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维斌 张林江：“四型”社会建设：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疫情“大考”之后的社会建设路径

文 | 龚维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林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 |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5期

行政管理改革 图片来源于网络 转载请注明出处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取得了显著成就，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坚实的基本盘。但是也要看到，社会建设欠账仍然较多，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不少都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浙江考察时提出：“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要深入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勇者不惧，化危为机。抗击疫情，全国上下形成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社会氛围，为全面总结社会建设经验教训、加快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契机。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结合本次“战疫”凸显出来的问题，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按照“大社会”“大治理”思维，以“四型”社会建设为重点，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公正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减少社会矛盾纠纷、保证社会安定有序的根本保证。影响社会公正最重要的因素是群体间的利益差距。这方面公共政策的重心有二，一是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二是不断增强弱势群体的抗风险能力。近年来，我国在协调利益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城乡、地区、群体、行业之间的利益差距仍然较大。这次疫情以“风险社会”的极端形式提醒我们，只有合理的利益关系，才能促进社会团结，增强全社会的凝聚力，克服国家和民族发展进程中的艰难险阻，有效应对未知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

（一）从加大对特殊贡献群体激励入手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国家已经出台政策，对在本次疫情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医护群体、社区干部等提高薪酬待遇，并加强精神激励。疫情结束后，建议对医护人员、教师、警察、应急专业队伍等职业群体，在整体评估其薪酬水平和财政承受能力后，适度提高他们的收入待遇，使他们的工作成为社会向往的职业。

（二）以农民工为重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我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人数有4亿左右，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已经进入城市的近3亿农民工，应当是最有可能整体性跨过中等收入门槛的群体。要积极探索保障农民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探索农民工分类培养、分类使用、分类激励、分类帮扶的措施，帮助他们打通向上流动通道，支持农民就地创业、返乡投资、参与电商创业和绿色农业。提高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质量，不断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采取廉租房、公租房、租赁补贴等多种方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把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帮助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和当地参加高考、社会保障、消费保护等方面难题。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镇发展的支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城镇化。

（三）做好生活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

疫情影响到就业和社会流动，对城乡困难群众冲击最大。国家已经出台了对刚脱贫群众、低收入群体、受疫病影响家庭的各类救助措施，下一步是要切实落实好这些政策，防止大灾之后出现冲击道德底线的恶性事件。近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行业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现象，而且这次疫情还会有一定的后遗症，要加大力度支持新业态、新平台发展，规范劳动关系，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今明两年要努力开发更多的公益性岗位，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要想方设法解决好874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题。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今天，人民群众渴望过上有品质的美好生活，这就需要顺势而为、多方努力。

（一）全面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

本次疫情暴露出重大疫情防控、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管理方面的不足。事实上，在其它民生保障领域同样存在短板、缺项和弱点。比如，教育如何从标准化、大波轰的应试教育转化成因材施教、促进每个人都出彩的、服务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卫生事业如何从治病救人为主发展为注重全民健康生活、实现社会成员身心健康，社会保障如何实现统筹城乡、保障适度，等等，不仅需要完善相关制度，还需要细化管理和服务，通过精准化举措、精细化服务，将好的制度设计转化为服务效能，赢得群众口碑。

（二）逐步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的品质

在我国公路、铁路、机场、地铁等大规模基础建设已经取得长足发展后，今后基建的主战场要逐步转向提升品质和查漏补缺。目前，部分城市、特别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公共设施缺乏，群众居住环境脏乱差。部分社区没有物业管理服务，街区和老旧小区年久失修、生活不便，城乡文化、体育场所等公共空间普遍缺乏。今后，除了对在建基础设施提质增效外，应大规模推进城市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绿化美化亮化，不断改善群众可感可触可用的环境品质。

（三）提高群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品质

日常生活的样态决定着群众的社会感受。本次疫情，增强了群众对社区（村庄）的认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红白喜事铺张浪费、大操大办的风气，限制了打麻将、赌博、聚众饮酒等不健康休闲活动，遏制了传谣信谣、传播负能量等网上不良行为和风气。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普遍开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群众共建共治为推进方式、以精神文明创建等为载体的“社会生活圈净化提升行动”，促进形成社会文明新风。比如，简化农村红白喜事操办，鼓励参加志愿服务，规范文明上网行为，推行绿色生活，普遍推广分餐制和使用公筷公勺。同时，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推进工作，整体提升全民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提高全社会应对风险能力。加快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将心理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强社会成员心理疏导。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特征是党建引领和社会参与。从近年推进情况看，党建引领做得较好，但社会参与明显不够。本次疫情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专业人员积极参战，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任劳任怨，为有效抗击疫情提供了强大的组织保证。但是，在巨量的群众服务需求突然爆发时，不少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能力很不适应。在困难面前，也有一些群众存在“等靠要”思想甚至有对立情绪，给疫情防控和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困难。为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按照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向社会放权赋权，增加社会自我服务和自我组织能力，提高社会正常运转和应急状态下的韧性。

（一）增强通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等方式将群众组织起来的本领

新时代“枫桥经验”表明，通过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是效果最好、成本最小、社会关系修复最快的方式。目前，不少干部还不愿、不敢、不会将群众组织发动起来，过度担心所谓的“失控风险”，管理中经常陷入管控思维。这就不免出现“干部干、群众看，最后还落一身埋怨”现象。为此，应当加强支持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社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社会治理与服务，提高他们对群众的号召力、影响力、组织力，以组织化方式解决好社会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之间的数量匹配和质量对接。

（二）以社区为重心夯实共治基础

发挥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牵头作用，完善居（村）民会议制度和议事协商制度，开展居（村）民说事、百姓议事、民情恳谈等协商活动。注重运用道德、习俗、协商、契约等社会内生机制进行社会治理，规范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有效发挥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强化驻地单位的社区责任，统筹协调驻地单位和社会各界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三）以主动回应模式推进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本次抗击疫情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利用各种渠道及时公开疫情相关信息，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应当将这一做法常态化，增加党政机关和公共部门信息公开的广度、密度和强度，用好网上网下、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等各类舆论工具。切实改变宣传方式，少报道领导、少报道会议，多报道基层、多报道凡人，把握好新闻宣传的时、度、效。建立机制化的居（村）民评议会、乡贤理事会、机关干部下派挂职、干部与群众结对子、领导干部定期下访、人大代表和党代表设立社区民情联系室等形式，及时了解群众所想所盼。将社会治理人力、物力、财力向基层倾斜，赋予基层对行政条线执法力量和服务资源的调动权，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培育更多积极公民，鼓励群众依法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

（四）加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创新宣传教育和活动载体、形式、内容，教育引导各级各类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各种组织机构树立社会治理共同体意识，履行社会治理共同体责任。加快发展社会心理服务和社会工作者、专业志愿者等专业社会服务群体，提高社区工作者专业素养，发挥好他们在社会治理中的专业特长和独特作用。

数字中国战略已经实施近两年，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同时，未来发展空间巨大。这次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对全国老百姓进行了一次深度信息化应用培训。“网上远程会诊”“网上购物”“网上教学”“网上会议”“网上开庭”“网上审批”“网上浇地”等众多最新互联网应用，一个月内得到了普及化应用。老网民应用的广度、深度增强，老年人、农村人等新网民兴致很大。特别是，不到半个月时间内，中央召开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两次电视电话会议，全国直到县团级有17万干部参会。这样的开会形式有利于及时准确传达会议内容，节省了时间、精力和成本，还提高了效率。这个巨大创新带了个非常好的头，必将极大推动政务信息化，推动公共管理创新。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拥有比较成熟的5G技术。应当利用这个机遇和条件，加快智慧型社会建设，推动我国生产生活形态以及社会关系全面转型升级。

（一）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应用和政务公开进度

通过运用信息化，全面建构新型政府-市场、政府-社会关系，让“放管服”嫁接互联网翅膀，更大激发市场、社会活力。加快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管理数据库建设，加快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深化各类应用，强化电子政务的服务功能。推进“互联网+政务”工程，加快推进不见面审批、远程公共管理与服务等。在党政机关全面推广“安可系统”，改进传统办公方式，提高对全社会的服务水平。丰富信息公开内容，推进政府数据共享公开，用好信息公开平台。

（二）加快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智能化运用步伐

加快互联网医院、远程教学、远程会诊、医保社保跨地区接续、网上办理审批事项等应用，系统改革改造教育、卫生健康、就业、社会保障、应急管理等的体制机制，使之与智能化应用相适应。利用互联网信息跨地域流动、去中心化等特点，合理配置城乡间、地区间的民生保障资源。加快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城市大脑、雪亮工程等社会治理基础建设，强化源头治理、预期引导、日常疏导，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增强风险防范、社会矛盾化解、治安防控、安全生产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三）加快推进数字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推动电子身份证建设，增强多样化功能，完善电子身份信息采集和管理，扩展电子身份证的普遍化应用场景。加快数字身份、网上实名制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伐，充分运用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社会信用代码、居民日常生活实名登记、社会信用建设成果，加快整合各类公共数据。逐步将网上搜索、社交网络应用数据纳入公共管理范畴，在保护公共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的同时加快公共数据的社会开放与应用。

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意义重大，涉及领域众多，任务艰巨繁重，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建议今明两年党的全会，就社会建设问题进行一次专题研究并做出决议。这将是继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12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后，全党第三次将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推到新的阶段的重大政治行动，是为未来五到十年社会稳定和谐开展的奠基性工程。同时，建议增设中央社会建设委员会，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调整为“中央经济社会工作会议”，更好地强化和统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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