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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构建的方法论进路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构建的方法论进路

虞   滢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100)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是在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时,作为一种以实践思维化解二者矛盾关系且寻求二者智慧融合的方法论而出场。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研究主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知识构建、经验提炼、技术应用三重维度展开,存在“抽象化”“私密化”“技术化”理解的局限性,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理解中的实践思维缺场。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实践思维,应以整体性视野规划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发展趋向,以辩证思维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功能价值,以叙事研究精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研究方式。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方法论;实践思维;叙事研究


      长久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无论是学科建制还是知识应用,都得到了实践特色的“身份认同”。然而,对这种实践特质的理解却常被潜移默化地分解为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是基于理论对实践的普遍性指导而构建表征“规律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种是聚焦具体实践活动而构建可被“重复性”使用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尽管这两种方式都尝试在思考“有用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之于实践是什么,但二者都仅从单一的理论或实践活动视角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尚未在整体性的方法论视野中规划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定位,特别是尚未寻找到联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中介,因而难以摆脱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作片面化的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是在处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出场,它不沉迷于普遍化知识形态的寻求,也不执拗于方法技巧的工具化应用,而是在知识与方法的融合贯通中走向生成视角下的实践方法论。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出发,可激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对话的实践思维方式,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视域融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之于实践的价值从“有用”到“有效”的智慧提升。


一、弥合理论与实践的方法论: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出场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界常议常新的话题,也是困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性、有效性的命脉所在。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究竟怎样理解和把握?以往我们对该问题的思考,似乎仅在独立的理论或实践立场而展开对该问题的追问,比如,构建何种“包罗万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能够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包治百病”?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配方”该如何被提炼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的“良方”?事实上,在这样的一些追问中仍存在一个共识性的承诺,即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第一性。当然,即便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第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研究也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对实践的整全性。这种方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能够完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生活世界,且能在理论层面构建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图景。因此,该种研究致力于寻求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另一种是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实践应用中的有限性。这种方式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现象丰富多彩,很难以单一化的理论视角来把握,所以理论是在反映实践生活中不断构建起来的。因此,该种研究专注于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

  本质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不同理解,源于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思维方式的差异,即是以理论思维还是实践思维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仅以理论思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研究方法上通常表现为概念的思辨与演绎。本质上,这种研究方式预设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自身的非有限性与独立性,因此,尽管这种理解从本体论的层面承认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第一性,但在方法论层面却并没有将本体论与方法论联结在一起,是一种单纯从理论方面构建实践的研究方式。相反,以实践思维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研究方法上表现较为多元。这种多元的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意义上,可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智慧,它在沟通理论与实践时的安全性策略是:搁置理论就是搁置争议。这种策略,实质上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性批判,“以利于理论的优秀供给得以在权衡众理的批判审查中呈现。这是实践智慧作为理论智慧‘管家’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一种搁置理论的价值方式和行为方式以确保它的优化生产”。[1]因此,这种实践智慧强调以实践思维来统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以实践思维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要在于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特殊性的认定,以确认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边界。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由具有偶然性、突发性等碎片化、具体化的生活场景构成的生活世界。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而言,尝试以“有机化”的知识整合“无机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实践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言,更有效的也不是抽象化的理论体系,而是应对不同场景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知识与方法。当然,这种实践知识与方法适用的对象并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应有的效应,而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能够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知识与方法的运用更为自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会受到当下生活境况的影响,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展开研究,必然具有多重视角与多元方法。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需要结合特定教育对象所处的情境而进行综合性理解,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结合特定时空条件而进行整合性理解。

  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弥合、联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张力的方法论而出场。这种方法论最典型的特质就在于以实践思维方式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理解须以实践智慧拓展其实践应用效果。特别是应在现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运用中挖掘实践智慧生成的理论根源。另一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研究须以实践智慧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在具体事务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以实践智慧升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知识的科学性。这种以实践思维、以不同视角整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知识的过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发生过程。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就是一种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不同视角、不同场域、不同元素间整合以求平衡、中道的方法论。


二、实践思维缺场: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理解的方法论误区

       现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研究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知识构建、经验提炼、技术应用三重维度而展开,但囿于尚未在实践思维中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因而存在“抽象化”“私密化”“技术化”理解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抽象化”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抽象化”的理解,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获得诉诸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形态的构建。这种理解在方法论上的表现是:依据经典实践智慧概念“演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构建,试图以体系化的理论“囊括”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抽象化”地构建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理论,关键在于帮助我们进行概念分析和理解。然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抽象化”构建如果仅仅停留于依据经典实践智慧概念演绎而获得,那么就没有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独特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属于实践智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从整合人类社会实践生活的实践智慧中推理与构建。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是具有特殊性的,它的特殊性在于其总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与其他社会系统共同发生作用。此外,以理论形态的实践智慧获得来评判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应用情况,实则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理智品质的内容。然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而言,要使他们能够相信并践行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善”,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认同,还需要依赖可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

  可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不等于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获得,不是通过理论假设来寻求实践的支持,而是在具体的应用理论假设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特别是不断在实践中进行智慧的反思中形成。“充满智慧的反思能够发现事物,而未经反思的行动是‘缺乏智慧’的、没有机智的。”[2]97例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讲好某个知识点的实践智慧形成于具体教学场景中,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并不是在讲述某个知识点时单纯的知识输出,或是对已有实践知识的运用,而是对以往实践知识与具体实践情境相结合的灵活运用,以及不断在教学中进行的前反思、过程反思与后反思相融贯通的一种实践能力;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不仅表现为将实践知识联系具体情境的能力,还表现为一种审慎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能力。因为,尽管特定的社会环境会不断形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共性特征,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每个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又具有个性化特点。而这种对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把握,还需要在历史与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进行统筹理解和阐释。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作结构性的分析,只是便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概念,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可能涉及的要素及其关联模式,但同时,我们不能仅以静态的理智品质来囊括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内涵,而是需要关注如何在具体实践中以理想的实践智慧理智品质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性。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是一种特殊的实践知识应用形态,渗透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开展的具体过程之中。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私密化”理解。如果说单纯追求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知识获得,容易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境性、动态性、随机性,那么,与此相反,还有一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理解则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变动性。这种理解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属于个性化的自由创造,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中,宏大理论与普遍规则并不“管用”,个体实践经验更为“可靠”。因此,这种理解相信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存在着“难以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的获得不是源自理论学习或经验传授,而是依赖于个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实践智慧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经验。”[3]178这种理解在方法论上的典型表现,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研究等同于个案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总结。

  也就是说,实践智慧的获得需要经验,但并不等于个体化的经验,特别是实践智慧中的经验部分,恰恰存在着可被共享和借鉴的元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变动性且简单地理解为不可共享的私密化经验,事实上是否认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规律性,特别是没有看到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也存在可被参照的经验,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生成非常重要的来源。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不仅是每一次个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而且是通过借鉴经验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的实践经验,都能为之后更自觉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供帮助。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生产中实践经验是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但在实际的理论构建中还缺乏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更为自觉的归纳总结。本质上,尚未得以学科化的经验总结与归纳,源自于学科方法论的滞后而带来的经验累进不足和理论在实践中的循证薄弱。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技术化”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技术化”理解,典型的表现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视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者实践能力、方法与技术的运用。具体而言,这种“技术化”的理解又可具体化为三种理解方式:一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力的获得划等号,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力要素的把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获得的重要指标,因而专注于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者实践能力的提升。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获得诉诸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应用,以能灵活应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的评价标准,由此聚焦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革新。三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拓展依赖于工具技术,期望借助工具技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效应,由此将不断更新的工具技术纳入视野来作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手段。在这样的理解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效果、思想政治教育任务指标、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紧密而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潜移默化中,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在以技术化的理解方式中不断加深了对其技术化的理解,也即,技术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技术化的理解中形塑的。

  当然,必须承认以上三类“技术化”取向中对“技术”的合理应用,但也必须警惕过度“技术化”追求与实践智慧所强调的本义的偏差。从实践智慧的本义来看,它不仅强调了我们做好某件事的手段,还观照着我们对做好事情的再思考,是兼顾目的与手段的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实践智慧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辑的、求真的实践品质。”[3]173马克思的实践智慧恰恰体现在其为人类解放和幸福奋斗终身的“整体善”的价值追求。然而,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胜利获得了人类的赞叹,它将实践智慧的“技术化”偏向发挥得淋漓尽致。遗憾的是,这种将实践智慧狭义理解为技术活动的“部分善”取向,较少反思这种理解是否偏离了实践智慧的本意。实际上,马克思在哲学中就将实践智慧的品质构建了出来,即实践智慧是基于人的现实生活状况、人的现实政治斗争需要、为社会“公平正义”斗争的“真善美”统一的实践智慧。[4]所以,过度用技术化的方式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是一种追求效率的技术化思维,受这种思维的影响,很容易让我们忽略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过程的复杂性、丰富性。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作过度技术化的理解,试图以“量化”“频率”来替代“质量”,既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也无法彰显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向善、求真、寻美的方法论深意。


三、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构建的方法论思维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应在实践思维视域中超越“抽象化”“私密化”“技术化”的理解偏差,以整体性视野规划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发展趋向,以辩证思维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功能价值,以叙事研究精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研究方式。具体而言:

  第一,以整体性视野规划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发展趋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发挥,已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社会空间而生产社会价值,而是要看到现代化进程中复杂的社会系统间有机互动的联系,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与其他社会系统融通的过程,要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思维观察、评价和处理思想政治教育。[5]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强调的,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6]将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社区、网络等领域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社会系统间的互动作用。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仅仅考虑在具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实践,还需要考虑思想政治教育在融入人类总体实践生活中如何实践。特别是要将马克思关于“一门唯一的科学”的整体性科学观融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整体性的实践系统、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系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系统和学科知识理论体系实践系统间的有机互动,以整体性视域确证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类文明系统中的方位和职责。[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理解要摆脱单一化、静态化的线性理解,要在整体性视野中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社会条件与空间,要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应与其他社会系统间形成一种有机互动的和谐关系,它不能局限于“碎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空间,而是应融入“整全化”的人类社会实践生活,与其他社会系统共同发挥治理之用,不断确证它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合理定位。

  此外,特别是在数字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还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辅助应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可以指导工具技术的价值合理性,以超越工具技术单纯的工具合理性。同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也需要借助工具技术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力量。特别是在公共性实践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发挥需要借助技术之力展现出强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传播效应。本质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使用的方法或技术之所以有成效,主要在于对方法或技术的使用是以“善”的教育理念为指引,而要达到思想政治教育之“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以“善”的教育理念使用工具之“善”,特别是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不仅让教育对象得到精神的充实与品格的成长,而且能使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这项精神生产活动中创造与感受价值。[8]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探讨不应停留于捕捉具体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而是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作总体性规划,从宏观的制度构建再到微观的实践者个体智慧的提升,从总体的机制协同到局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拓展,以历史的整体性视野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个体实践与制度性社会秩序构建的良性互动关系。

  第二,以辩证思维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功能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应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智慧、技术智慧的比较视野中激活其独特的功能价值。从哲学视角看,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技术智慧都包含代表实践德性的能力之知和表征研究品质的命题性知识。其中,实践智慧在命题性知识中表现为中道原则的道德规范,德性能力中表现为联结中道原则与行动智慧的实践能力。[9]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与哲学中的实践智慧有所不同,哲学中的实践智慧,面向人类的社会实践生活,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讨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生活实践。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研究不仅仅是要构建“如何更好地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知识,而是要关注更加合理的实践思维方式。这种实践思维方式主要聚焦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因此它至少应包含三重维度:充分使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技术的实践能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实践德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实践品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践行品质,并不仅仅是一种思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中经验事实的理论能力,还包括了在具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善于总体筹划、考虑、推理的诸种综合能力,它与人们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达至“成人”“成己”的幸福有关。

  具体从微观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始终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是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得以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一般通过个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技巧的运用而展现。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并不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的偶然意识,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在理念层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认同,在实践层面对规范的践行与内化,最终才能生成为具有实践意味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的主体智慧。这种具有实践思维能力的实践智慧,在两种实践思维的考虑中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总体的周全考虑过程。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筹划、总体考虑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价值需求联系起来。二是具体的灵活考虑过程。这种具体考虑过程可以为具体情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寻求到有效的手段,着力于对特定情境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信息、情境的把握,并推理制定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法与随机应变的策略。

  第三,以叙事研究精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研究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要把握实践智慧就需要考察具有实践智慧品质的人[3]175。因此,他在比较视野中分析了实践智慧与科学、技艺的关系,并强调指出实践智慧不像科学或是技艺,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知识,它更是一种内在于实践者的品质,并且,这种品质是通过拥有这种品质的人的活动才予以彰显。[3]172这意味着,当我们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时,那我们就要关注和研究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人,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就体现在富有实践智慧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身上。并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不仅需要构建出可被共享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知识形态,还应像马克思对经典作家理论观点的吸收、超越一般,要在实践应用中反复循证这些拥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以巴黎公社为代表的欧洲革命进行的经验总结,就可以作为其构建马克思公民社会理论的支点[10],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提炼,可作为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要点,如通过叙事研究深度挖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应用案例,构建具有共享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更要意识到要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创造性地构建自身的实践智慧应用案例。

  要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构建实践智慧,除了要学习和模仿前人实践智慧的知识、经验、技巧、教训,还需要构建个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智慧。这就需要权衡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的“道”与“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的实践智慧策略。特别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积淀,还需要亲自深度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一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者在具体实践中总是要面对各类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特别是面对需要我们深度理解和诠释的精神现象,是需要依赖于已有的经验与实践体悟,一个尚未涉足思想政治教育一线的实践者,实际上很难提出解决具体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问题的精准策略。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模仿、教导而习得他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但依然需要在自身的实践中不断进行反思与超越,这就需要经验和时间的积累,才能在情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体察和感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才能在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更为灵活、恰当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也才能在更长远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累进、滋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智慧。


参考文献:[1] 田海平.“实践智慧”与智慧的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18,(3).[2] [加]马克斯·范梅南.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M].李树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 牛小侠.论马克思哲学实践智慧的品质[J].江海学刊,2015,(3).[5] 孙其昂,等.基于新理论框架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建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6]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7-13.[7] 金林南,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理论体系的实践性建构[J].思想理论教育,2020,(9).[8] 刘振威,等.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者的个体价值初探[J].思想教育研究,2021,(5).[9] 郁振华.论三种智慧[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10] 胡为熊.马克思主义的公民社会理论及其现实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学社会科学版),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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