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肖翠萍、李晓云：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网络特征及其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网络特征及其

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合作网络分析

作者：肖翠萍1, 2  李晓云1

作者单位：1.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海南大学应用科技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5期

一、引言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种业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路径。种子企业规模小、人才不足、育种资源稀缺等因素导致的创新能力不强问题，将不利于种业振兴目标的实现（程郁等，2022）。现有文献关于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提升方面的研究还较少，仅有的少量研究主要从创新资源投入（李万君等，2022）、政府支持（李万君和李艳军，2018）和植物新品种保护（陈燕娟，2013）等角度进行分析。产学研合作有助于种子企业获取更多育种资源，以促进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

在产学研合作逐渐向多主体广泛交流与合作的网络化创新模式转变的背景下，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进行研究的文献还不多见。另外，现有研究大多忽略了企业嵌入不同类型的合作网络可能对创新绩效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基于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所形成的两类合作网络，研究不同类型的合作网络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基于社会网络视角，为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能更好地刻画网络化创新模式下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的特征；第二，检验种子企业与不同类型组织合作的合作网络对其技术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为种子企业优化产学研合作关系提供思路。

二、研究假说

（一）产学研合作网络关系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1.网络关系强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种子企业提高网络关系强度，可以提高合作单位关键信息的分享意愿（Kale et al.，2000）、降低合作成本（吴晓云和王建平，2017），有助于提高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网络关系强度过高易引发知识同化和路径依赖等问题，阻碍新创意和新知识的产生（杨震宁和赵红，2020），不利于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网络关系强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

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在组织性质、目标、文化、资源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与学研机构合作可以使种子企业获取更多差异性较大的知识以提升创新优势（郭建杰和谢富纪，2020）。种子企业需要与拥有大部分育种资源的学研机构保持更紧密的合作网络关系，以减少合作分歧和获取更多育种资源。此外，随着网络关系强度的提高，与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相比，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更不易出现知识同质化问题。因此，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在更低的网络关系强度处达到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最大值。本文提出假说H1a和假说H1b。

H1a：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的网络关系强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

H1b：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的网络关系强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且相较于与学研机构的合作，这种合作在更低的网络关系强度处达到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最大值。

2.网络关系广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提高网络关系广度有利于种子企业拓宽资源获取渠道，促进其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但是，过高的网络关系广度会增加企业维持良好合作关系的成本，反而不利于提升技术创新绩效（杨震宁和赵红，2020）。网络关系广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

随着网络关系广度的提升，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所产生的协调和沟通成本比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所产生的协调和沟通成本更高。种子企业从学研机构获取的差异性较大的知识，会给企业带来创新优势，但是在种子企业育种创新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消化吸收过多差异性较大的知识所产生的成本也较高。也就是说，随着网络关系广度的不断提升，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所获取的知识所产生的消化吸收成本，比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所产生的消化吸收成本更高。因此，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在更高的网络关系广度处达到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最大值。本文提出假说H2a和假说H2b。

H2a：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的网络关系广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

H2b：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的网络关系广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且相较于与学研机构的合作，这种合作在更高的网络关系广度处达到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最大值。

（二）产学研合作网络位置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

1.网络中心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网络中心度越高的企业与其他组织产生的联系越多，意味着企业有更多信息资源获取渠道，更容易对外部信息进行核实，有助于提高企业信息获取的数量和质量（Lee et al.，2015）。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在合作网络中也拥有较高的地位和声誉（Lin et al.，2009；张红娟和谭劲松，2014），能够吸引更多有潜质的合作单位，减少识别和筛选潜在合作单位以及评估其资质等方面的合作成本，有助于提高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3a和假说H3b。

H3a：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的网络中心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H3b：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的网络中心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2.网络结构洞数量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占据网络结构洞的成员可以连接相互分离的网络，享有资源控制与获取的优势，有助于提高自身技术创新绩效（Burt，2004；刘善仕等，2017）。但是，当种子企业的网络结构洞数量过多时，将降低种子企业与合作单位互动的频率，不利于合作中互惠机制的形成，导致合作成本与机会主义风险增加（杨博旭等，2019），会阻碍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网络结构洞数量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

相较于与学研机构的合作，当拥有相同数量的网络结构洞时，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获取的异质性创新资源更少，对育种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小。在种子销售环节中，种子企业同质竞争问题严重，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的利益分歧问题突出，过多数量的网络结构洞引致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更高，对技术创新绩效的损害更大。相较于与学研机构合作，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的最优网络结构洞数量会更少，即在拥有更少数量的网络结构洞处达到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最大值。本文提出假说H4a和假说H4b。

H4a：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的网络结构洞数量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

H4b：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的网络结构洞数量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相较于与学研机构的合作，这种合作在更少数量的网络结构洞处达到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最大值。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实证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包含港澳台）1999－2020年植物新品种权申请的数据作为分析基础。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网站公布的“品种权申请公告”。在品种权申请公告中搜索“共同申请人”、“共同培育人”以及“申请人”，筛选出机构间合作申请的植物新品种权以构建产学研合作网络。本文将一个组织和其他组织联合申请一个植物新品种权的联系视为一个合作关系，多于两个组织共同申请植物新品种权的合作关系被拆分成两两合作关系。由于合作是相互的，本文构建的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网络为无向网络。

(二) 变量选取及定义

1.被解释变量：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量能有效反映种子企业育种创新的活跃程度，而植物新品种授权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经历的时间较长且具有不确定性。本文采用植物新品种权申请量表征种子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

2.核心解释变量：网络关系与网络位置。第一，网络关系强度。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的网络关系强度用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新品种权申请量与学研合作单位数量的比值衡量。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的网络关系强度用种子企业与企业合作的新品种权申请量与企业合作单位数量的比值衡量。第二，网络关系广度。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与企业合作的网络关系广度，分别用与种子企业合作的学研单位数量、企业单位数量表示。第三，网络中心度用网络中间中心度衡量。第四，网络结构洞用“网络结构洞限制度”衡量。

（三）实证方法

本文采用3年移动时间窗和5年移动时间窗构建种子企业的合作网络，考察种子企业过去3年和5年的合作网络对当年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反映种子企业不同时间范围的合作网络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差异化影响。本文采用随机效应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四、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网络特征分析

从产学研合作植物新品种权年均申请量的变化及其增长率特征分析，1999－2020年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存在萌芽期（1999－2002年）、缓慢发展期（2003－2010年）、平稳发展期（2011－2015年）和快速发展期（2016－2020年）等4个发展阶段。在4个发展阶段中，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表现为如下特征：

1.网络关系分布特征。“产研”合作和“产产”合作是最主要的两种合作模式。在快速发展期（2016-2020年），“产产”合作比重增长明显。另外，研究机构之间、高校之间、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偏少，这会催生育种资源过度分散和重复研究等问题。

2.网络结构特征。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说明越来越多的组织参与到育种产学研合作中，这为网络成员提供了更多潜在的信息资源和合作机会。产学研合作的整体网络密度较低，说明育种组织间并未形成紧密合作的网络关系。此外，大部分合作组织处于网络边缘位置，信息获取能力较差，育种创新资源被少数处于中心位置的组织控制。种子企业是农作物育种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但从创新资源获取和控制的角度分析，学研机构始终占据核心地位。

五、关键研究结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在农作物育种领域，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组织数量不断增加，但并未形成紧密合作的网络关系。种子企业是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参与者，但学研机构却更多占据了网络核心位置。种子企业与不同类型组织合作的合作网络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绝大部分种子企业的合作网络关系强度、网络关系广度对其技术创新绩效产生了正向影响。在企业间的合作网络中，目前约7%的种子企业的网络关系强度过高，在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的合作网络中，约1%的种子企业的网络关系广度过高，出现对技术创新绩效提升的不利影响。两类合作中，绝大部分种子企业的网络结构洞数量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约13%的种子企业的网络结构洞数量过多，不利于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且企业间合作在更少数量的网络结构洞处达到技术创新绩效的最大值。种子企业与学研机构合作的网络中心度对种子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企业间合作的网络中心度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第一，鼓励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组织牵头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第二，在商业化育种起步阶段，创新资源有限的种子企业应选择与少数几个学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占据更多数量的网络结构洞以获取更多异质性创新资源。种子企业应适当增加企业合作单位的数量并保持较为紧密的合作网络关系，通过提升网络中心度或者选择与网络中心度较高的组织合作，以获取更多知识溢出。第三，在商业化育种领域，政府应对种子企业间的创新合作给予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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