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张 科、熊子怡等：​红色旅游发展与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

红色旅游发展与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经验分析

作者：张 科¹  熊子怡¹  黄细嘉²  赵  磊³

作者单位：1.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江西红色旅游研究中心；

                3.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5期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囿于要素获取、产业建构和区位因素，长期以来，革命老区，尤其是革命老区的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尚待挖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积极进行顶层设计，着力构建振兴革命老区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政策，特别在出台《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基础上，批准了支持陕甘宁、赣闽粤、左右江、大别山、川陕5个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专项规划，重点部署并实施了一批重大关键性项目，逐渐勾勒出支持革命老区发展的“1258”政策体系。在此背景下，尽管革命老区城乡经济整体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相较非革命老区，革命老区依然面临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基本事实（张启正等，2022）。因此，加快发展革命老区农村经济，缩小革命老区内部的城乡收入差距，关涉革命老区全面振兴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

作为革命老区特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普遍被视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工具（龚斌磊等，2022；李晓园等，2022）。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红色旅游在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增强村民幸福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罗利玉，2021）；从公共服务角度看，红色旅游支持政策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专项资金（左冰，2022），有助于缓解地方财政资金预算约束，促进革命老区农村地区卫生、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供给不断完善（杨友宝等，2022）。然而，已有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现有文献主要从理论和定性角度，分析和论述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旅游的乡村振兴效应，但对其因果关系缺乏系统理论阐释和科学定量识别，因此难以准确评估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净效应；另一方面，虽然部分学者利用案例研究对红色旅游的乡村振兴效应进行了剖析，但大部分案例局限于某个景区、村落，并且跟踪时间较短，这导致研究结论不具备普适性。有鉴于此，本文对红色旅游发展如何影响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从红色旅游视角揭示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也为进一步发展红色旅游提供实践参考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红色旅游发展与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将从革命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投资和非农就业等角度，讨论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

第一，基础公共品供给是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保障，因此，发展红色旅游有助于促进革命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发展红色旅游可以建立城乡间多通道的交通网络，实现老区城乡“航空、铁路、公路”三衔接的联合交通模式（左冰，2022），这不仅可以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均等化，还能提升劳动力迁移效率，缩小工农劳动生产率差距，从而逐步提升农民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骆永民等，2020）。其次，通过发展红色旅游，不仅加强了革命老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也提升了电信网络信息服务以及卫生教育等基础公共服务水平。这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村地区的信息软约束，优化农村内部资源以及加速资源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流动，促进农户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朱秋博等，2022）；另一方面有助于补齐革命老区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陈秋红，2019）。

第二，发展红色旅游需要充分利用革命老区农村资源，这有助于促进农村投资和农民非农就业，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投资视角看，革命老区，尤其是革命老区的农村地区保存有红色遗址、红色遗物和红色事迹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红色资源会引导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地区，从而以投资驱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从就业视角看，红色旅游发展需要依靠当地村民。首先，村民对当地红色先驱事迹更为了解，因此村民可以担当起红色事迹讲述者、红色遗址守护者、红色文化传承者等角色，这有助于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其次，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还是现代服务业，因此其发展需要大量低技能劳动力资源（林淑君等，2022），并且这些工作很难被机器所替代，这也保证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1。

H1：红色旅游发展通过促进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投资和非农就业缩小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

（二）集体经济的调节效应

一方面，集体经济发展可以强化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看，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构成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利益相关方，而集体经济组织能有效促进三者之间的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和合作风险，促进红色旅游发展。其次，相较完全依赖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的机制，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先天资源整合优势（周娟，2020）。另一方面，集体经济发展可以保证红色旅游发展的红利在城乡间合理分配。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组织等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根本保障，因此，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促使红色旅游产业发展的红利在城乡间合理分配（朱冬亮，2020）。首先，集体经济组织不仅可引导城镇资源向农村地区流动，还可以抑制城镇对农村资源的虹吸作用（谢莉娟等，2021）。其次，集体经济组织为农业富余劳动力由农业向要素报酬更高的第三产业转移提供了必要条件（陈锡文，2022），并且在保障村民股份分红的基础上，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资金保障，这对于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周娟，2020）。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2。

H2：集体经济发展会正向调节红色旅游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

三、识别策略、变量与数据

（一）识别策略

红色旅游发展的典型特征就是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本文利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别于2005年、2011年和2016年公布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下文简称《名录》）中各地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时间上的差异，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考虑到本文主要以革命老区县域为研究对象，同时考虑到需要足够多的对照组，因此本文使用2002－2020年间中国997个革命老区县域面板数据。在本文的县域样本中，有181个县域至少拥有一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所以这181个县域构成了本文的实验组，而其他未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革命老区县域则构成了对照组。

（二）变量定义与测度方法

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参考李永友和王超（2020）的研究方法，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利用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替代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红色旅游发展。本文参考谭娜等（2022）的研究方法，将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作为红色旅游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具体参考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设定方法，考察该县域当年是否拥有红色旅游经典景区，若是则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3.调节变量：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利用每万人集体企业数量，作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数据获取的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利用Python爬虫软件从企查查网站获取集体所有制企业信息；其次，剔除当年已经被吊销和注销的企业；最后，根据集体企业注册地址，汇总各县域各年份集体企业数量。为了排除县域人口规模差异造成的影响，本文基于县域人口数量对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4.作用机制变量。①农村公共品。本文使用县乡公路里程、乡卫生院床位数、乡卫生院技术人员数、农村电话年末用户数和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来衡量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②农村投资。本文利用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县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差来衡量县域农村投资水平。③非农就业。本文采用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数量来衡量非农就业水平。

5.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参考李永友和王超（2020）等的做法，选择了一系列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人口规模、通信基础设施水平、互联网普及水平、政府规模、金融规模。考虑到“国家级贫困县”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政策可能会对本文模型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也对这两项政策进行控制。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2－2020年革命老区99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最终得到18888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革命老区县域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区网。第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据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公布的《名录》。第三，计算县域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所使用的县域集体企业数量数据来源于企查查网站。第四，农村公共品机制变量数据来源于2003－2021年（历年）《江西统计年鉴》。第五，其余变量数据均来源于2003－2021年（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和各县域的统计年鉴。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红色旅游发展变量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在控制了一系列县域特征后，红色旅游发展对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存在明显的抑制效应，本文假说H1得证。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工具变量法、安慰剂检验、改变被解释变量衡量办法、重新选取对照组、倾向得分匹配、排除替代性假说、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进行了回归估计。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三）集体经济的调节效应

为了验证假说H2，即集体经济发展有利于正向调节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本文选用县域每万人集体企业数量作为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红色旅游发展与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交互项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集体经济发展有助于正向调节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

五、机制识别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识别

1.农村公共品机制。为了保持研究的一致性，并且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部分机制检验所使用的数据为2002－2020年间江西省内67个革命老区县域的面板数据。从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这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即发展红色旅游可以推动革命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从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2.农村投资机制。从投资视角来看，开发红色旅游资源会引导政府资金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地区，以投资驱动当地农村经济发展，进而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本文利用县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县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差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农村投资，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为正，表明红色旅游发展可以带动革命老区农村投资增加，从而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理论预期一致。

3.非农就业机制。此外，如理论机制所述，红色旅游发展可以帮助当地村民实现“离土不离乡”非农就业，从而促进村民收入增加。为了验证上述猜想，本文采用乡村非农从业人员数来衡量非农就业水平，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且系数为正，这意味着红色旅游发展对非农就业具有正向促进效果。

（二）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表明，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在第三产业较落后和宗族文化较浓厚的地区更明显。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发现，发展红色旅游可以促进革命老区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村投资和非农就业，进而抑制革命老区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集体经济发展可以强化这一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第三产业较落后和宗族文化较浓厚的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更明显。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利用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充分发挥红色旅游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革命老区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第二，利用红色旅游与集体经济之间的协同效应，在发挥各自优势并强化主体功能的基础上，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各具特色的老区产业结构，以帮助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和生活质量等值化。第三，充分利用乡村宗族文化等非正式制度，进一步提升革命老区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效用，从而最大化赋能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第四，革命老区各地政府应该根据革命老区不同地方的产业发展差异，因地制宜地设计、制订更科学、更合理的红色旅游产业发展政策，进而充分发挥红色旅游对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赋能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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