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了以后，时间充裕起来，常常面对自己的书柜、看着自己所编辑的图书遐想。不知是不是因为老之将至，脑海里有些记忆总是不断浮现，挥之不去。或许这就是怀旧心态。然而，毕竟自己一辈子只选择了一种职业，从1982年大学毕业，到2014年退休，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编辑岗位任职，直到今天，仍然被商务印书馆返聘，还是做编辑，算来已35年，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一生只为一事来”，岂能没有些许感慨？其实，这35年中有太多的感动，太多的留恋，太多的难忘。我遇到了无数启迪智慧、震撼心灵的图书，更遇到了无数才华出众、见识超群的人，这包括我的老中青三代作者，也包括我在京港两地的领导和同事们。是这些人，是这些书，成全了我的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令我时时享受着幸福和满足。

          大学毕业前夕

     上篇：人文社14年（1982-1996）

一，进入理论组

1982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班。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规矩，编辑上岗以前要先做校对，算是专项业务培训。我和同来的几个大学毕业生上班的第一天就被送到校对科，跟着一位老校对学习看校样。科里对我们完全按照普通校对要求，诸如每个月要完成多少字数，消灭错误率要达到什么标准等，都要按月考核，公布成绩之后，有奖有罚。这是一种相当严格的训练，一开始我们几乎有一点吃杀威棒的感觉。因为当时校对科里绝大多数同事都是中学毕业的女孩子，而我们是大学中文系毕业，很有些自负的。但是面对校样，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就是眼睁睁地校不出错误，我们的考核成绩总是偏低，甚至不及格。这使我们懂得，校对也是一种专业能力，而且对于编辑是必须具备的能力。后来我做了编辑，几十年来一直觉得，当初的校对经历，于我是终身受益的，因为编辑和校对其实是两种训练，编辑重点关注的是书的内容，而校对重点关注的是书的文字和它的格式，没有校对经验的编辑，对于书稿的加工通常会比较粗疏，遗漏很多技术性差错，但做过校对的编辑对书稿的加工处理就会做得比较周到和完善。所以，人民文学出版社规定新入职的编辑必须先做校对，这是一种非常有远见的安排。这项规定他们30多年来一直坚持执行，看来也是从中尝到甜头的。

我做校对大约10个月，然后被分配到当代文学编辑部理论组。那时的出版社，分工非常细致，专业性很强，理论组的工作分工，就是出版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和评论家的著作。我编的第一套书是《胡风评论集》的三卷本。第二部书是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一本“简编”可是畅销书，80年代以后，上过大学中文系的人大都读过这本书，因为它是中国高校文科教材，发行量非常大，累计超过100万册。当然，无论是《胡风评论集》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都不是我组稿策划，而是我到编辑室以后老编辑交给我、安排我做责编的。

          《胡风评论集》封面

但是，我也并不是简单做做案头工作，而是在编辑中伴随着一些个人思考。编《胡风评论集》，我担心读者不了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文艺界思想斗争的背景，读不懂胡风的那些深奥的理论，于是建议胡风写一篇《后记》，对当时的情况做些解释和说明，结果胡风先生一口气写了4万7千字，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尽管在当初为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收入书中，社领导闹出不同意见，事实上酿成了一场风波，但是今天看来，这是作为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在政治平反后撰写的唯一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文字，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最后一篇论文，其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我则是以非常挑剔的眼光给作者找毛病。我到资料室找来了王瑶、刘绶松、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的同类著作，边审稿边对比，努力判别这本书稿的价值和特色。由于它是多位作者集体写作的，主编是唐弢先生，副主编也有好几位，文稿多人经手，内中文字便多有重复和不统一之处，甚至有些地方内容不衔接。我几次到唐弢先生家，把问题一一向他提出，他每每十分重视，和蔼客气地告诉我如何修改。看过几段我修改的稿子以后，唐弢先生便对我非常信任。我再提出何处需要加几句话，何处需要改写一段，他竟然会对我说，不用问我了，你改定就可以了。这使初出茅庐的我受宠若惊，顿时有了几分自信。

第一次就书稿修改问题与作者全面商榷，面对的是上海的一位老教授，他特地从上海飞来北京听我意见。他的书研究中国当代的一位著名作家，写了厚厚的十几万字，但内容平平，缺少新意，我看了不满意，希望他大改。面谈的那天，人文社理论组的老编辑毛承志坐在旁边一言不发，只是鼓励我大胆讲。但是我不懂得讲话的策略，不会和风细雨地讨论，而是上来就直言不讳阐述自己的看法，劈头盖脸地谈了一大堆问题，结论是，我对作者说，“您对这位作家的研究，还没有达到30年前冯雪峰对这位作家研究的水准。”说得那老教授非常尴尬，但他的涵养很好，并不和我争辩，只是一再强调说，自己写作时处理得仓促，考虑有所不周，愿意修改。尽管事后毛承志说我提的意见很专业，“击中要害”了，那位教授也的确吸收我的意见做了大幅修改和调整，最后这本书还是由我做责编出版了，但是若干年后，当我具备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以后，每每想起此事，我都颇为后悔，觉得自己的做法，对那位老教授是一种失礼。我引为教训，意识到与作者交往，言谈举止都要注意分寸。

       《论文学与生活》是刘宾雁唯一的一本文学评论集

我开始做选题以后，接触了一些作家和学者。那时年轻，喜欢出去跑，骑自行车到处去寻访名家。我特别热衷美学，对美学大家格外崇拜，所以那一时期国内最为著名的美学家，例如蔡仪、朱光潜、王朝闻、黄药眠、李泽厚、蒋孔阳、高尔泰等，我都拜访或者联系过，向他们约稿。人文社是个特别讲求规格的地方，动不动就论资排辈，过去只给老一代学者如周扬、胡风、冯雪峰等出版文学评论集，中青年学者难入法眼。我向一些较为年轻但思想活跃的学者约稿，他们很高兴，像王蒙、刘宾雁和刘再复等中年作家，当时也都已是大名鼎鼎，但在此之前他们出版的著作都是其他类型的书，其第一本文学评论集，王蒙的题为《创作是一种燃烧》，刘宾雁的题为《刘宾雁论文学与生活》，刘再复的题为《文学的反思》，都是在人文社出版，都是由我策划，由我组稿，而且由我担任责编的。我不但给他们出了评论集，而且还都做了平装、精装两种版本，显得格外隆重其事。特别是刘宾雁的一本，直接用他的名字作为书名，而且封面书名还采用烫金字，这在人文社是破格之举。因为这样的书名格式（XX论文学），通常只用在国家党政领导人和鲁迅、高尔基、别林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大文豪的著作中。

      《百家文论新著丛书》部分图书

我在理论组时期策划的比较重要的选题是一套叫做《百家文论新著丛书》。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以来，文艺理论界思想特别活跃，80年代中期，大家都在尝试新观念、新方法、新学科，各种各样的探索很多，但理论上的争鸣也空前激烈，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一间出版机构来说怎么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出版社并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学类的最高级出版社，能在这间出版社出一本书实际上就是给这个作家、学者定了位。所以当时普遍是这么一种情况：某省一个作家在人文社出了一本书，很快就可以他那个省当个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是屡试不爽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些人文社的编辑来说，出谁的，不出谁的，如何选择，怎么才能一碗水端平，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当时就已经意识到：出版是社会公器，对于人文社这种代表国家的出版社就更是如此。我的想法是要在鼓励创新、支持探索和前沿性研究的同时继续坚持传统。这样我们编辑的原则应该是既要开放，又要包容，所以我们编辑《百家文论新著丛书》，既强调是新著，又强调要百家。不管作者是哪一个学术派别，只要有新探索（包括对传统文艺理论的继续阐发），都可以收录到我们这个丛书里来。这套书后来出了十七八本，包括刘再复的《文学的反思》、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概论》、杨匡汉的《诗美的积淀与选择》、何新的《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李庆西的《文学的当代性》、孙绍振的《美的结构》、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敏泽的《主体性·创新·艺术规律》、周良沛的《诗就是诗》、蒋孔阳的《美学新论》、何国瑞的《艺术生产原理》等等，其中收录了一些彼此尖锐对立、激烈争论的学者的著作，使丛书很有一些百家争鸣的姿态。例如敏泽的著作，在文学主体性问题上，就曾与刘再复的《文学的反思》公开辩论。他们的文章中都有指名道姓批评对方的激愤之词，出版之前，我分别找到这两位作者，请他们把这一类文字删除，但是文章的观点原样保留，使争论保持心平气和。两人的著作出版后，读者的反映不错，因为我们的丛书为读者提供了方便，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两人的分歧，从而进行对比阅读。不过，也有人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在丛书作者内部，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一些作者的“左”或“右”的观点在文坛上颇惹争议，另一些作者有时便会质疑我，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的著作编入丛书？表示自己不屑于与之为伍。我解释说，这样编辑丛书，才是“百家”的真正含义，作为人文社，必须持有这种立场，必须具有这样的气度。

        1985年10月摄于清华大学礼堂前

当然要促进文艺观念更新和理论创新，需要探讨一些边缘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理论，那时理论界掀起“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热潮，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引进这“三论”的观念和方法，一时出现了“新学科热”。我那时对此是相当关注的，常常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也就是在这时认识了刚刚担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刘非常热情地呼吁和支持学术界拓展中国文学的思维空间，并身体力行，亲自对文艺新学科的建构进行筹划和布局。他找了文学研究所新学科室的研究员董乃斌和程麻，又找到我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郑荣来，大家一起研究编辑策划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分别由我、白烨、郑荣来所属的三家出版社出版。由他担任丛书主编，董和程为副主编，我和白、郑忝列常务编委。计划中，这是一套规模很大的丛书，要出版上百个品种，每一本都是一个边缘、交叉学科，比如我经手的就有杨春时的《艺术符号与解释》、花建的《文艺新学科导论》、杨曾宪的《审美系统模型》、林兴宅的《象征性文艺学导论》、杨建民的《艺术感觉论》、潘凯雄与贺少俊合著的《文学批评学》等等，其中很多理论建构是具有观念的冲击力的，让人耳目一新，确实可以活跃文艺界的思想，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好景不长，因为80年代末期刘再复去了美国，而理论界的“新学科热”也如一阵风飘忽而过，这套书后来难以为继，显得虎头蛇尾。

      高尔泰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和刘再复的《文学的反思》曾是备受好评的理论著作

      （以上为连载之一，待续）

《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当当网上书店及各大网店有售，链接为：http://product.dangdang.com/252090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