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8月14日。

这个普通的日子，太容易被忽略了。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今天是世界第五个“慰安妇”纪念日。

可能很多人会错过，一部正在娱乐大片们的夹缝中悄悄上映的纪录片。

Sir必须再说一次——

《二十二》

冯小刚导演发微博力挺，张歆艺、何炅、舒淇等明星转发接力。

能帮上的忙还是……很少。

上映首日，《二十二》上座率遥遥领先，比大热的《战狼2》都高出近两倍。

然而它的排片只有1.5%。

评价一部电影，我们最关心的通常是：拍得怎样？

但对于《二十二》，Sir想先谈谈：拍什么？

这首先是一部沉重的电影。

在二战期间，中国有20万妇女被日军强迫充当性奴隶，还给了她们一个抹不去的称呼，“慰安妇”。

2012年，导演郭柯拍摄韦绍兰老人的纪录片，当时中国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32人，于是他将纪录片命名为《三十二》。

（传送门：能多让一个中国人看到就多一个）

2014年，郭柯启动新片，从2014年1月拍到7月，摄制团队30多人，跨越五个省，拍全了22位幸存者。

《三十二》变成了《二十二》。

这又是一部平淡得出人意料的电影。

开场，“慰安妇”标签被隐去。

好像只是一个普通老人的，普通葬礼。

电影没有直接透视历史，而是为我们展示了老人们的生活日常——

病床上的输液管、窗台上排列整齐的药瓶、房间里陈旧的器物……

生命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这些生老病死，是她们无从回避的现实境遇。

她们有的随养女生活，还算安享晚年。

有的老人独居，趁着身体硬朗还能勉强自理。

电影的拍摄，就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

毛银梅老人，原名朴车顺，韩裔。

那段悲惨的经历，她很少对人说起，就连养女也是在韩国志愿者到家里拜访后，才略有耳闻。

隐忍多年，老人对外公开身份后，安宁生活起了波动。

“报纸电视登了她的情况，（外人）议论啊，说她是韩国人啊，被日本人欺负啊。”

她被日本人骗到中国，说是去工厂做工，却被关进了武汉的慰安所。

时至今日，毛银梅老人还会用日语说“欢迎光临”“请进”“请坐”，都是在慰安所被强迫说过无数次的话。

湖北积庆里，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慰安所遗址

时间抹去了表面的血迹，但身心的伤口，无论结疤多少年，仍然会痛。

《二十二》没有一味发掘血污，而是选择记录下，一张张被慰安妇的刻板形象所遮蔽的真实面孔。

她们的生命里有痛，更有爱。

毛银梅老人忘不了家乡的韩国歌谣。

她唱起《桔梗谣》和《阿里郎》，好像在这歌声里，她才能找回对童年和亲人的依稀记忆。

李爱连老人，两次被抓进慰安所。

年迈的她喜欢喂院子里的野猫，本来就一只，后来是一群。

家人说，好东西她自己舍不得吃，竟先喂给猫吃。

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她还是对生命那么温柔。

林爱兰老人，她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抗日英雄。

14岁就参加了海南的抗日游击队，偷过日本部队的弹药，杀过两个日本兵。

很难想象她是一个多么刚烈的女子——

右腿残疾，是因为当年被关进慰安所后，继续反抗，被挑断了腿筋。

到老了，这个脾气都没有变，屋子里放着各种刀，她说，“用来砍小偷”。

她最担心被偷走的，是一枚2005年政府颁发给她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

这是昔日战斗过的荣光，所以她格外珍惜。

在这部《二十二》中，涵盖的不只是历史的亲历者，还有那些长久以来，善待历史的人。

在他们与历史的交互中，又各自有不同的心路历程。

张双兵，乡村教师，更是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从1982年起，整理受害者口述历史，走访过127名幸存者，出版过纪实文学《“慰安妇”调查实录》。

他说——

这些老人受过的苦和难，很想说，很想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很想跟人分担这份苦，说出来就轻松些。

但是在这个环境面前，她承受的压力非常重，她有子女，她不敢说。

他想为受害者伸张。

当初一腔热血，要为这些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这么多年过去，张双兵目睹了太多幸存者一个个离世，诉讼却毫无结果。

他说，后悔了。

米田麻衣，日本留学生。

她志愿探访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有5年的时间了。

剧组随她去一位阿婆家，才知道阿婆已经过世。

米田麻衣最初对这些“慰安妇”老人充满同情和愧疚，但后来又被她们乐观生活的态度打动。

她提到有次拿来日本老兵的回忆录给阿婆看，阿婆看见照片没有怨气，反而笑了，说：“日本人老了，胡子也没了。”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93年，他开始研究“慰安妇”问题，此后，他还参与帮助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寻找慰安所遗址、做口述史等工作。

得知林爱兰老人的坟没有墓碑，苏教授找人为她刻了一块碑，终于在去年，碑被立了起来。

作为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竭尽所能，让那些被历史绑架的人，和主动肩负起历史的人，同时站到台前。

这样的电影出现在院线，就已经是胜利。

说完了“拍什么”，我们不可回避地还要谈及——拍得怎样？

或许会令人失望，必须诚实地说，《二十二》并不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

它所拍摄的素材太稀薄，无法支撑起它沉重的主题。

苏智良教授也向导演坦诚，片中对老人的采访，没有提供什么文献意义。

剪辑师廖庆松看完素材，表示“这个很难打动我”。

《二十二》记录了很多人，但普遍流于表面；它想触动苦难的历史，又总是浅尝辄止。

以至于有人说它“消费受害者”。

那么，该如何评价《二十二》呢？

Sir的态度很明确——

它不够好，但值得我们起立鼓掌。

首先，导演承诺：

如果有盈利，我个人的盈利将全部捐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我们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说出“消费受害者”的诛心之论。

再者，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是——

电影没拍好，错在谁？

导演？

Sir记得片中不止一次出现过“断片”。

毛银梅老人在回忆过去时，越到深处，她的言语越含混。

最后她直叹气——

不说了，不说了，我说了不舒服

李爱连老人，从来不愿向人诉说。

之前记者、志愿者问她，她就随意糊弄。

剧组取得她的信任后，她愿意打开那段封存的记忆，可是一旦打开，切身之痛就会再袭心头。

不讲了，不讲了

导演郭柯在创作初期困惑过：他跟这些老人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

是导演？是记录者？是观察者？

最后，他决定回到初衷。

拍摄《三十二》结束时，正是春节期间，郭柯离开韦绍兰老人的家，给她留下500元的生活费。可是道别时，她把他叫进房里，拿出四个红包，分别装着100元钱。

“回去给你们父母买糖吃。”

这是在拍摄过程中，给郭柯触动最大的一件事，因为他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过世的奶奶。

他决定，把《二十二》的拍摄对象，就当成自己奶奶，陪她们聊天，逗她们开心。

所以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部以成品为导向的电影。

因为导演不忍心去挖得更深。

有次一位阿婆说着自己被折磨的经历，哭得泣不成声，导演马上叫停。

或许有人期待看到这些，但导演不能拍，不要拍。

这个片子毫无疑问应该把老人放在第一位，她们不是你表达的工具，或者用来感动观众的道具，这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会感动的人，自然会被感动。（腾讯娱乐采访）

而不可言说、不愿言说的，只是“慰安妇”受害者本人。

我们的荧幕上，从不缺少抗日剧。

同样是战争的创伤，南京大屠杀爆发的12月13号被定为国家公祭日，诸多影视作品如《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用不同形式、不同视角回望。

但“慰安妇”呢？

今天面对“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片”，我们是应该自豪地欢呼，还是应该责问——为何70多年过去，绝大部分幸存者已经不在了，我们才迎来了“首部”？

说出历史的真相，不是受害者自己的事，也不是一个导演能够完成的任务。

同样关于慰安妇题材的韩国电影《鬼乡》，去年引发了国民观影浪潮，《鬼乡》的导演赵正莱，这次也专门为中国的《二十二》鼓气。

注意看《鬼乡》的一个情节，1991年，韩国政府鼓励受害者出面举报。

老人来到举报中心，面对工作人员，强作镇定，但又羞于启齿。

当时的社会由于偏见，认为谁要是主动说出“那样的过去”，肯定是疯了。

老人听到别人的议论，瞬间崩溃，近乎嘶吼地质问——

“我就是，那个疯女人，怎么样？”

“慰安妇”们不是不愿意说，问题是，有人去听过她们的委屈吗？

在全社会异样的眼光下，什么也说不出来。

导演郭柯曾经带着《三十二》到韩国参展，被邀请参加了一个集会。

韩国民众聚在日本大使馆前，高声喊出受害老人的名字，要求道歉，为老人表演。

在他们脸上，表现出来的是对要求正义的理直气壮，是对老人全心全意的接纳和关怀。

这已经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习惯的一部分。

可是这样的画面，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如此陌生？

为什么《二十二》终于愿意为她们开口了，却只能等来一个又一个的欲言又止？

因为，我们来晚了啊。

今天说“欠**一张电影票”，那是一种道德绑架。

但对于她们，你别说，我们还真欠了。

就在前天，90岁的黄友良老人离开了我们，“二十二”现在已经变成了8。

她是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之一。

黄友良老人特别勇敢，她站出来坚定地说：

“我愿意到日本，当他们的面，控诉他们。要他们赔礼道歉。我不怕。”

她没有等到那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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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吃下水的美人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