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默多克的小说《逃离巫师》中的权力和权力人物主题

编者按

默多克关于权力和权力人物的理论是和她关于人性的理论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权力和权力人物是他人臆想的产物。权力人物拥有某种超凡的魅力或光环，他能吸引和玩弄他人的想象力。权力人物都有受难经历。权力导致家园的丧失是最典型的一种受难形式，是最为可怕的社会疾病。受难者或者使他人受难，或者陷入精神上的昏睡状态，两者均导致更多的邪恶。看清真实，消除臆想，才能“逃离巫师”。

作者简介

何伟文，文学博士，发表本文时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

艾丽斯·默多克像

二十世纪中叶当人们步出希特勒恐怖的阴影、对上帝失去信心之际，在英国文坛崭露头角的艾丽斯·默多克（1919—1999）便开始探讨权力和权力人物主题。默多克在她长达四十余年的小说创造生涯中，各个阶段都有直接触及这个主题的作品，如《逃离巫师》(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1956）、《砍下的头烦》（A Severed Head，1961）、《意大利女郎》（The Italian Girl，1964）、《独角兽》（The Unicom，1963）、《天使的时光》（The Time of the Angels，1966）、《相当体面的失败》（A Fairly Honourable Defeat，1970）、《神圣与亵渎的爱之机器》（The Sacred and Profane Love Machine，1974）、《哲学家的学生》（The Philosopher's Pupil，1983）、《书与兄弟会》（The Book and the Brotherhood，1988）等。在所有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所谓的“权力人物”，这是一位像上帝一样的人物，他对周围的人能施加不可思议的影响。周围人则深受他的迷惑，以至落到了极端危险的境地。“权力人物”一般颇具异国情调，神秘莫测，因此有时又被称为“陌生的上帝”。他浑身散发出一种遥远的“东方人的魔力”，他仿佛是万能的。在周围的人看来，他代表着某种让宇宙运转的力量。受迷惑的人往往由于无知和无能，对这些强有力的神奇人物充满着渴望和敬畏。权力人物同时也是一种精神力量，他会突然袭击制造灾难，以此检验人的道德判断。权力人物既是独裁的魔术师，又是使人摆脱魔力的解放者。本文试图探讨默多克关于权力和权力人物理论，并以此对《逃离巫师》中的权力和权力人物主题进行分析。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默多克反复探索和描写权力和权力人物的原因，可以在她最著名的论文《反对枯燥》中找到。文章中有一处是这样写的：“现代文学如此关注暴力，奇怪的是竟然包涵如此少的令人信服的恶的画面……虽然出现过希特勒，我们却没有想象恶的能力，这种结果源于我们为自身描绘的那种轻松的、戏剧性的和乐观的画像”。[1] 默多克想做的就是为权力和权力人物描绘一幅令人信服的真实画像。

默多克关于权力和权力人物的看法，与她关于人性的总体看法是相辅相成的。默多克自称是一名“维特根斯坦式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她显然赞同柏拉图的洞喻理论，即人远离真理是因为看不清，而非源于原罪。她认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都往往容易处于一种臆想状态。当自我的臆想发生膨胀时，我们就会看不清现实。“固执、偏见、忌妒、焦虑、无知、贪婪、神经症等等，都会遮掩真实”。[2] 她认为当今社会的人们缺少一种精神，一种把外部现实看成是独特的存在、同时心中又充满爱去对其进行探索的精神。臆想取代了真切的关注，臆想的人惯于沉醉在对他人的假想之中，而不是欣喜地去感受他人的独特性和真实性。这对真爱和真理都是有害的。默多克相信，人在自然状态中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臆想，臆想使他觉得自己很重要，从而阻挡他接受新的知识。臆想是一个强大的能量系统，是强大的心理自我防卫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权力和权力人物是臆想的产物。反过来，权力人物就是某种巫师，他能使他人臆想，陷入迷惑状态。“臆想本身就是巫师，逃离臆想就是投入真爱的怀抱。”[3]

在很大程度上，权力和权力人物虽然是他人臆想的产物，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能够拥有权力成为权力人物。权力人物是有其自身特点的。在默多克看来，权力人物能对他人施加某种恶魔般的影响，这种影响被典型地描绘成一种看不见的但却有害的超凡魅力或光环，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eidolon：“人的思想中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它们好像流动的气体，在主人没有完全意识或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它们四处蔓延。这些呼出的气体给周围的人带来痛苦和伤害。可能有圣人由于缺少对这些气体的触须而为人所知，但是普通人自然都有这类触须，就像他天生拥有出现在他人梦中的那种魔鬼般的力量一样。”[4] 上述比喻表明，默多克觉得这种潜在的危险人物对他人的心理影响无所不在。

权力人物除了拥有某种超凡魅力或光环之外，他们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受难经历。在这一点上，默多克深受西蒙娜·韦伊的影响。韦伊被T.S.艾略特和加缪这些迥然不同的作家一致称为二十世纪最前沿的思想家，她的思想对默多克有着特别的意义。韦伊有一句格言：“受难的人以虐待和折磨他人的方式把自己的苦难传递给他人。”[5] 默多克作品中的权力人物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通常与中欧和东欧有关，这些地方在默多克的想象世界里暗示着恐怖的集中营。韦伊说：“苦难和失去家园并不一定使受难的人变得高贵。唯有基督般的圣洁方能使人超越自己的苦难。”韦伊的许多受难的例子都来自那些突然失去家园、家人、身份、自尊和食物的人们。多数受苦受难的人都堕入精神上的昏睡倦怠状态，随后他们又无比憎恨自我，不能自拔，甚至参与对自身的折磨。与这种思想遥相呼应的是，默多克认为，苦难可能会伪装成某种净化的力量。苦难是在现实中使自己陷入困境的一种形式，它必将导致更多的邪恶。在论文集《善的至尊》（The Sovereignty of Good，1970）一书中，默多克反驳人们从浪漫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受难思想。[6] 浪漫主义者的受难思想从心理上说最初是因为失败的爱。他们对受难沉思默想，把死的思想转变为受难思想。“以受难去赎罪”的净化思想总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种思想给了人们原谅自己的自由，例如，最初对个人的行为不负责任或犯错误，乃至犯下罪行，然后以痛苦的自责来为自己赎罪：

长久以来，这样做当然很有诱惑力。人类的思想很少有比赎罪思想更具安抚力。在善的怀抱里以受难去赎罪：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或者如浪漫主义者所说，更刺激？的确，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有助于这种不合逻辑的转变。[7]

西蒙娜·韦伊像

因此，默多克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恶以受难的形式滋长，并得以传播，从一个受难者传给另一个受难者。导致他人受难是恶的受难者化解自己苦难的一种最简便的方式。罪恶之链只有像基督那样情愿牺牲自己的人才能打断，他吸收罪恶，独自一人受难而不去诱惑、导致他人受难。正如默多克的小说《独角兽》中的柏拉图主义者马克斯所说：“原谅是一个太轻的词。想一想对希腊人来说如此真实的埃特（Ate）思想。“埃特”是指苦难从一个人近乎自动地向另一个人转移。权力是埃特的一种形式。权力的受害者——任何权力都有其受害者——本身受到感染。然后他们得把它传下去，用权力对付他人。这是罪恶，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原始形象就是一个亵渎神灵者。善并非完全的软弱无力。因为软弱无力者或者彻底的受害者或许是权力的另一种来源。但是善又是无关权力的。当“埃特”遇见只受难而不企图转嫁苦难的圣洁之士的时候，它最后被善给粉碎了。”[8]

受难的最典型的一种形式就是丧失家园。如果被迫丧失家园的人不屈服于自己的现状，他会变成一个使他人丧失家园的活跃人物，丧失家园的人通常先打击试图减轻他们痛苦的人。因此，韦伊在《根的必要》中写到，丧失家园是危害人类社会的最可怕的疾病，因为它使自我犯罪。家园的丧失使得犹太人“能够去传播恶毒的种子”。[9] 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断定韦伊具有反犹偏见，那将是一种误解。韦伊本人在去世前不久，自愿承认自己的犹太人身份。[10] 默多克接受了这个观点，并且暗示这是因为犹太人深受被上帝驱逐之苦。默多克作品中的“权力人物”或“陌生的上帝”大多数是犹太人，例如《逃离巫师》中的密斯恰·福克斯，《砍下的头》中的奥娜·克莱，《相当体面的失败》中的朱利斯·金，等等。

权力人物的上述特征加上普通人的臆想，必然造成权力人物与周围的人之间形成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韦伊在《恩典与重负》一书中指出，富裕而又强有力的人认识不到他对受他压迫的人所施的恶行，因为他本人和受害者起初都认为权力使得压迫者高于被压迫者。如果权力人物把压迫加深到某一特定程度，其结果必定是受压迫的奴隶开始崇拜压迫者。然而，默多克认为，主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和奴隶一样受苦。渴望权力的人永远无法得到他最渴望的东西，即完全彻底地统治他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人和奴隶同样是受害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默多克的作品中，权力人物没有被塑造成恶棍，相反，他同情受难的人，甚至他自己也在受难。正如评论家大卫·戈登所说：“他在滥用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权力的同时，也触目惊心地暴露了人性的弱点。”[11] 从第一部哲学著作《萨特：浪漫的理性主义者》开始，默多克就致力于探索这种“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在默多克的作品中，许多奴隶都是自愿受奴役的，他们在寻找爱和真理的过程中，随时准备屈服于权力和权力人物。默多克用“迷惑”一词来描绘这种潜在的愚弄自己的过程，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在寻找爱而不是强权。默多克强调客观真实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为了看清真实，尊重他人的存在，我们应当消除臆想，“压制自我主义的要求”。[12] 只有这样，“迷惑”才能被打破，权力和权力人物的本质才能昭然若揭，适合爱生长的土壤才能产生。

默多克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萨特：浪漫的理性主义者》（1953年版）

2

《逃离巫师》是默多克的第二部小说。故事围绕着巫师般的权力人物密斯恰·福克斯与他周围的一群人之间的关系展开。密斯恰行踪诡秘，深不可测。他是一家报业集团的总裁，相当富有，在政治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享有至高的权力。同时，他还拥有一种神奇的、让女人们难以抵挡的性诱惑力。在他的周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人物有罗莎·基卜和安妮塔·科克尼，此外还有尼娜、健和斯达芬·卢西威兹兄弟俩以及密斯恰的助手卡尔文·布莱克。罗莎是密斯恰曾经爱过的女人，不过罗莎拒绝了他的爱。安妮塔是罗莎的同学的女儿，现在和罗莎住在一起。尼娜、健和斯达芬·卢西威兹兄弟俩都是丧失家园的难民。小说开始时，安妮塔决定“从今以后，我要自我教育。我要步入生活的大学堂”（第10页）。富有而又受过良好教育的罗莎为了她理想的社会主义在一家工厂里劳动，并且是厂里的波兰难民健和斯达芬·卢西威兹两兄弟的共同情人。小说的故事情节不同于传统小说，是由一系列松散的事件构成的。这些事件均与密斯恰企图通过他的助手布莱克控制罗莎的兄弟基蒲·韩特主办的杂志《阿耳特弥斯》有关。故事的高潮包括两次自杀事件，一次是裁缝尼娜的悲剧性自杀，另一次是安妮塔的戏剧性自杀。《逃离巫师》中的所有人物都受控于某种符咒，在情感上被另一人或力量所俘虏。主要人物都需要历经艰辛，破除符咒。小说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罗莎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对她母亲的妇女参政的主张和社会主义信仰产生了兴趣。安妮塔则回到父母身边和他们一起，从一个国家旅游到另一个国家，过着自由的生活。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密斯恰，是在他那坐落在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别墅，他正和卡尔文在一起。

故事情节只是为小说提供了一个框架，小说的主题和内涵只能在人物关系中去找。为了便于探讨作品中的权力和权力人物主题，我们可以把小说中的人物分成三层。第一层是位于中心的权力人物密斯恰，第二层包括罗莎和安妮塔等主要人物，最外面的第三层由围绕在第一层或第二层人物周围的人组成，如健和斯达芬·卢西威兹兄弟俩、尼娜和布莱克等。

先来看第二层人物。陷入臆想，自我迷惑，对他人的痛苦和困惑毫不理会，是这一层人物的共同特点。许多评论家都注意到，安妮塔标志着一种默多克式的人物类型的诞生。弗兰克·巴尔当扎说：“她是默多克最显著的一类人物中的第一个，她是一个迷恋上某个年长男子的少女，鲁莽、不辨是非、有自杀倾向。”[13] 对伊丽莎白·迪波尔而言，安妮塔是“默多克一系列无趣的少女漫画像之一，她总是毁灭性地爱上最强有力的男子。”[14] 然而，安妮塔最独特之处是在她的思想中有一种自我迷惑的奇怪潜质。她不仅能自我催眠，进入一种“由自我引起的愚蠢麻木状态，她还能使一种情景看上去就像通过哈哈镜看到的那样迥然不同。”[15] 她能通过自我麻木把自己从这个世界中“删去”，因此，只要她愿意，她就能切断她与其他人的任何联系。她在女子学院的教室里，听老师讲解但丁对弥诺陶洛斯在地狱里经受折磨的描述时，意识到现有的世界实在令人不满，决定逃离学校封闭的世界。从她的思想活动中，我们能觉察到她对现实而又神秘的世界的看法是浪漫的，充满孩子气的。当安妮塔即将离开学校之际，她转过身想最后再看一眼“那些繁茂的植物，那些著名油画的平庸的复制件，还有那白色楼梯呈现出来的令人羡慕的曲线”（第7页），她惊奇地发现，景物虽然依旧，但是看上去却大不相同了。这种模棱两可贯穿了整部作品：安妮塔是离开还是进入这令人迷惑的、哈哈镜般的世界，或者她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起作用的“巫师”就是安妮塔本人的那种臆想能力。

《逃离巫师》首版封面

安妮塔永远年轻，无所畏惧，对邪恶一无所知。她正是密斯恰不希望她变成的那种“独角兽女孩”：“年轻女孩充满梦想……那正是使她们如此动人又如此危险的东西。每一个年轻女孩都梦想拥有战胜邪恶的力量。她认为她拥有那种能够战胜一切的美德。即便有了丰富的阅历，这样的女孩可能在灵魂上依然是处女，依然相信关于处女的传说。这会把她引向巨龙，她还想象仍会受到保护。”（第129页）其结果是她完全被密斯恰吸引，还试图带着深深的快意来拥抱、挽救孤独的密斯恰这位“陌生的上帝”。只有布莱克的嘲讽才使她认识到，一个人能把另一个人的灵魂从受缚状态解放出来的想法，只不过是年轻人的幻想。安妮塔永远不会真正知道巫师是谁，因此永远无法逃离巫师。“她进人的世界虽然注视着‘生活的学校’，却出奇地空乏，引领她经历一个压缩自我的循环之后，恰恰把她放回小说开始前她出发的地方，并没有使她变得更明智。”[16]

与安妮塔相比，罗莎似有不同。罗莎第一次在小说中露面时，她正从痛苦中逐渐解脱出来，这痛苦皆因十年前与密斯恰的相爱而起。她至今仍迷恋密斯恰，但是对于她与密斯恰的关系，我们直接从小说中很难了解多少东西。我们知道的是由于她耽于臆想，拒绝充满爱心地关注他人和周围的真实世界，她仍然处于权力和权力人物的符咒之中。当记者工作对她来说成了“某种令人恶心的、肮脏的东西时”，为了避免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任何危险交锋，她退避到麻木的臆想世界，想把工作变成“某种简单的、卫生的、流水线式的、没有伪装的和枯燥的东西”。（第42页）罗莎到工厂去工作，只不过她把工厂想象成她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她漂泊不定，与他人没有联系。罗莎似乎具有解放者的素质，小说中许多被密斯恰迷惑的人物都来寻求她的帮助。然而，她从来不想让其他人离她太近，她对安妮塔并非充满爱心，安妮塔的自杀企图实际上是希望得到她的关注。她还忽略妮娜要她帮助的请求，这导致了妮娜最终因绝望而自杀。整部小说从头至尾，对于向她寻求帮助的人，罗莎都未能真正给予帮助。

罗莎在工厂里结识了由波兰逃亡而来的难民健和斯达芬·卢西威兹兄弟俩。罗莎与他们的关系开始于一种慈善行为，她担当起他们的保护者和教育者的角色。他们对她的依赖几乎立刻就结束了。他们怀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敬畏之情接受罗莎，这种敬畏类似于对宗教的敬畏。他们逐渐在她的内心挑起一种权力感，她对之既欢喜又害怕。她用爱滋润兄弟俩，得到的回报是他们兄弟俩在她的秘密生活中取得特权。罗莎有意识地从旧我中孕育出新我：“她觉得就像一位公主，她坚定的信念最终将把王子从昏睡中唤醒，或从已变成的动物中解救出来。”（第48页）就像上帝对待亚当，她教他们东西的名称，赋予他们运用语言的权力，最终看到他们把语言当作“引诱的工具”。

《逃离巫师》封面

罗莎想“脱离现实的禁欲者的角色”，却“荒唐地转变成一个由残忍的巫师强加于她的新角色。”[17] 兄弟俩对她提出下流的性要求。他们向罗莎讲述两人共同占有波兰女教师随后又逼其自杀的故事。罗莎对此的反应非常迟钝。其结果是，她几乎没有什么困难就使自己适应了他们奇特的性行为。但是虽然兄弟俩处于权力优势地位，角色发生了颠倒，罗莎却用她特有的魔鬼般的权力做出反应，使情感麻木，切断情感与思想的联想。是卡尔文那只照相机蓝幽幽的闪光把罗莎从昏睡中唤醒。她终于开始感受到罪与恶，因为她无意识中觉得自己被人看见、被人审判了。照片打破了罗莎脆弱的臆想圈，从而摧毁了她的迷惑、幻想。最终由更大的权力人物密斯恰把罗莎从兄弟俩的权力控制中解救出来。

罗莎不同于安妮塔，她最后不仅认识到她在迷恋密斯恰这件事上的错误，而且能够看到她对这个由其他个体组成的世界的责任，感受到在她自己和他人身上的巫师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她进而打破迷惑和臆想，从完全受控于密斯恰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3

第三层人物是健和斯达芬·卢西威兹兄弟俩、尼娜和布莱克，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地理上来说，都是丧失家园的难民。

健和斯达芬·卢西威兹兄弟俩自己受难，也使他人受难，其中最明显的是少数几个对他们表示友好的伦敦人，其中就有罗莎。兄弟俩的家乡是一个波兰小村庄，在村庄被希特勒付之一炬之后，他们和母亲一起带着家乡的泥土背井离乡。他们所代表的是欧洲农民简单、直接而又有点粗暴的价值观。虽然作为农民，他们并不特别恶毒，但是“当与中上层阶级那种微妙复杂却又衰败的价值观相对比时，他们显得特别异乎寻常和凶残。”[18] 在他们初到伦敦被罗莎收容时，这种对比就开始了。罗莎教他们兄弟俩学英语，而且经常去他们那间干净的小屋看望他们。在小屋里，三人在一个破旧的床架里席地而坐，年老体衰的老母亲蜷缩在一角，永远注视着他们。他们告诉罗莎他俩的第一次性经历。他们村的女教师来自城里，很不明智地违犯了村民的一条最基本的规矩，在课堂里当着其他同学的面揍了他俩。于是他俩轮奸了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色彩浓烈的故事这次在罗莎身上重演了，而破旧的床架围起来的就像是一个使人迷惑的圈套。故事重演的原因是健没有预约擅自到罗莎家登门造访，粗暴无礼地调戏了安妮塔。罗莎就像乡村女教师那样，给了他一记耳光。健和斯达芬对罗莎施展了无情的报复。他们起初依附于罗莎，被她迷住；但是随着他们在英国立稳脚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权力之后，他们也获得性方面的权力以及其他带有毁灭性的个人权力。罗莎最终成为他们的掠夺物，丧失了“根”。

《逃离巫师》封面

与兄弟俩不同的是，裁缝尼娜和兄弟俩的母亲是韦伊所指的另一种类型的难民，他们堕入了精神上的昏睡状态。尼娜和密斯恰、卢西威兹兄弟俩一样，来自东欧。她也像兄弟俩那样处在文化的夹缝中，但是她缺少他们获得的那种权力以及冷酷无情的本性。从密斯恰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的第一刻起，她就无法拒绝他。她敬仰他，从一开始就准备做匍匐在他脚下的奴隶。尽管她想过要逃走，但是计划难以实现。尼娜完全没有自由，连生计都得依靠密斯恰，同时也为某种她永远无法知晓的原因被密斯恰随心所欲地利用。她曾经爱过他，只是密斯恰对她的“统治”注定了她连表达爱的权利都没有，爱的结果只能是沉默，直至“爱转化成一种奇怪的感情，其中恐惧和神魂颠倒远远多于似水柔情”。（第139页）

尼娜之所以在还根本不了解密斯恰的情况下，就已经与他形成了奴隶与主人的关系，是因为她是某种她所看不见的权力的受难者。她是无辜的受难者，她的出生地决定了她的受难命运。安妮塔想到，在但丁《神曲》第一节里，“可怜的米诺陶为什么要在地狱中受折磨？米诺陶生而为怪物，这不是它的错。这是上帝的错。”（第5页）罗莎的兄弟韩特·基铺注意到，“让一个人的命运由他的出生地来决定，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他并没有选择出生地。”（第96页）可是，正如评论家安东尼娅·拜厄特所说：“世间确有怪物，人的命运的确由他在何处出生来决定。”[19] 战时有一条横跨欧洲的界限，在欧洲特别劳工移民委员会的计划中，从界线的东面向西移民是非法的。尼娜没有国籍没有家园，她的灵魂是“没有祖国的灵魂，没有家园的灵魂”。（第260页）她的护照是由已从地球上消失的某个外交部签发的，她实际上是个没有身份的人。尼娜终于自杀了，因为她害怕被驱逐出英国。

尼娜自杀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罗莎不能够正常地关注周围受难的人。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尼娜寻求过罗莎的帮助，但是罗莎粗心大意地拒绝了。尼娜在临死前的片刻，对自己的受难经历有了短暂的精神上的感悟，她是饱受痛苦的人——奴隶、难民、丧失家园的人——中的一员，她是被人鄙视的人。尼娜自杀前所做的恶梦从两个层面象征她是受害者。她看见自己随着她的缝纫机在森林里移动，她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被束缚在缝纫机上。缝纫机是小说中一系列令人费解的机器之一，是奴役人的工具。她发现自己被缝纫机的针齿里吐出的布匹绊倒，随后针齿开始狼吞虎咽，最初被吞食的是布，继而是尼娜。她发现布原来就是一幅“有着所有国家的世界地图”，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她都是无国籍者。

从尼娜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默多克对韦伊理论的回应：人需要一个居住于其间的社会群体，需要有根，是某个人而不是无名氏。丧失家园是最为可怕的社会疾病，它与权力和权力人物的产生既互为因果，又相辅相成。尼娜是默多克描写的“丧失家园的极端典型”[20]，作者通过尼娜刻画了受难概念的社会效果。

4

《逃离巫师》中的最大的权力人物密斯恰，对所有在伦敦的受害者而言，他是臆想之源。他部分通过卡尔文·布莱克的计谋来征服他们，而布莱克是“密斯恰思想中黑暗的那部分”。布莱克和尼娜都是密斯恰彻头彻尾的奴隶，是精神被麻醉的受害者。不同的是，他是本人丧失家园后使他人丧失家园的典型，敲诈勒索是他的拿手好戏。布莱克的时间大都花在为密斯恰干一些肮脏罪恶的勾当，他“就像一个摩非斯特式的人物……通过为他人提供托辞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偷偷地使行动开始。”[21] 不管实际上密斯恰是否给布莱克直接发号施令，反正布莱克给人制造出种种幻觉，使受幻觉迷惑的人像陀螺一样，不停地、疯狂地旋转。所有的人都追求密斯恰，爱他，以与他相识而感到自豪，听他说话就如倾听神谕。

默多克和她同为作家的丈夫约翰·贝利（John Bayley）（摄于1986年）

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为挣脱符咒，使自己重获自由而作出了努力，而符咒就是小说中最大的巫师和难民密斯恰施加给他们的。密斯恰最大的权力在于他能够吸引和玩弄他人的想象力。他的个人形象，即一只眼睛蓝色，一只眼睛褐色，至少部分是周围人的臆想的产物。密斯恰认识到这一点，十分欣赏自己的神秘以及操纵他人的能力。密斯恰把自己同时也被他人看成是中心，正如他对安妮塔所言：“我不因某件特别的事而著名，我就是著名。”（第78页）

密斯恰作为巫师的个人特点，读者不是从作者提供的事实或证据中获得的，而是从他人的第二手报告中得来的。他的权力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人的想象。我们知道尼娜就完全屈从于他的意志。她从一开始就准备做他的奴隶，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无上权力的符号，在他那难以言说的异国情调中蕴含着一种东方的魔力”（第136页），而且密斯恰可以随意处置几十名各种各样的被征服的人。罗莎对于和密斯恰有关的事都深信无疑。她在被卢西威兹兄弟俩折磨得痛苦不堪之后，觉得必须去寻求密斯恰的帮助，她“准备承认自己处于一种符咒之下……她知道即使那时密斯恰忽略她的存在，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深深地吸引着她。”安妮塔在第一次见到密斯恰时，就很受迷惑，此后她一直绝望地找寻“某种魔力”，以抵御密斯恰的出现给她带来的不可理喻的痛苦。密斯恰的房子就像一座迷宫似的令人迷惑。密斯恰借此控制着他人，正如评论家詹姆斯·格丁所言：“房子本身也反映密斯恰的人格，迷宫般的结构有助于使他在他人看来是那样的神秘和有吸引力。”[22] 密斯恰在这所房子里举办了盛大的晚会，所有被邀请的人都把晚会理解为是一个赎罪和崇高的时刻。他们聚集在一起，激动得满脸通红。然而，实际上，“他们的希望、全神贯注的期待和因被邀请而感到的自豪，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毫无根据的。”[23]

密斯恰的神秘还集中体现在他作为邪恶的控制者和被动的无辜者这种令人费解的双重性上，他的权力被视为是两者难分难解的组合。他作为冷酷权贵的公众形象，与他私下里作为孤独和忧伤的情人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两次被人看见站在海边的悬崖上，安妮塔注意到他的惊恐。作为他身后的背景的是一个这样的世界，那里充满着苦难和战争的暴力，那里的爱和人间友情已经死亡或正在死亡。当密斯恰回忆起童年遭遇时，禁不住泪流满面。

小说中惟一一位没有受密斯恰迷惑的人物是彼德。连他都对密斯恰身上相距如此之近的残酷和怜悯颇为不解。密斯恰把权力看成是保护，而保护又自相矛盾地导致毁灭。他被迫毁灭他保护的东西，如鸡、“奴隶”和女人。他问彼德：“你是否曾经觉得，好像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东西都需要你的保护？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每一件东西，甚至这个魔方。”（第204页）彼德没有这种感觉，可是密斯恰意识到令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和软弱，对他来说，“保护的冲动被转化成一种杀戮的需要。”[24] 他告诉彼德：“如此贫穷和毫无抵抗能力……那是保护它的唯一途径。如果神杀死我们，那不是因为他们要活动四肢，而是因为我们使他们充满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怜悯，一种恶心。”（第204页）在密斯恰思想里，怜悯等同于爱。然而，对默多克来说，怜悯是残酷的，是对爱的拙劣的模仿，因为它否定他人的独立尊严。正是密斯恰对尼娜的怜悯，使他既挽救了她，又使她成为他的一件东西，剥夺了她的自由和个体性，直至死亡成为她惟一的求助对象。

默多克和她同为作家的丈夫约翰·贝利（摄于1997年）

密斯恰身为他人眼中的权力人物，永远无法与他人在爱的基础上建立联系。他的爱的理论是抽象的，使用的词语也是非人性化的。他站在像上帝那样的高度总结爱的“真谛”。他想爱一个自由真实的女人，为此他要造就这样的一个女人，方式却是先“粉碎她”：“有一种智慧型女人……某个时候在他们身上会有一种毁灭、一种灾难。所有的结构都被摧毁，剩下的只有外表、躯体和肉体的智慧。我们可以通过粉碎她来造就这样的女人……首先必须做的是摧毁她的情感。每一个女人如此简单地相信情感、一个女人的爱只有当其中的浪漫成分被清除贻尽之后才具有价值。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第130-131页）密斯恰操纵罗莎，不是把她看成一个独立的人，而是一件物品，一个在自我发现的过程中需要被人训练的主体。作为权力人物的密斯恰当然永远无法得到真爱，这是由他与别人的关系决定的，因为爱是“非暴力地理解差异”以及偷快地感受他人无穷尽的差异性，爱永远不需要改变另一个个体。

虽然密斯恰被周围的人看成是一个神秘的人，但是权力人物的角色和他所拥有的权力，并不能使他逃离他的命运，即只能生活在一个枯燥的、没有爱的世界中。密斯恰与他人的关系不是怜悯者与被怜悯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摧毁者与被摧毁者之间的关系。密斯恰也许是某些人的永远的巫师，但也有些人会逃离巫师。他们可能不会离巫师太远，但是，通过逃离本身，他们或许能摆脱臆想的符咒，获得无私的爱。

默多克在小说《逃离巫师》中探讨了权力和权力人物的主题。在刻画权力人物的权力时，默多克所强调的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扩张性，而是他人的感受，正如她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有人把规则强加于他人，反而为他人所喜欢，这是权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通常想崇拜某人，他们选某人为首领，一些人得到足以让他们洋洋得意的名声，他们能扮演人们赋予他们的角色……人们喜欢这样，他们喜欢在自己的环境中让某些类似虚构的东西大行其道，并甘受其凌辱。”[25] 默多克无论是在其关于人性的理论上，还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上，都探索性地尝试着回答了她自己提出的问题：“很多人为什么以及怎样服从一小部分人的？这是怎样发生的？魔力何在？”[26]

默多克关于权力和权力人物的小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小说，如她声称的那样，“尽管我的小说中有许多政治，但是我不是在写政治小说。”[27] 这类小说蕴含着作者对当代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入思考，对现代人不无启迪。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默多克的权力人物完全不等同于尼采的超人。尼采在他心中“杀死上帝”之后，打破基督教价值体系，把超人的所有权力赋予人，让人站在上帝的位置。[28] 默多克虽然也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但她不是用权力人物而是用“Good”（善）来代替“God”（上帝）。[29] 尼采的超人和默多克的权力人物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超人把自己的良知等同于上帝那无可比拟的智慧，而对权力人物而言，他的权力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人的臆想或迷惑。周围的人只有打破迷惑，才能看清真实，逃离巫师。

默多克的代表性小说

[1] Iris Murdoch, “Against Dryness; A Polemical Sketch” in The Novel Today (ed. Malcolm Bradbury), London/Manchester, Fontana / Collins, 1977 , p. 30.

[2] Iris Murdoch, The Fire and the Sun: Why Plato Banished the Artists, Oxford, Clarendon, 1977, pp. 46 -47.

[3] Herald Bloom, ed., Iris Murdoch: Modern Critical Views,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 71.

[4] Iris Murdoch, The Nice and the Goo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8, p. 150.

[5] Iris Murdoch, “Knowing the Void; Review of the Notebooks of Simone Weil,” Spectator, November 2, 1956, p. 613.

[6] 例如，启蒙主义大思想家、浪漫主义思想的先驱人物卢梭就“一反基督教的‘原罪’论，将苦难当作享受，把情欲扮着天仙，使人们以敞开流泪为乐。”详见王佐良著《英诗的境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92页。

[7] [29] Iris Murdoch,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0, p. 82, p. 47.

[8] Iris Murdoch, The Unicor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3, p. 99.

[9] [11] [26] [27] David J. Gordon, Iris Murdoch's Fables of Unselfing,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 London 1995, p. 64, p. 62, p. 63, p. 63.

[10] 雅克卡博《信仰与重负——西蒙娜·韦伊传》，顾嘉琛、杜小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43页。

[12] Michael Thorpe, Notes on Literature: Unicorn, Number 168, The British Council, p. 2.

[13] [18] Frank Baldanza, Iris Murdoch, New York, Twayne, 1974, p. 47, p. 44.

[14] [23] Elizabeth  Dipple, Iris Murdoch; Work for the Spirit, London, Methuen, 1982, p. 141, p. 140.

[15] Iris Murdoch,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London, Chatto&Windus, 1956, p. 7.

[16] [17] Zohreh Tawakuli Sulllivan, “The Demonic: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in Iris Murdoch: Modern Critical Views (ed. Harold Bloo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6, p. 75, p. 83.

[19] [20] [24] A. S. Byatt, Degrees of Freedom: The Novels of Iris Murdoch, London, Chatto&Windus, 1965, p.44,p. 46, p. 57.

[21] Linda Kuehl, “Iris Murdoch; The Novelist as Magician/The Magician as Artist” in Contemporary Women Novelists (ed. Patricia Meyer Spacks), New Jersey, Prentic-Hall, Inc., 1977, p. 97.

[22] James Gindin,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New Accents and Attitud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85.

[25] Christopher Bigsby, “Iris Murdoch” in The Radical Imagination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terviews with English and American Novelists, London, Junction Books, 1982, p. 226.

[28] F-J. Thonnard, A Short Histor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Desclee&Cie, 1956, p. 946.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本公号发表的文章，版权归《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所有，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内外一体

文史一家

扫码关注