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

编者按

本文对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走向做了整体勾勒。文章在简略介绍互文性概念的“迁徙”过程和近年来法国方面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以克里斯特瓦为代表的早期互文性理论的缘起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互文性理论的特征，并尝试用自己的表述方式对互文性一词的适用范围给以界定，以反映目前西方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解。

作者简介

秦海鹰，法国图卢兹第二大学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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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特瓦于巴黎，2008年

以质疑原创性和作者权威为出发点的互文性概念，其本身的“著作权”问题却是少见地无可争议，几乎人人都承认它的发明者是法国批评家克里斯特瓦。1966-1968年间，克里斯特瓦先后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封闭的文本》和《文本的结构化问题》这三篇论文中使用了一个由她自己根据几个最常用的法语词缀和词根拼合而成的新词——互文性（intertextualité），并以多种方式给以定义：

任何文本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1]

我们把产生在同一个文本内部的这种文本互动作用叫做互文性。对于认识主体而言，互文性概念将提示一个文本阅读历史、嵌入历史的方式。在一个确定文本中，互文性的具体实现模式将提供一种文本结构的基本特征（“社会的”、“审美的”特征）。[2]

文本是一种文本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各种陈述相互交叉，相互中和。[3]

这三篇论文是互文性概念的原始出处。其中第一篇文章尤其为学术界所熟悉，因为它在提出互文性理论的同时，也首次向西方批评界介绍了俄国文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按照托多罗夫的说法，“互文性”一词其实就是巴赫金“对话主义”的法文翻版。不过，正如克里斯特瓦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她发表这篇论文，并不仅仅是为了介绍巴赫金，而是为了“从中抽取出一个与当前最先进的理论研究相吻合的内核”，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法国的“尖端研究”。[4]

她所说的“尖端研究”指的是围绕着《如是》杂志和“如是”理论研究小组而展开的文学探索。《如是》杂志由先锋派作家索莱尔斯创办于1960年（1983年起更名为《无限》），经过多次内部重组，逐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法国知识界树立起了一种理论造反派的形象。他们的文章大多带有战斗性和极端性，并且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他们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到文学理论中，要在文学领域闹革命；他们像兰波、马拉美等现代性诗人那样深信，只有通过语言革命才能真正改造世界。“如是”小组的理论探索伴随着1968年法国的社会动荡和5月风暴达到高峰，并以同年出版的集体论文集《整体理论》作为标志。克里斯特瓦于1966年从保加利亚移居法国之后，迅速成为该小组的核心成员。她的互文性概念便是在《整体理论》中被正式推出的，该书所表达的符号批判思想和主体批判思想构成了这个概念的直接理论语境。

1960年的《如是》杂志

《整体理论》收入福柯、德里达、巴尔特、索莱尔斯、克里斯特瓦等人撰写的论文，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理论梦想，一般被看作是“如是”小组的集体宣言，也有保守派人士斥之为“理论恐怖主义”。文集作者的意图是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以来出现在西方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进行一次系统清点和总结，并通过这次统一的思想行动，“发动一场全面的颠覆”[5] 。收入其中的文章包括福柯的《距离、面貌、起源》、巴尔特的《戏剧、诗、小说》、德里达的《延异》、索莱尔斯的《写作与革命》、克里斯特瓦的《符号学：批判的科学和/或科学的批判》、《文本的结构化问题》等。这些文章从哲学、文学、语言学等不同的领域出发共同走向了对“结构”、“符号”、“意义”、“主体”等“神学范畴”的彻底质疑。就哲学而言，便是用“书写”、“差异”、“延异”的概念来颠覆以“语音的在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厦；就文学而言，便是反对传统的表现论和再现论，同时试图“超越字面的、形式的或结构的东西”[6]， 即超越结构主义的文学观和批评方法，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把握文学的本质。“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与这种超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努力密不可分。在这种理论背景中，“互文性”与“书写”（或译为“写作”）、“生产”等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批判武器，并直接支持了巴尔特同时期提出的“作者死亡”论。

“如是”小组对传统文学观的批判主要针对以理性主体为中心的作者、意义、真理、创作意图等概念而展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作者以语言为中介对世界的“再现”和对自我的“表达”；作者之于作品，如同上帝之于世界，所以文学活动被称为“创作”或“创造”。而“写作”的概念则强调，文学作为语言“实践”，不是再现，不是表达，不是创作，而是“生产”，是语言本身的生产，是语言生产意义的过程：“处在生产运作中的写作不是再现。”[7] 从这个角度讲，“书写”和“文本”的概念是对“文学”这个笼罩在光环之中的神圣概念的否定。在主体批判的基础上，他们反对结构主义的封闭的作品观和研究方法。结构主义把文本设想成一个自足的语言实体，意义只存在于语言的封闭结构内部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中。“如是”小组的理论家们则认为，写作产生出文本或话语，文本或话语不是语言学家所研究的“结构”，不能单纯地用语言学来把握，还应该借助其他人文科学的方法。这种反对结构的思想也意味着对“代码”、“系统”之类的结构主义基本概念的批判。

这一系列的批判既是“如是”小组“整体理论”的主要内容，也是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得以生长的土壤，它本身就是为了取代互主体性概念而提出的。《整体理论》一书的出版则使这个概念首次引起了文论界的关注，因为克里斯特瓦的一篇系统阐释互文性概念的文章《文本的结构化问题》就收录在这本书中。除这篇文章外，收录在《整体理论》中的索莱尔斯的两篇文章《写作与革命》和《一个现代文本的语义层面》也为推出互文性概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索莱尔斯在这两篇文章中特意说明，互文性是由克里斯特瓦提出的重要概念：“互文性概念（克里斯特瓦）在此具有关键意义：任何文本都处在若干文本的交汇处，都是对这些文本的重读、更新、浓缩、移位和深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文本的价值在于它对其他文本的整合和摧毁作用。”[8] 这些论述后来也经常被理论界当作互文性概念的经典定义来引用。

1968年出版的《整体理论》

互文性概念作为先锋派文论家手中的一个批判武器，在当时法国的整体学术语境中还属于一种边缘话语，加之克里斯特瓦的思想体系庞杂，其著述从内容到语言都极为艰涩，其中既有转换生成语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术语，又有数学公式和微积分术语，所以她的理论影响起初基本上只限于“如是”小集团及其外围成员，而相当多的文学系教授则坦言“不好懂”。互文性概念之所以能从她艰涩的著述中脱颖而出，在批评界广泛传播，并迅速发生流变，一定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巴尔特。

自从1966年克里斯特瓦（以博士研究生身份）在巴尔特的研讨班上第一次提出互文性概念以来，巴尔特便成为这个概念的热情宣传者和积极阐释者。他本人大约是在1970年出版的《S/Z》一书中开始使用“互文本”一词的（他在各种访谈中使用这个词的时间更早），后来又在《从作品到文本》、《文本的快乐》、《文本理论》等多篇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其中《文本理论》一文是他于1973年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在这样一部最具权威性的大型百科全书中增添这个相当于三万左右汉字的新词条，这本身就意味着“如是”小组的文本理论正在走出先锋派的小圈子，开始被“文学共和国”所接纳，开始被体制化。在这篇精心撰写的词条中，巴尔特用了很长的篇幅来介绍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和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文本理论，非常明确地把具有互文性特征的“文本”作为一个有特殊理论意图的新概念提出来，使它区别于传统文人所推崇的“文章”或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语篇”。对照克里斯特瓦的相关论文和巴尔特的这个词条，我们可以确认，该词条所说的“文本理论”基本上是对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生产观的转述和梳理，巴尔特显然也认同这种思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它的酝酿过程。这种并非巴尔特本人原创的理论，经过他富有魅力的文笔的提炼和点化，变得比较容易消化，尽管其中的内容依然相当高深。此外，巴尔特在法国知识界已经确立的显赫声望也为这个由“陌生女子”发明的新术语提供了某种学术担保。当然，巴尔特在介绍和阐释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的同时，也借用这个概念逐渐丰富了他自己有关阅读行为的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再次扩展了这个概念的边界，使其重点明显偏移到了读者一边。巴尔特本人其实并不大热衷于“语言装置”、“转换生成”之类的机械化术语，他的互文性思想融入了他的文本享乐主义，其精髓在于崇尚阅读的乐趣和自由；他认为后人对前人的解读反过来构成并不断地构成前人文本的一部分，这样他就使建立在时间维度上的渊源和影响问题彻底地失去了意义；他用一种独特的“文本分析”方法代替了他本人早期的“结构分析”，致力于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通过对代码的多重化来揭示处在互文性中的文本，使文本与语言的无限相连通”[9]。

“如是”小组既是一个理论研究小组，也是一个文学实践小组，他们不仅要求文本理论必须“结合”文学实践，而且进一步要求文本理论与文本写作合二为一，变成同一种活动。正如巴尔特所说，真正的文本理论只能到“如是”小组的文本实践中去寻找。同样，互文性理论的源泉除了来自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及索绪尔的字谜研究之外，也来自克里斯特瓦周围的一些法国先锋派作家的文学实践，离她最近的作家就是她丈夫索莱尔斯。索莱尔斯一直致力于探索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他称之为“文本写作”，其特点之一就是着力凸显文本的互文性特征。他于1966年发表的小说《悲剧》便是一部典型的互文性小说，其中到处是“引文的拼接”，而克里斯特瓦提出的具有引文性质的“互文性”概念也是在1966年。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当批评界开始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做回顾总结的时候，人们大多会提及“如是”小组的文本理论和互文性概念。例如1972年，“互文性”一词首次出现在托多罗夫等人编著的《语言科学百科词典》的附录中，构成其中“文本”词条的一个主要内容。该词条把“文本”一词作为法国六十年代末出现的符号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来介绍，并指出互文性是文本的重要属性。这大约是专业术语词典中最早提及互文性概念的例子，紧接着就是巴尔特次年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文本理论》词条，我们可以把截止《文本理论》之前的这段时期看作是互文性理论的初创期。

2

互文性概念在巴尔特的《文本理论》一文中获得正统地位之后，越来越受到文论界的青睐。各种背景的理论家们纷纷接过这个概念，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它进行调整、修正和再阐释。加拿大学者昂热诺在一篇论述这个概念的沿革的文章中，把这一复杂的流变过程称为互文性概念的“迁徙”。[10] 我们可以把这个迁徙过程大致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解构批评和文化研究，另一个方向是诗学和修辞学；前一个方向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宽泛而模糊的解释，把它变为一个批判武器，这一方向的代表是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并最终与美国的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相汇合；后一个方向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越来越精密的界定，使它成为一个可操作的描述工具，这一方向的代表是法国的诗学理论家热奈特和新文体学家里法泰尔。学术界一般把前一个方向称为广义互文性，把后一个方向称为狭义互文性，我们还可以分别称之为解构的互文性和建构的互文性，前者是克里斯特瓦本人理论的逻辑延伸和扩展，尤其是加入了德里达解构论的成分，后者则明显脱离了克里斯特瓦最初的意识形态批判意图，发展成了一种建设性的文学研究方法。英美学术界第一部综合介绍互文性理论的专著《互文性》的作者艾伦把克里斯特瓦的研究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把热奈特和里法泰尔的研究称为结构主义的互文性；[11] 法国最近出版的一本互文性资料汇编则把各种互文性理论分成了“定义性的”和“操作性的”两大类[12]，前者旨在思考文学的特性或文学性，后者则致力于用这个概念来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巴黎第四大学著名文论专家孔帕尼翁在2003年开设的“文学理论：互文性”的课程大纲中区分了“根本的互文性”和“应用的互文性”。所有这些区分都意味着互文性理论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呈现出了两个区别比较明显的走向或阵营。

《互文性》，格雷厄姆·艾伦著，2011年版

克里斯特瓦和巴尔特的互文性概念是对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是典型的广义互文性。这个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宽泛、模糊、不确定的特点使它很容易被后来的各种泛文本思潮接过来继续发挥，尤其是被耶鲁学派的几位解构主义批评家所发挥，成为解构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产自法国的互文性概念和解构概念之所以一度成为大洋彼岸批评界的热门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巴尔特和德里达的文章很早就有英文本在美国流布（巴尔特的《作者的死亡》一文甚至先有英文本，后有法文本），他们二人在六十年代末都曾到美国讲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耶鲁学派的几位解构批评家，如德曼、米勒等都有很好的法语和法国文学修养，能直接与法国同行对话。在我们看来，美国文论界似乎比法国文论界更热衷于把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与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糅合在一起，让踪迹、差异、散播、互文等术语变成可以相互阐释的概念。比较一下美国学者和法国学者有关“互文性”的著述，就可看出些许区别。美国学者对“互文性”的阐释大多着眼于解构之维，一般都要提到德里达，而法国学者在讨论互文性问题时，很少提及德里达和解构论。再以文学批评方面的专著为例，美国批评家卡勒的《论解构》（1982）和文森特·利契的《解构批评》（1983）都提到互文性概念，相反，法国方面至今没有一本专门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述解构的专著，因为解构在法国是否形成了一种像诗学批评、主题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社会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手稿批评那样的文学批评流派或方法，还是一个问题。德里达是一个文学修养深厚的哲学家，他的著作经常涉及文学作品，但文学作品既可以说是他的批评对象，也可以说是他的解构思想的依据或资源（例如马拉美的作品本身就具有解构力量），他的哲学魅力恰恰来自于他与文学的这种暧昧关系，他使哲学和文学相互阐释，不分高下；就这一特点而言，他不同于美国文论界所理解的那种把解构哲学“应用”于文学批评的解构批评家。

大约是因为国内占多数的学者是以英语资料为参照的，国内文论界对互文性理论的接受和阐释似乎也更接近于美国，即把它看作是解构理论的关键词或标识性术语之一。应该承认，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和“如是”小组的文本理论确实有一种共生互动关系，正是在德里达努力从哲学上解构结构主义这种隐而不宣的形而上学的同时，《如是》小组的文论家们也试图在文学研究中突破结构主义的局限，恢复文学的整体性，把社会历史、语言主体、意识形态等因素重新纳入文本理论，但准确地讲，德里达本人并没有专门经营过互文性理论。

由克里斯特瓦发明、经巴尔特阐释和耶鲁学派发挥的互文性只是互文性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一些完全不属于“如是”派的学者也接受了这个术语，他们努力摆脱或剥离这个术语最初携带的批判意图和论战色彩，以平静的学术心态重新审视这个概念的内涵，这时便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符号批判思想的研究趋势，它基本上属于诗学和文学修辞学范围。我们认为这是互文性理论最富有成果的一面，它更新和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方法，使原先势不两立的传统和现代的文学观念有可能相互丰富。

从诗学和修辞学角度界定互文性概念的最早迹象大约出现于1976年。这一年，热奈特和托多罗夫主编的《诗学》杂志第27期推出了“互文性研究”专号，其中刊登的两篇重要论文明显表现出希望摆脱“如是”小组的意识形态语境的倾向。两篇论文的作者接受了互文性这个术语，但没有接受先锋派对它的阐释。他们重新定义了这一概念，力图使它更清晰，更具有操作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建构的互文性理论的开端。从这期专号开始，把互文性写作当作文学手法来研究的论文选题逐渐增多，大学文学专业的新编教科书也开始把互文性作为一个分析工具来讲解。最早在教科书中引入互文性概念的大约是曼戈诺的《话语分析方法入门》（1976），此书虽然提到了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但立刻说明不在她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只把“互文本”定义为“一个文本的内部所表现出的与其他文本的关系的总和（引文、戏拟、转述、否定等等）”[13] 。这个定义基本上反映了后来各种普通词典的释义。沿着这个思路，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法国学者逐渐把重点放在对文本间各种关系的界定、识别、分类和分析上来。这个时期的法语学术刊物专号还有1978年的《美学杂志》第3-4期、1980年的《思想》第215期、1981年的《文学》第41期、1983年的《文本》第2期等，正是这些研究成果显示了互文性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前景。

继巴尔特撰写《文本理论》词条之后，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又于1989年在附录中增加了《互文性理论》的补充词条，这说明“互文性理论”相对于“文本理论”获得了更加独立的地位。但词条作者不像巴尔特那样把互文性概念当作“如是”小组“文本理论”的中心概念来阐释，而是采取了综合介绍的中性态度，因为互文性理论在当时已经呈现出多种形态，不再是“如是”小组的专利，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法国连续出版了几部从诗学角度探讨互文性问题的鸿篇巨制，标志着建设性的互文性理论已进入成熟期。

对互文性理论的系统建构做出最大贡献的理论家当属我们已经熟知的叙事学奠基人热奈特。他出版的《羊皮纸，二级文学》（1982）是有关互文性问题的诗学研究的权威著作，其立场完全不同于克里斯特瓦。在这本书中，热奈特巧妙地把克利斯特瓦的互文性术语兼并到了他本人独创的术语系统中，把它定义为五种“跨文本关系”之一。[14] 热奈特的理论建构以其清晰性和可操作性极大推动了后来的互文性研究，这个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都受到他的启发，每一种专题都可以作为一个局部纳入他设定的这个理论框架。此外还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在热奈特本人的体系中，互文性被限定在一个非常窄的范围内，是五种跨文本关系中最局部、最具体、最明显的一种，几乎只包括准确意义上的引文；又由于下面要提到的另一个法国学者孔帕尼翁已经出版了有关引文的研究专著，所以热奈特本人未将研究重点放在他所定义的“互文性关系”上，但他所考察的其他几种跨文本关系，尤其是他在《羊皮纸，二级文学》中所讨论的“派生关系”（如《尤里西斯》之于《奥德赛》）和在《门槛》中讨论的“邻近关系”（如作品的序、跋、题词等周边文本之于正文），其实也属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互文性研究课题。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具有拓荒性质的系统研究称为“文际关系的类型学”，其影响不亚于他的叙事学。

年轻时的克里斯蒂瓦

除了热奈特的系统研究之外，巴黎第四大学教授孔帕尼翁也对互文性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孔帕尼翁是深受巴尔特思想影响的新一代文论家，近年发表的专著，如《第三文学共和国——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1983）、《理论的魔鬼——文学与常识》（1998）等，已成为法国当代文论研究的经典书目。他于1979年出版的《二手资料，引文的工作》是他的第一部专著，此书首次从互文性写作的角度全面探讨了引文现象。他所研究的引文不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比喻，而是准确意义上的引文，即“一个话语单位在另一段话语中的重复”。[15] 这部专著脱胎于他的博士论文，而他的导师恰恰是克里斯特瓦。我们觉得，他的方法和观点与他导师的理论若离若即，介于温和的互文性和极端的互文性之间：一方面他关注的确实是一些有来源的引文，而且他对作者死亡论明显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他仍像克里斯特瓦一样强调互文性是一种动态过程，因为他所说的“引文”（citation）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名词，“引文”不仅是指某一段被引用的文字，而且是指“引用行为”本身（acte citationnel），即“引文的工作”，他认为“引用行为”本身具有改造作用，某段文字一旦被引用到另一部作品中，即使是加引号、有出处、一字不差的引文，也必然会由于“引用行为”的作用而在新的语境中产生不同的反响，这也许正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断章取义”或“移花接木”的学理依据吧。此外，他所考察的例子虽然都是准确意义上的引文，但他也承认引文其实是一切写作行为的雏形或隐喻：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引文工作，“写作是一种重写……，一切写作都是拼贴和诠释、引用和评论”。[16]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美籍法裔学者里法泰尔也建立了一种自成一体的互文阅读理论和一整套相关术语，其理论和方法既不同于克里斯特瓦，也不同于热奈特，主要见于他的专著《诗歌符号学》、《文本的生产》以及《互文本痕迹》等多篇法文论文或英文论文；他曾于197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过一次题为“互文性”的国际诗学研讨会，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一直没有正式出版。里法泰尔把互文性定义为“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先前的或后来的作品之间关系的感知”[17]， 并把这种感知看作是构成一部作品的文学性的基本因素。他的文学阅读理论根植于他的新文体学或他所说的文学符号学，其基本任务是考察互文性在文本中留下的、可供读者感知的异常痕迹。

《二手资料，引文的工作》，安托万·孔帕尼翁著，1979年版

以上各种具有建构意义的互文性理论从另一个角度更新了文学观念。这些理论家们仍然关注文本中的异质因素，承认任何文本的写作和阅读都有赖于这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但他们所说的其他文本不是比喻意义上的“社会文本”或“历史的声音”，而主要是指文学作品和整个文学遗产，其理论意图不是质疑原创性，反对作者权威，而是以新的方式回答什么是文学性的问题，他们希望在文际关系中，即在单一作品与文学“图书馆”的关系中把握文学运作的独特性。

3

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整和建设，互文性已经成为一种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文学理论和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学研究方法。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这种理论和方法开始被广泛吸收到法国的各种文学教科书中，尤其是近几年来，以互文性概念为中心问题的专著明显增多，如皮埃格雷-格罗的《互文性导论》、萨莫约的《互文性，文学记忆》、拉博的《互文性》等。这些论著一般都把克里斯特瓦所代表的最初的互文性理论当作一种带有论战色彩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一笔带过，都把重点放在对互文性关系的文体学研究和诗学研究上，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互文性研究的前景。我们认为，要想让互文性从一种过于宽泛模糊的理论话语变成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就不仅有必要像热奈特等人那样把一些属于传统修辞学领域的现象吸收进来，作为互文写作的具体形式加以分类考察，而且首先有必要对以下几个最容易造成模糊认识的基本问题给予更细微的辨析和界定。

1. 互文性的广义和狭义之分

互文性理论的两个走向通常被称为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所谓广义，就是用互文性来定义文学或文学性，即把互文性当作一切（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和普遍原则（正如把隐喻性、诗性当作文学的基本特征一样），又由于某些理论家对“文本”一词的广义使用，因此广义互文性一般是指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互动作用（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所谓狭义，是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广义和狭义之分并不是互文性理论家们自己的提法，比如克利斯特瓦并不需要把自己的理论叫做广义互文性，互文性对她来讲没有广狭之分。只是在与后来的诗学范围的互文性的对比中，学术界才感到有必要用广义和狭义来区别早期的互文性理论和后来的互文性理论。

广义和狭义其实是互文性概念的两种潜在可能性或两极性。卡勒在《符号的追寻》（1981）的“预设与互文性”一章中把这种两极性称为互文性的双重焦点：“互文性有双重焦点。一方面，它唤起我们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它认为文本的自主性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意义仅仅是因为某些东西先前已被写到了。然而，一旦互文性聚焦于可理解性和意义，它就引导我们把先前文本当作是对某种代码的贡献，是这种代码使各种不同的意指效果成为可能。这样，互文性与其说是指一部作品与某些先前的特定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中的参与，是指一个文本与某一种文化的多种语言或意指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文本与那些表达了这种文化的诸多可能性的文本之间的关系。”[18] 这就是说，互文性既可以聚焦于互文本（即“先前文本”）本身，也可以聚焦于互文本置身其中的那个文化空间。前一种可能性属于狭义互文性，它几乎无法绕过传统意义上的来源和影响研究，因为研究者必然要寻找具体的“先前文本后一种可能性属于广义互文性，它关注的是互文本所揭示的各种文化代码（即克里斯特瓦所说的“文化文本”）。卡勒认为这双重焦点造成了互文性理论的两难处境：互文性“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文本空间，是一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当人们缩小其范围使其更加有用时，人们或者陷入传统的实证主义的来源研究，或者最后为了释义方便而把前文本明确列出”[19]。卡勒注意到的这种模糊与具体、空泛与实证、不确定与确定的两难处境，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正是互文性的张力和丰富性之所在，它给各路理论家都留出了足够的再阐释余地。此外还应该看到，广义和狭义既然是互文性问题的两极，那么两极之间就可能存在一个从最广义到最狭义的中间地带，有时还可能出现一些难以定性的区域。最广义的互文性当属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或理论界所说的“互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é），最狭义的互文性则要算热奈特所说的文本“共在关系”，而里法泰尔的互文性理论则兼有广义和狭义的双重性质，因为他一方面用互文性来定义文学性（只有经得起互文阅读的文本才称得上是文学，或凡是文学作品都要求互文阅读），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在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中寻找可以考证的“互文本痕迹”。

《符号的追寻》，乔纳森·卡勒著，1981年版

2. 互文性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分

前面提到，美国学者艾伦在《互文性》一书中把克里斯特瓦和热奈特的理论分别称为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和结构主义的互文性。这一区分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而是指方法或宗旨上的差别，因此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觉得仍有必要指出这两个“主义”可能引起的误解、尴尬或混乱：既然广义互文性明显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既然克里斯特瓦的意图是超越结构主义，那么狭义互文性似乎就应该属于（早期）结构主义，所以有人会把狭义互文性与“早期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把广义互文性与“后期结构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狭义必定在先，广义必定在后，似乎广义是对狭义的推广和拓展；然而就时间顺序而言，广义互文性确实出现在狭义互文性之前（况且广义和狭义都只是后人的划分），如果接受这一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又会推演出一个令人尴尬的结论——“后期结构主义”早于“早期结构主义”。我们认为，要避开这个陷阱，就必须强调“后结构主义”的“后”主要不是一个时间概念，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与其说是先后出现的两种主义，不如说是相互补充的同一种主义。没有结构主义，自然不会有后结构主义，但后结构主义的出现并没有使结构主义消失。热奈特本人称自己奉行的是一种“开放的”结构主义，但我们知道，他的互文性理论其实出现在克里斯特瓦的更开放的“后结构主义”之后。由此可见，时间先后问题在此没有实质意义。事实上，结构主义批评作为一种基于语言学模式的文学研究方法一直有其可操作性，它本身也在发展；即使是采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种省事的划分，我们也可以认为，后结构主义不是对结构主义基本假设的否定，而是继续发挥和无限扩张，因为它一直扩张到了社会历史结构，它把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都叫做“文本”、“结构”、“代码”、“系统”；这种扩张所依据的基本范式说到底还是一种“广义”语言学或“广义”结构主义，所以有些法国学者干脆把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归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范围。例如拉博在《互文性》一书中就是这样界定的。根据以上推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她的这一界定，但也难免陷入新的混乱，因为她接下来把热奈特等人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期间有关互文性写作的系统描述和分类研究称为“后结构主义批评”[20]，她此处所说的“后结构主义”显然仅仅是一个历史分期，指的是后期的结构主义。从字面上看，她的区分恰好同美国学者艾伦相反，其实他们指的是同一种研究倾向。不过，这些用词方面的混乱只能说明“主义”之类的标签往往无法应付丰富多彩的思想现实，并不影响拉博这本书的参考价值，她对互文性理论意义的阐释，尤其是对文本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的讨论，很值得我们深思。她认为：“互文性是拓展封闭的文本概念的一种方法，它使人们能够思考文本的外在性，但又不因此而放弃文本的封闭性。”[21] 她的意思是说，互文性虽然把文本外的世界（社会历史）也纳入了文本研究，从而使文本向着外部开放，但它仍然维持着结构主义方法的封闭性和内在性原则，仍然排除作者和世界，仍然反对传统的反映论或生平研究，因为世界不是反映的对象，世界本身也是文本，文本之外仍然是文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把广义互文性也定位在结构主义范围内，并对这种依然封闭的理论假设提出了质疑。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作者的概念并不会因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而彻底死亡，相反，互文性概念恰恰重新引出了作者问题，例如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所讨论的其实仍然是作者的创作心理问题。我们认为，这一质疑是极为中肯的，并且从近年法国文论界的研究趋势来看，作者问题正在以新的方式死而复生（孔帕尼翁在《理论的魔鬼》中认为，“意图”是文学批评无法绕过的概念，“意图”并不等于“预谋”）。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互文性概念真的能像克里斯特瓦所希望的那样取代互主体性吗？或者说，“文本间性”真的能同“主体间性”划清界线吗？不可否认，互文性是文学或文本的一个重要维度，一个先前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维度，但不能因此而无视、甚至否定其他维度的存在：文本既指向其他文本，也同时指向作者、读者和世界。

另一位法国学者萨莫约在《互文性，文学记忆》中从文学参照性的角度着重阐明了互文性现象的历史维度，也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和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但她在论及互文性这个“不稳定概念”的两个方向时，采用了一个不大容易把握的两分法：她把广义互文性（无法溯源的各种文本的拼接、先前话语在当前话语中的回响等）归人文体学、语言学范围，把狭义互文性归人诗学范围。[22] 如果说这后一种界定是完全合理的，前一种界定却有点出人意外；但这也再次说明，不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后结构主义，不论是语言学方法还是超语言学方法，最终都处在人文科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中。

《互文性，文学记忆》，蒂费纳‧萨莫瓦约著，2001年版

3. 文本、互文本、互文性

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一直随意交替使用“互文性”和“互文本”这两个词，因为它们确实经常被当作同义词来使用，许多理论文章都没有对它们做特别的区分。但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克里斯特瓦虽然发明了互文性一词，却没有使用过互文本这个词。是语言的惯性使人们从互文性得出了一个派生词——互文本（intertexte）。具有互文性的文本自然应该叫做互文本，而根据克里斯特瓦的阐释，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所以巴尔特接下去阐释说：“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此时的“互文本”几乎是“互文性”的同义词，也是“文本”的同义词。

然而，正是在“互文本”这个概念上，我们认为可以看出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理论与后来经过改造的互文性理论的一个基本区别：“互文性”更强调一种性质或动态过程，“互文本”则更容易实体化。在克里斯特瓦的体系中，互文性既不是某一类文本的文类特征，也不是具有某种文类特征的文本，而是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是来自其他文本的语句在当前文本中被重置、被打乱、被“重新分配”的动态过程（“结构化过程”）。由于任何文本都具有互文性这一命题，所以她不需要用“互文本”来区别于“文本”（更何况她的“文本”概念本身也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更不关心如何从文本中识别和提取互文本的问题。在她那里，任何文本都与自身相异，文本是文本自身的他者，文本就是互文本。如果像后来的研究者那样，把互文本理解为一个实体，那么，根据“如是”小组的文本原理，就应该把动态的“互文性”与静态的“互文本”对立起来，正如同应该把“文本”与“作品”对立起来一样。如果认为互文本是可以提取或需要考证其出处的一段文字，那就已经偏离了克里斯特瓦的理论意图。

然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不少研究者都倾向于把识别和提取互文本作为互文性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都意识到了区分文本和互文本的必要。而互文本概念一旦独立于文本概念而存在，就又提出了如何定义互文本的具体问题。起初人们对互文本的界定还不太统一，分歧的焦点在于：互文本究竟是文本本身，还是进入文本中的另一个文本？某些研究者，如杰尼，把吸收了其他文本的主文本叫做“互文本”——互文本是“一个吸收了多种文本、但仍以一个意义为中心的文本”[23]。 阿里韦则同前面提到的曼戈诺一样，把互文本当作一个集体名词来使用，它是“处在互文性关系中的各种文本的总和”[24]。 当然也有学者为了避免把互文本混同于通常所说蓝本或源文本，即避免将其实体化，提出把互文本界定为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的“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如果把当前文本当做文本甲，那么与文本甲发生文本关系的另一个文本乙并不因此就叫做互文本，只有文本甲和文本乙之间的关系或“区间”才叫做互文本。此时的“互文本”维持了克里斯特瓦的动态文本观，它指的还是一种性质或过程，而不是一个实体（在这个意义上，汉语译名“文本间性”与“互文性”相比或许更有利于强调文本的“间性”）。不过，目前人们达到的基本共识是把一个文本所吸收的其他文本叫做互文本，这毕竟是一个比较容易把握的概念。笔者也倾向于采用这最后一种界定，即把被研究或被阅读的那个具体文本叫做“文本”、“主文本”、“中心文本”或“当前文本”，把当前文本所征引、召唤、暗示、仿效、改造、重写的其他文本叫做“互文本”。在这个意义上，互文本是植入文本机体内的“异物”，这个“异物”会使文本机体产生异常反应或建立新的生命机制。以克里斯特瓦本人的研究为例，我们可以说，当她关注洛特雷阿蒙诗歌作品中回响着的其他声音（文本）时，洛特雷阿蒙的文本便是她的研究对象，是正文本、中心文本，而其他声音，如被洛特雷阿蒙抄袭和篡改过的帕斯卡尔等人的格言，则是互文本。在这个意义上，她依然离不开实证研究，在具体研究中她也提到必须首先弄清洛特雷阿蒙在抄袭和篡改时使用的是帕斯卡尔的哪个版本。

法国《诗学》（Poétique）杂志，第27期

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目前西方学术界对互文性概念的理解，兼顾互文性研究的各种可能性，笔者在综合借鉴现有各种定义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个术语的适用范围做如下界定：互文性是一个文本（主文本）把其他文本（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可以在文本的写作过程中通过明引、暗引、拼帖、模仿、重写、戏拟、改编、套用等互文写作手法来建立，也可以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通过读者的主观联想、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和互文分析等互文阅读方法来建立。其他文本可以是前人的文学作品、文类范畴或整个文学遗产，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泛指社会历史文本。

最后还有必要对“互文性”一词的汉语译名做一简单说明。Intertextualité本是克里斯特瓦生造的一个法文词，“互文性”（简称“互文”）只是这个词的各种中文译法之一，其他译法还有“文本互涉”、“互涉文本”、“文本互释性”、“文际关系”、“间文本性”、“文本间性”等等。目前学术界使用“互文性”或“互文”这个译名的人明显居多，已呈约定俗成之势，而这个通行的译名恰恰与我国汉代就已存在的修辞学术语“互文”发生了字面上的巧合。借助这一巧合，阐释者可以在中国的“互文”和西方的“互文”之间展开某种跨语言、超时空的“能指的游戏”，但也必须首先承认两者本来没有“互文”关系，也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尽管西方的互文性也引出了修辞问题，但它本身不是修辞学术语，而汉语的“互文”则仅仅是一个修辞格，它有点像建筑中使用的“互搭板”（bevel siding），构成对偶句中互相补足、互相支撑的语义关系[25]， 这样的“互搭板”多少也能用来比喻西方文论所说的“互文性”，但它是否能承载这一概念的全部理论负荷，则还需要慢慢推敲。不过可以想像，对修辞和形式极为敏感的巴尔特，或热奈特，或德里达，如果知道中国两千年前就有一种以经济（省文）为原则的“互文”修辞格（而且这个词确实能准确地回译成法文的intertexte或intertextualité），一定不会无话可说。

[1] Julia Kristeva, 《Bakthine, le mot, le dialogue et le roman》, Sèméiô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 sémanalyse, Paris, Seuil, 1969, p. 146.

[2] Julia Kristeva, 《Problèmes de la structuration du texte》, Théorie d’ensemble, Paris, Seuil, 1968, p. 311.

[3] Julia Kristeva, 《Le texte clos》, Sèm éiô tikè. Recherches pour unesémanalyse, 1969, p. 113.

[4] Julia Kristeva, 《Une poétique ruinée》, préface à la traduction française de La poétique de Dostoïevski de Bakhtine [1970],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1998, p.11.

[5] Philippe Sollers, préface à la réédition de Théorie d’ensemble,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1980, p. 7.

[6][7] Théorie d’ensemble [1968],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1980, p. 9, p. 11.

[8] Philippe Sollers, 《Ecriture et révolution》, Théorie d’ensemble [1968], Paris, Seuil, coll. (Points), 1980, p. 77.

[9]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2, Paris, Seuil, 1994, p. 1000.

[10] Marc Angenot, 《L’intertextualité: enquête sur l’émergence et la diffusion d’un champ notionnel》, in Rev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n°189, 1983, p. 125.

[11] Graham Allen, Intertextual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95 -97.

[12][20][21] Sophie Rabau, L’Intertextualité, Paris, Flammarion, 2002, p. 17, p. 23.

[13] Maingueneau, Introduction aux méthodes de l’analyse du discours, Paris, Hachette, 1976, p. 17.

[14] 按照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从显性到隐性的顺序，热奈特把他所说的五种跨文本关系分别命名为“互文本性”（共在关系）、“准文本性"（邻近关系）、“次文本性”（派生关系）、“元文本性”（批评关系）和“原文本性”（原型关系），参见Genette, Palimpsestes, la littérature au second degré, Paris, Seuil, 1982, pp.8-14.

[15][16] Compagnon, La seconde main, ou le travail de la citation, Paris, Seuil, 1979, p. 54, p. 32.

[17] Michael Riffaterre, 《La trace de l’intertexte》, in La Pensée, oct, 1980, p. 4.

[18][19] Jonathan Culler, The Pursuit of signs, Cornell Université Press, 1981, pp. 103 - 104, p. 109.

[22] Tiphaine Samoyault, L'Intertextualité, Mémoire dela littérature, Nathan, coll. 128, 2001, p. 7.

[23] Laurent Jenny, 《La Stratégie de la forme》, in Poétique, n°27 , 1976, p. 267.

[24] Michel Arrivé, Les langages de Jarry, Essai de sémiotique littéraire, Paris, Klincksieck, 1972。转引自Jenny, 《La Stratégie de la forme》, in Poétique, n°27, 1976, p. 267.

[25] 汉语的“互文”指的是汉语特有的一种省文修辞格，亦称“互辞”、“互言”、“互其文”：“凡言‘互文’者，是两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云‘互文’。”（贾公彦《仪礼注疏》，转引自宗廷虎、李金苓著《中国修辞学通史》，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页）现行《辞海》中的“互文”词条如下：“互文。修辞学辞格之一。上下文各有交错省却而又相互补足，交互见义并合而完整达意。如复句互文：‘战城南，死城郭’（汉乐府民歌《战城南》）应合解为‘战、死城南，战、死郭北’，或‘战城南、郭北，死城南、郭北’。又如单句互文：‘秦时明月汉吋关’（王昌龄《出塞》），要解作‘秦汉时明月秦汉时关’。互文多用于对偶句式，一定程度上是让语义内容服从表达形式的对偶造成的。”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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