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诗心与诗性

——关于“地震诗歌现象”的几点思考

◆ ◆ ◆ ◆

四川“5．12”汶川大地震过去一个多月了，由地震引发的有关“地震诗歌现象”从文本到人本的反思，似乎才刚刚开始。面对巨大的现实灾难与死亡，和正艰难地实际应对这场灾难的灾区同胞，这样的反思不免显得有些尴尬，正如地震刚发生后，写不写地震诗成为许多诗人的一种空前尴尬一样，但作为诗与诗学的存在，作为“在岗”的诗人与诗学家们的存在，说到底，也似乎只有坚持这种尴尬中的敬业精神和付之具体的思考与写作，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一种存在。

先回看地震后的诗歌现场——

作为可称之为“体制内诗歌工作者”们的大批诗人，不言而喻，他们自会因循体制的要求立即站出来“用诗歌发言”，并很快见诸于主流媒体，以大致相近的语言模式与泛政治化的诗歌立场，发挥其与应对其他重大事件大致相同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效应。这些地震诗，严格地讲，只是一些仅仅采用了诗的样式的宣传材料，很难归于真正意义上的诗歌作品，虽然写者也不乏真诚，读者也不乏当下的感动，但总体而言，不足为论。

作为正逐渐由边缘走向主导性地位的体制外或民间诗歌群体，这一次却颇有意味地呈现出两种状况：一方面，包括不少名家在内的大量诗人挥泪执笔，于第一时间激情投入，以诗心示大爱，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援助，也重新激发出诗歌作用于现实的可能途径。其作品虽多出于急就而不免粗疏一些，但大体不失诗之为诗的基本品质，部分诗人还写出了从内涵到形式都堪称精湛而感人至深的力作，从而从文本上保证了这次“地震诗歌运动”不致最终仅仅只是一场运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许多诗人（包括不少名家）对纷纭而起的“地震诗歌写作”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矜持或说是警惕，同样的痛楚，同样的爱心，他们宁愿以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与思绪，而不愿轻易为诗。显然，从心态上来体察，前一部分诗人是不计毁誉率性倾情而为者，后一部分诗人则是理性直面尴尬而真正承受尴尬的考验者。

作为诗人，以诗示意，看似比之实际救助虚弱无力，实则其作用于精神层面的价值绝不可低估，这几乎已成为常识，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此时诗人手中的那支笔，就是生命探测器或挖掘机，写出的诗句，也就是粮食、药物、纯净水和防震棚。诗写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伸出诗的援手以表此心此情，以与灾区同胞共患难同呼吸一起歌哭是另一回事。实际上，仅就诗歌本身而言，所有以诗为援、以诗为歌哭而及时投入地震诗歌的写作者们，尤其是那些已成大名的优秀诗人们，都难免要冒“艺术越位”（笔者生造的词）而至诗质下降甚至非诗性写作的风险，而他们就这样义无返顾地投入了，并同所有有名无名的爱诗写诗人一起，造就了一场声势浩大感天动地的地震诗歌大潮，使当代中国诗歌在艺术精神的复归与高扬的同时，再次凸显了伦理精神的支撑与辉耀，实在是值得我们珍惜的一笔新的遗产。

同时应该指出，从学理上讲，表示是必须的，但如何表示则不能必须，这也是一种良知或叫做公理。在大潮澎湃的地震诗歌写作中，一部分诗人特别是一些名诗人没有用诗而选择以别的文学或非文学样式来示爱心、同歌哭、共担当，至少在伦理层面是无可非议的。而设若换一个角度来看，单从艺术层面来看，我甚至更敬佩这些诗人们的理性选择。首先，他们要冒名誉被毁的危险。在一个从古到今从来就习惯于只讲情不讲理之中国特色的话语语境下，人们难免会义正词严地指斥他们：到了这样的时刻，还在考虑爱惜羽毛的问题而不愿为地震写诗，未免不近情理！这顶“大帽子”虽然在今天来说已是戴了也白戴的事，但一般人还是不愿戴的。实际上，这种因缺席地震诗歌大潮而要承受的心理压力确实不轻，也一直存在，但他们默默承受了这空前的尴尬。

显然，在这种承受的背后，一定有一些坚定的理念令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其一，是对诗歌工具化、舆论化、泛意识形态化的高度警惕；其二，是对“及时反映”式的写作所难免出现的同志化、大众化乃至非诗性结果的下意识拒绝；其三，是对诗歌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本质属性及其局限所在的虔诚认领，宁可不为而不可降低其美学要求，以防反而造成可能的伤害。由此可以理解，这种出于呵护而生的矜持与警惕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上述三点，至少对纯正诗歌阵营而言，也确实是经由30余年的艰难奋争才刚刚得以认领与确立而需要加倍呵护的。面对又一次空前尴尬的考验，这些诗人所持有的矜持与警惕，无疑是当代中国诗歌走向成熟的具体体现。甚至应该说，承受这种尴尬比无视尴尬的选择，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沉着的艺术人格。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其实所有的尴尬都源自诗歌本身的尴尬——面对大灾难、大事件，在人类各种艺术活动中，大概惟有诗歌的处境是最为难堪的。散文可以不计文笔以真情实感及时发声；小说家可以以其文体的要求为由暂时缺席；音乐人更可以照样演奏旧的经典曲目而支撑一场募捐晚会等等。唯有诗，必须要在艺术与伦理之间作出特别谨慎的平衡，才不至于顾此失彼，或有效于伦理而失于审美沦为工具化的存在，或有效于一时的现实要求而难以再生于历史的广原。此时，写还是不写，以及怎样去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也是诗人宿命般要时常面对的考验。

由此衍生出另一个老话题：诗歌能不能“兼济天下”？百年中国新诗，可以说，一直不断面临这样一个绕不开去的大难题，且正因其大其难，似乎也总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若换一种提问方式，即诗歌要不要“兼济天下”？大概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至于怎样去“兼济”，则是一个更深沉的命题了。至少就眼下而言，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制度结构的产物，我们的语言总是说不出我们真实的存在，更说不出我们真实的苦难，说出就变味，就失真失重，乃至难堪到比不说还要痛苦！不仅是这次自然灾害的大地震，还有无数精神灾害的大小地震，都在说与不说中慢慢流失了，而我们也正由此变成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并，无奈地只活在当下——正是在这里，现实与历史一起，为当代中国诗人提出了一个真正严峻的考验：如何在打理日常与梳理理想之间，在直言取道与曲意洗心之间，在“道”之言说与“形”之艺术之间，在想象世界的未知地带作业与真实世界的不明地带作业之间，以及在各种写作路向的探求之间，建立更稳健的平衡。同时，在一个意义匮乏和信仰危机的时代里，如何重新担当起现实关切和恢复文化记忆的责任，对意义和信仰的追问与叩寻的责任，尤其是为一个说不出存在之真实的民族重新开启语言的闸门的责任。

而当面对此进退维谷的局面，我们首先应该重新认领或普及这样一个常识：对存在的言说如何通过诗的语言方式得以真实有效的实现。人是语言的存在物，诗是语言保养、更新与生殖的重要源泉之一。从这一角度而言，诗是一种在其方法和涵义两方面都具有同样意义的语言。诗人是语言的“盗火者”，他要说出别人说不出来的东西。诗人存在的“合法性”，在于他必须在作为“社会性”“常规性”“制度化”“总体化”的语言体系之外，为我们创造出另一种语言体系，足以说出存在的真实和对此真实自由表达的语言体系。正如让·贝罗尔所言：

在今天，诗的作用最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这一作用便是：使主体与社会分化，发出请愿，拒绝空洞的符号，重视某些被社会嘲弄的价值，提出警告和期望。我认为，诗歌中贯穿着一根火线：终止绝望，维系生命。换句话说：必须有自由，有个性，摆脱被无所不在的秩序所布下的天罗地网。

——[法]让·贝罗尔：《论诗》

最终，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地震诗歌大潮的反思，让我们至少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没有源自爱与人性的诗心的温暖，诗便失去存在的理由，但若只有诗心的温暖而没有诗性语言的自由表现，诗也便就失去自身的光辉。同是应大事件而生的诗歌运动，比之1976年“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来说，这次地震诗歌大潮已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而这样的进步才刚刚开始，有待我们在反思中去把握新的、更坚实的进步——诗心与诗性并重同行的进步。

本文首刊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

作者介绍：

沈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