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员风采 | 冯培红 : 五凉儒学与石窟
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
兼职研究员：冯培红
冯培红，1973年生，浙江长兴人。1997年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4年获该校博士学位。2016年起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从事敦煌学、隋唐史、西北史研究，出版专著《敦煌的归义军时代》等3部，在《历史研究》《敦煌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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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凉儒学与石窟冯培红儒学与佛教，在五凉时期的河西历史上均为重要的内容。关于石窟与佛教的关系，亦即石窟的佛教功能，学界述之备详；而石窟与儒学之关系，却多被忽略。五凉时期，文献中记载到沿祁连山一线一些石窟的开凿，既有从事儒学教育的学者隐居著述及聚徒授学之所用，又有信仰佛教造像之功用，特别是在早期如前凉时代，以前者较为典型。本文从石窟的早期功能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五凉时期的儒学与佛教的相关问题。
我们先看几条关于河西地区早期石窟的材料。《晋书·郭瑀传》云：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荷卒，瑀以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之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张天锡遣使者孟公明持节，以蒲轮玄纁备礼征之，……及至姑臧，值天锡母卒，瑀括发入吊，三踊而出，还于南山。及天锡灭，苻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及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豫，遣使招瑀。……穆以瑀为太府长史、军师将军。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遂还酒泉南山赤厓阁，饮气而卒。
这里提到的临松薤谷之石窟、酒泉南山之赤厓阁，为郭瑀隐居之地，前凉时他在那里著书立说、聚徒授学，俨然成为张掖、酒泉之南祁连山中的私学教育中心。《魏书·刘昞传》中也曾提到韭谷窟，云：“昞时老矣，在姑臧，岁余，思乡而返，至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 “韭”、“薤”字形相近，且韭谷窟在凉州之西四百里，位置恰与薤谷窟相合，又郭瑀所居薤谷凿有“石窟”，而刘昞所卒之韭谷窟也称“窟”，应即同一地。郭瑀“精通经义”，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是位精通儒学的学者。不过从“服柏实以轻身”、“口咏黄老”、“饮气而卒”来看，他还兼善道教，但仍以儒学为主。郭瑀的老师郭荷，亦以经学传家，前凉张祚统治时被征为博士祭酒，后来上疏乞还，“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看来张掖东山也是当时学者隐居、从事儒学教育的一个场所。
前凉时在酒泉南山隐居并从事儒学教育的著名学者还有宋纤。《晋书·宋纤传》云：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少有远操，沉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
宋纤在酒泉南山隐居时，对《论语》作注，并且教授学生，弟子达三千余人，规模甚盛。与郭瑀隐居于酒泉南山赤厓阁类似，宋纤也是“高楼重阁”而居。前凉张祚时，敦煌太守杨宣、酒泉太守马岌等对他十分仰慕，马岌曾亲临造访，却被拒不见，不禁万分感叹，遂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可见宋纤的“高楼重阁”是建在丹崖石壁之上的，其实也是一种石窟。刘昞是郭瑀的学生兼女婿，也曾在酒泉隐居，教授生徒。《魏书·刘昞传》云：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时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刘昞之父刘宝“以儒学称”，足见其家世传儒学，而刘昞又跟随博士郭瑀学习儒学。学成后，他在酒泉隐居授学，应与郭瑀、宋纤凿崖窟居的情况相类。以上诸例表明，在河西地区学者隐居、从事儒学教育而盛行开窟之风，是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而动辄成百上千的从业弟子，均随师居住在山间石窟崖室之中，足见前凉统治时期山林儒学教育发展的兴盛，以及因之开凿的石窟数量显然不在少数。河西儒学的发展与兴盛，有两个关键的时期，一是西汉武帝时期的移民开发，为河西地区首次输入了儒学文明；二是西晋末年的流民入凉，营造了五凉时期儒学的空前盛况。五凉儒学的发展，根源于西汉中期儒学的西渐。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占据河西，设立河西四郡，并且从内地迁徙大批民众及犯官、戍卒等，充实边境，这为河西带来中原内地的儒学文明。尤其是一些以经学传家的大族，由于汉朝开疆拓土或者遭到贬官等各种原因，西徙河西。《郃阳令曹全碑》记载曹氏家族于“世宗廓土斥境，子孙迁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风，或在安定，或处武都，或居陇西，或家敦煌。枝分叶布，所在为雄。”曹全及其先辈们担任了河陇地区的各级长官，最后定居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又如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太中大夫索抚因“直谏忤旨，徙边”，从钜鹿迁至敦煌。此后，一直到王莽统治时期，不断有迁徙至河西者。上揭《敦煌名族志》中还记载了汉宣帝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司隶校尉张襄因受到霍光的迫害，举家从清河西迁天水、敦煌。又S.1889《敦煌氾氏人物传》记载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御史中丞氾雄因“直道见弹”，从济北卢县徙居敦煌。周书·令狐整传》述其远祖建威将军令狐迈，遭王莽迫害，其子令狐称“避地河右”。以上所举诸例家族，在以后的河西历史上都发展成为久盛不衰的门阀望族，他们大多以经学传家，保存了汉族的儒家文明。到东汉时，在《后汉书》中被列为一传的“凉州三明”皇甫规、张奂、段颎，皆为河陇人士，文武兼长，深通儒学，如皇甫规遭到梁冀陷害，“遂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张奂善治《尚书》，年轻时“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将长达四十五万言的“浮辞繁多”的《牟氏章句》删减为九万字，“诏下东观”；晚年“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段颎“长乃折节好古学”。张奂之子张芝，“文为儒宗，武为将表”，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入列《后汉书·文苑传》的敦煌人侯瑾，不应州郡之征召，索性“徙入山中，覃思著述”，撰写了《矫世论》、《应宾难》、《皇德传》等著作。侯瑾的做法，与前凉时期的一些学者隐居山林、凿窟而居，进而从从事著书立说是较为相似的。到三国曹魏时期，《三国志·王肃传》云：“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等，亦历注经传，颇传于世。” 从“历注经传”一语可以看出，曹魏初年敦煌周生烈以经学传家，传承了自西汉中期以来的儒学文明，代表了当时敦煌及河西地区的儒学发展水平。西晋初，出自“累世官族”的索靖，“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紾、索永俱造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四人并早亡，唯靖该博经史，兼通内纬。州辟别驾，郡举贤良方正，对策高第”，撰有《索子》、《晋诗》、《五行三统正验论》等作品。同属河陇区域的北地人傅玄，“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名为《傅子》。”安定人张轨，“家世孝廉，以儒学显。” 这些皆足以反映河陇地区的儒学发展完全可以和中原内地相比肩。316年，西晋灭亡，凉州刺史张轨趁机割据一方，建立前凉政权。当时，中原地区刘、石相争，兵革不息，纷乱不已；而河西则相对而言较为安定，许多中原民众纷纷流寓河西，史载“中州避乱来者日月相继”，“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这次流民浪潮给河西地区再次输入了中原的儒学文明，使五凉时期的河西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河西儒学呈现出空前的繁盛，并对后来北魏的汉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叙论》中说道：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脉。陈氏的这一著名论断，指出了十六国五凉时期河西儒学及其学术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关于此，他在文中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如：凡河西区域自西晋永宁至东晋末世，或刘宋初期，百有余年间，其有关学术文化者亦可窥见一二。盖张轨领凉州之后，河西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故托命河西之士庶犹可以苏喘息长子孙，而世族学者自得保身传代以延其家业也。又张轨、李暠皆汉族世家，其本身即以经学文义著称，故能设学校奖儒学，如敦煌之刘昞即注魏刘劭人物志者，魏晋间才性同异之学说尚得保存于此一隅，遂以流传至今，斯其一例也。若其他割据之雄，段业则事功不成而文采特著，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此以轮替，宗敞之见赏于姚兴，斯又其一例也。又云：由此言之，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西晋之河西遗传。前凉张轨统治时期，在境内大兴儒学，他“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同样是汉族人的李暠，建立西凉政权，也“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又如前凉时，酒泉人祈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后来游学四方，教授生徒，被前凉政权授予儒林祭酒之职。前秦时，敦煌太守辛章曾派遣三百名学生，向回到故里的学者郭瑀求学受教。西凉时，“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好尚文典”的李暠征辟敦煌人刘昞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刘昞虽然政务在身，但仍手不释卷，焚膏继晷，著述文章，他撰写了《略记》、《凉书》、《敦煌实录》、《方言》、《靖恭堂铭》，并对《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进行作注。420年，北凉灭西凉，把酒泉、敦煌的学者悉数迁到张掖，这表明出自卢水胡人的沮渠蒙逊对儒学的崇重，像刘昞、阚骃、宋繇、索敞、阴兴等西凉著名的儒学学者都被徙至北凉国都张掖。沮渠蒙逊还在西苑修建了一座陆沉观，“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牧犍尊为国师，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阚骃则经常随侍于沮渠蒙逊左右，“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加奉车都尉。牧犍待之弥重。”关于北凉沮渠蒙逊尊崇佛教，译经造像，影响至巨，以杜斗城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研究也颇为深入。不过，张学荣、何静珍在研究凉州石窟问题时，进一步讨论了沮渠蒙逊的尊儒重道，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沮渠蒙逊的倡导下，凉州佛教虽盛极一时，但，我们认为，蒙逊之崇佛，远不如他的尊儒。北凉实行儒、佛并重的政策，从沮渠蒙逊对待儒学一以贯之的态度和曾经一度毁寺斥僧的行为来看，张、何二氏的这一结论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439年，北魏灭掉北凉，又把河西士人迁徙至代北平城，如上面提到的刘昞、阚骃、宋繇、索敞及张湛、宗钦、赵柔、阴仲达、胡叟等北凉政权中的河陇学者，都被迁徙到魏都，为以后的北魏儒学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对比以上所谈的在祁连山中传播儒学的私学与五凉政权的官学教育，可以发现，前者主要在五凉的前期，如前凉、前秦及后凉统治时期，当时在祁连山中的私学教育较为兴盛，其规模甚至超过了设在都市之中的官学。而后者虽五凉各代皆有，但主要凸显于后期，如西凉、北凉特别是北凉统治时期的大规模校定经籍等儒学文化事业。因此，五凉前期像前凉时在祁连山中的凿室而居、从事儒学教育的情况较为多见，石窟的早期功用应为儒学而出现。到五凉后期，随着私学教育的没落与官学教育的发展，儒学逐渐离开深山，石窟遂为佛教所占用。（本文节选自《五凉的儒学与佛教——从石窟的早期功能谈起》）编 排 ：吴 燕
责任编辑 ：赵大泰
编 审 ：李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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