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20世纪西夏遗民研究
西夏是党项羌人于1038年以银川为中心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强盛时统治疆域相当广大，奄有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和青海、内蒙古的部分地区。西夏国从景宗元昊到末主睍共传十帝，历时190年。先后与宋、辽、金等政权并存成犄角之势，又与回鹘、吐蕃等势力发生摩擦，历经战和交替、变乱兴衰，终于在1227年被蒙古汗国所灭。[1]
从蒙夏战争到西夏灭亡后这一时期内，有大批西夏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家园，形成了一次规模相当大的移民潮。他们迁徙的范围相当广泛，见诸记载者就有中亚、尼泊尔、漠北、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安徽、山东、江浙等诸多地区。[2] 其中既有西夏国的统治民族——党项羌人，也有其境内的其它各族人民，构成本文所说的西夏遗民。鉴于黑水城及河西等地出土的西夏遗民文献在白滨、聂鸿音、龚世俊和杨志高诸先生的相关撰述中已叙及，兹不复赘。
对元代西夏遗民的关注与探究，早在清末民初即已开始，如清末屠寄（1856~1921）撰《蒙兀儿史记》，柯绍忞（1850~1933）撰《新元史》等都有《氏族表·色目氏考》，均专列唐兀氏。其后，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罗列仕元之唐兀人60多个，并对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活动与贡献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论述。[3] 这些成果为其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元代西夏遗民活动的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的。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根据《元史》、《新元史》、《蒙兀儿史记》、《元史类编》及各种元明文集，列出西夏人物370人，并详列其爵里、官职、事迹及史料来源，凡有姓氏，有职官或事迹者列入首目，而有姓氏无官职或事迹的均入附录。[4] 资料丰富，考证准确，而且条理清楚，是元代西夏遗民研究案头必备之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述善集》尚不为学界广知，故本表未能列出任何一位濮阳西夏遗民人物。随后，他又撰《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将元代西夏人政治势力的发展、政治地位的变化划分为蒙古国时期、元朝前期、元朝中期和元朝后期四个阶段，分别探讨了各个时期西夏人政治地位的升降及其特点。[5]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在西夏灭亡以后，其上层贵族中有不少就以其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而受到了元政府的重用。有元一代，这些西夏遗民的上层大多活跃于政治舞台，有的在中央政府充任要职，有的居路、州、府，总制一方，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有的在经济、文化领域异常活跃，为元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6]
至于西夏遗民的迁徙与分布，学界的研究成果更多。只是由于西夏遗民的分布非常分散，故研究成果也显得相对分散，形成热点的问题不多。
甘、青、川交界地带的西夏遗民——木雅人受到学界的重视为时最早。1882年，英人巴贝尔著《中国西部旅行及考察》一书，对雅砻江流域的“弭药语”进行了调查，并绘制了语言分布图。遗憾的是，由于时代与条件的局限，他误把藏语的安多方言当成了弭药语。[7] 随后，英人渥尔芬登亦致力于对四川西夏遗民的追踪，指出这里的西夏遗民是受成吉思汗所迫而迁来的。对其语言的考察，虽避免了巴贝尔的错误，但又把嘉戎语误作西夏语（弭药语）了。[8] 他们的错误直到王静如《论四川羌语及弭药语与西夏语》发表才得以纠正。[9]
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两度深入木雅地区调查，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10] 指出：木雅人非当地原始居民，而是西夏灭亡后从北方南徙后曾建立色吴绒的西夏王族首领。色吴原指西夏都城兴庆府地，因南徙来康区，又把这个名称带到康区。作为西夏人特征的八角碉多分布在大小金川流域，特别密集于康区南部。对邓先生的这一提法，吴天墀表示支持，同时又从民俗、种族、语言、地名诸方面对作了进一步的注释与补正。[11] 此后，又有不少学者深入木雅一带进行调查。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桑科草原至今仍存留有木雅首领的的驻军遗址——木雅拉果(mi nyag lha mgo，意为木雅神首)或木雅米果(mi nyag mi mgo，意为木雅人头)；四川阿坝地方的一些居民将迭部、卓尼、诺尔盖农区一带地方称为木雅色吴绒；青海贵德县之出卡一带有木雅部落；湟中塔尔寺有木雅活佛；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有自称为西夏遗民的藏族部落。木雅人由甘、青、川边界到康区的这种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木雅人是沿着这条通道由东北向西南迁徙的。这与邓少琴先生所谓有一支西夏人曾经由北向南迁移的论断基本吻合。今天四川境内的木雅人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土语。[12]
与木雅人相比，河南濮阳的西夏遗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在濮阳柳屯镇的发现才引起了重视，但以该文献具有重要价值而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于世纪之交形成了研究高潮。
《述善集》一书是1985年随着文物普查而发现的，很快引起了当地学者与政府的重视，在中共濮阳县委、县政府的主持下，先后于1997年4月和1999年4月在发现地柳屯镇召开了两次“唐兀氏家乘及《述善集》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十余篇，对《述善集》、《唐兀公碑》及濮阳西夏遗民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后由濮阳县何广博县长主持结集为《述善集研究论集》，连同国内前已发表的研究元代西夏遗民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八篇，于200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刊行。
《述善集》是由濮阳西夏遗民唐兀（杨）崇喜于元末编成的一部著作集。现存抄本2件，包括《善俗》、《育材》和《行实》三卷，内收记、序、碑铭、诗赋、题赞、杂著等共75篇。此书杨氏(唐兀氏)家族珍藏六百余年，从不轻易示人。笔者与濮阳县文化干部焦进文先生有幸获收藏者允准，撰成《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校注》，研究并刊布了这一被淹没已久的著作。该书首先对抄本进行了整理、标点，并参阅古代史书和相关地方志书，对文献进行了的校勘，对其中的典故、名物、人事、典章制度都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同时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多篇《杨氏家谱资料》和与《述善集》相关的历代乡约，[13] 为元代濮阳西夏遗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
河南濮阳现有西夏遗民后裔约5000多口，均为杨姓，集中居住在濮阳县柳屯镇杨十八郎、西杨十八郎、南杨庄、东杨庄、刘庄等十余个自然村中。除上述《述善集》外，当地还留存有著名的《唐兀公碑》（碑文见载于《述善集》卷三）和多种家谱资料。自80年代中叶始，有不少国内外学者亲赴这里进行考察与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14]
《唐兀公碑》系元末唐兀崇喜所立，比较详尽地叙述了濮阳西夏遗民的来源及谱系，对濮阳西夏遗民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故研究者众。[15] 从中可以看出，西夏遗民之徙居河南，始于二世祖闾马。此人曾追随元军，参加过征伐南宋的战争，在攻取襄阳、樊城的战役中立有战功。在元灭宋后，始解甲归田，定居于河南濮阳地区。[16] 该碑与《述善集》一起，具体而详尽地记录了这一过程，并如实地反映了这批西夏遗民在当地被逐步汉化的进程。濮阳西夏遗民之汉化，在姓氏的使用上表现最为明显。从一世到三世专用赐姓唐兀，四世时唐兀与杨氏并用，五世以后便全用汉姓杨氏，而且，从第五世开始，其伯仲十四人也都按照汉人的习惯分别取字，与汉人名号传统完全相同，其生活习俗也都差不多完全汉化了。[17] 他们与汉及其它民族长期友好相处，互通婚姻。早期与哈喇鲁、乃蛮、旭申、怯烈及蒙古朵烈团等族通婚较多，其后主要与汉族通婚，自六世祖以后，婚配者差不多已全为汉族，其汉化的进程也随之进一步加快了。这种恰当的婚姻选择，使杨氏家族对族属不同、源流不同、性质不同、特色各异的文化，切实而能动地进行整合与互化。[18]
濮阳西夏遗民非常重视儒学，子孙数代相继筹建义学，聘请名师，被朝廷赐以“崇义书院”之号。对此，《述善集》记载颇多，堪称目前所知最完整也最原始的元代书院记录，是研究元代教育，尤其是西夏遗民教育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19] 其中收录的《龙祠乡社义约》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乡规民约，虽直接脱胎于北宋《蓝田吕氏乡约》，但在表述方式上却有较大改变，对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制定产生了直接影响，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20] 同时，书中保存的为数丰富的元末明初佚诗、佚文，更堪称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遗珍。其中的诗赋、文章，不少都出自名儒之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各人文集及元、明诗文总集中均未见收录。《述善集》的再度问世，使这些名人的作品得以再行于世。[21]
此外，《述善集》的发现，为蒙元史的研究也提供了诸多重要资料，如唐兀崇喜撰写的《祖遗契券志》是罕见的元代整理家藏契约档案的珍贵记录；[22] 很可能出自潘迪之手的《伯颜宗道传》更是详尽记录了元代著名理学家伯颜宗道的生平事迹，同时也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在河南濮阳一带的活动情况，而其中保存的伯颜宗道佚文则如实记录了钦察人济阴郡太君的活动，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23] 书中收录的两件元政府护持学校文告，更是反映了元政府对书院教育的重视；[24] 而且，该书对元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也不无价值，如陈高华先生对文献中所见“探马赤军”问题的研究即堪称范例。[25]
在《述善集》研究方兴未艾之际，1994年冬，国内各大新闻媒体又相继报道了西安发现十部西夏皇族世谱的消息。[26] 1995年，谱主李培业先后发表《西夏皇族后裔考》[27] 和《西夏皇族后裔再考》。[28] 根据家藏的十部《西夏李氏世谱》（《湟郡李氏家谱》、《李氏家谱》、《李氏家乘》、《李氏历代世系图》、《海东李氏家谱》、《海东李氏家乘》、《李氏世系表》、《西夏李氏世谱》、《鲜卑族源流通考》、《李氏世谱》），认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赏哥，在入仕元朝后，曾为元岐王府教授，后以都指挥驻节西宁州，遂定居，繁衍生息，青海李土司即“为西夏国主后裔”，迄今已发展至十余万人。故而认定传统所谓的西夏灭亡时其皇族被蒙古人斩尽杀绝的说法是错误的。
此说既出，很快得到了西夏史学者的关注与回应。学者们在肯定这些文献之价值的同时，又对所谓的“皇族世谱”说提出了商榷意见。史金波、白滨、聂鸿音撰文指出：西夏末主李睍亡时仅20岁左右，有无子嗣不得而知，而大量的史实可以证明，赏哥决非李睍之嫡子。虽不能排除赏哥是西夏某族或皇裔之后的可能，但仅据10部族谱去认定李土司“为西夏国主后裔”，则显得证据不足。[29]
在此文发表后的第二年，李培业整理其父李鸿仪编纂的《西夏李氏世谱》，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刊行，在内收《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之研究——〈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之三》一文中，举出更多的史料，如《李英神道碑》、《李南哥墓志》等，对学界的质疑作出了进一步的申论，在坚持皇族说的基础上，汲取了他说之长，酌情修改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如：认为赏哥也有可能是李睍之侄，将“岐王府”改为“祁王府”，等。[30]
由于《西夏李氏世谱》出自多位民间文人之手，伪造、误解历史的现象时有所见，但其所收资料的丰富与珍贵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抹杀的，值得认真研究与鉴别。
此外，学界对河北保定及安徽西夏余氏后裔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962年，保定市韩庄发现了明弘治十五年（1504）勒立的西夏文石幢2座，其中所记西夏遗民，不仅有建幢者、寺院主持、书手和死僧姓名，而且还有包括西夏遗民在内的供养人八十余。这两座石幢的发现，说明西夏文的使用下限至迟在明代中叶；表明直到那个时代，保定一带居住着一批西夏遗民的后裔，故而具有重要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31] 1984年，在保定颉庄村附近发现了《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记载了老索家族四代人从蒙古汗国至元末的主要情况，可与西夏文石幢的记载相印证。[32]
对安徽境内西夏遗民的研究，主要是由史金波、吴峰云二位先生承担的。他们通过对余阙后裔聚居点的考察和对合肥《余氏家谱》、《洪涛山余氏宗谱》的研究，系统论述了落籍安徽的余阙及其后裔的来源与历史变迁。据调查，今日安徽境内就不下五千人，主要居住在合肥一带。据宗谱提供的线索，安徽余氏后裔还在河北、河南、陕西、江苏、江西等地亦有分布。[33] 此外，马明达根据《元史》的记载，补充论证元代除余阙一族移居安徽外，还有其他族系移居安徽，人数甚多，其中就有王姓的西夏遗民后裔。[34]
至于其他地区西夏遗民的分布与活动情况，见于记载和考古发现者不多，比较零散，故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罗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学界对西夏遗民的关注尽管为时甚早，但成果有限，这种状况的改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而研究热潮的形成则出现于80年代中期以后。究其原因，除了社会政治环境诸因素外，当与西夏遗民资料的不断发现密切相关。60～70年代保定西夏文经幢与甘肃武威西夏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的相继发现，80年代中期《述善集》的再度问世，90年代中期《西夏李氏世谱》的刊布，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西夏遗民研究的发展。影响所及，21世纪的最初几年，更是涌现出大批的相关研究成果。
随着西夏遗民文物、文献的陆续发现与相继刊布，今后的研究工作也应该随之再上一层楼。如学界对《述善集》的研究，目前大多为个案探讨，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西夏李氏世谱》的研究，目前主要局限于论证其与西夏皇族之关系问题，而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尚未展开；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西夏遗民文献，如余阙的《青阳文集》以及前文已述及的《大元敕赐故顺天路达鲁花赤河西老索神道碑铭》、《李英神道碑》、《李南哥墓志》等，目前都缺乏应有的关注与研究。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至今仍有相当多的文献还处于无法研究利用的状态。如，白滨先生通过多年的搜求，发现民间至今仍珍藏着大量的西夏遗民后裔宗谱、族谱、家谱等，尚未引起学界重视。现知的有安徽余姓宗谱2种，四川余姓宗谱3种，云南余姓宗谱12种，濮阳杨氏家谱若干，西安李氏世谱10种。其中大多未见著录，更缺乏系统的研究。[35] 如何系统整理并妥善利用这些珍贵资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编按：本文原刊杜建录主编：《二十世纪西夏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23—234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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