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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3期期刊要览
本期内容提要
01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意义：
历史确证、理论创新与价值引领
桑建泉（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陈锡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内容提要：
全球化以来的人类“一体化”历史，伴随着振荡反复的显性或隐性价值观危机。因而世界价值观危机绝非新近问题，其是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复杂交织。一场内在主张意识形态对抗的美式“民主峰会”会否让人类重返冷战时期的价值观对峙？处在价值观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人类共同价值凸显出凝聚各国人民价值共识的世界意义。作为彻底超越旧时代“普世价值”的历史确证，全人类共同价值在辩证统一中储备起理论合法性。作为契合时代主题与顺应时代潮流的理论创新，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洞察时代弊病中实现了叙事重构。作为关涉时代走向的价值引领，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化解多重危机中彰显出非凡的实践效应。02
可行的社会与理想的社会
——“新斯密问题”的一个解读视角
王长刚、罗卫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
斯密对《道德情感论》第六版所作大幅修改被视为晚年的重要思想转变，由此衍生出关于其思想在“1759—1776—1790”间发展的“新斯密问题”。对主要文本的梳理表明，斯密区分了“可行的社会”与“理想的社会”。在《道德情感论》第一版和《国富论》中，斯密以人类天性中的同情共感秉性和交换倾向为核心原理，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以及商业社会如何带来社会的繁荣与公平。斯密也逐渐认识到商业社会中社会成员并不幸福，这只是一个次优的可行选择。通过《道德情感论》第六版中的大幅修订，斯密将第一版中的同情共感机制立体化，探索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理想社会的可能路径。理想社会虽然更值得追求，但能否实现却是未定的。“新斯密问题”仍然可以在斯密的整体思想框架内作出解释，体现了其思想的发展与深化。03
“合村并居”会减少县域碳排放吗？
王学渊、苏子凡（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
在国家“双碳”目标和绿色发展战略下，“合村并居”作为推进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县域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亟待探究。本文基于2009—2017年中国县级层面面板数据，综合利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系统考察“合村并居”对县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从人口城镇化、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公共财政支出有效利用、工业集聚四个方面阐释“合村并居”影响县域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合村并居”在全国范围内显著降低了县域层面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区域看，“合村并居”的县域减碳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而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统计上均不显著；（2）“合村并居”主要通过提升县域的土地资源和公共财政支出集约有效利用程度实现减碳效应，人口城镇化和工业集聚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3）村庄数量较密集、经济集聚水平较低区县的“合村并居”县域减碳效应更为显著。本文研究表明“合村并居”的县域减碳效应具有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和一定的局限性。在“合村并居”进程中，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整体规划村居绿色建设、加强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和公共财政资源的有效投放，才能促进其在县域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04
公共政策何以失败？
——一个基于政策主体角度的解释模型
俞海山（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商学院）
周亚越（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政策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公共政策追求成功，但失败常常相伴。从政府这一政策主体角度上说，公共政策失败的原因可归结为三个因素：超越权限、能力不足、缺乏良知，由此就可以从政策主体角度建立一个关于公共政策失败的解释模型。超越权限是指政府做了超越其职能范围之外的事；能力不足意指政府缺乏有效地采取并促进集体性行动的足够能力；缺乏良知则是指政府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标，政策偏离公共性。政策主体超越权限、能力不足、缺乏良知，这三个因素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呈现出一种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复杂关系。05
限权与赋能：
现代科层制组织规范功能再审视
——浙江绍兴信访矛盾化解标准化建设案例分析
刘开君（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现代科层制组织原本就具有规范功能。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安排，信访制度在治理实践中逐渐衍生出矛盾化解功能。近年来，“重复访”“集体访”“越级访”“缠闹访”等信访乱象周期性膨胀，直接原因是信访治理不规范，根本原因则是行政权力运行失范。为此，浙江绍兴在增强市域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分别在上虞区和诸暨市开展信访矛盾化解标准化建设省级和市级试点，着力发挥“枫桥经验”发源地的制度基础和创新资源优势，充分运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以及抓早抓小抓苗头等理念，重新审视现代科层制组织的规范功能，从科层体系、信访接访、信访处置、信访答复、档案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探索构建了一整套标准化流程和操作规范，以此向信访部门和信访干部赋能，同时限制行政权力失范行为。信访矛盾化解标准化建设有利于化解信访矛盾存量、减少增量，实现源头治理，对基层制度创新具有多重启示。06
彰显宪法与尊重立法
——回避宪法判断的司法技术及其法理
刘 义（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
目前推进当中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是针对立法过程的抽象的合宪性控制，回避宪法判断的司法技术展开可以为其注入一种实践动力。广义的回避宪法判断包括通过法律判断回避宪法判断和回避违宪判断这两种样态，后者又有两种类型，即合宪解释（或类似变形裁判技术）与现代回避。这些回避技术的操作法理，都可以从法院在彰显宪法与尊重立法两种任务取向之间的策略性平衡得到阐释。我国既有司法实践主要有两个缺陷：一是通过法律判断回避宪法判断的方法论意识不足，导致裁判说理的泛宪法化；二是法院尊重立法时，对宪法价值的技术关切不足。为了化解这种对极式的偏差，我国未来应确立彰显宪法与尊重立法的本土化平衡基准，最高法院的多面向宪法对话功能也至为切要。07
律师持令取证的实践现状与制度构建
——以浙江省为例的实证研究
胡 铭、赵青航（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内容提要：
“律师取证难”是困扰民事诉讼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本文以浙江省的裁判文书和律师访谈为样本，对律师取证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以便揭示律师取证的实践现状。实证分析显示，律师自行取证和申请取证这两种传统的法定取证方式的效果不佳，而地方自行推行二十余年的律师持令取证展现出强劲的现实需求和实践效果。但调查令制度存在缺乏法律依据、有地域适用限制等问题，导致律师持令取证时常受阻。从立法层面亟需建立一套系统的调查令法律制度，从而适度拓宽律师的取证渠道，助力法院更加准确、全面地查清案件事实，促进司法公正。08
乡村治理制度形成、演变与运行的机理
——基于浙江省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的研究
郎友兴、万 莼（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浙江省象山县围绕经济发展、村庄建设、社会和谐稳定、基层组织建设等内容，历经十年多探索实践，形成并逐步完善了一种组织发动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决策与监督的“村民说事”制度，探索出一个更有效的村级治理模式，为乡村治理的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村民说事”制度经历了分散式和探索式的自发构建、系统化与集成化的制度优化以及提升三个阶段。本文从一个整合性的制度主义框架分析该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制度运行与维系的三个机制及其对制度转型实践的贡献。09
村两委“一肩挑”治理模式
与村级集体经济：助推器或绊脚石？
张洪振、任天驰、杨汭华（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一肩挑”治理模式能够促进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吗？本文采用中国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行政村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村两委“一肩挑”治理模式对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克服内生性以及村庄集体经济的原始差异问题后，“一肩挑”治理模式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村庄资源禀赋较高，人口规模适中、村支书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环境下；此外，异质性检验发现村支书的年轻化与素质化是克服“一肩挑”制约因素的影响的有效途径；最后，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肩挑”治理模式能够通过提升行政管理效率等渠道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10
高校扩招后不同阶层教育获得的差距与机制
——基于顺序逻辑模型的数理分析
张云武、申 昊（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
本文实证分析了高校扩招之后不同阶层教育获得的差距及生成机制，并检验了相对风险回避假说的适用性。1999年高校扩招至今的二十余年间，尽管不同阶层的教育获得存在一定不同，但总体来说，性别差异已基本消失，正在迈向阶层平等化。父母学历、家庭经济和父亲职业三个影响因素中，不同阶层教育获得的差距主要起因于父母学历的不同，即为了规避代际地位下降，无论父母自身学历如何，均倾向于让子女选择至少与父母相当、甚至更高层次的教育。因此在我国，父母学历的影响机制与相对风险回避假说一致，而家庭经济和父亲职业的影响机制与相对风险回避假说相悖。11
高职扩容与人工智能迭代：
冲突还是耦合?
——兼论高等职业教育变革逻辑及创新路径
王俊杰（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内容提要：
高等职业教育扩招和人工智能迭代是一对特殊的耦合关系。扩招所承载的劳动力资源基本面改善任务，与人工智能引领的产业创新潮流深度交汇，催生了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全新的发展愿景及改革动力。类型教育、开放教育、融合教育、终身教育的引入塑造了高职教育的基本关系结构，并由此带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规格及范式、社会合作机制及国际化办学等的系列创新，进而勾勒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变革逻辑及创新轨迹。12
言辞的纹理：早期中国思想的场景性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
亘古不变的天地之道是早期中国思想展开的前设，天地之道由圣人体悟并呈现为三代之治时的理想秩序，秩序的崩塌和重建无非就是对理想秩序及其背后的天地之道的疏离与复归。作为先王政典的经就是圣王通过他们的治理故事展现天地之道的载体和津梁。历史记载的事件与思想家的价值就以经为中介形成了互证的关系。不同的理解就造成了从言到辞的转变，引发了论辩。思想论辩的对象并不直接指向天地之道，而是先王政典与经中故事的所指和真义，这就引出了除了历史事件之外的场景性方法。我们应该认识到，场景性是一种思想方法，而不是受制于语言特性的、不得不然的书写特征。场景性的方法保障了早期中国思想的敞开性和经验性，在此基础上，朝向天地之道的思想实践始终是开放和生动的。13
科技伦理的祛魅、统合、自觉及其价值选择
——基于“高概念”主张引入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省察
刘博京、刘婵娟（温州医科大学健康与生命伦理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
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的关系，在时代更迭的大背景下，变得愈加复杂。如何有效地解决二者间的“二元对立”，保留人们对丰富多样的“意义”和“价值”的敏锐触觉，对于解析科技伦理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引入“高概念”主张，旨在阐明科技伦理通过其祛魅、统合和自觉而实现与科技发展的并行统一、过程与结果的并重、滞后与先验的调和。以人工智能伦理的具象化场景应用为例，将“高概念”主张嵌入至人工智能伦理中，不仅有利于客观地呈现科技发展与伦理之间的全新关系，而且有利于完成科技伦理自身在时代背景下的反思与重构，即在再认知策略共同体的基础上促使科技发展与科技伦理的均衡发展，进而助力科技伦理发展全新环境的营造。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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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论衡》疾虚妄的生命思想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
在汉代神学目的论及神鬼之说、神仙方术流行的情况下，王充《论衡》继承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观，阐述其以自然元气为基本哲学理念的生命本体论，认为人类生命是万物的一种，生与死体现了物质发生与消亡的基本规律。秉持这种基本观念，《论衡》在《道虚》《论死》《订鬼》《言毒》等篇中，辩说历史上各种有关鬼魂与神仙传说的虚妄性，反复论证生必有死、死后无鬼、修道不能成仙这样的观点。为了唤回人们的常识理性、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论衡》采取繁复、周密的论述方式，并采用“荴露”即明白易懂的行文风格。这其中体现了朴素的科学实证精神。王充的生命思想，无论从其基本理论还是论证方式上来说，都达到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生命观的高峰。15
试论南宋院体山水画的诗意内蕴
陈 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
诗画融合是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的主要特征和重要成就。画史上论述诗画融合，一般都聚焦于文人画传统，将诗书画印合一视为文人画的典型特征。南宋院体山水画在古代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已有研究大多从绘画技法上对之加以认可，而无关乎“诗画融合”“诗画一律”等相关于诗意内蕴这一中国绘画艺术传统最为推崇的艺术风格与内在精神特质层面。深入南宋院体山水画发展历程，可见大量蕴含浓郁诗意的作品，体现出融于构图、笔墨等形式语言本质层面的诗画融合境界，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中国古典绘画艺术民族特征的韵致。16
“骑墙”的艺术风景
——论晓风长篇小说《湖山之间》艺术特色
刘家思（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刘 璨（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语言文学分院）
内容提要：
晓风的长篇小说《湖山之间》显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执着的艺术追求，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景。它以诗意化的艺术构思，将高校“墙内”的人生状况与“墙外”的社会生活相融合，构造了壮阔的诗境，反映了中国近百年的发展流变，显示了丰富的审美价值。小说采用双线并进与意识流发散相结合的叙事策略，以诗性叙事形成符号化隐喻，以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拓展叙事张力，不仅客观地描写历史，而且冷峻地批判现实；运用内外融合的描写方式，写人心，剖人性，叙人情，描精神，深刻揭示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突出人物描写的力度与深度；创新叙事话语模式，将诗文交织，议论辨析并举，并追求散文诗的意境，既晓畅典雅，又醇厚通达，富于韵味，实现了现代与传统无缝对接、学术理性与文学感性的完美交融。小说对社会充满理想期待，对健康人性热切呼唤，显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17
“海洋江南”：海洋史视野下
明代江南经济的“向海”特性
曲金良、朱 雄（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
内容提要：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与江南地区经济结构的“向海型”亦即“海洋性”变迁是双向互动的历史进程。明代江南地区作为与海洋密切接触的前沿地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海洋性特征愈发凸显，逐渐发展成为“海陆一体”的向海型的“海洋江南”， 以其大规模面向全球市场的商品货源的主要、集中产地，在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和早期贸易全球化进程中担当了历史舞台的主角。将海洋史视角引入明代江南社会、经济转型研究，进而提出“海洋江南”这一概念，重新探讨海洋与江南地区的关联性以及海洋在江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对于丰富明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拓展江南地域研究的范围，从整体上认知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面貌以及江南地区如何通过“内外联动”与“中西互动”参与构建了早期贸易全球化的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复原与当代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