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侣机器人的伦理争论及其反思

随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产品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也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伦理问题，比如情侣机器人产生的伦理问题就是相关领域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本文首先介绍社会公众对情侣机器人的认知与使用意愿的调研情况，然后重点分析围绕情侣机器人展开的若干伦理争论，最后从伦理风险防范的角度提出几点反思，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对情侣机器人的应用前景最为乐观的是利维（David Levy），他在2007年出版的著作中认为，到2050年左右，在取得大量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人类与机器人相爱、结婚与发生性行为将成为一种正常现象。目前的相关理论研究与技术研发也朝着这个方向积极努力。2013年，《情爱机器人技术（Lovotics）》杂志创刊，其研究领域明确为“关于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爱情与友谊的学术研究”，杂志主编是切克（Adrian Cheok）。编委会成员潘迪（Amit Pandey）指出，该杂志试图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分享研究成果提供学术平台，为机器人学术共同体与社会发展进步做出贡献。自2014年以来，学术界已经举办多次关于“与机器人的爱与性”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多本论文集。

目前，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若干国家已经开始研发并销售情侣机器人。2017年7月13日，《自然（Nature）》杂志发表社论称，目前有四家公司（都在美国）在生产情侣机器人，但不清楚具体有多少人拥有情侣机器人。比如，美国Realbotix机器人公司注重研发情侣机器人，其产品Harmony拥有多种功能，可以聊天、运动、识别物体，还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定制不同的性格特质与外貌特征，基本可以满足人们对情侣机器人的所有预期。据报道，该款机器人已经上市销售。另一家Truecompanion公司开发了一种情侣机器人Roxxxy，该公司的网站声称这款机器人能够知道你的名字、喜好，可以与你讨论、表达爱意，等等。

为了了解社会公众对情侣机器人的认知情况与使用意愿，不少国家的学者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

美国：2013年，通过对100位年龄从20岁到61岁不等的受试者进行调研，结果表明，超过三分之二的男性愿意使用情侣机器人，而三分之二的女性反对使用情侣机器人。但是，有86%的男性和女性都认为情侣机器人可以满足人类的性需求。

德国：通过对263名从18岁到67岁不等的男性的调研表明，40.3%表示愿意购买，或者在未来五年内会购买情侣机器人。而且，是否单身、性满足程度等情况对购买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

英国：2015年，对1002名英国人的网络调研表明，有17%的英国成年人表示愿意与机器人约会。持肯定态度的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比如有23%的男性赞同，女性则只有11%赞同；而且年轻人的比例明显高于老年人，比如有26%的年轻人（18-34岁）持赞同态度，而只有10%的中老年人（55岁及以上）持同样的立场。

总的来说，由于调研对象与样本数量差别较大，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使得愿意接受情侣机器人的调查数据存在较大的差别，从9%至60%左右不等。不过，从这些数据以及更细致的调研分析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其一，已经有不少人在认真思考关于情侣机器人的问题，并有一定比例的人认为自己可以接受。

其二，男性持肯定态度的明显高于女性，但并不意味着女性就完全排斥情侣机器人，事实上确实有一定比例的女性明确表示支持，比如前述提及我国的年轻女性可能比男性更乐于接受情侣机器人。

其三，年轻人接受情侣机器人的比例高于老年人，同时较高比例的人认为给残疾人、性功能障碍等特殊群体使用情侣机器人是可以接受的。

其四，愿意接受情侣机器人的用户大多拥有健康的身体与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并非是感觉孤独或单身的人才乐于接受情侣机器人。

目前还很少见到关于情侣机器人使用效果的实证研究，不过，性玩偶（SexDoll）可以看作情侣机器人的原始模型，其应用较为广泛，因此关于性玩偶的经验研究可以作为情侣机器人使用效果的参考。通过对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52名拥有性玩偶的用户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用户认为他们很享受与性玩偶之间的体验；虽然拥有性玩偶有些令人害羞和尴尬，但大多数人还是乐意告知他们的亲属、朋友与邻居；虽然他们患有性功能问题的比例高于正常水平，但他们拥有正常的精神健康水平与生活满意度。

第一，导致女性客体化、物化问题。反对使用情侣机器人的学者大多倾向于认为，情侣机器人可能会沦为男性发泄欲望的工具，进而导致女性的客体化与物化问题，女性主义者大多持这种立场。比如，在理查德森（kathleen Richardson）看来，情侣机器人如同性奴隶，只是用于满足男性的生理欲望，而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共情关系。反驳此类观点的学者则认为，机器人的性别是由人们的传统观念建构起来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建构起非传统观念的机器人性别。更多的学者强调情侣机器人并非男性的专利，不少女性也可以使用情侣机器人。事实上，人们确实很容易发现不少女性对情侣机器人与性玩偶持较为积极的态度。

第二，同意与强奸问题。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情侣机器人尚不具备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也就不能表达个人意愿，因此有学者认为与无法明确表示同意的机器人发生性行为属于强奸，当然是不合伦理的。斯帕罗（Robert Sparrow）认为设计那种故意拒绝发生性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强奸行为的机器人是不合伦理的，同时设计那种缺乏拒绝同意能力的机器人在道德上也是成问题的，这种设计表征的是从不会拒绝性行为的女性，这是强奸文化的典型表现。显然，采用暴力方式与机器人发生性行为，这种做法即使法律上不禁止，但也是不合伦理的，我们需要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机器人表示同意的问题。利维认为，可以应用性脚本理论解决未来情侣机器人的交流问题。通过应用性脚本，我们可以教会情侣机器人恰当的性同意行为模式，也就是说，情侣机器人可以拥有分辨同意与拒绝性行为的能力。

第三，使用情侣机器人是一种欺骗吗？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与情侣机器人之间的性行为是一种自我欺骗，对已婚人士来说也是对配偶的欺骗。与包括性玩偶在内的人工伴侣之间的性行为不过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慰行为而已，这种性行为过程中没有情感的互动交流，没有两种不同思想的融合，也没有更高层次的意识状态。用这种想象的人工伴侣来取代真实的男性与女性，这是人们在自我欺骗。不过，“伊丽莎效应（Eliza Effect）”与“媒体等同理论”表明，人类在与包括电脑、机器人在内的技术产品互动的过程中，确实会产生某些生理反应，甚至在许多方面就像跟真人互动一样。另一方面，人们有时自愿中止怀疑，甚至乐于接受某些欺骗。在与情侣机器人互动的过程中，就像看电影的时候人们乐于沉浸其中一样，人们自愿中止怀疑，就像与真人那样与情侣机器人互动。

第四，是否会导致使用者陷入社会孤立？与情侣机器人之间的性行为是自慰，对于那些已经脱离社会的性功能障碍患者来说，使用情侣机器人带给他们的替代的满足假象会导致他们更加与世隔绝。情侣机器人可能用于满足残疾人与老人的性需要，但性是多维度的，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还包括情感与关系的维度，因此这可能导致他们出现更加严重的社会孤立。但是，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情侣机器人会导致社会孤立，如果进行控制实验也是不合伦理的。虽然与情侣机器人之间的性行为更为简单，但人们可能并不认为情侣机器人比人类更好。已有研究表明，对于一些特殊群体而言，机器人可能激发起人们进行社会互动的意愿，发展相应的社交能力。因此，情侣机器人同样也可能增强人们的社交技能，并激发起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意愿。

第五，是否应该禁止使用情侣机器人的问题。由于情侣机器人可能产生不少伦理风险，因此有的学者明确倡导禁止使用情侣机器人。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理查德森参照“禁止机器人杀手运动”，建议发起“反对情侣机器人运动（Campaign Against Sex Robots，CASR）”。2015年9月，理查德森等人创建了专门的网站，正式发起了CASR。但是，克莱恩（WilhelmKlein）等人认为，CASR的目标与论证都是不准确的，他们对CASR的论证理由逐一进行批驳。我们很容易发现，禁止研发全自动人工智能武器的倡议得到许多科学家的支持，但CASR几乎没有得到专业人士的支持，反而招致不少的批评。像CASR这样夸大新技术的负面影响，导致技术悲观主义的思想倾向，从而采取偏向于极端的立场并不可取。

类似的争论还包括，情侣机器人是否有助于治疗某些疾病，是否有助于降低性犯罪，等等。与前述问题类似，正反两方均有支持者。

第一，理论资源：积极性行为、积极心理学与积极技术等理论主张。传统性健康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些性行为产生的负面后果，近二十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于性行为的积极方面，由此促进性健康、心理与生理健康，增进整体幸福健康。与此类似，传统心理学主要关注人们的心理疾病及其治疗，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倡导研究人类的积极取向，关心积极的情绪如何增进健康，引导人们培养积极优秀的心理品质，其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个人幸福与社会进步。积极技术（Positive Technology）指可以更好地增进幸福与心理健康的技术。防范情侣机器人可能产生的伦理风险，首先需要应用这些理论主张作为基础性思想资源，从而明确目标定位，获取必要的理论分析工具。

第二，扩大道德共同体：使情侣机器人成为人工道德行为体。关于机器人能否成为人工道德行为体的问题，学术界还存在较大争议。不少学者根据较为严格的对道德行为体的界定，比如拥有自由意志、自我意识与责任能力等标准，认为机器人并不能成为道德行为体。不过，也有学者根据不同的道德行为体的标准，认为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机器人可以成为道德行为体。事实上，人类道德共同体总是表现出不断扩大的特点。使情侣机器人具备一定的道德判断与行为能力，使其以人工道德行为体的身份成为人类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从而在与人类互动过程中做出对人类有益的行为，是防范情侣机器人伦理风险的重要途径。

第三，合理规制：划定情侣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底线。许多讨论情侣机器人伦理问题的学者都强调，要对其研发与使用进行合理规制，倡导研发者对其进行伦理设计，要求使用者合伦理地使用情侣机器人。即使机器人技术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与人类越来越接近，但其工具性价值的一面总是存在的。因此，我们既不可能把情侣机器人上升到与人类似的道德地位，对用户提出过高的要求，同时也不能像对待性器具那样随意使用情侣机器人。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划定情侣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底线，当然这些底线可以根据技术发展、法律法规的演变以及不同的风俗习惯等进行调整。

第四，更新观念：伦理规范的发展进步。各类调查数据显示，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调查对象表示能够接受情侣机器人，但所占比例并不高，大多数人仍然持中立或反对的立场，其中主要原因可能是情侣机器人对传统婚姻与性伦理提出的挑战。科技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演变，在智能时代中人类的思想观念与伦理规范也会产生某些变化。我们需要调整传统思想对性反常行为的认识。与包括性玩偶、情侣机器人在内的人造物发生性行为，有时被称为性反常行为。但是，如果有不少人乐意接受，并能够做到合理地使用情侣机器人，那么这就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性反常行为，也不能将人类与情侣机器人之间的互动视为欺骗而予以拒斥。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22年第44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