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出版社编辑室改组，我做了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副主任，工作范围扩大了。这个编辑室不仅可以编辑文艺理论著作，而且可以出版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尽管我仍然侧重在文艺理论方面，但是对编辑室的整体管理也是参与的。那时人文社在当代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方面，也在鼎力支持新创作，出过不少有影响的好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金的《随想录》共5集。

1980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近些年人们搞出版研究，谈到三联总经理范用的胆识和担当，都会举例说，范用有一次去看望巴老，老人谈到自己的《随想录》出版时曾被删节，对此感到不解和痛心。范用当即表示，这部书可以在三联出版，他拍胸脯保证不会删改一个字。这的确是事实，三联后来真的出版了《随想录》，而且未作删改。但是这些研究者并不知道，早在三联于1987年9月出版《随想录》合订本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从1980年6月至1986年12月分五集陆续出版这套书的单行本（每集有一个书名，分别为《随想录》、《病中集》、《真话集》、《探索集》、《无题集》）而且同样是一字未改。它的责任编辑就是当时我所在部门的老编辑季涤尘先生，而到上海向巴金老人约稿的，正是人文社当 41 31474 41 13006 0 0 7930 0 0:00:03 0:00:01 0:00:02 7930的社长韦君宜和总编辑屠岸。他们三个人后来写的回忆录都曾提及此事，而季涤尘先生一直保留着巴金先生的很多有关《随想录》的书信，还专门围绕这些书信写过一本书。至于巴老提到书稿曾被删节，指的是《随想录》在中国大陆出版之前先在香港报刊连载时的情况，和人民文学的版本也无关的。所以说，承担风险出版《随想录》这件事，首功要记在人文社的账本上。韦君宜和屠岸的担当，一点也不逊色于范用，而且，还显得更为大胆：因为他们早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初的1980年就出版这样反思文革的书，那是更需要魄力的。这情况，1982年我一进人文社就有所了解，后来我参与了编辑室的管理，和责任编辑在一起工作，更能够作为一个见证人。记得那时人文社出版了《随想录》五种单行本之后，三联又忽然插进来要出合订本，人文社的编辑对此议论纷纷，颇有一些不以为然呢。然而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国内也没有所谓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的说法，两社同时出版一本书，并不犯大忌。何况这是巴金老人决定的事情，谁也不好公开讲什么。

80、90年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名家云集，编辑阵容十分强大，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不下七八十人，每次选举作协代表会代表，人文社甚至因为作家太多，可以单独组团选举。编辑中作家多，学术空气自然就浓郁，而且从老社长韦君宜开始，就提倡编辑“一手编，一手写”，希望编辑“一专多能”。在这种氛围下，编辑部思想相当活跃，对当前文艺思潮和动态十分关注，也经常举办业务交流活动，就理论界的一些话题展开讨论。我在社里负责文艺理论图书编辑，自然需要更多地跟踪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发展，因为有责任要在业务交流中向同事们介绍情况。记得1986年人文社召开过一次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报告会，社里要我做了题为《当前文学发展的若干动态》的报告，我把当时文艺理论界引进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学术研究，以及文学创作上出现的各种流派逐一介绍并加以评点，当时的人文社美术编辑室主任、老艺术家张守义先生听了我的报告，立刻就邀请我到美术家协会去做一场同题讲座。那时我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然大模大样地坐上台，口沫横飞地在那里神侃了4个多小时，从上午侃到中午，又转到下午继续讲，一不留神，把原本安排在下午做演讲的高莽先生的时间挤占了很多，害得他只得一再延后开场时间。事后才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对不起人家，连连向高莽先生道歉。但讲座的内容据大家反应还不错，张守义还特地找人把我的录音整理成文，在他主持的一本美术家通讯一类的内部杂志上发表。

《走向未来丛书》部分选题

为了跟踪文艺思想动态，必须多读新书。不仅新出版的理论著作，像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轰动一时的《走向未来丛书》、三联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我都出一本买一本，追读多种，而且，那时文坛上每每出现有影响的小说，无论长篇、中篇、短篇，我都是必定要尽快阅读的，读完还要写些读书笔记。我从大学毕业前夕开始发表文学评论，此时一心希望成为文学评论家，写过不少当代小说评论，热衷于参加社里举办的各种作品研讨会，积极参与讨论。记得那时《当代》发表的小说，如张贤亮的《河的子孙》，郑义的《远村》、《老井》，我都写过评论。张炜的《古船》发表，我和洪清波是最早写文章推荐的两人，两篇文章都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我的文章题为《人性恶的挖掘与历史“合力”的显现》，集中谈论作品在处理当代历史题材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后来《当代》为这部作品举办研讨会，我在会上阐述了这篇文章的观点，极受好评。直到去年年底，在中国作协第9次代表大会上，我见到已经30年未曾见面的张炜，他现在已是山东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我至今记得你当初在《古船》研讨会上的讲话，某某某观点是你第一个提出来的吧？

             《古船》精装本封面

      《大国之魂》封面

 八九十年代，人文社的学术空气、民主气氛都很浓。对于书稿，编辑部有不同见解，领导提倡讨论。而对于书稿的取舍，社里通常会在编辑讨论后才做出决定。虽然我是理论编辑，但是因为我对当代文学创作多少有一点关注，所以有时出版社其他部门（比如主管小说的编辑室和《当代》杂志编辑部）对于一些书稿有争议，社里需要更多的编辑参与进来，也便会找到我。例如云南的青年作家邓贤，他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云南的旧战场，搜集了包括他父亲留下的日记在内的大量史料，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厚厚一部手稿，出自一个从无创作经验的青年作者，涉及的又是一个敏感领域，所写的故事在当时从未有人描述。于是社里不同意见争论激烈，反对意见是不由分说，准备直接枪毙选题。这时《当代》编辑部把稿子转给我和小说编辑高贤均。我们两人对作者的大胆突破和题材创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作品经过修改可以成为一本难得的佳作，于是提出了一些具体修改建议。后来邓贤综合多位编辑的意见，将作品做了通盘修改，使之出版后一举获得“首届青年优秀图书奖”。可以说，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我虽然不是责任编辑，但我的意见是起了一些作用、发生了一些影响的。我当初为《大国之魂》写的审稿意见，后来还被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一本青年编辑审稿报告的范文选。

《大国之魂》使邓贤一夜成名，他从此踏上了作家之路。几年后，邓贤又联系自己的知青经历，写了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因为描述的知青故事惨烈而震撼，许多史料发人所未发，令人惊心动魄。此书出版之前同样有争论，有人对作者爆料太猛表示担心。这时社里又把稿子转给我和高贤均。和上次一样，我俩看过稿子后又一次力挺邓贤。最后这本书也在人文社顺利出版，并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奖”。

                  《中国知青梦封面》

 （以上为连载之三，待续）

《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当当网上书店及各大网店有售，链接为：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090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