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谭海波、王中正：​积分制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基于湖南省油溪桥村的案例研究

积分制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

——基于湖南省油溪桥村的案例研究

作者：谭海波 王中正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8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仍面临产权困局和声誉式微等问题。一方面，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农村经济改革要求产权不断明晰，而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产权结构维系着产权模糊性的再生产，市场化进程与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张力约束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化转型（高鸣和芦千文，2019），从而导致了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剩余索取权模糊、产权集体所有概念模糊、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模糊等问题。另一方面，农民个体逐渐走向独立，其生产生活等活动逐渐从村集体脱嵌（吴重庆和张慧鹏，2018），个体理性推崇的滥觞使得集体公共事务衰落，乡村场域认可度下降，村规民约日益失效（彭忠益和冉敏，2017），声誉体系也随之式微。在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资源配置和激励相容作用的情况下，声誉体系难以维系乡村的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乡村集体经济陷入了“市场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困境之中。

过往，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模式可分为外生发展和内生发展两种类型。其中，内生发展模式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弥补外生发展模式对乡村主体能动性的忽视，它需要村庄根据自身需求和资源状况进行自我探索。为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内生发展难题，很多村庄展开了实践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积分制这一工具通过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采取相对科学的绩效量化方法等方式激活了村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发了诸多乡村和社区的巨变，在诸多治理工具中脱颖而出。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前景未明的背景下，积分制是如何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振兴集体经济的？背后蕴含怎样的运行逻辑？本文将从内生发展理论视角出发，尝试回答以上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内生发展理论认为：资源是内生发展的基础。然而，在资源具有独特性和竞争性的地方，内生发展并不一定成功，村民的价值观、立场和自身条件的不同会阻碍发展进程，造成资源僵化，僵化的资源会进一步阻碍村庄的资源整合和经济发展（Adamski and Gorlach，2007）；参与是内生发展的关联纽带。Picchi（1994）通过案例观察认为：一方面，居民通过积极参与表达需求，可以影响决策过程；另一方面，居民的积极参与也推动了经济活动的持续发展；成员认同是内生发展的精神动力。Ray（1998）基于文化、历史等要素，提出内生发展的“领土－文化－认同”概念，认为强烈的领土意识会进一步促进当地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长此以往可以促进项目的顺利运行和当地的经济发展。

本文基于以上三个要素构建分析框架。从内生发展视角切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困境是：第一，长期的产权模糊导致集体资产流动困难，农村闲散资源（例如坑塘、废弃的宅基地等）的利用率低，资源配置灵活性差，产权载体分散以及缺乏高值化利用途径等问题；第二，集体产权虚置、成员收益分配权缺乏保障以及经济激励不足降低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第三，个体原子化、生活脱域化使得村民地方认同感下降，形成了资源配置灵活性差、村民积极性低、地方认同不足的农村内生发展难题。

油溪桥村通过积分制的应用改善了以上经济发展问题，激发了内生发展动力。第一，积分制可以激活山地、林地等自然资源的价值，使老百姓愿意拿出自己拥有的资源参与共建；第二，积分制可以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动力，让村民平等享有参与权和发展权，唤醒他们参与共建共治的意识和热情。第三，积分制可以结合成员权和贡献值保障各方利益的实现，构建以积分为标准的分红制度，提升村民地方认同感。

三、积分制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

积分制蕴含的清晰化逻辑、透明化逻辑、声誉经济化逻辑和制度化逻辑交叉互融，可以通过产权和声誉这两个中间变量激发内生发展的活力，资源配置灵活性、村民参与积极性和村庄场域认同度随积分制的实施而得到提升，从而形成了一套持续稳定的内生发展机制。本部分将结合前文构建的分析框架对案例进行分析。

（一）清晰化逻辑

积分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土地换积分，以此实现集体土地产权的清晰化。首先，农户的承包地可兑换积分，每1积分都可以根据当年村集体经济的收入情况换取分红。土地产权换积分的制度安排给农户提供了一个选择，他们既可以自己耕种承包地也可以选择将承包地兑换成积分。通过这样的方式，农户可以根据自身的土地需求或租或种，从而实现土地的灵活配置。其次，村“两委”在维持初始产权配置的基础上，优先考虑规模化使用原则，对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这一举措既满足了村民个性化的土地需求，也尽可能规划出连片的农地供日后合作社承包，为后续养殖基地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土地资源基础。最后，针对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村“两委”在2009年一次性将所有的争议性土地重新进行了清晰化界定。争议双方可以选择保留土地权属，或者选择土地积分作为补偿。这一措施既解决了因为土地问题引发的村民矛盾，也使村内闲散地得以重新规划和使用。

积分制以清晰化逻辑给予农户或租或种的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问题，提高了土地这一重要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同时，清晰的集体经济分红方案，解决了集体产权和农户收益的匹配问题，提高了农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二）透明化逻辑

积分制的实施促进了油溪桥村参与透明化和程序透明化。首先，积分制的出台和推行是村干部带头、村民集体讨论协商的结果，充分体现了村务的透明性和合法性。在积分制的酝酿阶段，村干部将依据村规民约初步拟定的积分规则在村内进行宣传，再利用“六步走”工作法挨家挨户地收集整理村民对积分制的意见，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第一版积分制规则。其次，召开村民大会对积分制规则进行逐条表决和公示，并建立了阳光村务墙和村民议事会，适时动态微调积分制规则，保障积分制制定和实施过程的透明公开和公平公正。最后，数字化平台赋能积分制管理，由腾讯“耕耘者”团队开发了首个数字乡村治理“村级事务积分制管理”微信小程序。油溪桥村的积分管理由传统的纸质档案变为数字档案，村干部可以直接在小程序上进行积分的记录、审批和公示，村民则可以实时查看全部农户的积分获取情况。

透明与公开既是治理合法性的基础，也是集体行动获得信任的基础。一直以来，由于乡村共同体内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不足，农村的自我监督和相互监督难以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村民集体行动的积极性。油溪桥村的积分制从拟定到实施，再到调整优化全过程，以技术赋能的方式实现了议事程序的公开性、村民参与的代表性和积分结果的透明性。

（三）声誉经济化逻辑

油溪桥村创造性地提出“声誉换积分，积分享分红”这一做法，升级了村内日渐式微的传统声誉机制。首先，油溪桥村实施了声誉积分化，即通过评估村民个人的日常行为，对个人进行积分奖励或积分惩罚。这一措施将个人行为转换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声誉积分并进行记录和公开。其次，油溪桥村实施了声誉经济化，即将个人积累的声誉积分与年底的集体经济分红相挂钩，从而强化了声誉积分的经济激励。由此一来，产权积分与声誉积分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家庭总积分，并依照总积分计算村集体经济的年底分红。若想获得更高的年底分红，村民需要在声誉积累上付出更多努力，从而提升了村民参与集体经济的积极性。

“声誉经济化”是一种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它将以“面子、人情、关系”等要素为核心的、兼具“柔性”“非正式”特征的社会激励机制，与以“分红、利润”等要素为核心的、具有“刚性”“正式”特征的经济激励机制融合起来，在重塑声誉体系的同时，为提高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和再造乡村共同体提供了双重激励和内生动力。

（四）制度化逻辑

积分制推动了油溪桥村由“关系型”村庄向现代制度化村庄的转型。第一，积分制将非正式制度制度化。村“两委”依据村规民约，创设了“六步走”积分规则管理制度、产权积分兑换制度和声誉积分分红制度等，目的在于构建一套可以激活村民参与积极性、资源配置灵活性和村庄场域认同度的正式制度体系。其次，积分制加强了现有正式制度程序的透明性和规范性。“六步走”工作法的运用提高了积分制的程序规范性，积分规则不再依靠传统的村规民约或村俗等非正式制度的传承，“三上三下”修订法能够充分倾听每位村民的意见，真正实现积分制管理程序的透明和规范。最后，积分制度执行严格化。严格执行是制度的生命，积分制执行的严格性体现在禁烟、禁赌以及环境卫生等多方面，其结果是全村的乡风文明程度得到极大改善。

在油溪桥村实施积分制的过程中，一方面，村内非正式制度开始向正式制度转变，逐渐改变了参与主体的理性遵从行为，使其行为遵循市场化、规范化、契约化的交易逻辑和行为规范。另一方面，不断加强的制度的规范性建设及其严格执行，为“半熟人社会”中的乡村集体行动持续提供了清晰化的本土产权安排、透明化的村务工作再造和利益化的集体合作动力。积分制以制度化逻辑激活了个体积极性，既稳定了集体经济发展的预期，也坚定了村民对村庄治理和发展的信心。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中国广大农村一直都面临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产权困局和声誉困局，以至于难以依靠内生发展模式开展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之伟大事业。油溪桥村积分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点：第一，产权积分化。将产权理论进行本土化再生产，以村民易于理解的方式实现资产的灵活配置，从而为农民增收提供产权基础。第二，声誉积分化。将村规民约、人情世故等乡土规则内化为集体行动的自觉，重塑以“面子、关系”等要素为核心的声誉机制，为村民的积极参与奠定声誉基础。第三，声誉经济化。油溪桥村创造性地将声誉积分转化为可以分红的经济激励，将声誉机制的社会激励价值延伸到经济激励领域，实现了社会激励和经济激励的融合。第四，积分技术化。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积分管理，实现阳光村务、积分排名、在线议事和在线监督，以透明化逻辑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和村社自治提供技术基础。以上多项举措不仅全面激发了乡村集体经济内生要素的活力和要素再组合的动力，而且对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能人+众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乡村振兴从根本上讲是为了人，而乡村振兴的实现则要依靠人。积分制将能人自觉、组织赋权、技术赋能等融合起来，从而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人”）激活。因此，乡村振兴需要持续激励乡贤返乡，充分挖掘乡村自治潜力。第二，积分制把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二要素（土地使用权、土地收益权）通过积分方式清晰界定、灵活配置，高效发挥土地在市场中的价值，从而把个体经济引向可以实现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国家应鼓励乡村创新治理工具，实现产权的清晰化。第三，积分制体现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交融互促，融合了国家治理赋予积分制的权威认证和基层治理给予积分制的民间认证，结合了国家治理的法律权威和乡村治理的群众口碑。因此，乡村振兴既要弥补制度现代化的短板，也要立足本土文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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