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维解读

编者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建设领域郑重提出“自我革命”的科学命题，意义深远。革命是马克思建构其科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他用“历史的火车头”“助产婆”等隐喻革命在促进社会变革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第一次将革命与自我相联系，明确提出要把自我当成革命的对象和目标，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和光明磊落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阶段如何保持其革命的热情和“血性”？如何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并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这些尖锐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用理论和行动给出答案。《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中共治国理政研究”栏目发表王成、刘德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维解读》一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发生逻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和理论基础，从坚定理想信念、严厉惩治腐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及加强党内监督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仍然是发展。我们在发展中面对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党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任务和困难将越来越棘手，越来越繁重，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我们必须勇于改革创新，勇于自我革命，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更加自觉地为建功新时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三维解读

摘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命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有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从哲学视野来看，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坚定理想信念、严厉惩治腐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及加强党内监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实践路径。

作者简介：王成（1982—），男，安徽定远人，博士，桂林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访问学者；刘德中（1970—），男，山东汶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研究”（19YJC71006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5批面上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现路径研究”（2019M653309）；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新媒体时代民族地区高校网络舆情工作转型研究与实践”（2017C39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1]研究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必须深刻领会并不懈坚持“自我革命”的丰富内涵和必然要求。

实现社会革命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目的。为了实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命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语境下自我革命有着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价值逻辑。

（一）理论之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忠实信仰者和自觉实践者，传承着自我革命的“红色基因”。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自我革命思想因子和理论资源，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提出并实践自我革命这一命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从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出发，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这种合法性和科学性建基于其革命性。基于此，经典作家从创建科学理论时就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以及对党员革命性的培育。革命是马克思建构其科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内含其中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内在关联。马克思用“历史的火车头”“助产婆”等隐喻革命在促进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狭义视角出发，革命是指阶级斗争的暴力行动。社会革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主要存在形式就是新旧社会的更替，这种更替不仅是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形式，同时又是新的社会建设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晰地指认历史的动力以及一切理论的动力是革命[2]。中国道路是一个接续、转化和创新的过程，需要共产党人锲而不舍地筑梦、追梦和圆梦，汇聚成强大的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从广义视角出发，革命是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统一，指向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社会主体推动社会革命的前提是实现自我革命。98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由站起来到富起来步入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由此出发，自我革命是社会主体基于共同社会目标，克服缺点、发扬优点，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过程，是一种刀刃向内的勇气和实践，以自我的缺点和不足为革除对象，真刀真枪地去除自身存在的病症和问题。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学说的理论基石。在这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应运而生的，政治特质在于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党之初对于党在资本主义环绕的现实中可能面临的复杂环境有过预期，他们并不拒斥非无产阶级出身先进分子的加入。在他们看来，“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要条件在于“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3]。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累了大量的党建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丰富和发展留下了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双份遗产”。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政党保持革命性开出的“灵丹妙药”在于，“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以其视角出发，一个“郑重的党”只有在“三番五次”的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基础上才能“登上山顶”，而“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所在”，害怕说出自己的弱点[4]。

（二）历史之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对近代中国历史主题的延伸和拓展。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永葆生机的“传家宝”和“锐利武器”。回溯历史经验，“落后就要挨打”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知识精英改造中国传统社会内在动力机制缺乏的历史窘境。从文化领域的“诗界革命”“文学革命”“科学革命”到经济领域的“产业革命”“经济革命”，再到社会领域的“女界革命”和“祖宗革命”及至“家庭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领域的“政治革命”，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从综合的视角出发提出彻底变革的政治诉求。中国共产党是在资本逻辑冲击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为近代以来社会变革提供了内在动力。无产阶级政党长期执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党的执政地位不能依靠“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指望“救世主”和“神仙皇帝”的恩赐。马克思主义刚传入中国以后便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挤，也正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和博弈中得以壮大。革命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自我革命作为革命的特殊形态，也是革命的最高形式。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但这并不说明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作为一项实践是从彼时才刚刚开始出现。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拿起自我革命的武器，同党内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思想进行彻底的斗争，党的革命事业得以继续推进。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大量加入党的组织，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基于此，1929年古田会议专门就党内存在的问题作出“党内教育问题”决议。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延安时期，党为了彻底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影响，开展了广泛的教育运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面对党内可能出现的享乐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居功自傲的情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展了“三反”运动，其目的也是在党内深入开展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驰而不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最终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伟大命题。

（三）价值之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对党的根本宗旨的追求与实践。“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王朝更迭、秩序变易等多重意蕴，缺少自我革命的内涵，只是统治集团玩弄政权、教化民心的凭借[5]。革命在多数语境下被认定为主体对客体的变革，忽视对主体自身的变革要求。传统语境下的革命“造反者”摘取胜利果实和获得政权的“敲门砖”与“垫脚石”，形成二律背反。一方面，权力“新贵”以革故鼎新姿态竭力打破陈旧体系，把高高在上的“天子君父”从皇位拉下，以“卫道者”自居；另一方面，作为新兴统治集团在建立自身统治以后难以与时俱进和自我革命，在实践中往往重蹈覆辙，最终再次陷入被革命的历史漩涡不能自拔，成为其他势力推翻的对象，最终成为“殉道者”的宿命。如何打破这种“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无产阶级运动是“对剥夺者的剥夺”，就是要把传统社会“头足颠倒”的社会秩序颠倒过来。中国共产党是首次提出自我革命概念的政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实践中高度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优势”与中国实践经验的“实践先行”原则相互勾连，处理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真理与中国个性化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充分掌握矛盾特殊性与不平衡性理论基础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基于此，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开辟了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抑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道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时就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批判继承者，民本主义价值精髓经由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哲学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领域的本土化、具体化和明确化。

（一）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从辩证发展理论视角出发，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对立与统一是客观的、必然的，乃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元”动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革命的“那个阶级”只有在清除自身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推翻统治阶级”“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6]。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既坚持内因论，又同时承认外因的重要作用，要求在内外因的统一中认识世界。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运动的物质世界是可知的。运动是物质世界存在的前提和根本属性，这就决定了主体认识和实践不可能一劳永逸，运动是新事物的发展和对旧事物的扬弃。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认为，事物的发展包含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和外因互为依据和条件，内因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中国奇迹”和中国道路以及由此生成的中国方案的主要经验，在于找到了一条有效的不同于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性实现道路，其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内生性”而非“外源性”特质。从哲学视阈出发，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对立是指斗争性，统一是指同一性。这两种属性相互作用推动事物的发展与前进。矛盾双方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最终实现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就是要在批判落后陈旧事物的同时吸纳其优点、合理性因素，塑造新生的美好事物并促使其不断发育成长，本质上构成一种扬弃。从古及今，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自我掩饰、自我欺骗、自我迷醉、自我欣赏的迷幻中保持生机和活力，也不可能跳出“历史周期率”怪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批判国内外资产阶级政党的基础上生成的，自诞生之日便肩负着“两个先锋队”的神圣使命，有着鲜明的自我革命精神和品质。中国共产党是在充分认知辩证否定观的基础上成立、发展起来的全新政党。一个民族的复兴不可能单纯依靠外来势力的“援助”，而必须建诸内生力量的自我生成。从这个意义出发，马克思主义辩证否定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即在不断“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中前进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源头活水。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肇始于社会实践，主体解决问题的所有方式、方法必然来自实践。理论产生于、发展于实践，并最终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不竭源泉。理论一旦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鲜活生命力就会丧失、枯竭，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必然幻化为“水月镜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自我革命的伟大命题是基于历史和现实交织语境下的一次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充盈着改造物质世界的力量，是推动着理论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根本性力量。马克思主义自开创以来便具有科学性、真理性特征，然而这种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不能指望理论自身进行“自洽式”论证抑或言明，而是必须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和证明。当下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的产物，又会从某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经验与智慧。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在历史语境与当代形态的“对话”中才能不断获得生命力。与“解释世界”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的新形式更加注重“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从实践出发意在解决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人（主体）与世界（客体）关系的最高抽象。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之一在于忽视了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缺乏正确认识。我们“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7]。真理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展开，实践无止境，认识无终点。毛泽东形象地描述了这一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8]

（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基础。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问题的基本学说，是基于人类探索认识来源、认识能力、认识形式、认识过程和认识真理性问题的经验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批判与继承19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思想中关于认识论“合理内核”基础上创造性地建立起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大厦”，这是人类认识本身的一次“重大飞跃”。与19世纪末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有关认识论的种种判断截然不同，可知论和反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两大基石。实践与认识内在关联。在方法论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具有无限性特征，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无限深化的“螺旋上升”的过程。列宁用直线和曲线隐喻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在列宁的视阈中，人的认识不是沿直线轨迹运行的，而是“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9]。人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感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阶段或初级形式，理性认识则分为概念、判断、推理，理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二阶段或高级形式。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必须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便如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只是完成了认识的第一次飞跃，认识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认识还需要回到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完成认识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的意义更为重大。毛泽东在理论上勾连了运动与认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0]。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共产党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品质在实践中将经验上升到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接受实践检验。

夺取政权并且长期执政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首要目标，但是在夺取政权进入长期执政阶段以后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革命党如何保持其革命的热情和“血性”？如何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并持续推动社会发展？这些尖锐的问题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在其政治实践中用理论和行动给出答案。

（一）加强理想信念引领与党内监督相结合。“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事关前途和命运的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控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牢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改革开放作为现代中国的一次“伟大觉醒”，在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进步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渗入，使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遭到挑战。资本逻辑运作下非主流思潮的弥散式传播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追求，社会上的利己主义价值取向掩盖了部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由于缺乏对于理想信念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与追求，他们迷失在庸俗、物欲的狂欢之中，甚至堕入权力和利益幻化的虚假梦境。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习近平关于党建的重要论述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成果之一，为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内源性动力与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政治指南，也是我们抵御不良思想侵蚀的“理论之剑”。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在理想信念领域失去自身特质与前进动力，无限融入与自身对立的异质性思想文化资源，最终只能失去执政地位，人亡政息，葬送国家建设的美好前途，重新沦为资本话语之下的人类发展图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首要前提就是必须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绝不允许以资本主义的价值意识遮蔽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性认识和富有战斗力的思想武器。在当代中国，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立基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自觉承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使命。

党内监督根本目的在于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独特优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具有统揽全局的历史作用。党内监督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保证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各级党组织的基本权力。在此意义上，要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作用，要高度重视对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加强党的纪律，保证党的团结、联合与统一。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团结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但是这种团结不是无条件、天然的，而是在不断的内部斗争中获得的。恩格斯在总结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团结的经验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11]。新时代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重要任务仍然是发展，这种发展说到底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注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涉经济系统内部的自身要素，还与政治因素息息相关。自我革命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郑重提出“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概念，与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以及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紧密关联，意义深远。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革命与自我相勾连，明确提出要把自我当成革命的对象和目标，这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人民立场和光明磊落的伟大抱负。历史和实践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坚持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开展理想信念、党性修养、政治理论、道德品行和革命传统教育；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和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作用，实现各个层面监督的系统性效能，形成行之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

（二）推进惩治腐败与自我教育相融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生动力、历史任务和发生逻辑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实践品格及理论优势在实践逻辑上高度自洽。社会主义制度下腐败问题滋生的土壤和原因错综复杂，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异化的体现，与国际敌对势力制造的“大气候”以及国内市场经济负面效应产生的“小症候”内在关联，是我们党健康肌体上不得不除的毒瘤。“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腐败问题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已经对党、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反腐败是现代政权和政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因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面临的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腐败问题有所蔓延，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危及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信力，冲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反腐败领域成效卓著。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就是要坚定反腐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破除“塔西佗陷阱”的魔咒，铸就悬在腐败分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强化反腐败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通过开展教育，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坚持“打虎”“拍蝇”“猎狐”。同时，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劲头对腐败问题常抓不懈，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双管齐下、双轮驱动，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驰而不息纠正“四风”，做好落实，形成实效，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严格按照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办事。

（三）强化党的政治建设与提升政治能力相促进。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的“固根铸魂”之举，对于党的其他建设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是党实现政治使命的根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存在内外两个方面的促动力。一是社会经济领域的革故鼎新推动党的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形成问题导向和问题倒逼的发展态势，集中表现为党的政治建设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是外生变量；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加强党的政治文化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围绕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开展理论创新，这是内生变量。两个变量的彼此关联、交互作用，决定了党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的斗争必要性和紧迫性。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属性，政治建设是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探究腐败分子的思想阵地沦丧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在理想信念上把控不住自我，更重要的是政治上无视和践踏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甚至有些人野心膨胀、玩弄权谋。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是作为崇高政治理想的追求者而存在的，政治上的崇高追求和纯洁品质与先进性丧失了，党推动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就无从谈起。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首先是要坚定政治信仰和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凝神聚气、行动一致，贯彻落实党的性质和宗旨、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路线和纲领，强化党推动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具有统揽全局的引领作用，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根本指南，为新时代全面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政治保障。党的政治建设事关党的前途和命运，事关社会主义政权的生死存亡，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党的建设水平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靶向治疗”，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聚焦关键性问题，持续发力，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中国共产党经过70年的砥砺奋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国奇迹”、中国方案和中国故事背后隐藏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党情、国情以及世情的不断变化，我们党始终把党的建设放在重要位置，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发生了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同时，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之中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道路。但是，也必须看到，党在新时代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面对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党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任务和困难越来越棘手，越来越繁重，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任务更加艰巨、更加复杂，我们必须勇于改革创新，勇于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对自身建设和执政规律的认识，增强党的凝聚力、感召力、战斗力，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更加自觉地为建功新时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2；92.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8；543.

[4]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15.

[5]王成.发生逻辑、哲学意蕴与当代价值：“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多维透视[J].理论导刊，2016（12）：76-80.

[8][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296.

[9]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0.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51.

责任编辑：黎伟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