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要求和战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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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长。
普及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大势。有人可能认为，普及化主要是高等教育向下延伸发展的趋势，而与居于最高端的研究生教育关系不大。表面上看，这样的认识似乎是有道理的，因为衡量普及化发展成就主要采用适龄人口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就是说，普及化发展越好，就有更多的适龄人口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这些新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适龄人口的去向主要是高职院校和一般本科高校，高水平高校在本专科（高职）教育方面的扩招幅度非常有限。实际上，普及化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简单地将普及化发展与本专科（高职）教育画等号，而将它与研究生教育割裂开来，不符合普及化计量原则，至少是欠合理的。普及化不只影响本专科（高职）教育发展，同时也影响研究生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之间存在复杂而多样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走过了恢复发展到快速发展的过程，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的实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研究生教育已经成为普及化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特点、新任务，有助于科学理性选择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重点，准确定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向和目标。
一、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普及化不是一天达到的。各国高等教育发展都有一个从较小规模到较大规模、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普及化是在精英化和大众化发展基础上形成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研究生教育萌发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化阶段，与高等教育发展同步，且常常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标志性成就。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两大组成部分，普通高等教育包括普通本专科（高职）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不可能只是哪一个部分的发展，而其他组成部分则处于滞涨状态，它一定是各级各类高等教育共同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内涵中包含了研究生教育。也就是说，研究生教育与普及化高等教育不是分离的关系，而是从属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有着显著的差别，研究生教育的表现、构成及地位和作用各有不同，这就决定了不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研究生教育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20世纪中期以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都处于精英化阶段；20世纪中期以后，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呈现百舸争流的态势，越来越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部分国家迈入了普及化阶段。统计表明，世界上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大众化，只有少部分国家仍处于精英化阶段。在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整体上是精英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小规模和受教育者的家庭社会文化背景上。小规模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少，占适龄人口的比例比较低，毛入学率在15%以下。受教育者的家庭往往拥有优越的社会文化资本，接受高等教育成了一种特权，而一般家庭子女和寒门子女很难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就使得精英高等教育本身带有鲜明的阶级性，即为特权阶层服务。不过，在中国，1949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实行了大学“向工农开门”的政策，工人农民家庭子女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特权论”因此式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体现。如果将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的阶级性特点放在一边，那么，它最显著的特点，可以说就是不发达，整个社会只有极少数人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社会既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庞大需要，也没有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所必需的生产条件。
在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不发达，构成相对比较单一，往往以普通本科教育为主，其他类型和层次的教育发展比较迟缓。研究生教育虽然兴起于19世纪中期，但由于社会需求有限，发展并不迅速，层次类型也是单一的。从世界历史和高等教育发展看，整个19世纪都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古典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只有部分理念和形式得以保留下来；20世纪上半期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定的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深受战争破坏，除少数国家高等教育有所发展外，多数国家高等教育都处于维系生存的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生教育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到20世纪中期，研究生教育尽管得到了发展，而且硕士和博士学位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但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在精英化阶段，不发达的高等教育包含了不发达的研究生教育。以今天趋于发达的研究生教育为参照，处于不发达状态的研究生教育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生教育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一种正规教育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此前一些高校已经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但当时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并不是高于学士的学位，而与学士具有同等标识意义，只是用词不同而已。后来，一些高校对已获得学士学位，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且已做出相当成就者授予博士学位。用一句成语来讲，就叫“功成名就”。再后来，社会生产不仅需要获得学士学位的从业者，还需要更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生产需要，高校发展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人才培养制度，这就有了正规的研究生教育。制度虽然建立了，但需求不旺，所以，研究生教育并不发达。
（2）研究生教育主要为学术职业培养后继者。高等教育具有双重目的：一是服务社会需要；二是满足自身可持续发展需要。服务社会需要，就是为社会相关行业培养人才；满足自身需要，就是为高等教育培养后继人才。由于社会文化教育不发达，民众和各行各业从业者的教育程度都非常低下，在研究生教育发展之前，高等教育从业人员就从毕业生中选聘；在研究生教育发展起来之后，硕士和博士学位逐渐成为学术职业从业者的必备资格条件。实际上，高校是最早需要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社会组织，早期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者大多选择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社会其他职业较少有这种需要。新中国建立前，从海外留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者回国后，大多选择在高校就职，就是这个道理。
（3）研究生教育学科化（专业化）程度低。人类教育经历了一个由综合化走向学科化、专业化的过程，本科高等教育如此，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在研究生教育初创时期，人类文化科学技术已经初步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但早期的现代化程度不高，文化科学技术的学科化虽然有一定的进步，但整体上分化程度较低，学科门类还很少。所以，当时的研究生教育虽然有一定的学科意识，但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也少有刚性的学科教育要求，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得者大多有自己的主攻学科，但同时都通晓若干学科领域。这样的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主要还是学科分化不充分、研究生教育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要求不高造成的。
（4）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方式是师徒制。现代教育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高等教育也是如此。作为高等教育一个组成部分的研究生教育，开始并没有沿袭班级授课制的教育模式，而是采取了古代培养手工业从业人员所采用的师徒制模式，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业。早期的研究生教育没有体系化的课程，也没有固定的课程表，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完全由导师决定，包括毕业要求也由导师负责。在师徒制模式下，研究生教育可以说是完全由导师说了算，是一种彻底的导师负责制。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其他教授有参与，尤其是在研究生的毕业指导和毕业考核中，导师和研究生所在高校以及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教授可能受导师之邀，参与有关工作，为研究生培养做出一定的贡献。
2.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自1947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其他欧美国家高等教育陆续进入大众化阶段，尽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还不多，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新兴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都进入了大众化阶段，部分国家还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期。在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结构和体系逐渐多样化和复杂化，新的教育层次、教育类型和教育形式不断出现，它们不但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形态，而且强化了高等教育的功能，提高了高等教育的社会适应性。就规模而言，高等教育精英化有15个百分点的任务，大众化则要完成35个百分点的增长。与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比较一致与同质化相比，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特征日益鲜明。总体而言，大众化初期更接近精英化，后期则更接近普及化。与精英化阶段相比，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充满变化，复杂性不断增强。
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发生重要改变的结果。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不断扩大规模，延伸人才培养的服务范围，由为少数行业培养有文化的人才转变为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所需要的专门人才，而且要增强功能，拓展功能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受教育者的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除了精英化阶段那些拥有优越的家庭社会文化背景者外，越来越多普通家庭子女依靠自身优异的学业成绩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受教育者的社会阶层逐渐下移。在本专科教育发展得到突破的同时，社会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高校也越来越重视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生教育进入了较快发展的时期。由于20世纪后半期是世界高等教育成长最显著的时期，研究生教育经历了从较小规模到较大规模、从比较单一类型到比较多样类型、从服务较少社会行业部门到服务大多数行业部门的重大转变，研究生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功能不断增强。概而言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研究生教育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生教育体系不断扩充。研究生教育在早期发展中往往处于自发状态，由有意愿的教授在少量学科组织开展，高校较少主动规划，更少进行体系化建设。随着研究生教育需求不断增加，研究生教育的作用日益显著，希望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学科越来越多，尤其是当研究生教育成为高校办学水平标志的时候，高校开始重视发展研究生教育。最初作为过渡学位的硕士学位在此阶段作为一个独立的学位层次得到发展，这样一来，就为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扩充研究生教育体系创造了条件。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博士研究生教育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专业博士学位制度还没有被广泛认可和重视，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还是面向高校和部分研究机构培养教师和研究人员，适应面相对比较窄，但硕士学位的正规化发展，以及专业硕士学位(professional master degree)或课程硕士学位（master degree by course）制度的建立，扩大了研究生教育的服务面，一种不同于前一阶段、新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在部分国家建立起来了。
（2）研究生教育呈现多样性。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一样，研究生教育主要是20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多样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层次和类型的多样性从整体上表明研究生教育体系实现了重构。在精英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处于初创时期，本科教育的精英性非常明显。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从数量上看，它覆盖了毛入学率的35个百分点，大众化的深入推进必然带来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大众化程度越高，研究生教育越是走向发达，多样性逐渐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典型特征。研究生教育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层次和类型两个方面，就层次而言，硕士研究生教育制度正规化解决了更广泛的本科毕业生和在职人员的深造需求问题，打通了研究生教育服务社会各行各业的道路；就类型而言，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应用性发展和专业学位制度的建立不但丰富了培养高层次人才的类型，更增强了研究生教育的社会适应性。
（3）研究生教育服务社会生产生活的功能日益显著。早期的研究生教育犹如高等教育体系的阳春白雪，为人所景仰，但它的社会功能有限，不论是硕士研究生教育还是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为高校培养后备师资，社会其他组织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少之又少。20世纪中后期以来，欧美国家经济社会在经历了战后恢复和调整后，先后开始了向高技术化和信息化的转型发展，欧美高等教育随之进入快速发展期，部分其他地区国家高等教育也步欧美国家之后尘，相继走向了大众化。在本专科教育得到比较快速充分发展的同时，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得到提升，由最初主要为学术职业培养后备人才，逐步拓宽服务面向，为科研、生产和社会生活服务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后期，越来越多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走向社会各行各业，在很多原本不需要研究生学历从业人员的行业就业，成为相关行业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可缺少的专业人才。
（4）社会化的研究生培养机制越来越重要。研究生培养原本只是高校的事情，甚至主要是各学科教授的事情，即便学校其他部门人员也少能参与，包括招生、培养、考试和授予学位等事务，主要由各学科教授负责。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了，层次类型多样了，研究生培养不再局限于也不能局限于高校内部，高校与社会联合或合作的培养方式逐渐在应用型研究生培养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起来后，行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参与更成为研究生培养不可缺少的机制。行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参与不只是拓宽了研究生培养途径，更重要的是充实了研究生教育的内涵，使研究生教育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
3.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普及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阶段。仅就规模而言，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任务超过了前两个阶段的总和。前两个阶段为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确立了结构体系和文化基础，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不是另起炉灶，重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和文化，而是在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的制度化成就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新需要，实现更广泛更重大的社会使命。从现象上看，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规模前所未有，高等教育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门人才，是社会各行各业高层次人力资源的源泉。实质上，高等教育普及化不只带来规模的增长，伴随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功能整体上超越了前两个发展阶段。需要明确的是，普及化发展不只是惠及毛入学率增长所覆盖的受教育群体，还会带来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和功能的转型与升级。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重心会经历从下移到上移的转变。在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的初级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受众面不断扩大，越来越多原先未能包括在受众群体中的人获得了接受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机会，与相对较低层次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幅度相比，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增长占高等教育规模总增量的比例较小。也就是说，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处于下移状态。就数量而言，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两个阶段加起来只有50个百分点的规模发展任务，普及化阶段的规模发展任务纵深至少有50个百分点，甚至超过50个百分点。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高级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升高，但在学人口并非总是随毛入学率升高而增长。从很多国家的经验看，普及化发展到中级阶段前后，受人口变化和经济转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等教育总规模可能趋于饱和；进入高级阶段后将达到充分饱和，高等教育总规模仅保持少量增幅，或略有减少。如果适龄人口减少幅度较大，则高等教育总规模减少幅度也会较大。在毛入学率和总规模的变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发展重心将经历一个先降后升的变化过程。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研究生教育规模持续增长，但在其初级和中级阶段，研究生教育规模占高等教育总规模的比例较小；进入高级阶段前后，高等教育总规模趋于饱和，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仍有空间，占比会得到提高，高等教育重心随之上移。总体上看，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研究生教育发展逐渐成为调节高等教育重心的砝码。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是全面的，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都会得到发展。发展的意义既有数量的增长，又有品质的改善和提高。量与质的变化在高等教育结构上都会得到明显的反应，尤其是研究生教育量的增长及其在高等教育结构中地位的变化，对高等教育发展重心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在普及化初期和中期阶段，研究生教育量的增长赶不上本专科教育量的扩充，研究生教育占比不足以改变高等教育重心下移的趋势；当本专科教育扩充趋势减缓，尤其是当普及化高级阶段来临后，适龄人口减少将导致本专科教育增长空间受限，即便有成年在职人员成为本专科高等教育的新受众，但实际增量非常有限，此时研究生教育还会保持增长趋势，研究生教育量的增长可能使高等教育发展整体重心上移，高等教育结构和质量整体得到改善。
（2）研究生教育成为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早期的研究生教育与经济社会创新发展没有直接联系，在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产业发展之间建立直接关系后，研究生教育获得了扩大规模、强化功能的动力，开始走向多样化。20世纪后期，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不仅为高等教育普及化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而且直接引发了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在科技创新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之后，研究生教育不仅发挥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生力军的作用，而且成为科技发展和科技产业创新的温床，从而受到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所以，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创新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价值，研究生教育对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研究生教育成为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航标。活到老、学到老，人人学习，自古以来就是社会的理想，是人类文明进步、和谐幸福的必由之路。高等教育普及化为建立学习型社会创造了可能，使学习型社会建设有了更广泛的教育基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不只是针对适龄青年人口，它还面向社会成年人，为成年人提供各种学历和非学历教育。进入普及化高级阶段以后，研究生教育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都将得到长足的发展，学习型社会建设将拥有前所未有的、牢固的教育基础。研究生教育是整个社会教育体系的塔尖，当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时候，社会的教育体系达到了高度发达水平，研究生教育不仅将成为决定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而且将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树立关键航标。
二、高等教育普及化对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要求
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过程。从毛入学率的上升到结构质量的优化改善，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演进到一定程度，一般是到普及化的中级阶段后，规模进入微调状态，毛入学率和在学总人数可能有升有降，但幅度一般都不大；结构调整进入比较稳定状态，调整往往是局部适应性的；教育质量基本能够满足受教育者和社会的需要，质量的优化和改善主要体现在满足个性化教育需求上。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不单纯是适龄人口受教育权利实现程度的标准，还是衡量整个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是检验国家人力资本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普及化程度越高、发展时间越长，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越显著。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明珠”，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意义不只在于它自身，而且在于放大和升华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功能。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任务和要求与前两个阶段既有联系又存在显著差异。
1.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任务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任务不是单一的，它既有对数量的追求，更有对质量的探索寻求。相对而言，数量规模的外显性更强，对它的追求比较容易受到关注，而质量品性具有内隐性，它的发展变化往往是细微的，不经过长时间的累积，追求质量品性的效果不易为人所感知。但这不表明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可以只关注规模数量的增长或变化，恰恰相反，在研究和谋划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时，应当更加重视质量品性的改善和优化，高度重视质量品性各维度的表现和要求。一般而言，就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任务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建构全纳性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的包容性随发展阶段的演变而不断增强，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高等教育应当更具有开放性，能够覆盖所有应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全纳性不只是对基础教育的要求，也包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泰国宗迪恩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World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For All），通过《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提出“全民教育”的愿景，强调：教育是人的基本权利；全民教育的目标是满足所有人基本的学习需要。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48届国际教育大会，主题为“全纳教育：未来之路”（Inclusive Education：the Way of the Future）。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Audrey Azoulay）在大会上指出：“有质量的教育是指具有全纳性和致力于让所有学习者（不分性别、社会和经济地位、种族、地理位置、特殊学习需要、年龄和宗教信仰）全面参与的教育。”建构全纳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要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为拥有接受高等教育权利且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基础的人打开通道，使他们能够顺利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实现他们的意愿。这样的体制机制不是排他的，没有歧视性，向所有有接受高等教育意愿的人开放。这样的高等教育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高等教育，它的目标指向是全民教育在高等教育层次的实现。
（2）建构协调融合发展的高等教育结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规模有大有小，规模的大小不是由高等教育自身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不论规模大小，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结构都是复杂的，层次、科类和形式结构是高等教育量与质的复合体，结构的复杂程度取决于量与质平衡关系的状态。一般而言，规模越大，品质的差异性越大，结构越复杂；反之，规模越小，品质的同构性越强，差异性越小。当今世界，在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国家中，中美两国高等教育都属于超大规模的，单就规模而言，中国更远胜于美国135-143。因此，中美两国高等教育品质的差异性也远超其他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追求差异化发展，扩大差异化是提高高等教育适应性的有效策略，但普及化发展并不只是追求差异化，它还注重差异的协调融合。只有协调融合发展的普及化高等教育，才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不同人群接受不同层次类型高等教育的需求，维护高等教育发展秩序，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协调融合发展有赖于不同层次、类型和形式的高等教育之间建立有效的耦合机制，使差异化高等教育之间拥有“立交桥”可以互联互通，包括本专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线下教育与线上教育等各种层次、各种类型和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相互联通、有机融合、协调发展。
（3）建构均衡的高等教育区域布局。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考察范围一般为国家或地区（经济体），以国家为主。一国之内无论国土面积大小、人口多少，高等教育都有区域布局问题。当然，在一些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很小的“袖珍”国家，高等教育区域布局问题不会凸显，也不大会成为受关注的问题。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区域布局都是高等教育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在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往往在文化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得到优先发展，尤其是一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得天时地利，常常在首都和中心城市得到较快发展。虽然有的国家首都所在地的高等教育并不非常发达，但其历史文化名城和经济发达城市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往往处于领先地位，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优势区域。进入普及化阶段后，首都和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区域的高等教育仍然表现出增长势头，但区域均衡发展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面，欠发达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一些国家通过中央政策支持，在欠发达区域投资兴办高校，以满足欠发达区域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和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当普及化中高级阶段来临的时候，高等教育发展渐趋饱和，高等教育规模增量接近甚至达到天花板，区域均衡发展得到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几乎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标配，不能达到区域均衡发展状态的普及化，不是高等教育发展高级阶段的水平。欠发达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发达区域和中心城市高等教育发展满足其需要，还必须依靠在地化高等教育发展。所以，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追求区域布局的均衡化。均衡化不是完全一致化，不是均等化，而是在数量和结构上不同区域之间保持适度的差异化，凸显地区特色和差别。
（4）建构适应和满足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模式。高等教育有两大基本目的：一是促进人的发展，二是促进社会发展。两大目的是统一的，即促进社会发展是通过促进人的发展实现的，离开了人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就是虚假的。因此，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和怎么培养人的问题，就成为教育的基本问题，高等教育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几个问题，它的功能就无从发挥，作用就无从体现。在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因教育发展不充分，关注人本身和健全人格发展缺少基本条件；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各级各类教育普及化程度都达到很高水平，高等教育理应回归基本目的，以人本身的发展为基础，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在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为了竞争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人们往往更关注眼前发展，重视短期利益，加之社会发达程度不高，社会生产对专业技能的需求非常迫切，在内外多重因素作用下，高等教育更重视社会生产需要，更关注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而对人的内在素质和人格精神的培养塑造则不够重视。进入普及化阶段后，尽管学校仍然有水平高低之分，学生有能力强弱之别，但高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使所有学生都得到和谐发展，将社会生产需要、职业能力要求和专业发展志向都融合到人的全面发展中，实现人的内在品质与外在素养的有机统一。这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各级各类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的目标导向，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惟其如此，高等教育才能实现人的和谐发展的目的，也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才能由人的和谐发展达到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有200余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也有百余年。在百余年的发展中，我国研究生教育未能做到一以贯之、持续不断，只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我国才逐步建立了完整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研究生教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样、快速而有质量的发展。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当年共招收硕士生10708人。到2020年，在学研究生人数达到313.96万人，其中，博士生46.65万人，硕士生267.30万人；毕业研究生72.86万人，其中，毕业博士生6.62万人，毕业硕士生66.25万人。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再到普及化的发展历程相吻合，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就教育规模和授予学位数量而言，可与美国并驾齐驱。据统计，2017–2018学年，美国共授予硕士学位82.01万，博士学位18.4万；预计2019–2020学年，授予硕士学位数增加到83.2万，博士学位18.6万。在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上，中美两国的规模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毫无疑问，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美国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的。美国自1869–1870学年开始授予博士学位，在我国1978年恢复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时候，1979–1980学年，美国授予硕士学位30.51万，博士学位9.56万。我国恢复发展研究生教育时间较短，发展需求大、任务重，尽管成就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1）社会存量不足。我国研究生在学规模达到310万人以上，面向未来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很强，但因为恢复发展时间短，且规模增长主要是近10多年的事情，所以，毕业研究生规模较小，社会积累不足，社会人才队伍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占比非常低。据统计，我国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总人数为1076.55万，与我国8.8亿劳动年龄人口相比，高层次人才的积累太少，社会生产能力和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新科技产业发展水平都会受到较大影响。
（2）区域分布失衡。区域分布失衡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短板之一，研究生教育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与东部省份相比，中西部大多数省份研究生培养单位少，学位点少，博士学位点更少，研究生教育规模小，且自我发展能力弱。尽管很多高校和政府部门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由于中西部地区文化科技基础弱、底子薄，加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中西部地区高校学科建设难度大，学科水平提升缓慢，研究生教育发展不能满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不少中西部省份全省研究生培养能力不如东部地区一所高水平高校，不仅如此，东部地区高校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不愿意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发展，中西部地区高校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流出人数远远大于回流人数。
（3）培养模式趋同严重。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类型多样化体系基本形成，硕士和博士学位体系完备，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授权体系逐步健全。据统计，2020年，全国有研究生培养机构827个，其中，普通高校594个，科研机构233个；研究生招生110.66万人，其中，博士生11.60万人，硕士生99.05万人。截至2019年，共设置47个专业学位类别，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5996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78个，累计授予硕士专业学位321.8万人，博士专业学位4.8万人。2021年，全国录取硕士研究生106.2万人，其中，录取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65.7万人，占全部录取硕士研究生的比例达到61.9%。层次、类型的多样化要求研究生培养模式与之相适应，但令人遗憾的是，研究生培养模式趋同问题普遍存在，且非常严重。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培养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趋同，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授予标准、课程开设、教学要求、教学内容与方法等基本相同，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趋同问题也比较明显。培养模式趋同现象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有重要影响。
（4）文化基础薄弱。我国研究生教育恢复发展几乎是白手起家，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位体系、培养体系、管理体系、条件支持和保障体系，建成了一个结构完备、规模巨大、运行规范的研究生教育系统。尽管研究生教育发展很快，成就巨大，但客观地讲，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文化基础薄弱，研究生教育出现的很多问题都与文化基础薄弱有密切关系。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功利性与学术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内生动力与外在激励导向之间的矛盾，行政管控与自主办学之间的矛盾，以及浮躁倾向、学术不端等问题，都与文化基础薄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生教育文化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对研究生教育规律的认识肤浅，研究生教育理念和价值观错位，研究生培养过程的文化内涵不足，研究生教育评价标准和要求重外在表现，等等。
3.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还只是刚刚开始，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还远远没有达到普及化的峰值，既没有达到规模的峰值，更没有达到质量和品质的峰值。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研究生教育发展既要为解决社会存量不足、刚需较大问题而增强人才培养能力，又要为解决培养模式过时、质量和品质提升空间大的问题而加强研究生教育内涵建设，还要着眼未来，谋划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强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正如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洪大用所指出的：“要着眼未来规划当下，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研究生教育体系调整升级，创造更多机会、更优品质、更佳体验、更强力量，因而具有更大影响的研究生教育。”
（1）以提升品质为主导的适度增量与提升品质相结合。量与质的关系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长期面对的一对矛盾关系。总体上看，以往研究生教育发展是以量的扩张为主导的。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以后，研究生教育的量与质的关系将发生新变化，应当把提升品质置于优先位置。一方面，研究生教育已经发展成为高等教育一个庞大的组成部分，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是政府和高校都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也是社会的重大关切。提升品质既是长期的使命，又是现实的任务，应成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优先项。另一方面，刚需仍然坚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至少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初中级阶段，研究生教育规模还应持续扩大，保持适度的增量，以满足民众、高校和社会对进一步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需求。
（2）以中西部补强为主导的东部补缺与中西部补强相结合。我国幅员辽阔，高等学校分布广泛，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很大，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东强西弱现象，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推进要求实现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不同地区之间保持合理的均衡关系，实现研究生教育区域协调发展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题中之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东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不仅规模大，而且实力强，中西部地区明显处于弱势，且差距较大。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应当把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补强问题置于优先位置，对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进行整体性扶持，实施“两手抓”，即一手抓增量，扩大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推动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达到与东部地区的大体均衡；一手抓质量提高，在研究生教育整体规模已经非常庞大的背景下，对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应予以同等重视。在重视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补强的同时，补齐东部地区的短板和缺口，对部分处于弱势的东部省份采取扶持政策，以实现东部地区内部研究生教育协调均衡发展。
（3）以强化创新为主导的分类培养与强化创新相结合。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和本专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是不同的，最显著的差异在于本专科教育的基础性更突出，研究生教育的尖端性更鲜明，即社会尖端人才主要由研究生教育培养。我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培养研究生创新素质的体制机制不完善，这与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趋同和文化基础薄弱不无关系。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应当把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素质和能力置于优先地位，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减少知识性教育，充实培养过程的创新内涵，增加科学研究方法训练，加强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培养，完善尖端人才培养体系。与此同时，区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使命和人才培养目标，改革和完善各层次各类型研究生教育工作，贯彻分类培养原则，建构与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使命相适应的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
（4）以筑牢根基为主导的加强治理与筑牢根基相结合。研究生教育的基础在于本科教育，尤其是高水平大学本科教育质量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有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高水平大学本科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根基。发展研究生教育，不能就研究生教育谈研究生教育，应当运用系统思维，整体考虑高等教育发展。我国每年招收硕士生已达近百万人，生源基本来自高校本科毕业生，提高本科教育水平，确保生源质量不断提高，使研究生教育能在更高的起点上培养高层次人才，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实现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近600所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这些高校的本科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第一生源地，根据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要求，加强这些高校本科教育改革，强化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是筑牢研究生教育根基之举。当然，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还应当深化治理体系建设，构建促进良治和善治的体制，优化研究生教育运行机制，建构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提高办学效率，以释放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潜力。
三、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不但满足了千万研究生追求更高素质更高能力发展的要求，满足了建构完善健全的高等教育体系的需要，而且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要，保证了国家经济腾飞、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高水平人力资源。如果没有过去四十多年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不能想象我国会有今天的发展局面。在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根据国情和需要，主要采取了规模扩张、体系建构、重点突破、治理改革、国际交流等战略措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高等教育为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个长期发展而逐步臻于完善的过程，研究生教育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发展进入普及化阶段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应做出必要调整，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建构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1.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形成高质量发展格局
提高质量是普及化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我国拥有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仅研究生教育规模就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总规模。据统计，世界上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100万人的只有35个国家，客观地讲，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是稚嫩的，四十多年的恢复发展虽然搭建了大规模研究生教育的框架结构，把规模做起来了，但内涵和文化单薄，培养模式还不成熟，水平和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310万人以上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体现了我国强大的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和发展潜力，全面提升办学水平、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不仅是研究生教育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迫切需要。
全面提升办学水平主要是高校的责任。高校承担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任务，在全国研究生培养机构中高校占71.82%，高校的办学水平提高了，大多数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质量就有了保证。提升办学水平应当在培养模式上下功夫。传统上改革培养模式只需要解决高校内部的问题，改善师生关系，优化办学条件。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面临的形势和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生教育的边界从校内拓展到校外，毕业研究生所能到达的地方，就是研究生教育的边界。研究生培养必须与社会实现无缝对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可或缺的要素。应当明确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制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研究生素质和能力框架，根据培养高水平研究生的要求，增加研究生教育资源供给，改善研究生教育条件，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全面提升办学水平，政府不可能置身事外，应当利用自身的权威地位，把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大势、大局，加强财政支持政策调控力度，引导研究生培养单位重视质量，重视培养模式改革创新，重视研究生教育内涵建设；与此同时，发挥相关行业组织和相关学术组织参与治理的作用，建构研究生教育共同治理机制，建立促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善治体系。
2.加快填补发展洼地，构建均衡发展的研究生教育体系
扩大增量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在研究生教育发展比较充分的东部地区，适度增加规模有其现实和必要性，但加强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在中西部地区增加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学位授权点，更具战略意义。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中，至少在普及化的初中级阶段，高等教育规模还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直至达到充分饱和状态；高等教育体系将更加完善，能够适应和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的需要；高等教育地区布局将更加均衡，东、中、西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等教育协调均衡发展；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更加先进，办学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保证。从一般意义上讲，研究生教育发展与本专科（高职）教育的增量和结构调整没有直接关系，但与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优化和水平提升高度相关，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适应性提高高度相关。优化高等教育整体布局，必须解决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不足的问题，将洼地填平，让短板加长，使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达到与东部地区均衡发展的水平，建立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在地化为主、外地支援为辅的办学格局。
中西部很多地方研究生教育基础较弱，有的甚至还达不到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条件，这是客观现实。如果唯条件论，把条件看作是僵化不变的，将阻塞这些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通道，这些地方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将得不到满足，这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因为得不到充分的高层次人才支持而难有大的作为。因此，在研究生教育发展政策上，不能采取歧视态度，不能简单粗暴地公事公办、照章办事，不能放任自流，政府应当积极作为，将解决中西部地区的问题置于优先地位，以提高中西部地区高校办学水平、促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编制并实施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专项工程，有计划有步骤地在中西部地区增设研究生学位授予单位和学位授权点，扶持中西部地区有关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扩大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覆盖面，提高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供给能力，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充分发展，为更多有能力有需求的大学生提供优质的研究生教育。中西部地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克服传统的等、靠、要工作习惯，充分认识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意义，加强对辖区高等教育发展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调控力度，做好辖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筹集研究生教育发展资源，推动辖区研究生教育不断迈上新台阶。中西部地区有关高校应当发挥主体作用，将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学位点建设摆在学校办学的中心地位，内引外联加强学科建设，不断提高学科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获批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和学位授权点的资格。
3.着力开拓新发展空间，造就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生力军
加强支持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是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又一战略重点。世纪之交以来，信息技术和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更催生了诸多新产业新业态，典型表现就在于高新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引领了各国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占世界第二位，但不论是传统产业的品质还是高新科技产业的潜力都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发展高新科技，提高经济产业的高新科技含量，是实现我国经济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发展高新科技离不开创新型科技人才，尤其是高新科技领域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经历本专科教育，但要真正造就高新科技产业创新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研究生教育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创新型科技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更加迫切。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本专科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学科专业功底，为他们谋求终身持续发展和继续深造奠定基础。研究生教育则担负着将科技创新人才的“毛坯”培养成为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生力军的任务，使他们毕业后能够直接进入经济产业部门，在科技产业创新发展中发挥先锋队的作用。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与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的关系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共性在于都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规律，特性在于我国科技产业创新发展从根本上讲只能依靠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因此，我国研究生教育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以服务国家战略为使命，瞄准经济产业发展的战略需要，建立健全高新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加大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着力打造促进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引擎，培植创生高新科技产业新业态发展的动力源。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适应高新科技发展趋势，积极组织学术力量，开办与高新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相关的学科专业，发展新兴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教育，面向未来，超前培养高新科技产业创新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与此同时，在现有与经济产业关系密切的学科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加强学科专业交叉融合，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加强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造就大批促进经济产业全面转型升级发展的科技人才。
4.创新来华留学教育模式，打造我国留学生教育品牌
研究生教育应当对塑造我国留学生教育品牌发挥关键作用。留学生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质量的风向标，留学生向哪里汇聚，哪里的高等教育质量就得到了认可和追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据统计，2018年，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的49.22万名留学生来华留学。其中，“一带一路”沿线64国的来华留学生26.06万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52.95%；来华留学的学历生总数为25.81万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52.44%；来华留学研究生8.5万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17.26%。应该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华留学生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留学生教育发达的美国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发布的《2020门户开放报告》，在2019–2020学年，美国共接收留学生107.54万人，其中研究生37.44万人，占34.81%。国际学生占美国高等教育总人数的比例为5.5%。与2018–2019学年相比，在美留学本科生数量下降1.8%，而研究生数量微涨0.4%。与美国相比，来华留学生规模还比较小，占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的比例还很低；来华留学生中研究生人数较少，占比偏低。这些都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的吸引力还不够大，研究生教育水平和质量的国际认可度还有待大幅提高。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将逐步进入充分饱和状态，我国将更有余力接收国际学生，满足他们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来华留学教育必定会有更大发展。研究生教育应当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受到国际生的追捧，使来华留学教育与出国留学教育保持高质量协调发展。
接收更多国际学生不仅取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支持能力，而且取决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适应性和国际认可度。提高国际适应性，应当改革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更具包容性的、能够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求学者需要的教育模式；提高国际认可度，应当遵循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发展多元化高等教育，使来自不同国家的求学者抱着希望而来，带着满意而归。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实力和水平可以用来华留学生教育水平来衡量，尤其是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接收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创新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模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小灶教育”方式，即为来华留学研究生单独开设课程，独立组织各种教育活动；二是随班就读方式，即将留学研究生编入同年级研究生班，让他们与中国研究生一起接受教育。在多数研究生培养单位，主要采取前一种方式，因为后一种方式不仅需要在留学生教育理念上解放思想，而且需要有很大的决策魄力和担责精神。有部分高校采取了一种混合式的培养方式，即部分课程采取合班上课教学，其他教育教学环节采取独立组织方式。不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存在对来华留学研究生的认识不足、教育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学业适应性和社会适应性发展都不够充分，很多留学研究生对自身学习和生活的满意度不高。创新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模式，应当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从战略高度看待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明确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国际战略定位，制定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愿景；遵循国际研究生教育的基本共识，将国际规范与中国特色有机结合起来，建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高质量国际研究生教育体系，增强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的适应性；完善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要素标准，以国际视野、一流水平、中国特色要求各种教育教学和服务活动，从细节入手，提高来华留学研究生教育水平，打造我国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品牌。
当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步入高级阶段，达到充分饱和的时候，我国研究生教育总体规模也可能达到饱和状态。需要指出的是，饱和状态并不表明研究生教育规模不再有变化，而是表明规模发展总体上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但也可能出现小幅的增减。与此同时，研究生教育体系和结构将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到那个时候，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增减、体系和结构的调整将不再是战略性问题，研究生教育水平、质量、适应性和满意度（国内声誉和国际声誉）将成为评价政策和实际工作的主要标准。这就意味着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将发生转移。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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