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诗赋英译》
（中国古典文学英译丛书）
中外译者联袂翻译
首部汉英对照竹林七贤诗赋作品选集
本书收录了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七位名士中阮籍、嵇康、向秀、刘伶等四人的代表诗赋作品约八十首，如《咏怀诗》《幽愤诗》《思旧赋》《酒德颂》等。美籍华裔学者吴伏生和英国诗人格雷厄姆·哈蒂尔合作翻译。两位译者以无韵自由诗的形式翻译中国古诗，译文准确流畅，是古诗英译实践的有益尝试。他们曾经合作翻译阮籍咏怀诗，并入选“大中华文库”。吴伏生，美国犹他大学中国文学及比较文学教授，孔子学院院长，家学渊源，国学功底深厚，现定居美国。著有专著The Poetics of Decadence: Chinese Poetr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Late Tang Periods (1998)、Written at Imperial Command: Panegyric Poetr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2008)、《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庞德》（2012）、《英语世界的陶渊明研究》（2013）、《中西比较诗学要籍六讲》（2016），译有《迪伦·托马斯诗歌精译》（2014），并发表有关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方面的论文多篇。格雷厄姆·哈蒂尔（Graham Hartill），英国诗人，曾在南开大学、卡迪夫大学、斯旺西大学以及伦敦Metanoia学院讲授英国诗歌及诗歌创作。著有诗集Ruan Ji's Island and (Tu Fu) in the Cities (1992)、Cennau's Bell (2005)、A Winged Head (2007)和Chroma (2013)，并发表有关社保、医护中的诗歌与文学创作方面的论文多篇。此书为吴伏生与格雷厄姆·哈蒂尔合作翻译的第五本译作。此前他们还出版过《阮籍诗选英译》（1988，2006）、《曹植诗歌英译》（2013）、《三曹诗选英译》（2016）、《建安七子诗歌英译》（2018）。 吴伏生先生曾于2018年7月11日到访我馆，并做了“英语世界里的中国诗歌”主题讲座（上图）。竹林七贤是指魏晋时期名重一时的七位土人，他们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及王戎。有关他们一起为“竹林之游”的记载虽然不少，但大都是只言片语，缺少细节。其中最早、最详细的，便是于刘宋期间成书的《世说新语·任诞》篇中的如下文字，即此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提及的交游内容，只有“肆意酣畅”。的确，竹林七贤各成员之间在年龄、性格、志向方面都有不小的差异，他们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也大相径庭。魏晋时期正值司马氏以晋代魏、改朝换代之际，朝廷中不同派系相互倾轧，政治斗争异常惨烈，使得当时“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面对这种境遇，嵇康在权贵面前傲骨凛然，而且为保持清风亮节，不惜与劝其出仕的友人山涛绝交，最终为当权者所害。刘伶、阮咸寝身隐迹，致使后代不知其生年卒月。阮籍、向秀与当权者屈身妥协，得以苟全。山涛、王戎则在仕途上青云直上，位至司徒。尤其是王戎，虽然身居高位，享尽荣华富贵，却以“俭啬”闻名，因女儿借钱不还而耿耿于怀，甚至钻核卖李；《世说新语·俭啬》篇共九节，竟有四节涉及王戎。如此陋行，真是与竹林七贤在后代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格格不入。不仅如此，竹林七贤虽常在一起“肆意酣畅”，但似乎并未如当时士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因文会友，以诗相酬。现存嵇康诗中很多是赠答诗，但其对象却没有七贤当中的任何一员。嵇康有一首《酒会诗》，但从其首句“乐哉苑中游”来看，所描写的也不是那为人称道的“竹林之游”，而是多为当时士人所歌咏的“公宴”。总之，“竹林七贤”这一称呼听上去似乎蕴含深广，令人肃然起敬，但一旦探究，我们便会发现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七贤当中，山涛、王戎、阮咸都没有为后代留下任何诗作。因此，现在我们所呈现给读者的这本《竹林七贤诗赋选英译》，只包含其余四位的作品，其中向秀只有一篇，刘伶有两篇。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领袖，不仅在任性独往、蔑视礼法方面身体力行，而且在诗文创作上也倾心注目，成果斐然，在当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为人称道的大家。为此，我们这个选本所收录的，基本上也都是这两位诗人的作品。有关上述四位诗人的生平事迹，书中各节开始略有介绍，兹不赘述。
早在南北朝时期，阮籍和嵇康的诗歌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钟嵘（约468—约518）在其《诗品》中分别把他们列入上、中二品。下面是他对阮籍诗歌的评价：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在钟嵘看来，阮诗在源流体制、抒情言志、陶冶性情方面都可谓雅正完备，感人至深。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指出了阮诗含蓄蕴藉的风格，即“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认为诗歌的极致，便是要产生出一种“滋味”，并“使咏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序》）。若欲达到这一境界，则须赋、比、兴并用。他对这三种手法的定义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序》）阮籍的很多诗篇便多采用这些手法，并且把它们锤炼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下面便是《咏怀》组诗中的第一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的前两行直接描绘诗人的状况，是赋。接下来中间四行都是比兴，借此引入外界物象，令它们与诗人及其心灵相互作用，进而达到二者浑然一体，水乳不分。最后两行表面上看似乎是再度采用赋法，直接倾述诗人内心的“忧思”，但诗人并未对此做任何解说；不仅如此，由于前面的铺垫与烘托，这一忧思已经变得与诗中的各个比兴意象互为表里，难分难解。如此形成的“滋味”或意旨，自然是“渊放”与“难求”。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
钟嵘把阮诗溯源到《诗经》中的小雅，正是要确立其经典地位。此处他认为嵇诗滥觞于同被他列为中品的魏文帝曹丕，其评价态度也不言自明。虽然如此，钟嵘用“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如此激烈的语言对之进行指摘，仍然令人未免为之一惊，因为在六朝时期，嵇康已经是令人崇敬的高士。必须指出的是，嵇康诗歌中四言居多，而钟嵘则认为四言诗“文繁而意少”，五言诗则“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诗品·序》）。如此态度，自然要影响到他对嵇康诗歌的评价。但是，纵观嵇康的诗歌，我们难免感到他不时在诗中议论说理。刘勰（约465—约532）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曾对阮籍和嵇康做过比较。他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刘勰此处所说的，固然是嵇康以论说文而名、阮籍因抒情诗而显这一历史现象，因而尽管有此区别，二人仍然“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在文、诗领域各领风骚。但是，嵇康时常将“论”引入“诗”中，则是事实。嵇康诗歌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其四言诗中。他是继曹操之后刻意从事四言诗写作的少数大诗人之一。下面便是一首代表作：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此为《四言赠兄秀才入军十八章》组诗中的第十四节。四言诗源自《诗经》，极难脱离其窠臼，后人采用，往往给人以艰涩古板之感；将其用于仪式或官场固然得体，但用来抒情则未免拘束。
嵇康此诗则流畅清丽，因为它不但没有用一个三百篇的典故，而且基本排除了其所惯用词汇。尤其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两句，生动地描述了诗人在自然与艺术中物我两忘的境界，句法对仗工整，措辞近乎白描，但却形象鲜明，意味无穷，成为千古绝唱。在汉诗翻译中，历来有韵体与素体之争。我们采用的是素体自由诗，因为我们认为它更能体现原诗的意义和意境。美国现代派诗人、诗歌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曾说过，任何诗歌都有可译与不可译的成分。诗歌的音乐、格律无法从原语转换到译语，但诗歌的内容和意象则是可以转换的。他还认为，构成诗歌的精华，便是可译的内容和意象。我们非常认同这一观点。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难免会导致原作某些特色的流失。面对这种情况，尽量准确地翻译原诗中的意义和意象，总比试图翻译原诗中不可再现的音韵格律更为明智可取。另外，庞德的好友，诗人与批评家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也曾指出，“每一个时代都必须为自己翻译”，也就是说，诗歌翻译应该具有时代特征。在当今英美诗坛，自由诗早已成为诗人创作的主要诗体和译者译诗的主要形式。为此，我们认为诗歌翻译采用自由诗体不仅行之有效，也是大势所趋，因为它更能体现当今英美诗歌的时代精神以及读者的审美取向。在编译这个选本时，我们主要参考了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陈伯君的《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中华书局，1962）、韩格平的《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以及萧统的《文选》等著作。此处，我们要再次感谢商务印书馆和许晓娟编辑。能够与商务印书馆长期合作，翻译古诗，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与欣慰。前言
阮籍
咏怀诗选
嵇康
秋胡行七章
幽愤诗
四言赠兄秀才入军十八章
五言赠秀才诗
酒会诗
述志诗二首
答二郭三首
与阮德如
四言诗
思亲诗
六言诗
东方朔至清
老莱妻贤名
嗟古贤原宪
向秀
思旧赋（并序）
刘伶
北芒客舍诗
酒德颂
译者简介
商务印书馆英语编辑室
微信号：CP-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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