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田耕宇《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有感

摘要：

《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一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有别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常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治制约文化和文艺的单一的“反映论”的研究方法, 紧扣中唐至北宋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特点, 以“文学转型”和“文化要素”等语作为中心, 论题鲜明集中, 在“文学是人学”这一潜意识的指导下, 从文化与文学之间绝对不可缺少的中介——文学创作的主体的本质变化——“人的觉醒”, 即“人的转型” (包含政治品格、思想观点、思维模式、个人生活、审美倾向)——这一关键环节来探索文学转型时期文化要素。对“复合型创作主体与社会关注意识的强化”“政治转型”“近代商业经济形态”与文学转型诸因素之间的关系加以翔实论述并从“创新与建构”入手, 对其间的文化背景及文学主流进行深入而平实的论述, 从而获得了这一阶段文学变迁转型的系统研究成果, 填补了中外研究不足的空白。

关键词：《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文化学研究文学；平实深入

1922年5月，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 1866——1934年)所撰论文《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发表, 文中提出中国“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 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的著名论断——“社会转型说”, 并以唐宋之间政治结构为中心开展论证, 而只附带论及经济、学术、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一些转化。后经多位中外学者如内藤学生宫崎市定及胡适、陈寅恪、王水照、费正清、赖肖尔等名家的不断探索不断增补论证, “宋代社会转型说”也渐为大家所接受, 而现在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大凡论唐宋社会之异者, 多乐于道此不疲。平心而论, “转型说”应该是一个有理有据的平实之论。但如果落实到各个不同的领域, 则还留下了不少空白。如史家多从“政权世俗化”(由门阀制转到科举制)方面加以阐释,而文家亦只从文体散文化(以文为诗)的角度进行论述。如内山精也于2009年在成都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宋诗能否表现近世》，也仅对宋代“古今体诗领域内的近世”因素作了有限的考察。从目前学界对文学转型的研究状况看, 若以全面、深入、系统等标准来要求, 还相距甚远, 因而大有文章可做。

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 田耕宇教授经过严肃选题、漫长积累、艰苦构作、七年窖储、反复修改后郑重推出的新著《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以下简称田著)，恰对“转型”问题中的文学转型研究有了一个平实的推进。田著在陈衍“诗莫甚于三元：上元开元, 中元元和, 下元元祐”及叶燮“中唐”之“中”, “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 后千百年无不从是以为断”等平实论说的基础上, 将代表“唐音”的开元文学、代表由封建前期文化向封建后期文化过渡的元和文学与代表封建后期文化基本成型的元祐文学联系起来, 平实地分析其内在关系, 尤其是元和至元祐这一阶段的内在关系, 抓着中唐至北宋这一文化转型期的特点, 从“创新与建构”入手, 对其间的文化背景及文学主流进行深入而平实的论述, 从而获得了这一阶段文学变迁转型的系统研究成果, 填补了中外研究不足的空白。该书的写作过程可称得上是“豪华落尽见真淳”。

王水照先生说：“在制约和影响文学发展的多种因素中, 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综合成果的文化, 无疑是关系最直接、层次最深的因素。从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学特点的形成和历史地位的确立, 或许是一个较佳的切入点。”田耕宇教授深知此理, 并身体力行, 付诸实践, 以此方法用于该书的写作, 故全书不仅在开篇的绪论中用5节之多的篇幅叙述了从开元经元和至元祐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文化创新与建构的特点和价值，以切入文学转型的主题, 笼罩全书, 而且还在“正论”的上下编中始终贯穿着“文化制约文学”这一红线,和绪论如常山之蛇一样首尾相接、频频照应。当然, 其中也不乏涉及经济、政治的有关内容, 但那是文学创作主体——“文化人”——“士大夫”眼中的经济和政治, 即如文彦博、蔡襄等言：“与士大夫治天下, 非与百姓治天下”；“今世用人, 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臣,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云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及对“文化人”的“惟恐其不足”的优厚经济待遇等。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有别于20世纪几十年间常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治制约文化和文艺的单一的“反映论”的研究方法。它的成功运用, 既可开拓文学研究的思维时空, 更新研究视角, 创新研究范式, 获得新的研究成果, 又可使理论阐释直指主题, 避免如颜之推所讥讽的“博士买驴, 书卷三纸, 未有驴字”之弊端。如“正论”上编就直接以《文学转型期的文化要素》为题, 把常见的“文学转型”和“文化要素”等语作为关键词, 分5章15节, 行文洋洋洒洒, 论题鲜明集中, 在“文学是人学”这一潜意识的指导下, 从文化与文学之间绝对不可缺少的中介——文学创作主体的本质变化——“人的觉醒”即“人的转型” (包含政治品格、思想观点、思维模式、个人生活、审美倾向)——这一关键环节来探索文学转型时期文化要素, 其中特别指出：“复合型创作主体与社会关注意识的强化”是文学转型诸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而对其它如“政治转型”“近代商业经济形态”等等因素, 笔者也不放过, 皆一一平实道来。这样, 上编就有主有次、主次分明而又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从开元经元和至元祐的“文学转型”之“因”。这是一种“似旧实新”的论述, 即方法似旧(王水照教授等人即用过, 见上), 而所涉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则实为前人所未到者。下编《文化转型中的文学创作》是本书的“落脚”之处, 是上编各朵“因素”之“花”如何由蓓蕾而初放而盛开而挂果而成熟的曲折历程的精彩回放和平实展示。它与上编互为因果, 计分4章12节, 以“求变风会中的文学创新”“风衰世乱中的文学困惑”“变革思潮与唐音渐远”“宋调风格建构下的文学创作”等章题和质朴文风为依托，结合开元文学创作，分别依次分析和论述中唐(第一章)、晚唐(第二章)、初宋(第三章)、中宋(第四章)各时期。在诗歌、古文、和词体文学创作中, 对“创新与建构”的“文学转型”有典型意义的12个案例分析中,既有历时性方面的深度，又有共时性上的广度；既有纵向开掘，又有横向展开。二者辩证统一, 相辅相成，既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文学转型的曲折历程, 又总结出了文学转型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所论平而不浅, 实而不滞。在对12个案例的举证中，也同样有主有次，有轻有重，论述亦有详有略, “有实事求是之意, 无哗众取宠之心”。其中，元和以白居易为主, 元祐以苏东坡为主, 全编又以苏东坡为主中之主。可以说苏轼是“宋人”“宋调”的典型代表, 是“文学转型”之树所结出的那颗最大最熟的“五味果”。全书以之为重中之重, 宜矣。

当然, 此书也有一些可议之处。而有的即表现于对苏轼的认识上。如田著一再谓：“在宋代文学中很少让人感到狂狷激怒”。其实, 在宋代乃至在整个封建社会, 对“狂狷”最神往的可能要推苏轼。其《策略》(四)云：“古之所谓中庸者, 尽万物之理而不过, 故亦曰‘皇极' 。夫‘极'，尽也。后之所谓中庸者, 循循焉为众人之所能为, 斯以为中庸矣, 此孔子、孟子之所谓‘乡原' 也。’一乡皆称原人焉, 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 合乎污世。'曰：‘古之人何为踽踽凉凉, 生斯世也, 为斯世也, 善斯可矣' ；谓其近于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贼也' 。孔子、孟子恶乡原之贼夫德也, 欲得狂者而见之, 狂者又不可得见, 欲得狷者而见之, 曰：‘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 今日之患, 惟不取于狂者、狷者, 皆取于乡原, 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 子思之所从受中庸者也；孟子, 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与之, 然则淬励天下而作其怠惰, 莫如狂者、狷者之贤也。”又于《书义》《乃言底可绩》云：“呜呼, 极之为至德也,久矣, 箕子谓之‘皇极'，子思谓之‘中庸' 。极则非中也, 中则非极也；此昧者之论也。故世俗之学, 以中庸为处可否之间, 无过与不及之病而已；是近于乡原也。”又于《书传》卷十云：“大而无极谓之’皇'，…… ‘皇'至而无, 余谓之‘极' 。子思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道有进此者乎,故曰‘极'，亦曰‘中' 。孔子曰：‘过犹不及。' 学者因是以为‘中' 者,‘过与不及' 之间之谓也。陋哉, 斯言也。‘中' 则‘极'，‘极' 则‘中' ,‘中' ‘极' 一物也。学者知此, 则几矣。”这些颇具“石破天惊”意味的以“中”为“极” 、赞美“狂狷”、批评“乡原”似“中”时而实“非”的言论, 有的出于早期政论, 有的见于后期著述, 故或可作为苏轼一生皆向往“狂狷”之证。如此看待“狂狷”, 大概只有明代那个被视为“子瞻后身”的“卓吾老子”(袁宏道语)可以和他相媲美了。李贽在《藏书· 儒臣传》中即云：“圣人者, 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 大而未化之圣人也；善人者, 狂士之徽称也；有恒者, 狷者之别名也。”而思想直承于李贽之袁中道在《淡成集序》中亦云：“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门狭, 手腕迟, 而不能尽抒其胸中之奇, 安能嗫嗫嚅嚅, 如三日新妇为也? 不为中行, 则为狂狷, 效颦学步, 是为乡原耳。”显然, 李、袁二氏之论皆从出于苏轼。因此, 不当以为苏轼是反“狂狷”者。以苏轼为反“狂狷”，殆是步入“知命”之年的田教授太执着于追求“平实”之故吧! 学陶的苏轼提倡“狂狷”的人格品行, 当和“并非浑身是静穆”(鲁迅语)的陶潜的“豪放”(朱熹语)、“金刚怒目”(鲁迅语)的一面等量同观。

最后, 还要附说一下，今人论“中和”审美形态时说：“那些更多的继承了儒家道义承担精神的儒家知识分子, 在他们的艺术中便刻意追求与‘温柔敦厚' 相反的东西, 不‘狂' 则’狷'，呈现出某种狂怪丑拙的风貌。正如袁中道所说”云云。在此不引上述苏轼之语, 即非追本溯源之论, 而当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本文首刊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年3月

作者介绍：

曾明：教授，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校长，西南民族大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等专业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现任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

王发国：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