游客暴增，仅 7 月 1 日至 10 日的十天时间，大理州就接待游客超过了 230 万人次。
在大理，时间就像按下了暂停键。三年以来，疫情对于全国各地的侵袭与改造，似乎从未浸染到这个地方。洱海依然澄澈明亮，在刺目的日光下泛起波涛。
不少人来到大理不仅只是为了游玩，也是为了重新找寻不被疫情打扰的生活，找到消失已久的日常秩序。在这样的特殊时刻里，大理稀疏平常的生活，倒显得尤为奢侈起来。
01
不知不觉间，Su 来到大理已经有两个月了。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大理，但不同的是，这回她打算在大理久居。找到房子要交租金的时候，Su 直接就向房东预付了一整年的房租。
租住的房子在大理古城内，是个带露台和院子的独栋小楼。虽然房子里基础设施都俱全，但在居住体验上好像还是差些意思。购置软装、找装修师傅改水电、去二手市场和市集淘货……最近这些日子，Su 把主要的心力都放在了改造房子上。
离开北京前，Su 辞去了自己在媒体的工作，打算以后做个自由撰稿人，接些散活儿。到了大理之后，工作赚钱这件事突然变得没有那么急迫了，找个好地方，把家装的舒服些，重新学习如何生活反而变成了更为重要的事情。「虽然装修这些事情很苦很累，但我完全不会觉得不舒服，因为至少这些事儿都是在按照我的意愿来走的。」
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这是她来到大理后又重新找回的感觉，这段时间，她也在大理碰到了许多和她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从北京赶来的人。五月，看着地图上标注封控地区的红点不断增加，Su 愈发觉得自己的生活进入到了一种失控的状态中，担忧与恐惧的情绪与日俱增。尤其是在被拉去集中隔离之后，失控感到达了顶峰，这也促使了她毅然决然选择离开北京。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凌晨，Su 被一阵急匆匆的电话铃驱散了睡意。电话是社区居委会打来的，对方告知她，「你被判断为了密接，现在隔离点空出床位了，抓紧收拾东西准备过去。」
就在一周前，Su 所住单元楼的同楼层被发现了一例确诊，单元门立刻被封锁了起来。社区通知楼内的居民，原本应该要被拉去集中隔离，但现在床位紧缺，所以暂时居家隔离。就这样，Su 和其他居民已经在家中呆了一周的时间，每天都有人上门为大家检测核酸，结果也都是阴性。正当 Su 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再被拉去隔离的时候，居委会打来了这通电话。
放下电话，她有些懵住了，想赶紧找个人问问究竟是什么情况，自己现在该怎么办。可是抓起手机，望着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却又不知道应该打给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居委会告诉 Su 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用来收拾东西，顾不上想太多，她只好抓起要用的生活用品，匆匆塞进行李箱内。
汽车抵达位于通州水南村某处的隔离点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据说，这里原本是一个名为「劳动者之家」的园区。园区内三层小楼沿着路的两侧一字排开，楼房是由白色的面板墙搭建而成，在窗户和门的外侧都焊着铝制的围栏，几盏路灯的光打在围栏上，折射出银白色的冷光。
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来到这里的人便被迅速安排好了房间。除了 Su 之外，还有许多被判断密接的人在今夜都被陆续送到了这个隔离点，直至凌晨四点，她还能听见窗户外有人清点人数的声音。
来到这里之后，Su 每天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她打电话询问楼管，楼管就让她去询问医护，她询问医护，医护说自己也不清楚。在打了好多通电话，周折了好几番之后，才有一位负责人回答了一个模糊的时间。对于 Su 来说，即使时间并不确定，但也好歹有了一个盼头。
「我想逃出去，逃离这一切，可转念想哪里没有隔离和封闭？哪里才是自由之地？」逃离的想法随着隔离天数的增加，在一点点变得更加强烈。
对于地点的选择，Su 思索了很久。离开北京，也意味着她要失去自己固定的工作与每月按时发放的薪水，依靠做自由撰稿人的酬劳支持生活。所以在对新地点的选择上，「能够践行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最为关键的条件。
她考虑过不少城市，比如山东的乳山、广东的海岛……在众多城市中，大理从中凸显了出来。在大理当地，居住着不少年轻人，很多都是从大城市移居于此，年轻人多的地方自然而然会连接成许多社群。这也让 Su 觉得移居过去后，自己不会感到孤独。
Su 的一位朋友在去年就已经辞职来到了大理，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平时，她经常会举办读书会、讨论会等社群活动。这种日常性的聚会，短期内在北京都无法实现，也成为了大理吸引 Su 的理由。
隔离期结束后，紧接着，Su 开始为搬去大理做准备。因为担心北京疫情进一步升级，她连着几天的时间从早到晚都在忙着打包行李，「有时候会一直打包到凌晨两点，就是感觉每拖延一天，那种不确定感都会增加。」
临近出发的前一天，Su 买到了第二天中午前往昆明的高铁票，由于担心发生意外情况，她在当日的凌晨就赶到了北京南站。抵达南站的时候，Su发现这边聚集着不少在高铁站过夜的乘客。一些人侧躺在座椅上瞌睡，也有一些人用被子打起了地铺。在高铁站过夜的这晚，Su 几乎一夜未合眼，直到上了火车，悬浮已久的心情在此刻才逐渐放松下来。
刚到大理的第一天，Su 就被街道上不戴口罩的人们吸引了目光，似乎在大理，口罩才是一种「不必要」的存在。走在古城里的时候，天边突然下起了小雨，Su 就躲到屋檐下，看人们打着伞、骑着摩托在街道上来去匆忙。她忘记有多久没在户外接触过雨了，这场雨就像欢迎仪式一般，帮助 Su 逐渐恢复对自然、对自由的感知。
时间过得很快，呆在大理的日子总让人感觉稀稀散散的。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在北京的时候，Su 也会在阳台上栽种几棵植物，但却总也养不好，但到了大理之后，这边的植物似乎都长势喜人。她准备尝试大面积的种植，在租住的院子里都栽种上花花草草。
©装修师傅搬运冷水桶
离开上海后，潘潘先后去了许多地方：广州、北海、三亚、万宁、西双版纳……大理是她的第六站。
这种四处漂流的过程，对潘潘而言是一种新鲜又奇妙的体验。但她本就不是一个甘于安定的人，在离开上海前，潘潘已经有了好几次「逃跑」的经历，
潘潘第一次从弄堂里跑出去，是一个白日的下午。去弄堂门口取外卖的时候，她发现，平日里大门上挂的锁不见了，只有几根白色的封条飘荡在门外侧。「要不跑出去看看？」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潘潘有些激动也有些紧张。不过，从脑海产生想法再到身体做出动作，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她拎起外卖袋子，飞似地窜出了门，生怕几分钟过后这扇大门又会重新上锁。
太久没有出过门，外面的景象变得既熟悉又陌生，那些潘潘曾经走过无数次的街道巷弄，几乎不见人影。隔着一条街的口袋公园，原来浅浅淹没脚掌的草坪，已经快要和膝盖齐平，流浪猫旁若无人地瘫倒在马路中间，城市似乎变成了植物和动物的乐园。一路上，潘潘摘到了不少植物，路边生长出的大片薄荷，花圃里的迷迭香，路边的窗台上种植的盆栽草莓。一些地方还残存着疫情发生之前的影子，上海话剧院的门口还在播放着背景音乐，潘潘常去的塞万提斯书店，外墙的屏幕上也仍在循环播放着影片。没有了人，这些景象变得奇幻而又空洞。
第一次「越狱」成功，潘潘在街道上晃悠了两个多小时。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又接连跑出去了好几回，甚至在大门被重新锁住之后，潘潘便从门缝里偷溜出去。居委会从监控里发现了她的身影，上门劝告了好几次，但均以无果告终。此后，潘潘在居委会眼中就像一颗「流动的钉子」，变成了一个令他们头疼但又解决不了的问题。
©疫情中的上海，来源：潘潘
当离沪的限制被逐渐放开，潘潘在听到消息之后，就计划着要赶紧离开上海，「那时候很多人都想着要赶紧跑掉，去其他地方过上正常生活。」在潘潘的弄堂里，有许多街坊也在为离开上海做起了准备。潘潘的房东和她闲聊时谈起，有个租客连剩余两个月的租金都没要回来就直接走了，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许多生活物品都直接遗留在了原来的房子里。潘潘告诉房东，自己也打算离开上海一段时间，房东挺为她高兴，「跑吧跑吧，赶紧离开最好。」
因为打算离开上海的人太多，造成了「一票难求」的局面，也出现了不少黄牛倒卖车票的现象。许多打算离开上海的人们自发组建了「溜溜群」和「签证群」，大家在群中会时不时地分享票务信息，或是自己在离开上海的路途中遇到的情况。
在其中一个溜溜群里，潘潘看到了上海到广州的票务信息，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点开了购票程序，上面显示着剩余票数为一。眼疾手快地抢下了这最后一张票，潘潘将其归结为运气所赐，「毕竟在当时的上海，你只有抢到票，你才能出得去。」
登上高铁，列车由北向南驶去，初夏的绿色在车窗玻璃上大块大块地闪过。潘潘感到自己在面对这些景象时，变得有些麻木了。以往坐高铁的时候，她总是会端着手机拍拍黄昏里的落日，拍拍乡野间的田地，但现在她只想靠在椅背上，「就是被关的太久了，许多知觉都麻掉了。」
列车抵达广州站，潘潘打算从广州开始，进行一次南方城市的巡游，大理是她的最后一站。相比较北海、万宁这些地方，潘潘觉得来到大理不像是在旅游，而是在生活。
她住在朋友开的民宿里，去咖啡馆，吃 brunch，参加各种各样年轻人的聚会，这和她在上海的生活并无二致，还不用带口罩。唯一的区别是，在大理的日子一定有个期限，只是她不知道还要呆多久。
04
最近，来大理的人越来越多了。下午的时候，卡卡像往常一样出门去古城附近散步，原本空荡荡的马路上，此时却挤满了来自外地的车辆。她甚至看到，有一辆马车被车流围堵在马路中间，动弹不得，这场景让她觉得有些吃惊，也有些好笑。
盘算了一下日子，卡卡觉得自己的大理之行差不多也该结束了，她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大理，时间被拉扯成了一条细细长长的丝线，有时候，卡卡也会忘记自己到底呆了多久。
卡卡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学生，但今年的上半年她一直没有返校，整个学期几乎都是在自己的老家新疆库尔勒上网课度过的。二三月份，关于疫情的新闻越来越多，有许多人在关注这些消息时都会陷入到低落的情绪中，一直呆在家中的卡卡也不例外。
大多数时候，她都是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卧室里，手机、电脑、ipad 都在她的床上零散摆放着，她每天的生活轨迹穿梭于这些电子设备，从一个页面滑到另一个页面。偶尔，卡卡会抬头看看窗外，南疆的春季多沙尘天，天空总是一整片灰蒙蒙的颜色，似乎望也望不到边。
卡卡想要出去走走，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来到大理的第一晚，她就在古城的街头，和刚刚认识的人们一起喝酒喝到了凌晨。当时，正在古城里闲逛的卡卡，偶然遇到一位在摆酒摊的摊主，播放了一首她非常喜欢的歌曲。出于兴趣和好奇，卡卡喝了一杯酒和摊主闲聊起来，后来酒摊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分享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不知不觉间就到了深夜。
在大理经常会遇到这样随即发生的聚会，原本并不认识的人们，常常会因为一些相似的特性或共同的话题，拉着板凳凑到一起去。闲聊的时候，大家也经常会提起自己是哪里人，从什么地方过来，最近的经历是什么样。
然而，当一些朋友回答到自己是从北京、上海或者深圳来到大理时，话题似乎就在这里中断了，没有人会主动询问，这几个月里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那些回忆，变成了一道彼此心照不宣的隐秘伤疤。
05
在大理的最后一天，卡卡像平常一样睡了一个懒觉。醒来后，她和朋友一起骑车去了洱海旁的一片柳树林，这是她在一次环湖骑行时意外发现的宝藏地。一整个下午，卡卡都呆在林地的阴影里听听歌、看看云，和朋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这些日子，她已经对不需要查核酸、戴口罩的生活觉得习以为常，等到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才突然想起明天去机场需要一张核酸证明。于是，她只好赶紧找到一家最近的检测点，在检测点快要下班的最后一刻做完了核酸。
自从七月疫情的出行政策调整后，位于苍山的热门景点洗马潭索道，在近十五天内就接待了近三万名游客，相比去年同时期的游客数量近乎增长了一倍。古城内，多数的民宿与酒店都被预定一空，有些民宿的订单甚至排到了八月份。卡卡曾经租住的房子，月租金也翻了三番，涨到了三千元。
面对这人满为患的景象，潘潘正在纠结要不要从大理离开。当大理的旅游旺季一来临，许多国内旅游胜地常见的问题便会从中显露出来：暴涨的房费、被哄抬的物件、拥挤的交通、人头攒动的古城……这些似乎都在提醒着潘潘，逃离是暂时的。
Su 的装修工程快要进入尾声了，她打算在大理先呆上一两年试试看，她并没有什么特别长远的想法，只想着走一步看一步。
当飞机逐渐接近目的地，靠在座椅上的卡卡被一阵不舍的情绪包裹。对她来说，在大理的这些天就像一场悬浮的狂欢，要抓紧时间用力生活，创造美好记忆，以便应对未来的低落与迷茫。
一旦降落，她要面对的又将是随时可能到来的封校、固定的核酸、无限内卷的实习……下一次和朋友无忧无虑地享受午后阳光，要到怎样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