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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法拉奇采访邓小平细节： 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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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从纽约奉调回国，逐渐开始为中央领导做翻译。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01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曾经说过，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
邓小平立即看出了这位女记者的意图，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过去到处挂毛主席的像是不严肃的。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毛主席和“四人帮”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邓小平回答说：“我要对你说，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02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对挂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她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邓小平争论起来。最后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法拉奇对邓小平的话不能理解，她坦率地说：“这是您刚才说的许多话中，第一个我不能理解的问题。但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邓小平听了，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怒意，相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中断援助项目，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要求在中国设军事基地等。他知道这些例子不一定能说服法拉奇，继续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03
使法拉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毛主席领导期间，邓小平几次遭贬，但他仍那样尊重毛主席。法拉奇忍不住问：“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批评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爽朗地笑了，他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下三上。”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会三下三上？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佩服地说：“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有一下一上。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邓小平愉快地笑了：“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整个谈话中，邓小平从不谈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当谈到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他还指出，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主席的思想，但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也作出了贡献。
法拉奇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您怎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笑了：“哦，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哪能不做事？”在第一次谈话结束前，法拉奇还不知道邓小平会同意她再谈一次，她有一个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邓小平似乎觉得这问题问得很没有必要，他笑着回答：“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他进一步透露，为了打破干部终身制，他和一大批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让较年轻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
邓小平有话要说
04
法拉奇曾要求采访两次，我方没有同意，只允许她采访一次。第一次采访，法拉奇开门见山，提出了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她像连珠炮似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问，邓小平胸有成竹，从容回答，双方交流十分快捷、顺畅。谈话从上午十时开始，直到十二时十分，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
通常邓小平会见外宾的时间都掌握得很准，到吃饭前就结束。这次超过了十分钟，邓小平似乎言犹未尽。他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邓小平可能觉得关于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还没谈透，所以主动提出来再谈一次。法拉奇喜出望外，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连声说：“好啊，好啊！”
8月23日上午，邓小平又见了法拉奇一次。两次加起来约有4个多小时，邓小平重点谈了对毛主席的评价，并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二次谈话结束时，邓小平高兴地站起来，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连忙说：“精彩极了！”（作者：施燕华）
篇外篇
邓小平认错
一个时代的转型和国家的进步，是以其领袖的思想转变为标志的。
当我们欢呼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时，不能不追溯到40年前的一个思想细节。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而这之前，中国在极左时期一直称新加坡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邓小平吃惊地看到新加坡的成就时，他承认对方实行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方针是对的。
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
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次新加坡之行，邓小平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自我批评精神啊。
人孰能无错？但并不是人人都能事后认错。普通人认错难，有光环笼罩和鲜花托举的伟人、名人认错就更难。但也正是这一点考验出一个人的品格与能力。
纵观历史，名人，喜功、贪功的多，自责、担责的少。像邓小平这样，大功不自喜，大德不掩错，是真伟人。
平时，我们看一个人的成功，总是说他发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其实同样重要的另一面是他承认了什么，改正了什么？当一个人承认并改正了前一个错误时，就为他的下一个创造准备了条件，铺平了道路。而当一个伟人这样做时，他就为国家民族的复兴铺平了道路。
延安时期搞抢救运动，伤害了革命同志，毛泽东亲自到会道歉，脱帽鞠躬。1958年犯了大跃进错误，第二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错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当然，这次认错不彻底也为以后的“文革”留下祸根。
“文革”之后，小平主政，总结历史教训，他没有委错于人，而是代毛泽东认错，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后来他又多次讲到，不争论，团结一致向前看。是这种谦虚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保证了大转折时期的平稳过渡。
一个领袖的英明，包括他的智慧、魄力，也包括他的谦虚、诚实。一个民族的幸福不只是有领袖带领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更是带领他们绕开了什么灾难。领袖一念，国家十年，伟人多一点谦虚，国家就少一次失误，多一次复兴的机会。
认错是痛苦的，一个伟人面向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认错，更要经受巨大的心灵痛苦。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
只有那些敢于担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当我们今天沉浸在改革开放的喜悦中时，请不要忘记当年一代伟人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作者：梁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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