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趋势，裕固族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与其他各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大量汉语、藏语、蒙古语借词的使用是民族交往过程中最直接的结果。西部裕固语直接继承了古代回鹘语的特点，从唐代的回鹘到今天的裕固族，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发展，其语言则不断地吸收粟特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藏语、蒙古语等借词，加上裕固族宗教信仰长期以来多有改变，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宗教术语也在西部裕固语中多有借用，通过这些词汇，可以看出，多民族的、多元的文化在裕固族中的交流、交汇与交融乃是裕固族文化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字：裕固族;回鹘；借词;多元文化；交流
裕固族是甘肃特有的少数民族之一，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操两种本民族语言的人口较少的民族。其中的西部裕固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使用者主要分布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部大河区、明花区的明海、莲花和皇城区金子滩、西城等地；东部裕固语则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使用者聚居于自治县东部康乐区和黄城区北滩、东滩等地。另有居住在明花区前滩和酒泉县黄泥堡等地的使用汉语。虽然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但是拥有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裕固族文化体系的构成从古至今都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不可分。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达到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媒介就是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语言交流，词汇的互相借用，互通有无，是促进文化认同的有利条件。世界上的语言，正如同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很难指出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不同的人群相互接触，不论程度如何，性质怎样，一般都能产生语言上的相互影响。[1] 语言不仅能够反映民族本身的文化特点与变迁，而且是研究不同民族文化接触与交互影响的直接证据。某一民族在和外来文化接触时，为了能更好将其传播、运用，与本民族文化互通有无，为了尽快表达他们感受和接受到的事物，他们会直接借用其语言并与本民族语言整合，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起。借词，是与其他语言接触的产物，在本来的语言中夹杂了外来词汇，而由于地缘环境、自身语言特点和文化心理等种种原因，会使不同的借词在吸收同化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通过西部裕固语借词以管窥裕固族古往今来的多元文化特色，在多元文化汇聚的背景下，裕固族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体系，民族文化体系形成过程中，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必不可少，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逐步实现民族文化认同，而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一、多元文化在西部裕固语借词中的体现
裕固族为唐代回鹘的直系后裔，及至13世纪，与来自中亚的蒙古豳王家族及其属部融合，于明初，以敦煌、瓜州为中心，渐次而形成黄番（裕固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在该民族的形成过程中，长期和汉族、藏族、西夏人以及来自南亚次大陆、西亚、中亚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有密切的交往，致使语言情况相对复杂。词汇可以根据词源的不同分为固有词、同源词、派生词、借词和本名族特有词汇等。西部裕固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词汇的组成当中有一部分是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同源词。除此之外，蒙古语族同属于阿尔泰语系，所以在西部裕固语词汇当中也有与蒙古语同源的词。这些同源词占据了词汇总数的绝大部分。西部裕固语是保留回鹘语语言特点最多的一种语言，被称为古代突厥语的“活化石”，在语音、语义、语法等方面都与回鹘语有较多的相似之处。例如裕固语当中数词的表达方式就与古代回鹘语表达一致，与之相比，现代维吾尔语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回鹘语中的借词对后世裕固语特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借词主要包括汉语借词、梵语借词、粟特语借词、波斯语借词和接受伊斯兰文化后晚期的一些回鹘文文献中出现的一些阿拉伯语借词。回鹘人长期信仰佛教，回鹘语佛经中以及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许多词汇多是直接或间接源自梵语的借词，其中也包括部分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借词，如braman<Skr. brāhmana，意为“婆罗门”；bujian<Skr. punya，意为“功德”；but<Han. 佛<Toc.
but/put<Skr. Buddha；magtri<Skr. maitreya”，意为“弥勒”；bodistw<Skr. bodisattva，意为“菩萨”；sudur<Skr. sūtra，意为“经”。[2]大约从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创建第一突厥汗国的时代起，中亚地区文明昌盛、善于经商的粟特人便充当了丝绸之路之商业霸主与文化导师，而且在陆路丝绸之路沿线以及漠北地区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商业聚落。粟特借由这一语言向突厥人和回鹘人施加自己的影响，不惟商业，在文化和宗教上亦复如是，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碑铭中就有用粟特语文书写者，回鹘文更是依据粟特文创造出来的。[3] 回鹘语从粟特语中吸收了数量不少的借词，如与社会生活相关的：satir<Sog.
styr，意为重量单位“两”；bikini<Sog. bg’ny，意为“米酒”；与宗教信仰相关的借词数量很多，其中包括佛教用语：nom<Sog. nwm，意为“经、教义”；din<Sog.
δyn，意为“宗教、信仰”；dintar<Sog. δynδ’r，意为“信徒、僧众”；摩尼教用语：bašïq/pašik<Sog. p’syk,意为“赞美诗”nam<Sog. n’m，意为“名称”；tamu<Sog. tmw，意为“地狱”[4] 等等。漠北时期的回鹘信奉摩尼教，西迁后的回鹘大多信奉佛教，但自11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势力逐步东扩，新疆地区的回鹘人逐步皈依伊斯兰教。受其影响，少量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逐步汇入回鹘语之中。[5] 在西部裕固语中沿用至今的波斯语借词有dʐan˂Old Uig. ʤan˂Prs.ʤan，意为“生命”；gur ˂ Old
Uig. gør ˂Prs. gor，意为“停尸处、坟墓”；kəhriba ˂ Old Uig. kəhriva ˂Prs. kəhriba，意为“琥珀”。阿拉伯语借词则优ʤin˂ Old Uig.ʤin ˂Ar. ʤn，意为“鬼”；sat ˂ Old
Uig. sa’ət ˂ Ar. saət，意为“钟表、点钟”等。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语文献中存在大量汉语借词，语义丰富，涉及面广，上自皇室称谓，下至官职名称，乃至日常用品、经济用语等，包罗万象，例如sungun<Han. 将军；qunčuy=<Han. 公主；lenxua<Han.莲花；biba<Han. 琵琶；qapan<Han. 花盘；čau<Han. 钞；paošin<Han.保人；šïq<Han. 石；šong<Han. 双；sunča<Han. 寸；tay<Han. 大，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6]汉语借词对回鹘语的影响十分广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汉语借词的汇入程度，语义范围、受众群体等都有所不同。汉语借词在汇入回鹘语的时期大致可以分为突厥时期、回鹘时期和察合台汗国时期。其中回鹘时期又可分为漠北回鹘、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这些借词有着明显的时代特点，如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唐与回鹘关系密切，汉语借词多见，主要反映在政治与军事方面，而在高昌回鹘国时期，汉语借词多与佛教有关，及至喀喇汗王朝时期，汉语借词数量减少，主要表现在贸易方面，而在察合台汗国时期，这种表现则主要局限于民间层面的接触方面。[7]借由借词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到在当时的历史时段，由多种宗教并行的状态逐渐演变为一种宗教成为主流的历史条件下，萨满教、摩尼教和佛教激荡的过程中，对后世民族的语言、文化、生产和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裕固族自其先民回鹘时期以来，特别是东迁入关以后，由于与汉族、蒙古族、藏族等周边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有广泛的交集，故而裕固语词汇中除了突厥语同源词外，还有大量的从汉语、蒙语、藏语等语言中汇入的借词。其中以汉语借词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由于西部裕固出自回鹘后裔，所以现在仍然保留了一些回鹘时期古老的汉语借词，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接受新事物和新概念的同时，语言和词汇的发展变化也随之日益繁杂。为了方便生产、生活和更好的与其他民族交流，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汉语借词在裕固语词汇的使用中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从汉语借词的语音、词义上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古代和近期两个阶段。[8] 前者如sukdʐi<Han. 肃州；toɣ<Han. 秃；samsi<Han. 蚕丝；daŋpu<Han.当铺；maguazi<Han.马褂；ketʃin<Han. 客卿等，后者如fajyen<Han. 法院；bexua<Han. 百货；diensi<Han.电视等。俄罗斯学者波塔宁（Potanin）在裕固族地区旅行之后，出现在旅行家的著作中的“黄维吾尔语”一词清单中列出了大量来自其他语言的借词，其中汉语借词包括ça<Han. 茶；çin <Han. 城；solo-<Han. 锁、链；gogò <Han.哥哥。[9] 这份清单是用俄语翻译“黄维吾尔文”的，是第一本“黄维吾尔文”字典。紧随其后的是马达汉（Mannerheim）的清单，以及马洛夫、赫尔曼斯（Hermanns）发表的材料和例句。这份材料中出现的借词是波塔宁二十世纪初在裕固族地区收集整理的，其中一些词汇与现在使用的借词在语音和语义等方面有所区别，这对于裕固语借词演变之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相对于汉语借词而言，藏语借词对裕固语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藏语借词的使用与裕固族人民信仰藏传佛教相关。词汇中出现较多的与藏传佛教有关的宗教术语，如：lama<Tib. bla-ma，意为“喇嘛”；ərgisəl<Tib. dge-tshuly，意为“僧人”；nazva<Tib.
na-bza，意为“袈裟”；korlo-qorlo<Tib. khor-lo，意为“转经筒”；taŋga<Tib. thang-ga，意为“唐卡（佛像画）”；其次也有部分与日常生活有关，如：dem<Tib.
Dam，意为“茶壶”；tavaq<Tib. tha-spag，意为“木盘”；som<Tib. Som，意为“奶桶”；medoq<Tib.
me-tog，意为“鲜花”[10] 等等。蒙古语借词的使用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些蒙古语言中词汇与突厥语族同源词在发音和词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这些词语普遍存在于两个语族的语言中并且历史悠久，不能单一的定义为是来自哪一种语言的借词，例如：西部裕固语中蒙古语借词、回鹘语借词对照表（一）
西部裕固语 | 蒙古语 | 回鹘语 | 汉语 |
aht | agt | at | 马 |
ɢara | xar | qara | 黑 |
jil | ʤil | yïl | 年 |
bol- | bolox | bol- | 成为 |
ahldən | alt | alton | 金 |
məŋ | mıŋg | məŋ | 千 |
第二种是直接从蒙古语中吸收的借词，特别是与突厥语族语言中表达方式不同的蒙古语借词，在发音和语义上与蒙古语略有差别,但和回鹘语的表达方式相差甚远。例如：西部裕固语中蒙古语借词、回鹘语借词对照表（二）
西部裕固语 | 蒙古语 | 回鹘语 | 汉语 |
ajar | ajär | asta | 慢慢地 |
ɢaŋ-qɑŋ | gaŋ | isig | 热、酷暑 |
oŋši- | unʃix- | oquši- | 读 |
manman | manaŋ | tuman | 雾 |
ta- | tax | tap | 猜 |
gurəm | gɄrəm | nom | 经，佛经 |
nur | naɣul | kør | 湖泊 |
gol | goul | ustəŋ | 河流 |
kutul | ɣutul | øtuk | 靴子、鞋类 |
还有一部分语音与蒙古语或蒙古语族其他语言差异比较明显，但是和属于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十分相似，有可能是直接来自东部裕固语，属于东部和西部裕固语共有的词汇，如：西部裕固语、东部裕固语和蒙古语借词对照表
西部裕固语 | 东部裕固语 | 蒙古语 | 汉语 |
geres | geres | ʤəxsəŋɄg | 遗嘱、遗物 |
arɣala-arɣada | arɢala | aragdax | 欺骗 |
ɢorɣe | ɢorɢui | garx | 环子 |
arɣa | arɢa | arag | 办法 |
jerɣa- | ʤirɢa- | ʤargax | 享福、休息 |
lar | lar | Ʉg | 话 |
ørʤy | orʤo | jim | 东西 |
通过对以上回鹘语借词使用与裕固族借词使用情况对比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外来词对本民族语言影响广泛。裕固语中现在使用的借词当中，一部分来自于保留了古代回鹘语中汇入的其他语言借词，另一部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接受新事物和新理念的同时，能满足更多自身的需求而使用的借词。这些借词的使用经历了一个由上层首脑到普通民众，由词义单一的宗教领域到词义广泛的社会生活，由语音差异较大到逐渐向本民族语言发音靠拢的变化过程。文化可通过语言和文字来表达，裕固族自先民回鹘就开始使用多种语言借词，这本身也是一种多元文化的表现，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必然产物。关于裕固语中借词的使用，可以从裕固族的形成作为切入点。关于裕固族族源，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言人人殊，但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将之与高昌回鹘相联系，主要依据裕固族民歌《我们来自西至哈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将西至哈至解释为西州—火州，即今天吐鲁番地区。近期，笔者通过对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新涌现出来的回鹘文、蒙古文文献的研究，结合莫高窟、榆林窟的壁画、题记等考古资料和波斯文文献的相关记载，尤其是波斯文《贵显世系》，证实裕固族其实和吐鲁番没有多少关系，而且从河西回鹘，尤其是从沙州回鹘演变而来的，在元代与河西地区的蒙古裔居民相融合，明初史籍《肃镇华夷志》中“黄番”一词出现，标志着裕固族这一民族共同体以敦煌、瓜州为中心正式形成。裕固族民歌的西至哈至只不过是沙州瓜州的音转而已。[11]这一结论将裕固族的兴起归诸于敦煌地区，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职是之故，敦煌发现的回鹘语文献与蒙古语文献都可视作裕固族文化的重要遗产。[12]敦煌、瓜州乃至后来裕固族的东迁地——酒泉、张掖等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文化及中国境内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汇之地，故而裕固语与其他民族的联系非常密切，敦煌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与西部裕固语口传资料中的借词即如是地记录了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不论是东迁之前的回鹘一族还是今天的裕固族，汉文化对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宗教，而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历法等。回鹘对汉文的使用由来已久，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草原地区流传的民歌《敕勒歌》，很有可能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果若是，则作为铁勒诸部之一的回鹘早就精通汉语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回鹘诸部请求唐太宗给他们派遣“能属文人，使为表疏”。[13] 这一记载，可进一步证明回鹘人在7世纪中期即已开始了汉文的使用。唐人娄师德曾为回鹘契苾部首领契苾明（650～695年）撰写碑文，今可见者仅有汉文而无他种文字。[14] 1973年于西安西郊发现的唐代回鹘王族成员回纥琼（706～760年）的墓志。此人曾任瀚海都督、右将军卫大将军、经略军使等职，也是仅有汉文而无其他。[15] 2009年7月，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280公里处土拉河东岸又发现了《仆固氏墓志铭》，记述了仆固部金微州第三任都督乙突（635～678年）的生平事迹。[16] 如所周知，碑志是供人瞻仰的，用汉文撰写，自然很能反映回鹘人对汉文字的接受程度。在蒙古高原发现的3块属于漠北回鹘汗国的碑铭，即《磨延啜碑》《铁尔浑碑》和《九姓回鹘可汗碑》都使用了汉文（同时使用的还有突厥卢尼文和粟特文），其中《磨延啜碑》《铁尔浑碑》都为8世纪之物，《九姓回鹘可汗碑》略晚一些，立于9世纪20年代。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回鹘部众西迁至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带后，与汉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语文献中，汉语借词俯拾皆是，对此笔者已有专述，此不复赘。[17]出现在回鹘语文献中的汉语借词，汇入的时期较早，可归类为古汉语借词，裕固族东迁入关后到20世纪初期，从明、清两朝吸收的汉语借词不包括回鹘文文献中出现过的或者带有中古汉语语音特点的古汉语借词属于早期汉语借词。有些汉语借词不见于古回鹘文文献，当为裕固族东迁后的产物。[18] 例如dotej<Han. 道台；darən<Han. 大人；jamən<Han. 衙门；loja-loje<Han.老爷；tuŋsa<Han. 通事，等。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裕固族语言中出现了大量的新事物、新概念，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汉语在裕固族地区得到普及，除偏远地区的老人和幼儿以外，几乎人人都会说汉语了。以音译的汉语借词来表达新事物、新概念成为裕固族接受汉语的一个重要途径。回鹘与吐蕃的接触历史悠久，晚唐五代宋初，回鹘由漠北迁入河西，开始与吐蕃发生联系，《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载：“回鹘……余众西徙，役属[于]吐蕃。是时吐蕃已陷河西、陇右，乃以回鹘散处之。”吐蕃统治河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吐蕃语言文字成为河西地区通用的文字之一。848年，张议潮发动起义，吐蕃在沙州的统治被推翻，接着，吐蕃相继失去了河西地区的统治。有意思的是，在吐蕃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吐蕃语言文字却在河西地区继续流行，充任当时这一地区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工具。[19]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写卷约达上万件，其中至少有3件是由回鹘人写成的，其一为P. T. 1188《天福七年登里可汗诏书》，为回鹘登里可汗于天福（原卷作Then-phug）七年（942年）阴金兔年（辛卯）春季正月十五日所颁授予悉董那旺论军功告身的诏令。[20] 其二为P. T. 1082《登里可汗诏书》，系甘州回鹘登里可汗颁给野（猫川）切巴坡属民之藏文诏书。[21] 虽未署明年代，但据考因为10世纪之物。[22] 其三《肃州司徒致天大王书》（编号P. T. 1189），系肃州司徒给归义军政权统治者“大王”的报告。[23]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敦煌还发现有吐蕃统治时期用吐蕃文书写的回鹘语《佛教教理问答》（编号P. T. 1292），[24] 更是深刻反映了藏文化对回鹘的影响。藏文化对回鹘乃至后来的裕固族文化产生大规模影响的第二阶段是在元代及其以后，彼时藏传佛教在河西地区形成广泛影响，裕固族先民在这一时期纷纷皈依藏传佛教，裕固族今天以藏传佛教为主要信仰的局面，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步形成的。[25]蒙元帝国的兴起，是一次大规模游牧骑马民族的大迁徙，蒙古军队征服中亚和西夏之后，为进一步降服甘青地区的吐蕃，屯兵河州，兵临青藏。这些东迁的中亚和西域各民族，后来以甘青交界地区为中心，逐渐与当地汉、蒙古、藏等民族相互融合，经明清两代，形成了若干新的民族共同体。[26] 在裕固族这个共同体中，蒙古裔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回鹘裔在文化上处于统治地位。蒙古豳王家族对回鹘文化的向心力，对回鹘佛教文化的保护与支持，是裕固族文化特点得以形成的基本保障。蒙古豳王家族在河西的固守，抵御了察合台汗国伊斯兰教势力的东进，同时，它们又热衷于佛事活动，不仅保护佛教在统治区域内的传播与弘扬，而且出资修建佛寺，修缮洞窟，塑造佛像，抄写佛经，在其推动下，佛教在当地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这一时期，同样也是敦煌回鹘文化发展的高峰期。[27] 佛教得以在裕固族民之间传播，以及回鹘文化在裕固族间的传承，得益于豳王家族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萨满教，乃原始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世界性宗教，在东北亚、北美、北欧、非洲等地都广泛存在，裕固族也概莫能外。漠北时代的回鹘人非常崇奉萨满教，及至8世纪中期，随着摩尼教的传入，作为国教的萨满教渐趋衰落，但影响一直存在，直至今日。萨满教的影响在古今裕固族的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特别是与萨满教有关的专有词汇更是随处可见。有些文学作品带有及其浓厚的宗教色彩，像是歌颂赞扬萨满天神的民歌等等，[28] 甚至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不同程度地残存在一些民族的信仰民俗文化中。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裕固族地区，仍有萨满教的职业巫师“也赫哲”在活动。特别是在西部裕固语地区，各部落和各地都有自己的“也赫哲”，从事有关萨满教信仰的宗教活动。“也赫哲”就是典型的萨满教词汇。裕固族至今都保留着敬奉“点格尔汗”（Tängrixan）的活动。“点格尔”(Tängri)在裕固语中是“天”的意思，“汗”（Xan）是“可汗”的意思，“点格尔汗”（Tängrixan）意即“天可汗”，当地人称“霍尔泰”（意为裕固人的神）。[29] 漠北诸族普遍存在对天的崇拜，匈奴语的“撑犁”“祁连”皆为“天”的音译。回鹘语写作Tängri，此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萨满教所崇拜的最重要的神灵。《魏书·高车传》载：“高宗时，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歌吟忻忻，其俗称自前世以来无盛于此。”[30] 漠北回鹘汗国的可汗名号前一般都要加“登里（Tängri）”或“滕里逻（Tängridä）”等修饰语，用以表示自己具有为天、天神所立的正统地位。在古突厥“额尔浑”铭文中“Tängri”就是“天”和“天神”的意思。[31] 王新青博士等从汉民族及北方诸民族原始萨满教崇拜“天”的习俗出发，将古代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碑铭语言，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鹘文献语言、中亚现代突厥语言、蒙古语言中的Tängri的不同音变进行比较，证明了“Tängri”一词借自汉语的“天”。[32] “Tängri”这一词语的来源与汉语、回鹘语、突厥语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裕固语中“Tängri”一词的使用是与萨满教文化的传入相关。裕固人认为，“点格尔汗”（Tängrihan）能够使他们平安吉祥，一年顺遂。马洛夫曾在肃南县城考察时，用俄文字母记录西部裕固语发音，记录与萨满教有关的故事20余则，其中包括萨满巫师的丧葬、祭祀前的准备、巫师的呼唤、祷告的内容和形式等等；与萨满教有关的民歌15则，主要有对“天神”的敬畏、祈求平安健康等内容。祆教与摩尼教皆起源于波斯。关于回鹘信仰祆教与拜火教的情况，敦煌出土高昌回鹘时代的文献S. 6551讲经文有如下记载：门徒弟子言：归依佛者，归依何佛？且不是磨（摩）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乃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皆言我已出家，永离生死，并是虚诳，欺谩人天。惟有释迦弟子是其出家，堪受人天广大供养。[33]这里明确记载到回鹘王国境内佛教、摩尼教、景教、祆教与萨满教的共存，其中以佛教势力最大，摩尼教与景教次之，祆教与萨满教则又次之。[34]祆教在敦煌及丝路沿线地区都有广泛传播，不少敦煌文书都记载了当地的赛祆活动，如P. 3569v《唐光启三年（887）四月为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牒》记载：“四月十四日夏季赛祆用酒四瓮。”[35] 赛祆，究其来源，应与波斯拜火教祭祀神主的节日——伽罕巴尔（Gahanbar）节（粟特语称作Agham伽罕节）息息相关，[36] 活动形式多样，主要有祈福、歌舞、幻术、酒宴、化妆游行等，娱神并自娱。[37] 裕固语中表示酒的词汇是“arahgə”,但是祭祀中用的酒有专门的词汇“xor”,还有鄂博上插的经幡“xorɣaşən”。这应与古代回鹘中有祆教的传播密不可分。至于摩尼教对裕固族的影响，今已难觅其踪，有幸的是，通过东部裕固族民间长诗《沙特》，或可探寻其蛛丝马迹。该文献第93—95行言：hharvhana eidrhhan khøi jotǝtawǝn joon hhoremqi tawǝn yeike deiveqi odei
olheili天的胡儿穆斯腾格尔带来了五百宾客、五大侍者。[38]其中的胡儿穆斯（hormos），当为敦煌本回鹘文写本P. 3072第6行所见之“Xormuz.”，[39] 意为“初人”，敦煌摩尼教文献称作“先意”。果如是，则《沙特》中胡儿穆斯（hormos）应即摩尼教术语Xormus之音译也。只可惜，今可知的摩尼教影响证据仅此一例。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其中迁入河西地区者因受当地盛久不衰的佛教文化的影响，逐渐皈依了佛教，形成了沙州、瓜州、甘州等回鹘佛教文化中心。从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看，有大量的梵语借词出现于回鹘语文献之中，对其语法和语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些与佛教有关的术语以原有的形式直接出现于古回鹘语之中，如：梵语借词与古回鹘语对照表：
梵语 | 古回鹘语 | 汉意 |
padma | padma | 莲花 |
punya | buyan | 功德 |
asura | asuri | 阿修罗、恶神 |
uddāna | udan | 摄颂 |
dhārani | darni | 陀罗尼、咒 |
ārya | arya | 圣 |
tārā | tara | 救度母 |
mandara | mandar | 曼陀罗 |
对于今天的裕固族来说，影响最大的宗教无疑是藏传佛教。早在唐代中期，随着吐蕃帝国对河西的占领，藏传佛教即已在河西走廊扎下了根，回鹘九逐步接受藏传佛教的影响。1276年，蒙古豳王家族入居河西，彼时就有回鹘僧人充任蒙古统治者与藏传佛教高僧之交流中介。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当萨班与阔端会晤时，就有回鹘僧人参与其中。[40] 1276年以后，蒙古察合台汗第四代孙出伯、哈班兄弟由西域投奔忽必烈，受命镇守河西走廊西端，与河西回鹘水乳交融。他们大力倡导藏传佛教，对促进藏传佛教在河西地区的弘传发挥了重要作用。[41] 回鹘语中不仅有许多藏传佛教带入的借词，一直在裕固语中沿用。裕固族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回鹘裔裕固先民自9世纪中叶始直到1446年裕固族由沙州瓜州东迁至嘉峪关以内，历时达5个世纪之久，对敦煌的历史发展影响甚大，不仅留下了为数不菲的回鹘文写本与刻本，而且开凿了很多石窟，如开凿于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第152窟，重修于沙州回鹘国乃至西夏统治期的石窟有莫高窟第148、237、409窟、西千佛洞第16窟、榆林窟第39窟，元代重修的莫高窟第464窟等，[42] 这些是裕固族至今尚存的最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裕固族多元文化的重要体现。作为与回鹘语一脉相承的西部裕固语，保留了回鹘语同源词、借词、语音、语法等语言特征，在东迁过程中，裕固族逐渐与汉藏语系诸民族语言文化接触，河西走廊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古来即为文化交融的大舞台。裕固族先民受河西走廊地区丰富多彩的政治、宗教、生活习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渐渐形成了具有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而多元性正是其文化系统之最显著特征之一。从借词的使用，即不难窥见河西走廊乃至丝绸之路沿线诸文化对裕固族的交互影响。首先看部落首领与职官之称谓。在裕固语种，“qan”表示部落最高统治者“可汗”，一般使用时在之前加上限定修饰，例如“moŋəl qan”蒙古可汗，“joɣur qan”裕固可汗，“geser qan”格萨尔汗，西部裕固语中“gadən”表示“可汗”“可敦、夫人”的意思，在蒙古语中也有发音与语义类似的词语，蒙古语读作“gatann”表示“皇后、夫人”。由是以观，统治者及其夫人的称呼，裕固语与蒙古语存在相同的表达方式，不能简单地断定是哪一方向另一方借入的词汇，但是像这样存在历史悠久的词汇，一般有共同的原始起源。《周书》载：“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43] 是知，裕固族中之“可汗”“可敦”当借自突厥语。裕固语常以“peɣ”表示头目、首领，早期突厥地方官称bäg，汉语“伯克”乃其音译词。这一词汇对裕固族上层称呼的影响很大，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汇， peɣlək=官职、 peɣləɣ=有头目的、 peɣle-=封官、peɣşej=大头目的家（这里指安姓家族），像这样的与头目首领相关的派生词还有很多。另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裕固语中表示头目的词汇除了“peɣ”，还有“təumu，taumu”，这一词汇明显是汉语音译词。但不能将其归为汉语借词，因为头目一词本身不是来源于汉语，是古代少数民族官职称谓，表示少数民族官职称谓的词汇使用了汉语音译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语言交流现象，更能说明通过官职等词汇使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其他民族对裕固族文化的影响，以及裕固族对外来文化包容吸收的民族心理。借词对于裕固语宗教文化上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首先是有关佛教用语的普遍使用，一些专有的佛教用语，已经频繁的出现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裕固族的民间文学内容十分丰富，有关于民族迁徙的传说，有育人惩恶扬善的民间故事，还有短小精炼的谚语等等，在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与佛教内容相关的词汇，例如：《裕固族历史传说（一）》中，第一句就写到：pərənda məz lomɢa bahqdo dro, andan la island ʤoɣa bahqdamen dro.这里出现的“lom”表示佛经的意思，是早期粟特语借词“nom”发生了一些语音变化，粟特佛教是回鹘佛教的来源之一。[44] 这一词汇表示回鹘语中早期粟特语借词一直被裕固语沿用，它在民间历史传说中出现，说明是使用率比较高的词汇。还有与佛教用词有关的谚语：ahɢalarda tʃyvek joq,baɢalarda ɢuzuruq joq.ahɢa jərlaɣandan soŋ jaɣə dekgəş, aq donnəŋ jərlaɣandan soŋamər bolɣəş.像这样关于佛教的民间文学内容还有很多，佛教术语借词的使用，使民间文学内容更加多样。由此可见，在社会交际、日常生活中涉及到有关宗教信仰的词汇，佛教思想逐步融入进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等，从而使哲学思想、文学艺术乃至建筑结构等各个领域都能展示出其文化多元性。受到佛教的冲击，原始信仰萨满教逐渐走向消失。20世纪初期，马洛夫在肃州附近考察时发现，佛教思想导致萨满教的消退。但是受萨满教影响的一些风俗习惯并没有随之消失，例如农历二月的祭祀活动。在祭祀活动中，就会出现大量专有词汇，如缠着彩带的木杆叫“yaxka”意思是“通天柱，直向高空的”，进行祭祀的活动叫做“yaxka tey”，插到祭祀羊头上的两根筷子叫做“surei”，“通天柱”栽在房子正南墙的空地上，树前摆放的谷物称作“moɣmi”谷物上放着九盏灯，叫做“yola”。[45]与祭祀活动有关的词汇，随着萨满教的传入而被大家广泛使用，萨满教的宗教仪式还有祭“乌垒”仪式、前文提到的祭汗顶格尔仪式，完整的萨满教祭祀活动现在基本没有了，但是在现有的祭祀活动中，仍然能看到其遗留的痕迹。例如现如今婚丧嫁娶等大型活动中，拜火习俗一直沿用至今。拜火习俗在裕固族古往今来的民俗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方面突出了裕固族民俗文化特色，裕固族婚礼被认为是独具民族特色，而婚礼的特点之一就是其中的拜火仪式，此仪式是整个婚礼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46]裕固族文化的多元性除了在上层首领、官职称谓，宗教仪式、宗教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之外，更过的是在普通百姓和日常生活中表现。自古以来，裕固语自社会生活方面的借词很多，亲属称谓词nana˂Han. 奶奶（祖母、外祖母）；sunzi ˂Han. 孙子（孙辈的）；社会称谓词ganbu ˂Han. 干部；kuoddaŋ ˂Han. 科长；市场经济词汇suanpan ˂Han. 盘；ʤiŋ˂Han. 斤；文化教育词汇有vənxua ˂Han. 文化；ʤojy ˂Han. 教育，等等。陈宗振先生言：“裕固族的帽子有好些种，统称为perək或pørek，这个词来自古代突厥语的børk，其差别主要是单音节词变成了多音节词。男子带的毡帽叫emben perək，这种帽子为白色细毡所制，帽边上有黑布镶边，它是来自汉语‘沿边’的借词。”[47] 借词在传入使用过程中在语音上会发生一些变化，语义也会有一定的引申和转移，但是完全融入本族语词汇当中，它们所表现的文化现象是极其丰富的。亲属和社会称谓等词汇表现出社会组织结构的文化现象；经济类词汇表现了贸易，买卖，交易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如果将近当代的借词也作为参考对象，那么文化种类将更加丰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必然会对各个领域的文化产生影响。从古代回鹘语到今天的裕固语，都在持续不断地吸收外来语词汇，今天都变成裕固语词汇的一部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西部裕固语中的借词是在其先民回鹘与粟特、吐蕃、汉族等民族和后期裕固族与周边汉藏、蒙古等民族密切交往过程中吸收的词汇，除此之外，还有受萨满教、佛教、祆教和景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借入使用的宗教术语。以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梳理裕固语借词引入和使用的发展脉络，从借词的使用中，我们看到，裕固族多元文化包含了早期北方民族印度佛教，藏传佛教，原始信仰萨满教以及对祭祀活动影响深刻的拜火教等宗教元素，除宗教文化交流以外，多元化借词在生产生活、日常交流、文学作品中也频繁出现，包括称谓、服饰、工具等涉及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换言之，从不同类型，不同领域借词的使用我们可以透视出它们所反映的多元文化现象。沿用至今的大量借词是古往今来裕固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借词的使用可视作文化认同的重要表象。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异质文化和外来文化可以通过语言体现，裕固族自其先民回鹘时期，就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与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相互接触，交融，在这种漫长的交流、吸收、融合的过程中，通过借词的汇入不断丰富了裕固族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反映出裕固族对外来文化保持的一种宽容性，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在融合过程中不断的吸收丰富的内容来充实本民族文化，裕固族这种兼容并蓄的态度，使得本民族呈现了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交流交汇交融之桥梁，促进民族团结，助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的发展不可忽略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度与力度，加倍重视各族精神文化需求和思想价值诉求，正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正确引导民族社会心理、和谐家园构筑等精神层面，深层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重点项目“敦煌历史文化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编号：2021-GMA-004）。
作者简介：叶凯歌（1991- ），女，汉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裕固族历史文化与回鹘语文献研究；杨富学（1965- ），男，汉族，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民族史研究。[1] E. Sapir,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1, p. 205.[2] Skr.=Sanskrit（梵语）；Toc.=Tochari（吐火罗语）；Sog.=Sogdian（粟特语）；Old Uig. =Old Uighur（回鹘语）；Han. =汉语；Tib.=Tibetan（藏语）；Prs.=Persian（波斯语）；Ar.=Arabic（阿拉伯语）。[3]牛汝极：《从借词看粟特语对回鹘语的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01页；杨富学、赵天英：《粟特文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与影响》，《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6—12页。[4] 牛汝极：《从借词看粟特语对回鹘语的影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07-108页。[5] 高翔：《维吾尔语中波斯语、阿拉伯语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21—122页。[6] 杨富学：《从出土文献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5—400页。[7] 高莉琴：《早期维吾尔语中汉语借词的文化背景透视》，《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第80页。[8] 陈宗振、雷选春：《西部裕固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9] Mehmet Ölmez, Potanin’s Yellow Uigur Material and its Importance Today, M. Stachowski (ed.),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urkic Peoples, Studia Turcologica Cracoviensia 5, Kraków, 1998, p. 151.[10] 陈宗振：《西部裕固语研究》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15-117页。[11] 杨富学：《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州瓜州说》，《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10页；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85—190页。[12] 胡蓉、杨富学、叶凯歌：《敦煌文献与裕固族古代文学》，《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第159页。[13]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条。[14][唐]娄师德：《镇军大将军行左鹰扬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上柱国梁国公契苾府君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一八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36～838页。[15]师小群、王建荣：《西安出土回纥琼、李忠义墓志》，《文博》1990年第1期，第89～91页。[16]杨富学：《蒙古国新出土仆固墓志研究》，《文物》2014年第5期，第77—82页。[17] 杨富学：《从出土文献看汉语对回鹘语的影响》，张涌泉编《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5—400页。[18] 陈宗振、雷选春：《西部裕固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19] G. Uray, L’emploi du tibè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ètaine, Journal Asiatitique 269, 1981, pp. 81-90.[20] 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79～185页；G. Uray, New Contributions to Tibetan Documents from the post-Tibetan Tun-huang, Tibetan Studies, Müchen 1988, pp. 515-528.[21] G. Uray, L’emploi du tibè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ètaine, Journal Asiatitique 269, 1981, p. 82；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50～51页。[22] Tsuguhito TAKEUCHI, 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East Turkestan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 Turfan Revisited-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Silk Road,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 346, note 23.[23] G. Uray, L’emploi du tibètain dans les chancelleries des États du Kan-sou et de Khotan postérieurs à la domination tibètaine, Journal Asiatitique 269, 1981, pp. 83-84；王尧、陈践编著《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92～193页。[24] 森安孝夫「チベット文字で書かれたウィグル文佛教教理問答(P. t. 1292)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25號，1985年，第1–85頁。[25] 张海娟、杨富学：《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第193—202页；Yang Fuxue & Zhang Haijuan, Mongol Ruler, Yugur Subjests, and Tibetan Buddhism, Chinese and Tibetan Esoteric Buddhism,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 2017, pp. 377-386.[26] 钟进文：《甘青地区独有民族的语言文化特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第43页。[27] 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60页。[28] 杨富学、叶凯歌：《裕固族萨满神歌之韵律特点及其来源蠡测》，《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第17—22页。[29]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裕固族简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94页。[30] 《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4页。[31] W. Radloff,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n Mongolei, St. Petersburg, 1895, S. 2-3.[32] 王新青、郭美玲：《腾格里（Tängri）考》，《西域研究》2009年第2期，第120页。[33] 张广达、荣新江：《有关西州回鹘的一篇敦煌汉文文献—S. 6551讲经文的历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第24～25页；李正宇：《S. 6551讲经文作于西州回鹘国辨证》，《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第89页。[34]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3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印中心，1990年，第623页。[36] 赵洪娟：《从晚唐五代敦煌“赛祆”探祆教习俗与中国节庆风俗的融合》，《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244页。[37] 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兼论其与王朝祭礼的关系》，《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1期，第18页。[38]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编《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选》（一），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9、19页。[39]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ïgours du IXe-XeSiècle de Touen-Houang Tome I, Paris, 1986, p. 64.[40] 才让：《蒙元统治者选择藏传佛教信仰的历史背景及内在原因》，《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50页。[41]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38页。[42] 杨富学：《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12—14页。[43] 《周书》卷五〇《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09页。[44] 牛汝极：《回鹘佛教文献——佛典总论及巴黎所藏敦煌回鹘文佛教文献》，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页。[45] С. Е. Млове, Остатки шаманства у 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 Живая Старин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2, стр. 61-74.[46] 贺卫光、钟福祖：《裕固族民俗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67页。[47] 陈宗振：《试释西部裕固语中关于服饰的某些词语》，《民族语文》1998年第5期，第59页。
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史暨第二届甘青民族走廊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目录
编按：本文原刊陈玮主编：《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史暨第二届甘青民族走廊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22年11月，第413—435页，论文集目录引自微信公众号：民族史，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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