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的治学精神

在我国当代学人中，有一个名字与《儒藏》编纂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汤一介（1927-2014）。汤一介一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整理与研究，自2003年起，汤一介担任了《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他注重古籍的整理与考订的治学方法、“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整理考订文献史料是治学的基础

汤一介治学深受其父汤用彤的影响，将汤用彤的学术思想发扬光大。汤门乃文化世家，汤用彤希望他传承汤家视读书做学问为本分的家风，遂取“一介书生”之义而命名“一介”。父子两人一生均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1956年，汤一介从北京市委党校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汤用彤的学术助手，他的主要教学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道家道教、佛学、儒学、中西文化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汤一介一方面继承并深化了汤用彤开拓的学术领域，如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儒学、三教关系等；另一方面立足国学，探索中国文化相比西方独特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如提出普遍和谐观念、创建中国解释学等。同时，他还从对中外文化史的反观中进行当代的文明交流互鉴，倡导“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

汤一介特别注重古籍的整理与考订，以使自己的治学有扎实根基。他认为整理考订文献史料是治学的基础，基础若有问题，则循此而做的研究必不可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汤一介就曾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但由于各方面条件还不成熟而未能实施。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他于21世纪初重新设计编纂《儒藏》的方案，得到季羡林、张岱年等老一辈学者的鼎力支持。2002年，汤一介主持召开“《儒藏》学术研讨会”等会议，充分讨论了编纂《儒藏》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价值意义等问题，季羡林、张岱年也出席了论证会。这些努力最终促成《儒藏》工程于2003年批准立项，汤一介任首席专家。汤一介认为，《儒藏》的编纂是未来对儒家文化进行全面研究、诠释和现代转化的必要依据和前提。

提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至少有“三个契合”

汤一介是较早系统深入研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他以敏锐的哲思洞察，开新时期文化研究风气之先河。在1983年加拿大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上，汤一介以《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为题，从真善美角度探讨了儒家的创造性阐释和现代性转化。在发言中，汤一介认为儒学的中心理念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在现代都没有失去意义，理应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大会讨论时，一位台湾学者问汤一介：“为什么你发言中一句也没有提马克思主义呢？”汤一介回答：“马克思主义就是实事求是，我讲的都是实事求是，所以符合马克思主义，只是你没听懂。”由此他也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至少有三个契合之处：一、都重实践。二、都取理想主义的态度。三、都重视矛盾的对立统一。此后30多年，汤一介一直持续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从理论上对二者相结合的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汤一介指出，国学（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影响最深广的两大传统，他在汤用彤“文化冲突与调和说”基础上，从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阐明了这两个传统结合的必然性。他认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既有相同的契合点，也有相异而互补处，这种契合和互补为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他不仅指出了二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存在相互结合的必要性，还论证了二者相互结合而产生创新的可行性路径。他的相关研究对于今天我们推进“两个结合”深具启迪意义。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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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欣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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